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間，元、明兩個朝代幾百年過去了，直到清朝的乾隆年間，陳寅恪祖上又攜家遷往江西義寧州竹塅村。在這個山環水抱、雲煙氤氳、靈氣繚繞的祥瑞之地，流徙日久的陳門子弟在曆史的幾番動蕩中終於站穩了腳跟，開始置屋購地，興學耕讀。當宏大氣派的“鳳竹堂”在山水環抱的竹塅地界拔地而起時，曆史的進程已到了乾隆末年，稱雄一時的“康乾盛世”即將隨風飄散，大清帝國已顯疲憊之態。與之相反的是，竹塅陳氏卻漸漸步入了青春煥發的盛年，有宋一代“義門陳氏”的家訓與光榮，再度喚醒了陳氏子弟久遠的記憶，蟄伏於心中的祖先血液如春風化雨在胸中湧動，建功立業、重振家風的輝煌夢想，於世局即將巨變的前夜就此形成。在這個久違的大夢誘導驅使下，陳氏子弟加緊勤讀苦練，向著科舉的道路奮力邁進。二十年之後，大清帝國的盛世不再，亂象已生，陳氏一門羽翼漸豐，開始了衝天一飛的蓄勢運力。
1851年1月11日，一個叫洪秀全的鄉村落第秀才約集萬餘教徒在廣西金田村造反起事。延續13年之久的“太平天國”運動由此開始，大清帝國版圖內陷入了長期內戰與混亂，一個豪傑並起、群雄爭霸的新時代業已來臨。在刀光火色的閃耀中，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李鴻章……於曆史的星光照耀下先後登場，並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去試著改變曆史進程。在波瀾壯闊的時代洪流裏，有一個曆史無法繞開的關鍵性人物繼之登場亮相，這便是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
據義寧史誌載：就在洪秀全率眾造反起事的這一年，即鹹豐元年（1851）秋，陳寶箴（字右銘）恩科鄉試中舉，揀選知縣。鹹豐六年（1856），陳寶箴入京參加會試，不第留京，其間得以交結四方俊雅之士，識見大增。鹹豐十年（1860）秋，英法聯軍陷天津，犯京師，鹹豐皇帝北狩，時朝廷中樞深恐在南方起事造反的洪楊太平軍乘機沿運河北犯，搶劫通州庫存倉米。正無計可施間，陳寶箴獻出奇策，條陳防守六事於樞府：“設傳駝更運，前明於忠肅成法也。”驚慌失措的樞府采用其計，旦夕之間將通州屯糧移至京師，寶箴一計而引起朝臣矚目。【22】未幾，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數千黃毛官兵操刀弄槍嗷嗷亂叫著撲向西郊圓明園，一番瘋狂砍殺劫掠之後縱火焚燒，園中瓊樓玉宇皆被殃及，一時濃煙彌漫，火勢衝天。陳寶箴時在城內酒樓與友人交談時勢，遙見西天半壁紅光，知這座世之罕見的“萬園之園”與大批稀世國寶萬劫不複，頓時情緒失控，欲跳樓自盡以醒世人，幸被友人攔腰抱住免於以身相殉。陳氏落座後乃捶案大哭，座人皆驚。
鹹豐十一年（1861）春，陳寶箴南歸省母，時由建立湘軍起家的曾國藩以兩江總督之職屯駐安慶，陳氏前往拜謁，曾氏引為上賓，驚其才學識見，譽為“海內奇士”，欲留於幕府視事。陳氏不願為幕僚之客，欲親臨戰場與洪楊太平軍一較高下，遂辭謝，複歸江西老家。未久參加湘軍席寶田江西所部，籌劃與敵戰。席氏曾隨劉坤一率部追擊太平軍石達開部入廣西並攻取柳州，因功賞戴花翎。時席寶田與江西巡撫沈葆楨不和，而沈又與兩江總督曾國藩不睦。麵對錯綜複雜的政治時局，陳氏經過深思熟慮，離江西入曾國藩幕府。曾氏見之驚喜交加，當即書有“半杯旨（卮？）酒待君溫”等句以勉。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陷天京，太平天國幼主洪天貴福在李秀成、洪仁玕等臣僚將士的護佑下，與眾宗室姻親出逃。陳寶箴以一個傑出戰略家的眼光與聰敏頭腦審時度勢，斷定洪氏一行必逃亡瑞金，立即向席寶田獻奇策：於廣昌、石城間設伏，言幼主出逃，“奔逸數千裏，日夜疾行，輜重婦女相隨屬，見無追軍，憊甚，行必緩。我亟趨間道，要擊廣昌、石城間，寇可滅也”【23】。席依其計，果在道中俘獲太平天國幼主洪天貴福及洪仁玕、黃文英、洪仁政等重要人物。陳寶箴由此名動公卿，聲布朝野。
光緒元年（1875），陳寶箴受命署理湖南辰沅永靖兵備道，治鳳凰廳（今鳳凰縣）。此處地瘠民貧，匪患猖獗，數十年獷悍囂淩之氣，曆屆官吏皆束手無策。據曾國藩嶽麓書院的同學、晚清著名外交官郭嵩燾撰文稱，陳氏得署鳳凰後，以兵家戰略“求得幹才一二人，授方略，令各清其族，捕治數十人，不逾月而民氣為之一變，至今帖然誦廉訪（南按：明清對按察使的通稱，寶箴後曾任此職）之遺愛也”【24】。此後，教民鑿石通水，使行舟可運，又教山民種茶栽樹，以薯刨絲曬幹可久藏不壞，食之可摻大米蒸成飯，解決了缺糧之苦。
因治鳳凰政績卓越，陳寶箴仕途開始順暢，相繼出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等職。光緒二十年（1894），海外耀兵，陳寶箴自鄂調京師畿輔，出任直隸布政使。未久，中日甲午海戰爆發，號稱裝備優良的大清北洋水師頃刻間灰飛煙滅，一度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毀於一旦，大清帝國像一個被掏空了的枯幹泥足巨人，被日本小鬼子一招撂倒在地，再也沒有爬起來。泱泱中華敗於彈丸島國，朝野驚慌，寰宇震動。翌年，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國人深受刺激，陳寶箴聞之痛哭，呼曰：“無以為國矣！”【25】其間，陳氏曾入京謁光緒皇帝，多所陳策。寶箴見光緒帝愁容滿麵，心力交瘁，乃提請皇帝日讀聖祖康熙《禦纂周易折中》，以期遇變而不失常。光緒聞之頗以為然，感念不忘。
甲午之戰，是大清帝國徹底走向衰敗的轉折點，國際地位江河日下，麵臨被世界列強五馬分屍、大卸八塊之危境。此時朝廷支柱李鴻章持盈保泰，暮氣已深，且因簽訂馬關之恥辱條約被輿論所困。康有為、梁啟超等進京趕考的舉子借機鬧起了學潮，於悲憤中千餘人聚眾上書，聲言拒和、遷都、變法。一時間，社會激進之士紛紛跳將出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欲糞土以醇親王奕、李鴻章為首的“濁流派”朝廷命官。而以恭親王奕?、李鴻藻、陳寶箴、張佩綸、沈葆楨、張之洞等為首的“清流派”趁機崛起得勢。在政局激蕩、社會秩序劇變的大混亂大動蕩中，被譽為“清流派”中流砥柱的陳寶箴，受朝廷重臣、兵部尚書榮祿薦舉，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秋八月，以直隸布政使詔受湖南巡撫，一躍而成為獨當一麵的封疆大吏。陳寶箴在宦海生涯達到人生頂點的同時，也開始在湖南這溽熱的地盤上大膽改革、銳意進取，展開了一係列匡時濟世的政治活動。
湖南省三麵環山，交通不便，近代以前幾乎與外界呈隔絕狀態。按照窮山惡水出刁民的世事規律，此時的湖南山民多暗塞悍直，剛勁率勇，同時也以刁鑽野蠻霸橫保守著稱於世。長沙一帶自古被視為南蠻卑濕之地，被貶謫者多遷於此，如屈原、賈誼、褚遂良、柳宗元、劉禹錫等。李白在《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中曾有“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的詩句，道出了此地偏僻荒涼之情狀。柳宗元在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為永州司馬，在湖湘度過了與屈原差不多的十年流放生活，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文辭賦。劉禹錫與柳宗元因同樣的原因同時被貶，為朗州司馬。朗州即今常德，恰好是屈原當年被放逐的地方。在朗州，劉禹錫整理創作了大量的歌謠，因題材大多來自民間，與文人的創作風格大不一樣，如《瀟湘神二首》曰：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
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
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這些根據民間歌謠創作的詩歌，盡管增添了一種新鮮的格調與活力，與充滿哀怨的流放者文學不可同日而語，但在自然清新中仍夾雜著作者淡淡的哀愁與憂傷。直到明清之際，湖南尚處在以中原為圓心的版圖之邊疆地帶，曆史上鮮有名士良將出現，僅三國蔣琬、唐代劉蛻、元朝歐陽玄、明人劉三吾等幾位小字號名人而已。清中葉之前，能稱得上一時才俊和名士者亦不過王夫之、賀長齡、陶澍、魏源等寥寥數人。
當曆史進程走到晚清之時，情形為之劇變，隨著湖南交通條件改觀，商品流通與經濟相繼發生變化，政治、文化也隨之大為改色。到了洪楊太平軍起義於西南邊地，以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為代表的湘軍興起時，湖南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三湘大地的各色人物，使出湖南人刁蠻霸橫的強勁，沿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大路，在大清國內憂外患的末日裏橫衝直撞，浴血搏擊。隨著天京陷落，太平天國崩潰，長毛歸降流亡，曾國藩、曾國荃、 左宗棠、彭玉麟等輩，終於弄出了叱吒風雲的大名堂、大事功、大輝煌，一時為天下所重。湘軍將領如同穿起的糖葫蘆，一個連著一個，官運亨通，步步高升，直做到巡撫、總督等封疆大吏。一時間大清國幾乎一半的督撫職位為湘軍將領所占據。朝廷中樞更是不乏湘籍將領，湘籍官吏可謂聲光四射，氣熏朝野。比湘軍稍後興起的李鴻章之淮軍，其營製、餉章盡仿湘軍。而晚清興起的“兵隨將轉，兵為將所有”的陳規陋俗，終於形成了尾大不掉、軍事失控的變亂之局。到光緒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餉、一糈，都不得不仰求於湘軍與淮軍等“勇營”升起的督撫大吏予以調撥。大清國幾乎成為湘、淮軍人的天下。同治八年（1869），撰《湘軍誌》的湖南大儒王闓運經過湘鄉城，目擊“將富兵橫，矛戟森森”的情形，“如行芒刺中”，預言“恐中原複有五季之勢，為之臲卼”，並“知亂不久矣”。【26】湘、淮軍人造成的這種畸形政治格局，深深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進程。
陳寶箴詔受湖南巡撫之時，正值傳統文化與新思想交鋒對銳，濁流與清流兩個政治派別撕咬搏擊最為激烈之際，加之湖南又遭逢大旱，連綿二十餘縣受災，赤地千裏，饑民流離，盜匪蜂起，朝廷驚憂。陳寶箴以一個出色政治家的姿態由直隸南下，不聲不響地取水道經湘水悄悄潛入長沙巡撫衙門，專電諸省大吏，請求援助，同時頒布嚴禁販米出境令，違者格殺勿論。時嶽州洞庭湖岸有逾千艘欲販米於江西的舟船聚集，聞令後發生嘩變，當地政府官吏紛紛出逃躲避。陳寶箴聞報，立遣總兵率軍隊持符節急趨嶽州，采取以暴易暴、以野蠻對野蠻的戰略戰術，給肇事者以先發製人的打擊。大軍抵達洞庭，將幾十名聚眾變亂首領一一擒獲，或砍頭，或剁腳，或火燒，或烹煮，或索性扔進油鍋炸作肉團麻花令士卒分食。血光過後，眾皆驚恐，人心大定。
除了平暴安撫的戰略識見與霸蠻之氣，陳寶箴以罕見的政治家氣度清醒地認識到，治湘“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變士習，開民智，飭軍政，公官權”【27】。由是先從吏治入手，通過一段時間的明察暗訪，將各府縣刁鑽蠻橫又昏墨不職的朝廷命官就地革職查辦，對罪大惡極者嚴懲不貸。時桃源縣令貪贓枉法，橫行鄉裏魚肉百姓甚烈。陳寶箴偵知，令人拿入大牢，先是一頓老虎凳與辣椒湯伺候，而後上其罪而遣戍邊。於此一招，群吏皆駭，綱紀凜然。當吏治行措在板子、老虎凳加辣椒湯的協助下被梳理一遍後，陳寶箴又開始大刀闊斧地厲行新政，創辦洋火局、電報局、官錢局、鑄錢局、鑄洋圓局、蠶桑局、工商局、水利局、輪船公司，同時開設礦務總局，擇銅、煤、鉛、銻等較有把握之項，試行開采。此後下大力氣創辦武備學堂與發展文教事業。
有道是“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陳寶箴之子陳三立（號散原），見湖南的改革已呈如火如荼之勢，也挽起袖子欲助乃父一臂之力，積極加入到這一新興的陣營中來。
陳三立於光緒八年（1882）鄉試中舉，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及第，先後出任京師吏部行走、主事。此時朝廷內部烏煙瘴氣，吏部弄權，小鬼當家，陳三立在派係傾軋中痛苦不堪，決定辭官隨從父親左右以助其力。同光年間，高官子弟習父兄餘蔭，多聲色犬馬，酒食征逐。時陳三立與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吳保初、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一說陝甘總督陶模之子陶葆廉）合稱“清末四公子”，社會精英、儒林名流與之交遊頻繁，時人謂之“義寧陳氏開名士行”【28】。與王孫公子、紈絝子弟截然不同的是，喜好交遊的陳三立胸懷大誌，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卓爾不群，一時聲名鵲起，凡有誌者，特別是青年才俊皆樂與之交往。當陳寶箴入主長沙巡撫衙門後，陳三立發揮與當世賢士名流交遊的特長，襄助其父招賢納士，講文論學，聲名頓起。此等情形正如吳宗慈在《陳三立傳略》中所雲：“一時賢哲如朱昌琳、黃遵憲、張祖同、楊銳、劉光第輩，或試之以事，或薦之於朝。又延譚嗣同、熊希齡、梁啟超等儒林名宿，創立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之屬，風氣所激勵，有誌意者，莫不慨慷奮發，迭起相應和。於是湖南士習為之丕變，當時談新政者，輒以湘為首倡，治稱天下最。凡此為政求賢，皆先生所讚勷而羅致之者也。”【29】此段並非吳宗慈有意對陳氏父子阿諛奉承，僅從聘請的人物看，若無真正求賢的誠意和建功立業的誌向，再加上政治環境的緣故，像當時已得大名的譚、熊、梁等心高誌遠的一代才俊，是不會舍棄京師與上海等大都市，而聚集到長沙一隅謀事效力的。僅此一點，足見所述事實並非虛妄，陳氏父子在天下士林公卿中的威望與非凡的治事能力據此得以確證。
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四月二十三（6月11日），光緒皇帝頒《明定國是詔》，旗幟鮮明地接受康有為等輩的變法維新之策，百日內連下數十道新政詔令推行新政，設立農工商總局，廢除八股，創辦京師大學堂，翻譯西書，選派留學生等。社會開明紳士、公卿大夫、誌士仁人聞訊歡呼雀躍，如飲狂藥。遠在湖南的巡撫陳寶箴接詔，認為皇帝此舉大有作為，前途無量，國運將因此而振興，乃奮起響應。困守於紫禁城、孤獨寂寞的光緒帝聞之大為感動，屢詔嘉勉。為感謝皇上的禮遇與知己之恩，挽狂瀾於既倒，陳寶箴於熱血沸騰中，舉薦平生所知京外有才能的官吏與所屬吏士20餘人，上奏朝廷，備皇帝采擇。於是在京的官吏楊銳、劉光第，外官惲祖祁輩被光緒帝選中，楊、劉與譚嗣同、林旭等儒生共授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陳寶箴見狀，大喜，遂再接再厲，心懷一腔熱血，上疏四章京雖有異才，然恐其資望輕而視事易，需得一資望深厚、辦事穩健的朝廷重臣領之，遂力薦張之洞入主中樞統領群賢，為國效力。光緒帝信以為然，予以采納。
然而，光緒帝與陳寶箴等維新者的好夢剛過百日，八月初五（9月20日），一直貓在頤和園暗中觀察動向的慈禧老佛爺，從紫禁城飄來的霧影風聲中感知將有禍及自身的兵變發生，乃采取先發製人的兵家策略，於月黑風高之際，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回中南海，下令囚禁光緒帝，次日宣布訓政，捕殺維新黨人。時康有為、梁啟超輩均在京師，聞變，康逃香港，梁逃日本避難，得以免死。而名噪一時的軍機四章京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與在維新變法中搖旗呐喊、擂鼓助威者楊深秀、康廣仁（康有為之弟）等“六君子”，俱被捕獲，斬於京師菜市口。
據雲，當變法失敗後，譚嗣同本有機會像康有為、梁啟超一樣逃離京師，流亡海外，或到西方列強駐北京的使館避難。然而譚氏卻認定“中國的新舊兩黨非鬧得流血遍地，國家才有希望”，故有“我以我血薦軒轅”之誌，並號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30】當譚嗣同於菜市口走下囚車，受刑前一刻曾質問監斬官：“革新變法有何罪過？為什麼不審而斬？”監斬官剛毅答曰：“我哪管得那麼多。”揚手投去殺頭的令箭，讓劊子手持鬼頭刀上前行刑。譚嗣同的頭在被砍下的刹那，還在高呼口號：“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氏在戊戌政變前後的所作所為，特別是人頭落地前歇斯底裏的狂呼大叫，令後世研究者大感迷惑，並為此爭論不休。許多年後，陳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期間，曾對他的學生石泉談到早年家住湖南巡撫衙門時與譚嗣同的一些交往，多少道出了一點玄機。陳謂譚嗣同幼年喪母，受繼母虐待，常常跑到陳家去哭。譚後來熱情奔放、易於激動甚至偏激的性格，恐與早年家庭環境有關。按陳寅恪的說法加以推斷，譚氏在腦袋掉地之前歇斯底裏的狂喊怪叫，當源於此。另據陳寅恪透露，“六君子”被斬於菜市口，隻不過是以慈禧為首的後黨與光緒的帝黨矛盾總爆發的一個極端結果，其實就在戊戌政變前，慈禧的後黨已是殺機四伏，危及光緒帝的黨徒了。當年珍妃入宮前的老師文廷式（芸閣），乃有名的江西才子，榜眼出身，與陳家有同鄉之誼，且過從甚密。在甲午前後政局動蕩中，是一位上躥下跳的活躍人物，堪稱帝黨中的一員幹將。但隨著珍妃受慈禧老佛爺的打擊而失勢，作為黨羽的文氏亦被革職回籍。戊戌政變的前夜，慈禧的後黨采取了一個“斬足”行動，對帝黨中樞外圍黨徒先行密旨拿問。文廷式通過密布京城的好友與徒子徒孫得到消息，知大禍來臨，連夜從家鄉逃出，流竄至湖南長沙巡撫衙門躲避。陳寶箴深知事關重大，稍有不慎即招來砍頭滅門之罪，但念及舊情故誼，還是收留了文氏。三天後，由陳寶箴秘密安排，並贈300兩白銀於文氏，送其潛往日本避難。文氏直到庚子年義和團事起後方返故土，此時朝廷已無力顧及他是有罪還是無罪，是帝黨還是後黨之徒，他算是躲過了一劫。【31】
文廷式僥幸活了下來，但當年搭救他的陳撫台卻命歸黃泉了。
隨著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維新”大幕的降落和楊銳、譚嗣同輩人頭落地，陳氏家族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盡頭。戊戌政變之後，因楊銳、劉光第、譚嗣同輩乃陳寶箴所薦，加之湖南為新政改革急先鋒，宇內聞名，慈禧老佛爺盛怒中於八月二十一日下達詔諭：“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著一並革職。”【32】
悲憤交加的陳寶箴於無可奈何中卸去頂戴花翎，黯然走出長沙城那高大威嚴的巡撫衙門，攜家帶口返回江西南昌隱居。其時妻子黃夫人早於一年前病逝，停靈於長沙，寶箴扶柩就道抵達南昌，葬夫人於南昌府城西40裏西山之下，於墓旁築建居室，名曰崝廬。其宅前後各三楹，雜屋若幹楹，樓上有遊廊，可與墓地相望，環屋養鶴，澹蕩遊吟山水間。光緒二十六（1900）年六月二十日，陳寶箴忽以微疾神秘去世，享年七十歲。
關於陳寶箴之死因，坊間流傳多種版本，按其子陳三立編《巡撫先府君行狀》言，乃以“微疾”卒，正史多采用此說。另有一說稱為慈禧老佛爺賜死。如近人宗九奇在《陳寶箴之死的真象》一文中雲：“據近人戴明震先父遠傳翁（字普之）《文錄》手稿，有如下一段記載：‘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嚴千總公（名閎炯）率兵弁從巡撫鬆壽馳往西山‘崝廬’宣太後密旨，賜陳寶箴自盡。寶箴北麵匍伏受詔、即自縊。巡撫令取其喉骨，奏報太後。’”【33】此文刊出後，著述此類題材者多有引用，並添油加醋予以鋪排，遂使“賜死”之說流傳於世。據史家王子舟考證，宗氏所引記載的真實性有待確證，但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常往來於南昌、南京之間，春秋總回西山掃墓，每有詩篇，皆煩冤茹憾，呼天泣血，父墓成其歌哭之地。以此“推諸跡象，賜死之說似不謬”【34】。
陳寶箴有子女各二人，長子陳三立，即陳寅恪生父，次子陳三畏，早卒。
◎ 槎浮海外
陳寶箴詔受湖南巡撫時，六歲的陳寅恪隨父母、祖父母寓長沙巡撫衙內。陳三立前夫人羅氏生長子衡恪後不幸病逝，繼室夫人俞氏生子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女康晦、新午、安醴。寅恪出生時，祖母黃夫人以其在寅年，取名寅恪，恪字為兄弟間排行用字。寅恪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故晚侄輩又稱其為“六叔”。
陳寅恪大約五六歲即進入家塾蒙館就讀，延聘之塾師已不可考，所學除四書五經之類，另有算學、地理等現代知識。陳寶箴神秘死去那一年，三立攜家遷居金陵，除家塾外，還在家中創辦了一個現代化的思益學堂，延師教讀，時十一歲的陳寅恪進入思益學堂接受教育。據陳隆恪女兒陳小從記述：“自祖父挈家寄寓金陵，延聘西席外，在家裏又辦了一所學堂。四書五經外還開有數學、英文、音樂繪畫等課程，以及文、體設備。這所學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親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學。（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六叔和幾位叔叔都是在這種環境下，打下他們對國學的基礎。另外，還具備良好的讀書條件：祖父藏書很豐富，六叔在他十幾歲以及後來自日本回國期間，他終日埋頭於浩如煙海的古籍以及佛書等等，無不瀏覽。”【35】又說：“我父和六叔在出國前那段啟蒙教育都是延師在家教讀，先後所延聘教師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謀（國學大師柳詒徵）、蕭稚泉等。蕭兼為畫家，曾教過三位姑母學畫。當教師初到時，祖父常和他們約：第一，不打學生，第二，不背書。這和當時一般教師規範大不相同。所以父親和幾位叔叔都是在這種輕鬆活潑比較自由的氣氛中，度過他們的蒙館生涯。”【36】陳小從所說的柳翼謀即後來在學界赫赫有名的國學大師柳詒徵，校長則是一代名儒陶遜（賓南），另有湘潭周大烈等宿儒為教席。學生除以上所列，另有俞氏舅家子弟、周馥之孫周叔弢、杭州朱子涵之子朱伯房、常熟宗白華等。其時學生們梳辮發，穿製服，一派新式模樣。兩江總督張之洞駐金陵時，對陳三立創辦學堂深表讚許。繼張氏之後出任兩江總督的端方，慕其名聲，曾親到學堂視察，見學生們列隊敬禮，神清氣爽，模樣俊秀可愛，欣喜之下每人特贈文房四寶一份予以嘉獎。
正是這種家學淵源與私門授業，使少年陳寅恪自幼熟習國學典籍，而新式學堂所傳授之地理、算學、英文、音樂、圖畫等現代知識，又博其思想，增其見識，拓其視野，為日後放洋遊學，接受東西洋現代文明洗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據陳寅恪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於中山大學第七次交代底稿說：“小時在家塾讀書，又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37】自陳小從的回憶與陳氏本人的“交代”看，作為進士出身的文化名宿、同光體詩派的代表人物，陳三立對子女的教育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做了現代科學規劃的，宋代通儒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陳三立的心中占據著重要位置，而為中國傳統文化延續血脈，則是這位進士出身的吏部主事骨血裏流淌不息的因子。在創辦學堂的同時，陳三立已經萌發了送子赴日與歐美留學深造的構想。究其內情，陳寅恪在長大成人直至晚年，偶爾對相熟者提及，知之者甚少，而能對“義寧陳氏”一門文化淵源詳加分析者更是鳳毛麟角，隻有梁啟超、吳宓、俞大維、傅斯年等少數幾人體會出個中況味。1945年，吳宓在撰寫《讀散原精舍詩筆記》時，曾言道：
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為中國近世之模範人家。蓋右銘公受知於曾文正公，右銘公之家世經曆，亦略同曾文正。為維新事業之前導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國禮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謀國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變而不誇誣矜躁，為晚清大吏中之麟鳳。先生父子，秉清純之門風，學問識解，惟取其上，而無錦衣紈絝之習，所謂“文化之貴族”，非富貴人之驕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輩，猶然如此。誠所謂君子之澤也。先生少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維新改革於湘中，坐是黜廢禁錮，而名益顯，望益高。所與交遊唱和者，廣而眾。又皆一世之名士學人高才碩彥。故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謂少未勤讀，蓋實成於家學，淵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38】
吳氏之說大體不差，陳寅恪正是懷揣中國文化學術德教之托命，放洋遊學，開始了他尋求救世之道的漫長途程。
光緒二十八年（1902）春，留日風潮興起，十三歲的陳寅恪隨長兄衡恪離金陵赴上海，以自費留學生的身份踏上了駛往日本的輪船。行前在上海旅館偶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此人本一介傳教之士，無職無權，卻屬中國老百姓常說的“能人”一類。其人除了腦子靈活，善於投機鑽營，肚子裏也確實有點兒幹貨。憑著他的識見和鑽營機巧，在清末政壇上縱橫捭闔，左右逢源。戊戌變法之年，幾乎成了光緒皇帝的顧問，其譯著《泰西新史攬要》一度風行中國，傳誦一時，為知識界所廣泛矚目。李提摩太漢語甚好，見衡恪、寅恪兄弟欲赴東洋留學，遂用漢語與之交談，並謂：“君等世家子弟，能東遊，甚善。”【39】
輪船鳴響著汽笛離開上海吳淞碼頭，大海蒼茫，碧水藍天，如此浩瀚壯闊的場景，是陳家兄弟生平第一次遭遇。為此，陳衡恪寫下了“生平海波未寓目，乍疑一片水蒼玉”【40】的壯麗詩句。身材瘦小、童氣未脫的陳寅恪，從此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海外遊學生涯。
陳家兄弟踏上日本國土，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該校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四月，由嘉納治五郎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私立補習學校，受日本文部省委托，專門為中國留學生提供預備教育，主要講授日語及普通科，如教育、心理、倫理、教授法、管理法等，修業年限由半年至三年不等，主要看學生各自的條件和造化。與陳家兄弟由上海同船赴日的留學生120餘人（南按：時已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約300人），另有40人赴歐洲留學。在東京碼頭下船後，進入弘文學院就讀的人數共56名，其中寄宿生22名。在這22名學生中，就有比陳寅恪年長九歲、虛歲二十二的紹興小個子魯迅。這一年，魯迅於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畢業，和其他幾位同學將被派往日本留學。3月24日，在礦路學堂總辦俞明震的親自帶領下，魯迅等人乘日輪“大貞丸”由南京出發去日本。俞明震是個新派人物，魯迅求學時對他的印象不壞，後來在《朝花夕拾·瑣記》中對他有過這樣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41】這個新派的總辦俞明震就是陳寅恪的舅父。
其時，陳寅恪與長兄陳衡恪作為自費留學生，於上海碼頭登上“大貞丸”，並在其舅父俞明震的護送下，與魯迅等學生結伴同行。陳衡恪也是礦路學堂的學生，與魯迅同學且交情甚好。到達日本進入弘文學院後，陳衡恪與魯迅同住一舍，朝夕相處，過從甚密。1904年春，魯迅和陳衡恪等聯名給國內的友好寫信，由返國的弘文學院同學沈瓞民帶回分別投寄，介紹日本軍閥的侵略野心與弘文學院同學們的近況。據沈瓞民後來回憶說：“我正要動身回國的時候，魯迅和陳師曾（陳衡恪，美術家，當時也在弘文學院讀書）二學長，邀我到東京日比穀公園啜茗吃果子……那時日俄戰爭開始，廣瀨武夫沉船封鎖旅順。日本政客中州進午提出‘日本統治滿洲說’；戶水寬人又發出‘天授日本’的謬論，認為‘根據諸學理，應由日本占領滿洲’；有賀長雄又發出‘滿洲委任統治權’的妄說；種種侵略謬論，在報紙上廣為鼓吹。而我國有一小撮的留日學生，卻還在同情日本、崇拜日本。魯迅對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憤怒。他同時指出，蔡鶴卿（元培）和何閬仙(琪)在上海創辦《俄事警聞》，竟也袒日而抑俄，這事太無遠見。魯迅說：日本軍閥野心勃勃，包藏禍心，而且日本和俄國鄰接，若沙俄失敗後，日本獨霸東亞，中國人受殃更毒。於是他向蔡、何提出三點意見：（一）持論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種’、口是心非的論調，欺騙國人；（三）要勸國人對國際時事認真研究。原書沒有抄錄，大意是這樣的。我到上海，即交給蔡、何兩君。後來《俄事警聞》采納魯迅的意見，持論有所轉變。求學時代的魯迅，已認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當時具有這樣的卓見，是令人敬佩的。陳師曾受到魯迅的鼓勵，也寫了六封信，其中一封給其父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禍心等語，由我分投；諸人閱後，皆有戚容，沉默不語。……當時國人，痛恨沙俄，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看法，尚未能一致。像魯迅這樣抱有遠見者，寥寥無幾……” 【42】
陳家兄弟，特別是年齡較大的陳衡恪當時確實意識到了魯迅的“卓見”、愛國熱情並受到鼓勵，二人成為同道中人。民國後，魯迅與陳衡恪同在教育部任職，來往更加頻繁。魯迅喜文史、藝術，陳衡恪擅長篆刻、書畫，因而關係越來越密切。《魯迅日記》對魯迅與陳衡恪交往的記載多達70多筆，如果不是陳衡恪英年早逝，當會更多。不過，當時的陳衡恪和年少的陳寅恪兩兄弟沒有想到，這個在生活中不太吭聲的小個子、嘴巴上剛剛露出毛茸茸黑須的紹興“土老兒”（蔣夢麟語），會在後來以魯迅的筆名一舉成名，並把手中的筆當成投槍和匕首，終於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澤東語）。不過日後的陳寅恪很少向外人道及與魯迅的這段因緣際會。據他自己晚年透露，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後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聖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指斥的“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43】因而，陳氏一生留下的詩文與回憶文章，幾乎看不到他與魯迅的交往經曆，倒是在魯迅的日記中可看到“贈陳寅恪《域外小說》第一、第二集，《炭畫》各一冊，齊壽山《炭畫》一冊”【44】等記載。這是陳寅恪的洞察事理與自尊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