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年（1904）夏，陳寅恪假期回國返南京。據當代史家王子舟說，陳氏歸國之原因可能是在日費用見絀，因為當時留日者多富家子弟，有些日人借機刮其錢財。【45】留日學生進書店，圖書加價；進商店，貨品加價，乃至“房東揩他們的油；扒手、小偷虎視眈眈；下女替代買東西要一成半的小費；野妓打扮成女學生，以妖眼來誘惑；得病即為醫生之餌”【46】等卑鄙行徑司空見慣，中國學生深受盤剝欺騙之苦。當然，陳寅恪歸國可能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爭取官費的資助。因為歸國未久，就與其五哥陳隆恪同時考取了官費留日生，並於這年晚秋再度赴日，同行者有李四光、林伯渠等人。陳三立有《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學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兩兒附焉，遂送至吳淞而別。其時派送泰西留學生四十人，亦聯舟並發，悵然有作》詩，第二首雲：“遊隊分明雜兩兒，扶桑初日照臨之。送行餘亦自涯返，海水澆胸吐與誰。”【47】此次赴日，寅恪重返東京弘文學院，其兄初入慶應大學，後轉入東京帝大財商係就讀。
陳寅恪二次赴日，正值日俄因爭奪中國東北利益而大打出手之時。日本侵占中國的旅順、大連、營口等地，而苟延殘喘的清政府隻能作為“局外中立者”，劃遼河以東地區為兩國交戰地，遼河以西為中立區，眼睜睜地看著成群的狼熊在中國土地上瘋狂撕咬嗷叫而束手無策。這一狼一熊撕咬的結果是：俄國熊傷勢嚴重，漸感體力不支，不得不放棄在中國東北部分特權，拱手送給日本狼，並割庫頁島南半部分以和，日本狼借此獲得滿洲南部特權。至此，世界各國的狼蟲虎豹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基本劃定：德國占據山東半島；法國擁有兩廣、雲南、四川；俄國占據北滿；日本獲得南滿、福建，並獲得在東三省擴大通商、營建鐵路、經營租界等項特權；英國以長江流域、雲南、西藏為勢力範圍；美國的胃口更大，推行所謂的“門戶開放”政策，要求全中國的門戶全部無條件地向強大無敵的美利堅合眾國開放。
光緒三十一年（1905）寒假，陳寅恪因患腳氣病回國調養。至此，為期近四年的日本留學生活徹底畫上了句號。病好後的陳寅恪沒有再赴日繼續深造，其緣由固然複雜，但在後世研究者看來不外乎有如下幾個方麵。
日本於日俄戰爭得手後，開始以世界列強的身份雄視東方，對中國人更是驕橫跋扈，極盡醜化蔑視之能事，留日學生被蔑為“支那人”“豬尾奴”“清國奴”。魯迅在《藤野先生》中已描述過仙台學醫時那種椎心泣血的人生感受。【48】向來不善言辭的陳寅恪也曾多次表示過“對日本人印象不佳”【49】。麵對日本舉國上下畢現的種種驕狂之態與輕妄之舉，不隻有藤野先生那樣“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的教授為中國留學生鳴不平，當時日本有識之士也曾表示了他們的憤慨與憂慮。著名政治家、學者宮崎滔天在《關於中國留學生》一文中曾明確地警告日本當局與國民：“我深為日本的威信而悲，為中日兩國的將來而憂，更為中國留學生的處境而不禁流淚。……我要寄語我日本當局、政治家、教師、商人、房東、下女、扒手、小偷和妓女，你們旦夕欺侮、譏笑、榨取、剝削、誘惑的‘清國奴’中國留學生，將是新中國的建設者。他們今日含垢忍受著你們的侮辱，你們心中沒有一點慊焉之情嗎？侮辱他們，勢將受他們侮辱。互相侮辱必將以戰爭終始。”【50】未來的事實被宮崎滔天不幸言中，隻是當時日本國民並沒有把這位智者的忠告放在心上。
麵對日人的驕橫與輕視，魯迅感到了切膚之痛，陳寅恪也自當不會例外。不過，當陳氏第二次去日本時，魯迅已離開弘文學院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就讀，如魯迅在自傳中所說：“這時正值日俄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51】魯迅所說的小計劃，其中之一是企圖像當年的著名刺客荊軻一樣，采取暗殺手段再加以群眾暴動推翻清王朝。除了暗殺與暴動的宏圖大願，當時的中國留學生有相當一部分理想主義者，試著從文化上探尋救國之道，也就是要深究學術的精奧，解決形而上的問題，即胡適後來所倡導的“我們要救國，應該從思想學問入手，無論如何迂緩，總是逃不了的”【52】雲雲。而當時世界學術的前沿和最高殿堂在西洋而不在東洋，日本學術隻是歐美學術的二手貨，要想真正明了徹悟先進文化的奧秘和前進方向，就必須像當年唐僧玄奘一樣，非到這一文化的發軔之地取經不可，否則近似扯淡。正因如此，魯迅便有了出走歐洲到德國求學的打算，可惜未能成行。倒是相對年輕的陳寅恪把這一理想化成了現實，了卻了平生夙願。
許多年後，陳寅恪在給清華學生授課時曾經說過：“日本舊謂其本國史為‘國史’，‘東洋史’以中國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貢獻，但不免累贅。東京帝大一派，西學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53】
日本東京帝大是明治十九年（1886）由東京大學改製而成，借助明治維新的契機，改製後的東京帝大仿德國現代化大學製度開科辦學，並大量聘請外籍教師，尤以德國比例為重。當時德國柏林大學的史學大師蘭克，門下有一叫利斯（Ludwig Riss）的弟子，被聘為東京帝大新創立的史學科教授。後來名噪一時，且與陳寅恪在學術上交過手的東洋史代表人物白鳥庫吉，就是利斯指導的史學科第一屆畢業生。由於白鳥庫吉畢業後又遊學德、匈等國，成名後參加過數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故陳寅恪稱東京帝大一派西學較佳。而以內藤虎次郎為開山鼻祖的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學派，所承繼的是日本漢學研究傳統，中文根底較深，即陳寅恪所說的“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者。盡管陳氏說這話時是在離開日本30年後的1935年，但總體評價尚屬公允，這除因陳氏本人後來與日本學者有所交流外，與他當年遊學日本有密切關係。如同後來中國的考古學派一樣，凡是傾向歐美學派與學術源流者，在新的文化進程中均得到發展壯大；凡承繼所謂傳統的學派如金石學者，逐漸沒落。日本的東京帝大派最終戰勝了西京學派而出盡風頭，其原因也固如此。
已見過世麵並成為青年才俊的陳寅恪病愈後，不願再看日本小鬼子的臉色，也不滿於日本的東洋史學，乃立下赴歐美遊學，直接從現代學術源頭尋找啟迪的雄心大願。為實現這一理想，在出國前，陳氏插班進入上海吳淞複旦公學就讀，主攻英語，兼及德、法等語言。經過兩年半的苦熬，於宣統元年（1909）夏畢業。是年秋，在親友資助下自費赴德國柏林大學就讀。宣統二年（1910）秋，遠在萬裏之外的陳寅恪聞知日本吞並朝鮮的消息，想到了祖國與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命運，慨然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詩一首，內有“陶潛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潛後。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54】之句，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悲憤情懷。
宣統三年（1911）春，陳寅恪腳氣病複發，不得已轉地治療，北遊挪威，二旬而愈。這年秋，陳氏至瑞士，轉入瑞士蘇黎世大學讀書。當他閱報得知國內發生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消息時，即去圖書館借閱德文原版《資本論》就讀，以了解這場革命的內在理論體係。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曾涉及此事，陳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隻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隻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55】
據史家考證，陳寅恪可能是中國人中第一個閱讀德文原版《資本論》者。這一年，陳寅恪二十二歲。許多年後的1953年11月，原為陳寅恪研究生兼助手、時已成為中共黨員的北大教員汪篯，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與副院長李四光派遣，赴廣州中山大學敦促時任曆史係教授的陳寅恪北返，就任剛剛成立的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中古史所）所長。陳寅恪除了對汪篯這一不明事理和冒失舉動大為反感外，在親書的《對科學院的答複》中曾有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56】對陳氏一貫提倡和堅守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一深層意義暫且不表，至少從信中可以看出，陳寅恪作為最早讀過《資本論》原文的中國人之一，當不會做虛妄孟浪之談。
1912年，也就是民國元年，陳寅恪腳氣病複發，且經濟拮據，營養不良，加之國內局勢動蕩，軍閥紛爭，城頭上的大王旗一日三換，陳三立被迫攜家避居上海，陳寅恪也不得不暫時歸國。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說，寅恪在遊學歐洲期間兩次回國，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雜覽經史古籍，對史學感到濃厚興趣。他不但能背誦《十三經》，而且每字必求甚解，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細推的治學方法”【57】。翌年春，陳氏腳氣病痊愈，再次踏上西行的航船遊學海外，先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再遊學倫敦。1914年8月，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留法學生均遭經濟困窘。這年秋天，江西省教育司司長符九銘電召陳寅恪，要其回南昌總覽留德學生考卷，並許以補江西省留學官費，陳寅恪應召取道回歸本土。此番遊學歐洲，除期間回國短暫逗留外，前後凡四個年頭。
1915年春，陳寅恪於閱卷空隙，赴北京看望長兄陳衡恪。此時陳衡恪已於日本學成歸國，在教育部任編輯之職兼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美專教師，成為名滿天下的大畫家，當時的美術界有“北陳南李”之譽。“北陳”指陳衡恪，“南李”指李叔同。
陳寅恪此次北上，在陳衡恪的引見下拜訪了許多京都名流，並得以與同船赴日留學的周豫才相會。這時的周豫才尚寂寂無名，除了在教育部履行僉事的公職，多數時間在陰沉破舊的紹興會館抄寫古碑，借此紓解心中的鬱悶。那篇承托起他一世英名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的發表，還要等到三年之後。周豫才送陳寅恪書、畫一事，就是在這段時間。正是這次北上，陳寅恪結識了他人生中至關重要的摯友——傅斯年，並為二人在柏林的重逢埋下了伏筆。
注釋：
【1】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載《清華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2】藍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載台北《清華校友通訊》，第三十二期，1970年4月。
【3】【9】《吳宓自編年譜》，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出版。
【4】《王靜安先生年譜》，趙萬裏編，載《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據流傳的一些史料記載，王國維是被溥儀召進宮，勒令應清華之聘，而溥儀是受胡適請托，才“下詔”的。這隻是一方說辭。胡氏托溥儀說項的時候，溥儀還在紫禁城居住。而當吳宓接辦之時，溥儀已被馮玉祥部隊趕出紫禁城避居東交民巷日本公使館。有些巧合的是，吳宓到王宅的這一天，溥儀喬裝打扮，秘密潛往天津，在日租界張園設立“行在”。因而王國維為此事曾偷偷到天津麵見過溥儀，所謂“下詔”也是這時的事。王氏此舉，其因是清華為洋學堂，王心理上有顧慮。關於此點，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一文有所提及。陳以他的老師藍文徵（字孟博，1928年畢業於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口氣記述道：“於是曹親自拿聘書請王靜安先生。王先生不答應，曹回來找胡，胡說有辦法。原來當時王先生在清宮教溥儀，所謂‘南書房行走’，於是胡找溥儀，溥儀勸他，王先生仍然不願去，因為清華為洋學堂，溥儀沒法，隻得下了一道‘聖旨’——這聖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紅字。王先生沒法，隻得去了。梁先生也就了。王梁一就，章先生便不就……”（原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
【5】《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孫敦恒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6】吳宓《交待我的罪行（九）：演講〈紅樓夢〉》，轉引自《吳宓與陳寅恪》，吳學昭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
【7】【54】《陳寅恪集·詩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
【8】《吳宓日記》，第二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見1919年3月26日條。
【10】關於吳宓辭研究院主任之職與張彭春被擠出清華園一事，情形頗為複雜，但總體而言是清華的吳宓一派與張彭春（字仲述）一派意見不合，相互傾軋所致。張彭春乃南開大學校長、著名的教育家張伯苓的胞弟。1910年，張彭春與趙元任、胡適等70人同期，以第10名的成績考取庚款留學生二期放洋留美（趙元任名列第2，胡適列第55名），在克拉克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研究文學、歐美現代戲劇。1915年他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及教育學碩士學位，為著名哲學家杜威的得意門生，此後在美國任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指導。1916年歸國，任南開中學部主任兼南開新劇團副團長，開始話劇創作活動。後來成為名人的周恩來、萬家寶（曹禺）等均為南開新劇團成員並得到張彭春的親自栽培。1919年，張氏再度赴美國攻讀哲學，1922年獲哲學博士學位離美，赴英、法、德、丹麥等國考察。1923年任清華大學教授兼教務長。當時的張彭春與胡適、趙元任等庚款二屆留美同學往來密切，與吳宓、梅光迪等學衡派成員（在南京以《學衡》雜誌為根據地，鼓吹所謂的傳統文化）或支持學衡派者不甚和睦。吳宓進清華，乃學校正急需人才之時，且是曹雲祥校長一手促成，作為教務長的張彭春與“暴得大名”的胡適都不好直接麵對麵地從中作梗，吳宓趁此空隙得以順利進入清華園。但自吳氏主持研究院日常事務後，情形逐漸變得複雜微妙起來。校長曹雲祥行將出國考察時，薦張彭春以自代。因張與吳圍繞校政施教方麵的主張常有不同意見，終致徹底決裂，成為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寇仇。由於這樣的關係和派係成見，吳與胡適、趙元任的關係也越來越生硬，幾乎成了冤家對頭。但此時深受校長曹雲祥器重的張彭春，正有青雲直上、一飛衝天之勢，並不把吳宓放在眼裏。事實上，無論從哪方麵俗務來看，張彭春都有理由在吳宓麵前驕傲並采取俯視姿態。1916年，當張彭春作為一隻碩士銜的“海龜”，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時，吳宓剛從清華學校畢業，翌年才放洋留美。而張最終戴著一頂耀眼閃光的美國高等學府的博士帽子榮歸故裏，並順利進入清華任教授兼教務長。而吳在美撲騰了幾年，隻弄了一張灰不溜秋的碩士文憑歸國，這頂帽子在當時放洋的諸生看來並不足道。也就是說，無論是資曆還是學曆，吳氏比之張氏都差一個檔次。盡管吳宓放洋時號稱“哈佛三傑”之一，但類似這般稱孤道寡的榮譽稱號到了張彭春的耳朵裏，可能隻是被當作一個笑話嗤之以鼻罷了。
在張彭春的眼裏，吳宓的為人為學皆不值一哂，並在人前人後對其表露出輕視意味，此點從吳宓日記中可以看出。1925年10月22日，吳宓初任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誌得意滿之際，受邀為清華普通科學生做“文學研究法”的講演。令他萬沒想到的是，演講完畢，卻被張彭春借機當場諷刺戲弄了一頓。為此，吳覺得自己“空疏虛浮，毫無預備，殊自愧慚。張仲述結束之詞，頗含譏訕之意。宓深自悲苦。緣宓近兼理事務，大妨讀書作文，學問日荒，實為大憂。即無外界之刺激，亦決當努力用功為學。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見《吳宓日記》，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言辭中見出吳氏的書生本色，也透出其處境的尷尬與內心的痛苦。
不過，時間不長，張彭春便在嚴酷的派係傾軋中，因弄權施術威脅到曹雲祥的個人利益，被曹拋棄，辭職離校回天津南開，幫助其兄治校去了。吳宓於1926年1月18日記雲：“此次張氏去職離校，如竟成事實，則實為權臣威加於主者之普通下場。各方反對雖烈，然已司空見慣，久已無足重輕。此次去張，純由校長自決。而校長之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緣大權旁落，恐駕馭為難；或張竟有圖謀去校長而代之之舉動，為所覺察，故而出此。”2月3日吳宓又記雲：“聞校長已與張仲述決裂，準張氏辭職。張氏今日方在寓宅收拾行李，即刻離校雲。念及年來相處，及其中風潮，兔死狐悲，為之慨然。”（見《吳宓日記》，第三冊）
張去職後，派係傾軋更趨嚴重，吳宓很快就遭到了張派嫡係的暗算。在中國現代學術史和教育史上留有光榮一頁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吳宓生前身後久被人讚譽的輝煌，但最後迫於各方壓力，吳宓不得不向校長曹雲祥遞交了辭職書。出於複雜考慮的曹雲祥很快批準了吳的請求，並於3月16日把布告張貼到研究院主任室門口，“以作宓去職之正式表示”。（《吳宓日記》）與此同時，曹雲祥索性來了個斬草除根，將其調離研究院，弄到大學部外文係任教授，研究院事務暫由曹本人“兼理”。從吳宓留下的日記可知其心境之淒涼悲苦，同時也見出即使如學術重鎮之堂堂清華學校乃至象牙塔之國學研究院，亦並非理想的聖潔之地。此時的吳宓在這種矛盾與相互傾軋的處境中被搞得暈頭轉向，悲不自勝，如自己所言：“宓之不善自謀，到處悉然，可勝悲歎。”（見《吳宓日記》，第三冊）
【11】 通過檢索大陸與台灣史語所保存的原始檔案，結合傅樂成編《傅斯年先生年譜簡編》（見《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對傅在北大學習期間及留學歐洲考試時的分數加以梳理、統計，即可見到這位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超人的才氣。
1913年12月，北大預科各班成績表，傅斯年考試成績為：
國文85分、曆史80分、地理80分、英文95分、英文100分、英文93分、德文80分、德文95分（注：原成績單如此）、外史96分，總計804分，平均89.3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4年，傅斯年成績未找到，暫空。
1915年，據6月預科各班成績表，傅的成績為：
（各科略），總計1163分，總平均89.5分，曠課扣分15分，全班排名第二。
1916年，傅斯年卒業於北大預科，秋升入本科國學門。其畢業考試成績為：
（各科略），總計1482分，總平均92.6分，曠課扣分加3分，實得95.6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7年，第一學年課業成績，（各科略），總計755分，平均125.8分，扣分1分工，實得124.8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8年，（各科略），總計320.5分，平均80.1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9年夏，傅卒業於北大文科國學門。其中第三學年成績總計420.5分，平均84.1分，名次不詳。
同年秋，傅斯年回家鄉山東省參加官費留學生考試，名列第二。
正是傅斯年在北大曆次考試中獲得的驕人業績，以及超強的組織辦事能力，才使他一度心高氣傲，不把一般師生和平庸之輩放在眼裏吧。
【12】 顧頡剛《回憶新潮社》，載《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一冊，張允侯、殷敘彝、洪清祥、王雲開編著，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出版。
【13】《白話文學與心理的革命》，載《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熱風·五十九“聖武”》，載《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15】【17】劉作忠《國學大師黃侃的妙聞趣事》，載《文史博覽》（原《湖南文史》），2003年第11期。
【16】《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羅家倫口述，馬星野記錄，載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1989年5月。
【18】據羅家倫回憶說：“從《新青年》出來以後，學生方麵，也有不少受到影響的，像傅斯年、顧頡剛等一些人，本來中國詩做得很好的，黃季剛等當年也很器重他們，但是後來都變了，所以黃季剛等因為他們倒舊派的戈，恨之入骨。最近朱家驊要請傅斯年做中央大學文學院長，黃季剛馬上要辭職（南按：黃侃後來到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當時我們除了讀書以外實在有一種自由討論的空氣，在那時我們幾個人讀外國書的風氣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個人，尤其喜買外國書。”（見《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羅家倫口述，馬星野記錄，載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1989年5月）
【19】屈萬裏《傅孟真先生軼事瑣記》，載《傅故校長逝世紀念專刊》，台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學術部編，1950年印行。
【20】屈萬裏《傅孟真先生軼事瑣記》，載《傅故校長逝世紀念專刊》，台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學術部編，1950年印行。關於傅斯年官費留學生考試成績，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五日條記載：“今天蔣複璁帶來民九、民十兩年北政府教育部公報。這些公報上，對於當時有價值的論文或演講稿，都收入‘附錄’裏。”編者附記雲：“在附錄裏，有傅斯年當年考取出國的分數是八十二分，第二名。”（見第八冊，台北聯經公司1990年校訂版）另據屈文說：為了這次官費考試，還有一個插曲，即許多考官因為傅斯年是激烈學生而不擬錄取。當時山東省教育廳的科長陳雪南出麵力爭，認為成績如此優秀的學生非取不可，終於定案。值得注意的是，此後陳雪南與傅氏保持相當友好關係，1948年，傅在美國養病，竟被選為該屆“立法委員”，傅氏不就，當局托陳雪南出麵勸說，傅才接受，後因被任命為台大校長而辭職。
【21】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載《傅故校長哀挽錄》，台灣大學紀念傅故校長籌備委員會哀挽錄編印小組編，台灣大學1951年6月15日印行。
【22】《花隨人聖庵摭憶》，黃浚著，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出版。於忠肅，即明朝名臣於謙，卒諡忠肅。
【23】《清代官員履曆檔案全編》，秦國經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24】郭嵩燾《送陳右銘廉訪序》，載《郭嵩燾詩文集》，卷十五，嶽麓書社1984年出版。
【25】【27】《皇授光祿大夫頭品頂戴花翎原任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禦使湖南巡撫先府君行狀》，載《散原精舍詩文集》（下冊），散原精舍文集卷五，陳三立著，李開軍標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26】《湘綺樓日記》，第一卷，［清］王闓運著，吳容甫點校，嶽麓書社1997年出版。同治九年（1870）正月十六日條。
【28】陳小從《庭聞憶述》，載《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王永興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29】載《民國人物碑傳集》，卷十，卞孝萱、唐文權編，團結出版社1995年出版。
【30】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載《飲冰室合集》，第六冊，《飲冰室專集》之一，中華書局1989年出版。
【31】石泉、李涵《追憶先師寅恪先生》，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據陳小從所述，情節略有出入，其文曰：“當時文廷式正隱藏長沙某處，密旨抵撫署，右銘公壓下未發。先祖（南按：陳三立）密遣心腹，攜銀至文住處，勸其速逃。當時適有文之同裏某候補知縣，來撫署告密，並言：如去捉欽犯，彼可帶路。先祖佯與應付，估計文已脫險，始虛張聲勢，派人扮演了一場捉拿欽犯的鬧劇。”（見《庭聞憶述》，載《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王永興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32】《光緒朝東華錄》，朱壽朋編，中華書局1958年12月出版。
【33】載《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七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
【34】【45】《陳寅恪》，王子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35】《陳封懷回憶錄》（未刊稿），轉引自《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36】《陳小從記錄稿》，轉引自《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37】《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38】載《國學研究》，第一卷，袁行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該文為吳宓遺稿，由其女吳學昭提供刊布。初寫於1943年2月15日。1945年8月，在成都，吳宓托陳寅恪的助手程曦為陳朗讀此稿，陳改正數處，其後吳宓悉以墨筆修改或旁注。
【39】《乙酉冬夜臥病英倫醫院聽人讀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說名天橋者中述光緒戊戌李提摩太上書事憶壬寅春隨先兄師曾等東遊日本遇李教士於上海教士作華語曰君等世家子弟能東遊甚善故詩中及之非敢以烏衣故事自況也》詩序，載《陳寅恪詩集》，陳美延、陳流求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40】《日本遊》，載《陳師曾先生遺詩》，卷上，中華書局1930年石印本。轉引自《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41】【48】載《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42】 沈瓞民《魯迅早年的活動點滴》，載《上海文學》，1961年第10期。
【43】《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載《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44】載《魯迅日記》，載《魯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46】【50】載《革命評論》，1906年9月5日，中譯文轉引自《中國留學生的曆史軌跡（1872—1949）》，王奇生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47】《散原精舍詩文集》（上冊），散原精舍詩卷五，陳三立著，李開軍標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49】李璜《憶陳寅恪登恪昆仲》，載香港《大成》，第四十九期，1977年12月。
【51】《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自傳》，載《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52】《歐遊道中寄書》，載《胡適作品集》，第十一冊，《治學的方法材料》，台北：遠流出版社1986年出版。
【53】楊聯陞《陳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講筆記》，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
【55】石泉、李涵《追憶先師寅恪先生》，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56】《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陸鍵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出版。
【57】陳封雄《卌載都成斷腸史——憶寅恪叔二三事》，載《戰地》，198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