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江湖多風波
◎ 歐洲行旅
陳寅恪在京期間，除與魯迅、傅斯年等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物會晤外，還在北京擔任過全國經界局局長秘書。這時的局長就是後來攜一名叫小鳳仙的絕色妓女逃出京城，在雲南起兵討伐袁世凱的蔡鍔。後來，陳氏又受湖南省長兼督軍譚延闓延聘，至湖南交涉使署任交涉股長一職，同事中有當年留日同學林伯渠等，林時任總務科長。由於此類職務和承辦的差事，用魯迅常說的一句話，屬於“不值一哂”之類，與古代小說中描述的頭罩布袋帽，肩搭白汗巾，整日穿堂嗷叫不止的店小二沒有多少區別，因而在陳寅恪後來的歲月裏，像不太提及與魯迅同門一樣，很少向外人說起這段當差的經曆，偶爾提及，也是出於教學或向“組織”交代自己履曆的需要。【1】
事實上，這類差事對陳寅恪而言，隻是打發無聊的時間和增加一點人生閱曆罷了，在一個學術大師的一生中，的確是不值一哂的小小插曲。
1918年7月，歸國四年的陳寅恪終於獲得了江西省官費資助，有了再次放洋求學的機會。按照陳氏的想法，此次放洋將重返德國柏林大學，但歐戰硝煙未散，遂按照時在哈佛大學攻讀的表弟俞大維建議，決定先赴美國，入哈佛大學學習梵文與印度哲學。冬十月，陳寅恪輕裝乘輪入海，穿越太平洋，向美國本土進發，這一去就是八個年頭。【2】
陳氏抵達哈佛後，跟隨東方學大師蘭曼教授學習梵文與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學與佛學，一時如魚得水，學業大進。也就在此時，與來自陝西涇陽的清華留學生吳宓相識了。據時在哈佛就讀的吳宓晚年所撰《吳宓自編年譜》1919年篇載：“宓去秋到波城（Boston）後，得識初來之自費留學生俞大維（David Yule）君。俞君浙江省山陰縣人，其叔父俞恪士先生（名明震）為有名詩人，有詩集《觚庵詩存》行世。辛亥革命時，任甘肅省提學使。民國四年，在北京任肅政使，與李孟符（名嶽瑞）世丈為知友。曾彈劾甘肅將軍張廣建，對營救吾父事頗有助力。俞大維君，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短小精悍，治學極聰明。其來美國為專習哲學。然到哈佛研究生院不足兩月，已盡通當時哲學最新穎而為時趨（fashionable）之部門曰數理邏輯學。Lewis教授亟稱許之。然於哲學其他部門，亦精熟，考試成績均優。故不久即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Ph.D.in Philosophy），並由哈佛大學給予獎學金（Scholarship）送往德國留學進修。哈佛大學本有梵文、印度哲學及佛學一係，且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然眾多不知，中國留學生自大維君始探尋、發見而往受學焉。其後陳寅恪與湯用彤繼之。……俞大維君識宓後，則多與宓談中國文學。嚐為宓口誦曾廣鈞所作之《庚子落葉詞》十二首。吊珍妃也。”【3】
通過俞大維介紹，吳宓得識陳寅恪並對其人格學問終生服膺。陳寅恪的言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吳宓，這種影響不隻是人生學問的大命題，還反映到一點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如陳氏一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受其影響，也為了“我今學習世界史”這一誌向，吳宓毫不猶豫地把英國劍橋出版的《劍橋近世史》十餘巨冊從書店搬回。後又續購《劍橋中古史》約十巨冊，使成完璧。其手筆之大，堪稱“豪華”級。【4】1919年8月18日《吳宓日記》載：“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君及梅君（南按：即梅光迪），皆屢勸宓購書。回國之後，西文書籍，杳乎難得，非自購不可。而此時不零星隨機購置，則將來恐亦無力及此。故宓決以每月膳宿雜費之餘資，並節省所得者，不多為無益之事，而專用於購書，先購最精要之籍，以次類及。自本月起，即實行焉。”【5】
正是感於陳寅恪的購書之多，吳宓才心旌搖動，欲加以仿效，並真的從書店搬回許多書籍。隻是有時未免學得太過，大有邯鄲學步或東施效顰之態。據說因一時頭腦衝動，也為了與陳寅恪、俞大維爭勝，吳宓竟咬緊牙關，不惜血本花費60美元（時官費生每月100美元），把擺在書店連當地人都不敢問津的《莎士比亞全集》各家注釋彙編本共19巨冊拖出來，拂去上麵的塵埃，一路喘著粗氣扛回宿舍，放於床頭當作鎮室之寶。想不到歸國之時，費心盡力將這套書運回國內，日後多年未用。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吳氏攜帶此書曆盡千山萬水，每次搬遷居所，既費力又費錢，同時又無合適的存放之地，竟成為一件勞心耗力的累贅。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吳宓再也不堪此書的重負，索性再一咬牙，來個放血大甩賣，忍痛售與清華1925級畢業生孫大雨，算是去了一個累贅和一樁心事。
關於陳寅恪留學哈佛的行狀，除好友吳宓外，尚有不少中國留學生留下了記錄，同為留美學生的馮友蘭晚年回憶說：“我於1920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院做研究生，同學中傳言：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一奇人陳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選功課大都是冷門，我心儀其人，但未之見。”【6】其實，陳寅恪的性格並不孤僻，他隻是有自己的交友之道，特別講究門第與家學淵源而已，對那些城市暴發戶或農村土財主，他是不屑一顧的。就當時中國的情形而言，能出國留學者，自是有錢人家的子孫，而有錢者不見得來自書香門第，因而能入陳氏眼者寥寥無幾。那些被冷落者要麼不自知，要麼肚裏清楚，但怕如實道明會丟自己的麵子，因而故作其說，以示錯在對方，給不了解內情者留下陳寅恪性格孤僻的一個錯覺。曾任教於燕京大學的名教授洪業（號煨蓮），在回憶自己留學生活時，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說的是1916年暑期到馬薩諸塞州海濱度假，途經康橋，順便到哈佛去一瞻留學生中的英雄豪傑。在哈佛校園中見一中國人襯衣整個都露在褲子外麵。當時的美國人多把襯衣的下擺係於腰帶以內，呈貴族狀搖頭擺尾，故作瀟灑。此舉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作一種不禮貌、非常可笑的行為。但對方不管周圍投來的異樣目光，仍“在維德宿舍前大聲朗誦中國詩詞，旁若無人。再過一會兒，這人激動地站起來，在樹下踱著方步，後麵拖著在初秋風中晃著的襯衫腳”。洪業覺得這人真是怪模怪樣，不禁啞然失笑，友人陳宏振把他拉到一邊，告訴他說“這是大家最欽佩的人。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國語言，但不要學位”【7】。這個“怪模怪樣”的人正是陳寅恪。洪業得知，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遂不再認為其“怪”，而是敬佩有加了。
1921年，歐戰結束，硝煙散盡，各種秩序恢複正常。是年秋，陳寅恪與表弟俞大維離美結伴赴心向往之的德國柏林大學進入哲學係就讀。陳寅恪師從呂德施教授（Prof.Heinrich Lüders）主修梵文、巴利文，時年三十二歲。
當時國外的留學生，普遍的讀書趨向、治學風氣，大都是“先博後專”。但有相當一部分注重國內外熱門的工程、實業等專業，希望在短時間內博得一頂碩士、博士帽子戴在頭上，以此作為進身之階，歸國後獲得富貴榮華，過上安樂爽快的日子。另一部分則為學術而學術，也就是近似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學問與精神為救國經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於碩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頭上則不太在意。時在柏林大學與陳寅恪友善的中國留學生，大多屬於後者，其理想和心氣都是為學問而學問，很少顧及帽子事宜和日後升官發財之途。據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已由美國轉入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的羅家倫回憶：朋友中寅恪“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宿到唐史與中亞西亞研究……供他參考運用的有十六七種語言文字，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俞大維從數學、數理邏輯到西洋古典學術，又從曆史、法理、音樂到彈道學、戰略戰術，天才橫溢，觸手成春；毛子水初學數學，在德研究科學地理，旋又愛上希臘文，後竟把利瑪竇所譯《幾何原本》改譯一遍；而傅斯年學過實驗心理學、數學、理化學，聞聽柏林大學近代物理學、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顯赫一時，又到此處聽相對論、比較語言學，偶爾書包裏還夾厚厚一部地質學著作”【8】。
如羅家倫所說，傅斯年是1923年9月，由英國倫敦大學轉入德國柏林大學的。如果說當年由山東官費放洋是他人生命運的一個轉折點，那麼，自英轉德則決定了他一生的學術方向。而使他做出這一重大人生抉擇的關鍵人物就是陳寅恪。
傅斯年在歐洲求學七載，回國時隻留下幾本筆記，其餘一概丟棄，致使後來的研究者很難掌握他在那七年間思想與學術曆程的演進與變化。幸而傅氏有幾封與朋友的通信和幾篇報章文字保留下來，為研究者提供了一點線索，從而觸摸到他在那個特定時期的思想脈動。
放洋海外，是傅斯年早在北京求學時就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其使命所在，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為了自己久積於心的無數困惑與探求真理的欲望而出國的。當他得知自己獲取官費放洋的消息後，於山東聊城老家給北大同窗好友的信中說道：“我向來胸中的問題多，答案少，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來，更蘊積和激出了許多問題。最近四五個月中，胸中的問題更大大加多，同時以前的一切囫圇吞棗答案一齊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學的饑，饑得要死，恨不得在這一秒鍾內，飛出中國去。”【9】字裏行間，除了透出傅氏直來直去的性格和迫切心情外，其遠大的人生誌向已有顯露。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告別北大同窗好友和新潮社同人，由北京起程直奔上海。
抵達上海後，傅斯年與一同赴歐的同窗俞平伯等暫居新群旅館，籌辦登船事宜。正在蘇州家中休假的北大同窗好友顧頡剛專程前來上海送行。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俞平伯乘船離開上海吳淞碼頭，向浩瀚的印度洋駛去。1月19日晚，傅氏按捺不住心中情感的湧動，提筆給新潮社諸友寫了一篇路途觀感，敘述了離京的經過和對上海的印象，文中說：
在上海住的時間很暫，沒得甚麼益處。但見四馬路一帶的“野雞”，不止可以駭然，簡直可以痛哭一場。社會組織不良，才有這樣的怪現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我覺得上海有一股絕大的臭氣，便是“好摹仿”。請看上海話裏，一切名詞多是摹仿的。不直陳其事，而曲為形容，拿甲來替代乙，拿丙來比喻丁，其結果無非令人肉麻罷了。至於行動的摹仿，更不要說。從摹仿“倉聖”，以至於模仿“洋崽子”，雖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婦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婦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白情有句話很好，“上海人不管容受什麼，都和流行病一般”。我想所以事事成流行病的緣故，有兩層：了解不了，抵當不住。漂亮是誤人的淵藪，因為他是油滑浮淺飄流的根原。我平日常想，漂亮是糊塗的別名，時髦是發昏的綽號。【10】
這是傅斯年走出北大校門後，第一篇觸及社會生活的評論性文章，內中透出其獨特的觀察力與鋒芒畢露的性格，也暗含著對民族精神的憂慮與傷感。此文在《新潮》1920年5月1日第二卷第四號發表後，曾引起上海人特別是上海籍男人的反感與抵製，認為傅醜化了上海人雲雲。而此時的傅斯年已顧不得這些是是非非了。
經過四十幾天的顛簸漂蕩，輪船穿越地中海與直布羅陀海峽，終於抵達英國的利物浦碼頭。傅斯年與俞平伯下得船來，於次日乘車趕赴倫敦，入倫敦大學研究院就讀。對於一路上所見到的海光山色，奇情異景，傅斯年在給好友徐彥之的一封信中不無得意地說道：“沿路四十日間，把幾個階級的文化，幾個最異樣的自然現象都經過了；幾千年的民族經曆都溫習了。那些‘海上迂怪之士’所有的對象，也都有了。”【11】
在學校選擇的問題上，傅斯年解釋了自己選擇倫敦大學而不是赫赫有名的牛津或劍橋的原因，主要是官費不甚充足，而倫敦大學在學費和花銷上要比前兩校便宜許多。讓傅斯年意想不到的是，剛進校兩個星期，一同前來的俞平伯便不辭而別。傅俞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是同一個宿舍的好友，俞是受了傅的鼓動而專程來英留學的，如今突然離去，令傅斯年驚慌失措，急忙外出尋找。聽人說俞已趕往法國要乘船回國，傅斯年疑心俞氏得了精神病，急忙追至馬賽攔截，果然在一艘輪船上找到了俞。一問方知，俞不是什麼神經病，而是想家想得忍受不了，欲溜之乎也。傅斯年聞聽大怒，心想此事甚為荒唐，乃強壓怒氣苦苦勸說，讓其咬牙挺住，回英繼續學習。無奈俞平伯去意已決，死不回頭，傅斯年知道此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事理，無可挽回，乃長歎一聲，黯然作罷。後來傅在致胡適的信中頗有些垂頭喪氣地說道：“他到歐洲來，我實鼓吹之，竟成如此之結果，說不出如何難受呢！平伯人極誠重，性情最真摯，人又最聰明，偏偏一誤於家庭，一成‘大少爺’，便不得了了；又誤於國文，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我自問我受國文的累已經不淺，把性情都變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長歎。但望此後的青年學生，不再有這類現象就好了。”【12】
在這封信中，傅斯年告訴胡適“自己在大學時六年，一誤於預科一部，再誤於文科國學門，言之可歎”，從此下決心跟隨倫敦大學著名教授史培曼學習研究實驗心理學，同時選修化學、物理學、數學、醫學等自然科學課程，做一種真學問，不像有些留學生一樣求速效，急名利，欺世盜名，做回國升官發財之迷夢。對於這一取舍的最終結果如何，傅斯年心中並無清晰的把握，正如他給徐彥之等幾位新潮社朋友的信中所言：“如此迂遠，成功上實在講不定。但我寧可弄成一個大沒結果，也不苟且就於一個假結果。”【13】這是傅斯年的決心，也是其性格的寫照，通觀傅氏一生，似乎都與這個最初的理想與信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隻是傅斯年沒有想到，這一匡時濟世的理想與做法，一度受到他心愛並尊崇的老師胡適的誤解，並發出了“大失望”的慨歎。按照胡適的想法，留學放洋就要有一個結果，而最好、最明顯的結果是取得一頂博士帽子戴在頭上，否則便是失敗的象征。從這一點上看，早年暴得大名的胡適，的確有些人未老而心已衰了。當時留德的羅家倫等一幫有誌青年深知傅斯年用心之良苦，羅氏後來曾對傅這一選擇解釋說：他“進了倫敦大學研究院，從史培曼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這種舉動，就得要明白當新文化運動時代那一班人的學術的心理背景。那時候，大家對於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裏麵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而外，而且想從那裏麵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在本門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來治另一套學問，也可以應用。這是孟真要治實驗心理學的原因”【14】。羅家倫所言，顯然比胡適在這個問題上的識見要深遠了一步，也更切中當時的現實要害，畢竟五四之前與之後，中國人的思想已大不相同了。五四時代的青年對自然科學興趣大增，而心理學正是一個熱門，如北大畢業生汪敬熙、吳康等出國留學後，專攻的方向就是心理學。傅斯年在倫敦大學選擇心理學的另一個原因，羅家倫認為是早年受章士釗演講詹姆士（William James）心理學的影響，並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頗感興趣。另據台灣史語所研究員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書中發現，他在留英時期曾購買了大量弗洛伊德（Freud）的著作，歸國後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對人說過當年他“醉心心理學”，後來章士釗曾說傅斯年是全中國最懂弗氏理論學說的人。【15】正因為傅在這方麵的成就與聲名，當中央研究院創辦時，他被聘為心理學所的籌備委員。
胡適不明就裏，妄下論斷，他哪裏知道抵達英國的傅斯年，視野不僅限於自然科學，同時對英國的文學、曆史、政治、哲學等著作也多有涉獵，對於蕭伯納的戲劇幾乎是每部必看。正是懷揣這樣一種超凡脫俗的理想與抱負，以及“先博後專”的宏闊視野與思想戰略，傅氏在學術道路上蜿蜒前行，最終成就了一番輝煌事業並超越了他的老師胡適。
1923年9月，傅斯年離開學習生活了三年多的倫敦大學，背著沉甸甸的收獲與一堆同樣沉甸甸的困惑，來到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開始了新的求學曆程。
◎ 柏林日夜
傅斯年由英轉德前後，除陳寅恪、俞大維幾人，原在北大的同學羅家倫、毛子水、何思源等也先後從歐美各地轉到柏林求學，同時還有金嶽霖、姚從吾、段錫朋、周炳琳、宗白華、曾慕韓、徐誌摩等會聚在柏林街頭巷尾，形成了一個頗為壯觀的中國留學生部落。這個群體中的人回國後，大多成為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釋放的能量，對中國近現代學術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確切地說，傅斯年由英轉德，主要原因還是柏林大學良好的學術環境與氛圍。當時德國的近代物理學為世界所矚目，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普朗克的量子力學，都是轟動一時的學說。而社會科學中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則是柏林大學傳統的、久負盛名的學科。渴望在自然科學領域搞出點名堂的傅斯年，自是心向往之，欲親身前往領教一番。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與陳寅恪有關。此時，傅斯年與俞大維並不熟悉，即使見過麵也沒有多深的交往，因而羅家倫所說傅到柏林大學是受陳俞二人吸引並不準確。據可考的資料顯示，傅對俞真正了解並與之密切交往，是他轉入柏林大學之後的事，且是因了陳寅恪的關係才與俞大維逐漸密切交往並成為好友的。後來毛子水進入柏林大學就讀，傅向這位北大同窗介紹情況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又據毛子水在台灣時回憶說：“後來我的認識這兩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紹的。……平日得益於這班直、諒、多聞的朋友不少。（趙元任夫婦遊柏林時，寅恪也遠在柏林。寅恪、元任、大維、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學問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國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樂！）”【16】
陳寅恪與傅斯年在柏林大學的重逢，有意或無意地改變了傅斯年的治學追求，並最終使傅的興趣轉到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這一學術領域。可惜的是，陳傅二人在這一時期留下的資料非常稀少，為他們作年譜或傳記的作者，在記述二人交往史事時，往往一筆帶過，從而為後世留下了一堆糾纏不清的謎團。
畢竟龍行有影，虎行有風，通過二人留下的點滴資料與他人的回憶，陳、傅在柏林的留學思想、生活與學術追求，還是給後世研究者提供了或明或暗的線索。
據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王森通過傅斯年藏書分析，盡管當時的柏林大學物理學與語言文字方麵的比較考據學均名冠一時，但傅斯年初到柏林時主要興趣是物理學，尤其是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同時對自然科學方麵的其他門類仍保持濃厚的興趣，對各種書籍也廣泛涉獵。有一天，羅家倫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約定到柏林康德街二十四號中國餐館吃晚飯，傅斯年來時，夾了一個很大的書包，眾人不知其為何物，待翻出來一看，竟是一部三巨冊的地質學方麵的書。向來不善言辭，更不愛開玩笑的毛子水，破例幽了傅氏一默：“這部書是‘博而寡約’，傅孟真讀它是‘勞而無功’！”一句話說得傅斯年暴跳如雷。【17】
1922年至1924年，在柏林的中國學子可謂人才薈萃，濟濟一堂，其間相互往來，訪談遊玩，時而講文論學，時而高談國是。陳寅恪常與幾個朋友下午相約去某同學寓所或到康德大道的咖啡館把酒清談，酒酣耳熱時分，群露激昂之狀。俞大維因醉心德國歌劇，常用竹筷頻做指揮音樂狀；陳寅恪則能講到國家將來政治問題，對教育、民生等大綱細節一一涉及。如民主如何適合中國國情現狀，教育須從普遍征兵製來訓練鄉愚大眾，民生須盡量開發邊地與建設新工業，等等。諸生聞聽，大感分析透徹，鞭辟入裏，對陳氏也更加刮目相看。
當此之時，與傅斯年友善的德國留學生，各自的想法與求學的興趣、路數、門徑雖有不同，但理想還是大體一致，確實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誌。因了這些雄心壯誌的誘惑，在德國乃至歐洲求學的中國學生，除了官費與自費，還有所謂勤工儉學等五花八門的方式。因而留學人員可謂是魚龍混雜，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歐洲大陸顯著神通。抗戰時期，執教於成都燕京大學的陳寅恪對他的研究生石泉說過一則留學時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陳寅恪走進柏林一家華僑開的飯館，無意中和周恩來與曹穀冰等幾人相遇，打過招呼，同在一桌吃飯，由於政見不同，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頗為雄辯，曹氏等人都說不過他，遂惱羞成怒，放下麵包，掄拳便打，順便把陳寅恪也掄了幾拳。周恩來自感力不能敵，與陳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誤入了老板娘的房間。多虧老板娘此時正在外麵張羅客人的飯菜，未鬧出更大的亂子。周與陳二人急忙把門關上，並用肩膀拚命抵住，任憑外麵如何叫陣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無趣退走後方才出來。為此，陳寅恪曾笑著對石泉說道：“沒想到他們竟把我也當作了共產黨。其實我那天什麼也沒有講，隻是聽他們辯論。”【18】
此段逸聞，陳寅恪隻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時，當作一個笑話偶爾說起，未有炫耀之意。幾年後，當國共兩黨在炮火中徹底易位，共產黨勝利後，周恩來官至一國總理時，陳氏再也沒有提起這件陳年舊事。其理與魯迅的交往一樣，怕被誤認為“謬托知己”。不過對方似乎一直沒有忘記陳氏的存在和當年結下的情誼，1954年，周恩來在聽取中國科學院在政務院所做報告，於總結時特別強調：“……要團結一切愛國分子，如陳寅恪，要考慮科學家待遇。”【19】而當“文化大革命”爆發，陳寅恪落難嶺南之際，周恩來曾經對廣州學生串聯進京的造反派頭目們說過“你們可請教中山大學陳寅恪先生”【20】，“陳寅恪教授是善於古為今用的學者”，【21】意在對陳給予保護。此點除了周“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說與在德國期間二人的交往有些關係——盡管在飯桌上陳氏什麼也沒有說。
門第與家學淵源連同個人的才氣誌向，注定了陳寅恪與傅斯年在心靈上的溝通並漸漸成為同路人。來到德國的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1924年，蔡元培赴歐考察路經德國，由傅斯年、羅家倫等原北大弟子陪同遊覽波茨坦（Potsdam）無憂宮（Schloss Sanssouci），宮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爾泰像，非常精美，傅斯年見後，流連忘返，不忍離去，因此落在了眾人的後邊。羅家倫走至半道發現此情，隻得折回去把傅氏叫回。羅對眾人說道，隻見傅斯年站在伏爾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詞地背起李義山（南按：應為溫庭筠，羅氏誤）的兩句詩：“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實憐君。”【22】羅家倫此語雖含調侃的意味，並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當時傅氏的誌向與心境。
到了歸國前的最後一兩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漸轉向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而這一學派的創始人就是19世紀被推崇為德國近代史學之父、西歐“科學的史學”的奠基者的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按蘭克的理論，一切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曆史真相，隻有窮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資料。其曆史觀點的核心是：史料高於一切，要把曆史學變成史料學。蘭克在他1824年的不朽名著《1494年至1514年間羅馬民族與日耳曼民族的曆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 1494 bis 1514）序言中寫道：“人們一向認為曆史學的任務是判斷過去並且為了將來的世代利益而教導現在，本著作不指望這樣崇高的任務，它僅僅希望說明真正發生過的事情。”此書出版後轟動了整個歐洲，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卡爾（E.H.Carr）對此評論說：蘭克那句“並不怎麼深刻的格言卻得到驚人的成功。德國、英國甚至法國的三代的曆史學家在走入戰鬥行列時，就是這樣像念咒文似的高唱這個富有魔力的短句。”【23】由於蘭克強調“嚴謹的事實陳述──即使這事實或許是偶然的枯燥無味的──也無疑是曆史編纂學的最高法律”，後世史家又把蘭克的理論與他創立的學派稱為“實證主義”。這個學派在19世紀至20世紀早期風靡一時，幾乎壟斷了歐洲史學界。當傅斯年來到柏林大學時，蘭克學派依然雄風不減。傅氏在求學的道路上經過幾年的搖擺晃動，最終選擇了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史學，並作為重點研習對象和安身立命之托，與當時歐洲的學術大氣候自然有著密切關係。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沒有想到，正是他的這一抉擇，引發了一場對中國史學影響久遠的輝煌的革命。
通過陳傅二人留下的筆記本及修課記錄，可以看到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漸漸彙入同一大海的曆史脈絡。許多年後，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著名史家王汎森在受命清理“中研院”史語所保存的傅斯年檔案時，發現了傅氏當年的手稿、筆記和他與民國學人來往的部分信件，其中有一藏文筆記本記錄於柏林大學求學後期。把這一筆記本與大陸現存的陳寅恪藏文筆記本對照，竟發現二者授課的教授相同，從而可知二人上過同一教授的課程。已知的是陳寅恪對梵文大師呂德施極為推崇，而據傅斯年檔案中所見，在他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中也記載著上課但未正式獲得學分的課程中有呂德施教授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筆記中有兩份記載當時西方學者有關東方學的目錄，而陳寅恪初到清華，授課內容便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同在柏林的毛子水曾公開承認他是受了陳寅恪的影響而注意比較語言學的。王汎森根據這些材料，結合傅斯年藏書扉頁所記的購書年代判斷，認為傅斯年這一時期開始大量購買比較語言學方麵的書籍，進一步“有點懷疑陳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對他有過影響，使他轉而重視比較語言學”【24】。王氏這一推斷當是有一定道理的，這從後來陳傅二人的學術交往與思想溝通中亦可見出。
陳寅恪常謂“讀書須先識字”【25】，要研究曆史學特別是東方學，必須懂得東方的文字，包括曆史上存在過如今已死去的文字，隻有如此才能揭示曆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柏林專門對各種古代文字與考證下功夫。而傅斯年似乎也按此法加以研習，當時他在給羅家倫的一封信中曾披露道：“這一個半月中，看來像是用了四十，但有百馬克餘之房錢，像前者，又有火爐子費，又交學費，故實是十分減省，每日吃飯在二馬克與三馬克之間，未曾看戲一次。書是買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南按：高本漢）的語言學（非其字典），上一是上課，下一是為寫書用。”【26】
傅斯年最終決定轉向實證主義史學，很快便顯示了他過人的聰明才智，學業大進的程度出乎諸生意料。麵對傅氏咄咄逼人的銳氣，俞大維曾對人說：“搞文史的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便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27】五短身材卻聰明絕頂的俞大維遂調整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晚清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中，避免了與傅胖子的直接對壘交鋒。學成歸國之後的俞大維於1933年再度重返德國，進入柏林工業大學，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製造、戰役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對彈道學的學習研究更是精進，終成著名的兵工製造與彈道專家，回國後曾任國民黨政府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等要職。
1924年5月，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哲學係的趙元任，偕夫人楊步偉到柏林準備轉道回國，此前在辭卻哈佛大學教職時，特致函陳寅恪，希望陳氏重返哈佛代其職位。陳寅恪自感學業未成，複信婉辭曰：“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對美國留戀的隻是波士頓中國飯館醉香樓的龍蝦。”【28】雖為一句戲言，趙元任見信，深感其人誌不在此，遂不再提及。
後來楊步偉寫了一本叫作《雜記趙家》的書，這位婦產科出身的醫生，在寫作上盡管不是內行，但總算為後人留下了一點史料，多少彌補了行文中的缺憾。據楊氏回憶，她與趙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大些中國在德的留學生來看我們，也是現在很多的名人在內，我們多數是聞名沒有見過麵的，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費留學生，大戰後因德國馬克正低，這些書呆子就轉到德國去，大買德國的各種書籍，有的終日連飯都不好好地吃，隻想買書，傅斯年大約是其中的第一個。大家見麵後越談越高興，有時間到中國飯館去吃飯，看見有中國學生總是各付各的聚攏一道來吃。有時他們到我們住的地方來談到半夜兩三點鍾才回去”。又說：“那時還有一個風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勵離婚，幾個人無事幹，幫這個離婚，幫那個離婚，首當其衝的是陳翰笙和他太太顧淑型及徐誌摩和他太太張幼儀，張其時還正有孕呢。朱騮先夫婦已離開德國，以後在巴黎見到的。這些做鼓勵人的說法，我一到就有所聞，並且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批評，說陳寅恪和傅斯年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最幹淨的。有一天羅誌希來說有人看見趙元任和他的母親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來挑撥，我的歲數，人人知道的。（誌希！你還記得嗎？我想你回想到那時真是你們的黃金時代。）”【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