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風雲際會
◎ 走進清華園
1925年，隆冬。
薄霧輕啟，天色微明。慘淡的星光下，一個單薄瘦削的中年人攜一黃發碧眼的幼兒，悄然離開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暗灰色的公寓，冒著清晨凜冽的寒風，乘車向大街盡頭駛去。兩天後，二人轉乘的汽車穿越卡納比埃爾街（La Canebiere），很快抵達碧海青天、雲飛浪卷的馬賽港。中年人提著行李，深吸了一口帶有海腥味的空氣，健步踏上停泊在港灣的豪華郵輪，身後的幼兒既興奮又好奇地隨即跟進。陣陣汽笛聲中，一老一少作別歐洲大陸，穿越波滾浪湧的地中海，向闊別日久的東方故國駛來。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現在北京西郊清華園荷塘的岸邊，他那清臒的麵容與擺動的灰布長衫，隨著微風飄拂的花香，很快進入學界的視野。
——時年三十七歲的陳寅恪受好友吳宓舉薦、清華校長曹雲祥聘請，告別長達十六年的海外遊學生涯，來到這所浸潤著歐風美雨的大師之園，以教授身份，開始了傳道、授業、解惑的人生之旅。
成立於1911年的清華學堂，翌年改為清華學校。因學校是由“庚子賠款”資助起家，在最初的十幾年中，一直作為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而設置。學生進入清華園，主要學習英文和一些歐美文化知識，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相對薄弱。1924年初，在各方鼓噪和社會大潮湧動中，清華學校進行改革，正式啟動“改辦大學”程序。這年10月，根據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草擬的組織綱要，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研究院。由於財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諸方麵的限製，最終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也就是後來被社會廣泛稱謂的國學研究院，培養目標是“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學科範圍包括中國曆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考古學等，同時吸收歐美、日本等國際學術前沿的優秀成果，重建中國傳統學術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提出的：“故今即開辦研究院，而專修國學。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1】
計劃既定，清華校長曹雲祥立即動員原遊美學務處第二批庚款留學生，以第55名成績放洋美國，並於1917年歸國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學院哲學教授胡適（字適之），到籌建中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院務。時年三十四歲，尚不算糊塗的胡氏立即推辭，表示隻做顧問不就院長，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製，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術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聽罷深以為然，當場表示請胡出任導師，廣招天下士子名流，親身示範，以保留、綿延中國文化之血脈雲雲。盡管胡適此時的學問日益精進，地位和名聲在新派學界如日中天，但他畢竟算是個心中有數之人，麵對曹校長的一番抬舉，並未得意忘形，更沒敢輕視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等諸位前賢大儒的真實存在，忽略其作為文化昆侖在天下儒林所展現的“高山仰止”的偉岸身影。他清醒且謙虛地說道：“非第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2】曹校長見對方態度誠懇，又覺此言甚在情理，於是決定按胡適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諸行動。
1925年2月，在曹雲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三十二歲的吳宓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
按照當初胡適的建議，曹雲祥讓吳宓拿著自己簽發的聘書前往幾位大師住處一一聘請。曾任宣統朝五品“南書房行走”之職、時年四十九歲的王國維，作為清王朝最後一位皇帝——溥儀的“帝師”，自然屬於舊派人物。此前，曹雲祥曾托胡適向王氏轉交過一封非正式的印刷體聘書，並讓胡對王就研究院性質與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釋說明。聘書送到後，胡適怕這位性格內向的學術大師優柔寡斷，又動用自己的汽車專門拉著王國維在清華園轉了一圈。王氏見園內風景優美，學校頗具規模與秩序，始有進清華的念頭。此次吳宓在登門之前，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究，認為還是按老禮節行事方能把事情辦成。2月23日，吳宓持清華校長曹雲祥簽發的聘書來到北京城內地安門織染局十號王國維宅院，待進得廳堂，見到坐在椅子上的王國維，先行三鞠躬禮，而後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動，覺得眼前這個吃過洋麵包的年輕人，居然把自己當作一個有身份的前輩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頓覺有了麵子，心中頗為舒暢痛快，當場答應下來。據《吳宓日記》載：“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係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3】
王國維雖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從，像這樣工作調動之大事還得按舊規矩向“皇帝”稟報，看“上麵”是否“恩準”，然後才能正式決定行止，否則有失體統。於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獨自憋了些時日，又偷偷跑到天津日租界張園“行在辦事處”，見到遜帝溥儀（南按：時溥儀已被馮玉祥部隊逐出紫禁城），最後“麵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4】，才放下心來，回到居處收拾行李，於4月17日攜家人遷往清華園古月堂居住（秋遷入西院十六、十八號），就任國學研究院教授之職。
王氏到校，立即在師生間引起轟動。鑒於他在國學界如雷貫耳的顯赫聲名，校長曹雲祥有意請其出任研究院院長一職，王卻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堅辭不就，執意專任教授”。曹校長想到吳宓在籌備過程中精明能幹，頗有些組織能力，便與之商議，請他出任院長。為人謙恭的吳宓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顯耀的職務，淩駕於王、梁等國學大師之上，曹雲祥心領神會，采取變通之法，改聘吳氏為國學研究院主任。【5】
與王國維處事風格不同的是，時年五十三歲的梁啟超一見吳宓送達的聘書，極其痛快地接受了。梁氏盡管年過半百，思想不再像當年“公車上書”時，憑一介書生之血氣與康有為等舉子在北京城奔走呼號，掀起著名的“康梁變法”滔天巨浪那樣激進，且已有保守之嫌，但憑借他那明快暢達、開一代學風的《飲冰室文集》和現代史學的奠基之作《中國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動的學術大師地位。當時中國學界曾稱“太炎為南方學術界的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界的北鬥”，南北兩大巨星相互映照，構成了20世紀上半葉史學星河中一道亮麗的風景。
王梁二位大師應聘後，按當初胡適的提議，清華方麵欲聘另一位名蓋當世，為天下士子服膺的國學大師，外號“章瘋子”的章太炎前來聚會。但自視甚高，目空天下士的章氏不願與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因為章在日本時，經常和梁啟超打筆墨官司。另外章氏公開反對甲骨文，說那是羅振玉串通奸商們鼓搗出的假冒偽劣產品，信它就是妄人，而王國維恰是跟從羅振玉習甲骨文，從中發現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名號而震動學界、聞名於世的。因了這些瓜葛矛盾，章太炎得此禮聘，“瘋”勁頓起，當場將聘書摔在地上，並高聲示眾，以示決絕之態。自此，“章瘋子”失去了在清華園一展“瘋”采的機會，清華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師。
國學研究院既開，第一屆招收了38名學生，僅王梁二位導師顯然不足以應付。於是，清華教務長張彭春積極薦舉與自己同期留美，時年三十四歲，才情超群，知識廣博，號稱“漢語言學之父”的哈佛博士趙元任前來任教。曹校長聞知，欣然同意，立即發電聘請。正擔任國學研究院主任之職的吳宓，一看張氏薦舉了自己的同窗故舊，也不甘示弱，靈機一動，借機向曹雲祥推薦了自己在哈佛攻讀時的同學，這便是後來被譽為中國史學界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的陳寅恪。
原籍陝西涇陽的吳宓（字雨僧），1916年於清華學校畢業，次年赴美留學，初入弗吉尼亞大學，後轉入哈佛大學就讀。獲得學士學位後，繼入哈佛研究院師從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學。就在這個時候，來自江西義寧的陳寅恪經在美國哈佛就讀的表弟俞大維介紹，入哈佛大學師從東方語言學大師蘭曼（Lanman）學習梵文與巴利文。既進哈佛校園，自然要與中國留學生結交，陳寅恪很快與薑立夫、梅光迪、湯用彤等輩相識，當然還有終身摯友吳宓。其間，由於陳寅恪、吳宓、湯用彤三人才華超群，成績卓著，引起中國留學生的矚目，一時有“哈佛三傑”之譽。而作為三傑之一的吳宓，則對陳寅恪的學問人品推崇備至，讚為人中之龍，相識不久即以師長待之。
吳宓有寫日記的習慣和毅力，也是日記高手，行文優美，議論獨到，內中充滿了真性情和對世事的深邃見解。與好論政治時勢的胡適日記大為不同，吳氏日記中珍貴的史料價值與引人入勝的“好看”程度，為學術界所推崇，是研究陳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據已整理出版的《吳宓日記》載，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讀碩士學位的吳氏受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之請，做《紅樓夢新談》演講。主要是“用西洋小說法程（原理、技術）來衡量《紅樓夢》，見得處處精上，結論是：《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小說，世界各國文學中未見其比”【6】。
當吳宓在講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講時，剛進哈佛大學一個月的陳寅恪在俞大維陪同下前往就聽，見吳宓意氣風發，且搖頭晃腦沉醉其中，對《紅樓夢》中人物景象，隱語暗線，起承轉合，皆說得有聲有色，頭頭是道。陳寅恪對吳宓的才學留下了深刻印象並流露出欽佩之情，很快作《紅樓夢新談題辭》一首相贈，詩曰：
等是閻浮夢裏身，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虞初號黃車使者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7】
吳宓初得陳寅恪詩，驚喜交加，認為在異國他鄉書劍飄零的孤獨歲月，不僅遇到了一位難得的知音，同時得到了一位亦師亦友的貼心好兄弟。這位似師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隨自己一生，並作為道德學問之楷模，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昭示著前方那漫長的人生之路。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誌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8】字裏行間，跳躍著作者喜悅的音符，洋溢著相遇相知的喜悅，觸動了雙方心靈深處的熱血情懷。自此之後，吳陳二人作為同學加密友，攜手並行，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感人肺腑的管鮑之交。也正是得益於陳寅恪的鼓勵與幫助，吳宓所學日漸精進，在“紅學”研究中深得神韻，終於成為開宗立派、獨領風騷的一代宗師。為此，吳宓深為感激，並多次提及此事。許多年後，對於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仍不無感慨地說道：“1919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區之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後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其曆年在中國文學、史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9】縱觀吳宓一生為人為學之品性，此說當為其鬱結於心靈之感慨，發自肺腑之顫音。
1921年夏秋，吳宓獲得碩士學位後歸國，先後出任東南大學和東北大學教授，致力於西方文學教學和研究，同時兼任號稱“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的《學衡》雜誌主編。盡管這份以梅光迪、柳詒徵等人為主要創辦人，吳氏為“學衡派”領袖的雜誌，遭到了另類派文化領袖陳獨秀以及幹將胡適，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強烈抵製與猛烈抨擊，雙方就此結下了梁子，但與胡適關係相當密切的曹雲祥，並未因此類江湖恩怨偏袒一方。當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處成立後，曹氏慕吳宓才學與名聲，力主聘其回母校為國學研究院籌備鳴鑼開道。吳不負厚意，很快辭去東北大學教職，懷著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進水木清華那寧靜安逸的校園，竭盡全力協助校長曹雲祥積極物色延聘國內“精博宏通的國學大師”（吳宓語）來院執教。就在這樣一個曆史進程的節骨眼上，遠在萬裏之外的陳寅恪，迎來了踏入清華園一試身手的曆史契機。
此時，陳寅恪已由美國哈佛大學轉赴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他得到清華聘請的電文後，經過一番思量躊躇，答應就聘。由於購書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起程歸國，又因母喪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陳寅恪向校方請假在家中逗留了約半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入清華校園的大門。而這個時候，吳宓因與教務長張彭春矛盾加深，已辭去研究院主任之職，改任清華外國語言文學係教授。曾經薦舉趙元任步入清華講壇的張彭春，也在與吳宓等人的紛爭中敗下陣來，被學生趕出了清華園，研究院事務由新任教務長梅貽琦兼理。【10】
混戰過後，處於多事之秋的清華園又恢複了往日的平靜。在蛙鼓蟬鳴與陣陣熱風吹蕩中，隨著陳寅恪擺動長衫緩緩登上承載著文化使命的聖潔講台，一個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後世廣為流傳並影響深遠的“四大導師”陣營業已形成，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了它的巔峰時代。
這年11月16日，清華學校教務長梅貽琦來到陳寅恪的住所商談，欲聘請一位大字號“海龜”（海歸）來校出任中國文史教授，以充實清華的文科陣容，壯大學校的整體實力，為即將改製的清華大學再加砝碼。陳寅恪稍加思索，脫口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這便是聲名赫赫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當時仍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的他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 從北大到柏林
陳寅恪所薦舉的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896年出生於一個儒學世家兼破落貴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漸乃大清開國之後順治朝第一位狀元，後晉升為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宰相職，權傾一時，威震朝野。傅以漸之後，傅門一族家業興旺，曆代顯赫，故聊城傅宅“狀元及第”的金匾高懸於門額，在當地有“相府”之稱。
傅以漸這位後世子孫——傅斯年，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繼孔聖人之後兩千年來又一位“傅聖人”。隻是這位現代“聖人”與古代那位夫子不同，傅斯年生得肥頭大耳，身材魁梧，雖不是梁山泊那一幫聚眾鬧事者的後代，卻具有梁山好漢的相貌與血性，心高氣傲，目空一切，接人待物具有泰山壓頂般的磅礴氣勢。此人在出產小說《水滸》人物的地理環境中，經曆了十餘年家塾與官學修煉，於1913年十八歲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類甲班就讀，憑借其深厚的國學根基與聰穎頭腦，每次考試均名列前茅。1916年秋，轉入國學門繼續深造。【11】1918年春夏之交，傅氏在進入北大第五個年頭的曆史性轉折時刻，與同學好友羅家倫等人一道，以陳獨秀、胡適等教授主編的《新青年》為樣板，搞起了一個叫作《新潮》的刊物，學著《新青年》的樣子開始鼓吹新思想與新文學。這一做法在得到許多具有新思想的年輕人與“憤青”歡呼追捧的同時，也遭到不少傳統儒生的反對與抵製。當時的北大學生，後來曾在史學界呼風喚雨的顧頡剛曾說過，傅斯年們搞的那一套把戲，“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通過這個刊物把北大文學院的國粹派罵倒”【12】。這是顧氏與傅斯年大動幹戈，徹底決裂之後的一家之言，未免有意氣用事的味道。按傅斯年與同人們當時的理想與做派，不隻是把“國粹派”罵倒了事，其中還夾雜著一種更具社會革命意義的構想，那就是“用手段高強的文學包括著‘人’的思想，促動大家對於人生的自覺心，是我們的使命”。“未來的真正中華民國，還須借著革命的力量造成。”同時，“未來的真正的中華民國靠著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夾在新文學裏”等理想與具體的實踐活動。【13】當時所謂的“國粹派”或“國故派”，指的是北大國學教授劉師培、黃侃（字季剛）、辜鴻銘等名重一時的國學大師。這一派係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張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相左。當時年輕的陳獨秀、胡適之輩，正以《新青年》為陣地不斷發表其政治文化主張，大張旗鼓地煽動全國大小知識分子與芸芸眾生，放棄古文而改用白話文寫作，欲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場狂風暴雨式的新文學革命。
這個時候與胡氏同住在北京城內胡同的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也雙雙加入這一倒孔反封的陣營中來，參與《新青年》編務，並成為這一陣營中衝鋒陷陣的驍將。1918年5月，周豫才以魯迅的筆名，在《新青年》發表了第一篇具有重大曆史轉折意義的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發出了“鐵屋子裏的呐喊”。此後三年間，魯迅陸續在《新青年》發表小說、白話詩、雜文、譯文等50餘篇，與胡適等人結成了同一戰線的盟友，向“吃人”的封建禮教亂棍飛擊，發出了“救救孩子”等呼聲。在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上，胡適與魯迅均在曆史的大潮中奮力承載著啟蒙主義者的曆史使命，發出大海潮聲：“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14】
陳、胡、魯等一幹人馬如此激烈的主張和做法，惹惱了當世的“聖賢”大儒，遭到了北京大學“拖辮子複辟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之一的劉師培和一位“兩足書櫃陳漢章”（羅家倫語）以及章太炎的及門弟子黃侃等名流大腕的強烈反對與回擊。這些當世名儒謂陳獨秀、胡適之輩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狂言亂語、歪理邪說。於是，北大校園內，傳統國學派與新文化派展開了勢如水火的激烈爭鬥。號稱一代經學大師、“傲慢無比”（陶希聖語）、盛氣淩人的黃侃老夫子曾當著北大許多教授的麵，對年輕的胡適公開戲謔道：“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究其故。黃說：“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應該叫胡適，應該叫‘往哪裏去’才對。”【15】胡氏冷不丁經此一擊，頗為尷尬，一時竟無言相對。
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社會風潮洶湧奔流，傳統國學派與新文化派的較量，在北大這個既封閉又開放的圈子裏呈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之勢。每當新派的胡適鼓吹用白話文寫文章“既明了又痛快”時，傳統國學派的黃侃便對之曰：“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裏有痛快的事，金聖歎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16】為了證明文言文較白話文優秀，黃侃在課堂上公然講道：“胡適之口口聲聲說白話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說胡適的老婆死了，要發電報通知胡博士回家奔喪，若用文言文，‘妻喪速歸’即可；若用白話文，就要寫‘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呀！’十一個字，其電報費要比用文言文貴兩倍多。既費錢又囉唆，多糟糕？”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黃老夫子以勝利者的姿態搖頭晃腦得意起來。【17】如此接二連三地重拳出擊，搞得胡適灰頭土臉，頗栽臉麵，不得不再度聚集兵將設法給予對方更猛烈的反擊。於是，北大國學派與另類文化派越來越呈不把對方徹底打趴弄翻在地，決不收兵之態勢。【18】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毛子水等20餘名學生，自動組織起校內第一個響應另類文化運動的學生團體——新潮社，並創辦《新潮》雜誌，胡適應邀擔任該雜誌顧問。在胡適或明或暗的運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塊大洋的公款資助。自此，以傅斯年為首的革命小將，公開為新文化派擂鼓助威，以達到把劉師培、辜鴻銘、黃侃等經學大師徹底罵倒，使之一個個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眼珠亂翻，或幹脆翹了辮子，令大家真正“痛快”一下的目的。國故派們眼見對方勢力大增，不肯束手就擒，在黃侃親自組織指揮下，學生張煊（南按：後來為張學良機要秘書）等人，很快弄出了一個稱作《國故》的雜誌，以維護傳統文化為己任，與《新潮》對抗交鋒。但《國故》始終處於劣勢，難敵《新潮》巨浪衝擊。未久，北大文科學生張國燾、易克嶷、許德珩輩又糾集一百餘眾，成立了一個名為“國民雜誌社”的團體組織，創辦《國民》雜誌，由張國燾任發行人兼經理，搖擺於新舊兩派之間。可惜這一魚龍混雜、綠林草莽氣味濃厚的團體，內部很快分化，產生了所謂的舊派、新派與走中間路線的調和派等亂七八糟、令人眼花繚亂的派別。一時間，北大校園內泥沙俱下，各種文化思潮如烏雲滾動中爆裂的雷電，相互碰撞、激蕩、交融。在一串串耀眼火花的閃亮躥動中，終於引爆了20世紀黑暗中國的第一聲驚雷。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大規模反帝愛國學潮。當此之時，整個北京高校校園與街頭閭巷，風卷浪滾，豪傑並起，猛士如雲。胡適麾下頭號愛將傅斯年，盡管還沒有成為滿身散發著西洋氣味的“海龜”，而隻是一隻“富於鬥勁的蟋蟀”（羅家倫語），正是由於這個罕有的“鬥勁”，才更加引人注目地在這股世紀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學潮爆發後，傅斯年作為北京學生遊行隊伍總指揮，肩扛上書“還我山東，還我青島”等字樣的大旗，揮動手臂，率部衝出校園，一路浩浩蕩蕩向京都政治中心天安門奔來。在廣場集結並宣示口號聲威後，大隊人馬又轉赴東交民巷外國使館交涉。在遭到帝國主義者蠻橫阻止後，北京街頭熱切的呼喚頓時變成了聲聲怒吼。在傅斯年指揮引領下，遊行隊伍轉赴趙家樓，以滿腔的愛國熱情與悲憤心境，痛毆了賣國漢奸曹汝霖，一把火燒了趙家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由此揭開了光輝的一頁。
趙家樓的衝天火光映紅了古老的京都，朝野為之震動，社會各階層紛紛起而仿效，並給予極大聲援。驚恐中的北洋政府在調集大批軍警鎮壓的同時，下了查封北大、懲辦校長蔡元培的命令。蔡元培於危難之際沉著果敢地與政府官僚周旋，以減緩各方壓力，安撫學生，勸其複課。同時聯絡組織平津地區的國立大學校長為營救被當局逮捕的學生奔走呼號。當被捕學生全部釋放，被後世譽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為避其鋒銳，於5月8日夜提交辭呈悄然離京，遠走他鄉。
蔡元培走了，學潮漸漸平息，北大幸而保全。作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的傅斯年，也於這年夏天畢業離校，懷著百感交集的心境回到家鄉聊城休整。
這年秋季，山東省教育廳招考本省籍官費留學生，傅斯年赴省會濟南應試，並以全省第二名的優異成績入選。盡管如此，這位“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並沒被主考方放在眼裏，反因他所顯示的壓倒性優勢，壞了欲走後門安插親信的好事而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肉中刺。當權者以傅是五四運動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規蹈矩的學生”【19】，且還是“凶惡多端的學生示威活動的頭頭”“打砸搶燒的危險激進分子”等為由，拒絕錄取。山東省教育廳官員奉命對外的解釋是：假如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國或法蘭西，一不開心，率領一幫梁山兄弟的後代（南按：傅的家鄉聊城出過《水滸》中的武大、武鬆、潘金蓮、西門慶等著名小說人物），再來一個三打祝家莊、火燒獅子樓或趙家樓之類的行動，把法蘭西的羅浮宮、巴黎聖母院等洋人的宮殿，用糞叉子、二叉鉤子或鐮刀斧頭加錘子，三下五除二給弄個底朝天；或哪一天像打虎的武二郎一樣喝高了，借著酒勁兒，把大英帝國的白金漢宮一把火燒個精光，山東方麵乃至整個中國政府將吃不了兜著走。為了消除隱患，斬斷禍根，幹脆來個“斬首”行動，斷了傅斯年出洋的念頭。如此這般，即便傅氏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也不過“土鱉”一隻，再怎麼鬧騰，亦隻能在他家鄉黃河岸邊那塊黃土上翻跟頭，難以蹦躂出山東父母官與各色小吏的手掌心，更不會跑到太平洋或大西洋去興風作浪，揚風紮猛惹是生非了。
這個出乎意料的變數，使傅斯年如同挨了一記悶棍，頓感天旋地轉。傅斯年以及部分正直官員皆表示不能接受這一怪誕的說辭，聲言要訴諸法律。就在決定成為一隻“海龜”還是“土鱉”這一重大人生命運的緊要關頭，以行俠仗義著稱的山東省教育廳一位叫陳雪南（名豫）的科長，出於對傅氏的同情和對貪官汙吏的義憤，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堅持應以考試結果為準，力主傅斯年放洋，並言道：“成績這麼優越的學生，而不讓他留學，還辦什麼教育！”【20】眼看陳科長已不顧自身得失跳將出來與當權者叫起板來，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員也借機出麵為傅氏大鳴不平。另有一群見風使舵，欲走後門而最終落敗者，也趁機煽風點火，四處鼓噪，給既得利益者施加壓力。在四麵楚歌的叫喊聲中，當權者出於各種考慮，終於做出讓步，把傅氏列入官費留學生名單。垂頭喪氣的傅斯年得此喜訊，當場喊了一聲：“我的娘！”差點昏厥過去。待喝下一碗清水，長籲一口氣後，傅斯年打起精神，搓幹手心中那濕漉漉的汗珠，收拾行李返回北大，於同年12月26日，晃動著小山包一樣龐大肥碩的身軀，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輪船赴歐洲，開始了為期數年的留學生涯。
就在傅斯年即將踏出國門之時，上海資本家、著名紡織大王穆藕初表示將陸續捐出10萬元巨款給北大，要求校方選送五位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出國留學。留學期間的費用，比一般官費學生略多。當時的官費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開出的費用為每人每月120美元。在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和胡適等人的策劃下，選出了段錫朋、羅家倫、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等五人。因清朝末年政府曾派五位大員出國考察憲政，時稱“五大臣出洋”，此次五位學子得此惠顧，被坊間戲稱為北大“五大臣出洋”，一時為社會廣泛矚目。當時北大還有一位與“五大臣”勢均力敵的學生孟壽椿，本在預選之內，因名額限製被叫停。“五大臣”憐惜同學手足之誼，頗感過意不去，乃相商每人自願每月隻要100美元，把多餘的錢湊起來增加一個名額，孟壽椿得以好夢成真。穆氏捐款的受惠者實際上已是“六大臣”，隻是“五大臣”的名聲已經叫響，沒有人再去計較是五還是六了。
且說傅斯年到達英國後，先入倫敦大學跟隨史培曼（Spearman，今譯斯皮爾曼）教授攻讀實驗心理學，後兼及生理學和數學、化學、統計學等。1923年由英國至德國，入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比較語言學與史學。傅斯年之所以離英赴德，正如其北大同窗羅家倫所言，“一方麵受柏林大學裏當時兩種學術空氣的影響，一方麵受在柏林的朋友們如陳寅恪、俞大維各位的影響”【21】。
正是為陳俞二人的才學、人格與聲名所吸引，“目空一切”的傅斯年才棄英赴德走進了柏林大學校園。隨著傅氏的到來，形成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上政學兩界名重一時的姻親三角聯盟，同時演繹了一段天才交會過往的曆史因緣。
◎ 北京初會
傅斯年與陳寅恪初次謀麵，是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由同窗好友、陳寅恪的弟弟陳登恪介紹結識的。具體的時間已不可考，大約在1915年春夏之季，離著名的五四運動爆發還有四年。當此之時，二十歲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預科就讀。盡管傅氏膽識俱在，國學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園的小圈子裏牛氣衝天，不把同學與一般教授放在眼裏，走路總是鼻孔朝天，與同學說話大多扭著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顧狀，但仍屬於無名之輩。而二十六歲的陳寅恪已在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等地遊學數載，肚裏裝載了不少東洋與西洋的墨水。二人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相見，可以想象，傅斯年對陳寅恪的學問與見識當是深表欽佩的。許多年後，他由英國赴德國柏林大學就讀，正是這次會晤結下的因果。
陳、傅結交，除了傅對陳學問的敬佩，不能排除的另外一點是，由於陳登恪與傅氏友善，平日裏雙方對各自的家世門第已有所了解，並有氣味相投之感。而這一點，對特別注重“門第”與“出身”的陳寅恪與傅斯年而言，又為柏林相見和二人的友好交往無形中起了作用。門第的高低，出身之貴賤，是人與人交往的基礎，也是一根維係陳傅二人幾十年關係的重要紐帶。
傅斯年乃大清名門之後，陳寅恪亦非出身草根之家與燕雀之輩，祖上乃今江西德安縣著名的“義門陳”家族。這個家族自唐代發達，至宋代達到鼎盛，合門3000餘人。據研究者考證，截至北宋鹹平四年（1001），陳氏一門科舉及第在朝為官者竟達到430人之眾，僅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也就是範仲淹在他的名篇《嶽陽樓記》中所說的“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那一年，“義門陳”一族有403人應舉，後得中並在朝廷逐步升遷擔任要職者有18人，另有29人擔任各地的刺史、司馬、參軍、縣令等職。直至宋仁宗嘉祐年間的半個多世紀，“義門陳”權傾朝野，聲名遠播，成為有宋以來罕有其匹的名門望族。為抑製陳門日漸龐大的家族勢力，嘉祐七年（1062），在宋臣文彥博、包拯、範師道等出謀劃策下，宋仁宗以教化四方百姓的名義詔令“義門陳”分莊天下。前後經半年的時間，盛極一時的“義門陳”十二行派被拆解為291個小莊遷往全國各地，其中以江西、湖南等地為多。陳寅恪祖上一支先是遷往福建寧化，繼而流徙廣東潮州，後又回遷福建上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