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董子詮釋《春秋》，實際上是對《春秋》之意、例、辭三者辯證處理的過程。當然，我們從中確實也可以窺見，《周易》所揭示的意、象、言三者之間的關係哲理對董氏詮釋學思想的深層次的影響。但是筆者認為，董子在詮釋《春秋》過程之中，能夠做到“從變從義”，能夠做到“任其指不任其辭”，根本原因是由於他自身的生命體驗鼓蕩其中。或者說，他之所以能夠如此辯證地詮釋《春秋》，主要來自於他自身生命體驗的內在動力。這就是董子的經學與以章句訓詁為主的經學的本質區別。曆來討論董子《春秋》學的，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申述理由依次如下：首先，董子反複強調應將詮釋者的生命體驗引入詮釋文本的活動之中。如在論及趙盾之獄時，董子提出：“逆而罪之，不若徐而味之。”《春秋繁露·玉杯》。也就是說，與其簡單地給趙盾加上罪名，不如慢慢地體味其中的曲折。他還說：“且吾語盾有本，《詩》雲：‘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心也。”也就是要根據趙盾平時的言行與當時的處境，設身處地地體驗到趙盾當時的內心世界。再如董子說：“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雲：‘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春秋繁露·竹林》。董子所言之“思”，當然也有理性的成分。但是毫無疑問，其中最主要的是具體的真實的生命體驗，而絕不會是抽象的邏輯概念的運思。所引《詩》句，不存於現有《詩經》之中，卻被《論語·子罕》所引，估計是古逸詩。何晏雲：“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詩》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所謂“大順”，就是指生命之大道。生命大道隻有靠生命體驗方能獲得，權然後合經適道。如前文所言，真要做到權衡得當，就必須讓生命體驗參與其中《中庸》另引《詩》句說明生命之道來自人的生命體驗：“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雲：‘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董子在此引用古逸詩句與孔子之言，目的在於強調詮釋文本之時，詮釋者的生命體驗必須貫注其中，這樣才能消解辭、例的遮蔽，而得孔子《春秋》之旨。其次，董子詮釋《春秋》時時處處都敞開著自己的生命體驗。有時他就直接表露出自己的情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鄰國，豈直免弑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春秋繁露·精華》。細細咀嚼此段文字，我們自會感受到這裏沒有道德說教，流淌在字裏行間的是董子的真情實感。
魯莊公、宋殤公知賢而不能任用，造成身死國危的慘劇，引起了董子生命最深層的生命體驗。他一則曰“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再則曰“此吾所悁悁而悲者”。這些靈魂深處的感受，昭示著他對“任賢臣”的大聲呐喊，對知賢而不能任用的當權者的譴責。董子評價曆史事件，尤其強調曆史事件給予人的情感體驗。他說：“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己立之，己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春秋繁露·精華》。關於晉之禍，“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前文已有評述，就此略過。齊之禍，《春秋·文公十四年》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本是未逾年之君，應稱“子”或“子某”。稱“君”是為了加重公子商人弑君的罪惡，因為舍之為君，公子商人立之，又殺之。對於晉、齊之禍，董子突出事件本身給予人的強烈的傷痛而敦重的生命體驗。董子詮釋《春秋》重視生命體驗，還表現在代《春秋》設辭。如《春秋繁露·楚莊王》中論晉伐鮮虞而《春秋》夷狄之。“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公羊傳·閔公二年》：“莊公死，子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雲：‘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這段話全以魯人的口吻說話，代《春秋》而設辭，直接而巧妙地表達了董子自己對晉國無禮行為的感受。再如《竹林》中論逢醜父殺其身以生其君為不知權，認為逢醜父雖舍身救君，卻陷君於不義。在此董子代逢醜父而設辭曰：“醜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董子評論《春秋》事件，多是從人的生命體驗處著眼，例如我們前文已經分析過的趙盾弑君一事、奚齊被稱君之子一事、司馬子反與宋平一事等等。從中我們自可體會到，董子評論曆史不是從抽象的理論教條出發，而是以具體真實的人生體驗為基礎來展開議論的。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化中具象思維方式的一種表現。以下還是以“司馬子反與宋平”一事來說明這一點：《春秋·宣公十五年》曰：“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雲：“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之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圉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