《春秋》之“意”、之“例”，全靠《春秋》之“辭”顯現。《春秋繁露·正貫》曰：“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春秋》正是通過遣詞造句，既描述不同的情狀，又暗寓不同的態度。情狀與態度合起來，表達著《春秋》之大義。由此可見，處理《春秋》之辭，是詮釋《春秋》的一個不可逾越的環節。董子對待《春秋》之辭，大致圍繞著兩大原則：一是“深察名號”、“詰其名實”；一是“見其指不任其辭”。這兩方麵既矛盾又統一，也體現了董子辯證的詮釋學思想。一、“深察名號”、“詰其名實”理解《春秋》之辭是詮釋《春秋》的先決條件。如何理解《春秋》之辭，首先牽涉到一個詞語--也就是“名號”的來源問題。董子認為物之名來源於“天”。《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曰：
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以發天意。
這裏又關涉對董氏之“天”理解的問題。如前所言，董氏之“天”是一無所不包之大“象”，象征的是無所不在、貫通古今的生命大本。生命大本並不是什麼外在的實體，它就在萬有生命現象中顯現，與萬物體用不二，即用即體。《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曰：“天無所言，而意以物。”作為生命大本象征的“天”無法直接言說，就以萬物來言說著“天意”。那麼，聖人通過仰觀俯察，探頤索隱，自萬物而體察“天意”之所在，從而就有了名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謞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施命謂之名”。由此可以看出，董子說名號來源於“天”的真實意圖。說名號來源於天，實際上還是指名號來源於萬物之自本體。這層意思，董子在《春秋繁露·天地施》中直接表示為：“萬物載名而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董子這種觀點明顯受《管子》影響。《管子·心術》：“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正是由於萬物“載名而生”，所以董子強調“名”的真實屬性。《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曰：“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聖人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真也。”萬物自在地呈現著自身，人通過對萬物的細致觀察，了解事物之真實，了解事物之“大理”，有了生命體驗，有了“天意”，從而名之號之。《春秋繁露·天地施》曰：“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而要表達真實也隻有通過文辭。由名號產生的過程可知，“名號之由人事起也”，其中凝結著人類對萬物生命的認識。人們給事物命名，往往是以事物的某些特征為根據。因而名號一旦確立，也就指向一定的意義。《春秋繁露·天道施》曰：“然而（不）可易也，皆有義從也。”在此基礎之上，才談得上“正名”。很明顯，董子說名號根源於“天”，意在強調名號的本體意味。董子認定名號有本體來源，所以“正名”就有重大意義。第一，名號能區別事物。《春秋繁露·精華》曰：“《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又《春秋繁露·天地施》曰：“名者，所以別物也。”具體到“名”與“號”，又有分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曰：
名眾於號，號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杓，秋曰嚐，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獼。
《春秋繁露·天地施》曰：
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私名，此物也，非夫物。
所謂“號”，董子又曰“洪名”，其特征是“凡而略”、“獨舉其大”，在《荀子·正名》叫“大共名”，在賈誼《新書·先醒》稱“博號”，都是“通名”的意思，相當於現代語言學中的屬概念。所謂“名”，董子又曰“私名”孫詒讓雲：“《墨子·經上》‘名達類私’，說雲：‘名物達也，命之藏私也。是名也，止於是物也。’與此私名義同。“名”與“號”是種與屬的關係，所以董子曰：“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兩者統一於“無有不皆中天意者”。有了“名”、“號”，那麼就可以恰如其分地稱名事物。人們需要從大的方麵給事物分類，這就用得上“號”。要想將同一類事物更精確地區分開來，這就用得上“名”。一方麵，人們確立的“名號”可以區分事物；另一方麵，要區分事物也必須建立“名號”，這也是董子說“名號之由人事起也”的理由。第二，引名可以審是非。《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曰：
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
這就是中國古人尤其看重的“正名”的方法論。最早提倡“正名”的是孔子。《論語·子路》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孔子反複強調“正名”在社會生活中重大意義，並將其定為實行王政的首要條件。孔子之後的公孫龍更注意到“正名”的一般原則，《公孫龍子·名實論》曰：“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正名的關鍵在於使“彼唯（唯，應也）乎彼，使此唯乎此”，使彼此的名與實相符。隨後墨家也講“正名”，所說如公孫龍子大致相同。先秦學術中，荀子為集大成者，論“正名”也數荀子最詳。荀子整合前人的“正名”學說，在《正名》中提出一整套係統的“正名”理論。他認為應有王者來製名，製名的目的在於明貴賤、辨同異，製名重在使“異實者莫不異名”、“同實者莫不同名”。荀子還指出當時的名家及墨家的許多辯說，要麼是“用名以亂名者”，要麼是“用實以亂名”，要麼是“用名以亂實”，均屬應加以禁止的“三惑”之列。荀子對“正名”理論做了係統的總結。到董子，他對儒家之“正名”理論的發展又有貢獻。董子一方麵，強調“名號”的本體來源，如前所述；另一方麵，又提示“義”在“詰其名實，觀其離合”中的重要作用。名號一旦確立，“然而（不）可易也”，因為“皆有義從也”。也就是說，古人通過觀察事物之理，從而為之“名號”。“名號”一定程度上真實地反映著事物的本質特征，這就是“義”。“名”的背後有“義”，所以正名的關鍵在明“義”。《春秋繁露·天地施》曰：“故正名以名（明）義也。”也正是因為名有“義”，所以古今中外的人都能理解“名號”。如董子所言：“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而不亂，名之義也。”所謂“深察名號”，就是要獲得“名”後之“義”，通過人的生命體驗，將“名”還原成“義”，這樣方能與“實”相較而“觀其離合”。譬如董子論“王號之大意”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