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步偉所說的朱騮先，即後來出任過中華民國教育部長和中央研究院代院長、行政院副院長等高官的朱家驊；羅誌希就是羅家倫。羅氏這位與傅斯年齊名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此時正與一位在歐洲的中國女人（名字不詳）狗扯羊皮地來回折騰，並陪其自柏林到巴黎遊覽。據說在陪其看戲時，曾“看得她頭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兩座尚可聽得”【30】。號稱寧國府“石獅子”的傅斯年聞之不爽並大起疑心，曾致信羅加以嘲諷說：“心跳而能使隔座者聞之，絕無此理……想是使君之心與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聞焉。”又說，“她自巴黎歸，聽說甚不喜巴黎，大維謂是你（羅）領他（她）看博物院之過。我當時想起《聊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時送其七品補服於其所識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對不起朋友者，然當時此想油然而來，非由我召也。先生之誌則大矣，先生擇路則不可。”【31】
可能此時羅家倫被那位交際花式的風騷女人和傅斯年的嘲諷與批評弄得暈頭轉向，不辨牛馬，才跑到趙楊夫婦下榻的旅館說了這一番昏話。此時，自視出身名門，才貌超群，舉世無雙，完全可與西施、王昭君、貂蟬、楊玉環等古代四大美女有一拚的楊步偉，居然被眾人當作趙元任的親娘而不是太太來看待，其夫婦相貌與年齡在諸方麵的反差之大可想而知。楊步偉聞聽後的心情與騰起的怒火也就不言自明。若不是趙楊夫婦初來乍到，各方麵還需拿捏客氣一點，依楊步偉向來愛好教訓別人和說一不二的火暴脾氣，羅家倫此番不識輕重好歹地貿然透露事實真相，定被罵個狗血淋頭，或者吃一記響亮的耳光也未可知。好在楊步偉沒有這樣做，這是羅家倫的幸運。
在談到柏林大學中國留學生中最可堪造就和令眾人服膺的“三巨頭”時，楊步偉說：“俞大維最難見到，因為他是日當夜，夜當日地過，你非半夜去找他是看不見他的，寅恪和孟真來得最多。（寅恪因其父陳三立先生與我祖父交情很深，他小時和哥哥還是弟弟也住過我們家一些時，並且他也是被約到清華研究院之一，以後在清華和我們同住同吃一年多，一直到他結婚後才搬開。）”又說，“孟真和元任最談得來，他走後元任總和我說此人不但學問廣博，而辦事才幹和見解也深切得很，將來必有大用，所以以後凡有機會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總推薦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變遷，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則亡矣。”【32】
傅斯年之才學，不隻受到蔡元培、蔣夢麟、胡適等北大派名流的賞識，就連過往並不深的趙元任都深感其才高八鬥，自愧弗如。或許這就是幾年後趙元任甘願以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身價，屈尊於傅斯年手下做個史語所語言組組長的緣由吧。
對於傅斯年與陳寅恪、俞大維等人的日常生活，楊步偉曾有深切的體會，她說道：“有一天大家想請我們吃茶點，但定的下午三點，我們剛吃完午飯，以為到那兒（是孟真的房東家）照例地一點點心和茶，豈知到了那兒一看，除點心外，滿桌的冷腸子肉等等一大些，我們雖喜歡，沒有能多吃，看他們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說德國吃茶真講究，這一大些東西，在美國吃茶隻一點糕什麼連三名（明）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東部東西多）。孟真不憤地回我：趙太太！你知道這都是我們給中飯省下湊起來地請你們，你們不大吃所以我們大家現在才來吃午飯。”楊聞聽此言，為這些書呆子的處境與精神感動得差點流下淚來。日後她回想此事，仍不免心痛地說：“他們這一班人在德國有點錢都買了書了，有時常常地吃兩個小幹麵包就算一頓飯，聞說俞大維夜裏才起來也是為減省日裏的開銷，不知確不確？”【33】
一天，陳寅恪和俞大維兩個人突然要請趙楊夫婦看一次德國的歌劇。戲名叫《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是由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作曲。陳俞二人把趙楊夫婦送到戲園門口就要走，楊步偉好奇地問：“你們不看嗎？”心中暗想這二人如此不懂規矩，對自己這樣輕看，真是豈有此理。俞大維笑笑沒有吭聲，陳寅恪有點歉意地說道：“我們兩個人隻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幾天吃幹麵包。”楊步偉在回憶中說：“我們心裏又感激又難受，若是我們說買票請他們又覺得我們太小氣，不領他們這個情，所以隻得我們自己進去看了。大維！不知你還記得這一回事嗎？”【34】
趙楊夫婦此次在德國逗留了40天，除了陳寅恪、傅斯年、俞大維、羅家倫等人到訪外，童冠賢、毛子水、何思源、張幼儀等也多有交流。時徐誌摩正為追求心中的聖女林徽因，不惜與他的結發之妻張幼儀在柏林大鬧離婚。在張幼儀尋死覓活不願離異之時，留德的中國學生在好事者的帶領下，紛紛圍將上來，拉著徐誌摩要他到中國飯館請客，以便獻上錦囊妙計。深感走投無路，欲以頭撞牆的徐氏信以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筆款子，請了七八人到飯館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熱之際，有一號稱“鬼穀子”的留學生終於獻出奇計，認為最可行的一條就是令徐誌摩把張氏像捐麻袋一樣捐獻出來，移交給未婚的金嶽霖為妻，眾人聞聽齊聲喝彩。想不到此時金嶽霖正在另一間用薄木板隔開的房中與朋友吃飯，聽到一幫中國學生於酒瓶碗筷的碰撞聲中大呼小叫地喊著自己的名字，忙走近聽個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便輕輕地把屏風推開，站在他們的飯桌前麵叫了一聲：“嘿！”【35】眾人見狀，大驚，徐誌摩那白白的臉頰頓時紅了半截。
由於老金不願接受徐的捐贈，此事未能談攏，張幼儀也免了像熟透的柿子一樣在留學生圈子內被轉來捏去，最後成為一堆令人厭惡的稀湯的羞辱與麻煩，但最終還是在好事的中國留學生與徐誌摩本人的內外夾擊下，同意離婚。金嶽霖以見證人的角色在徐、張的離婚書上簽字畫押，以為憑證。徐、張的離婚風波，搞得雞飛狗跳，四鄰不安，身在異國他鄉又身懷六甲的張幼儀，一時陷入淒苦無助的悲涼境地。趙楊夫婦準備離開柏林的那天晚上，羅家倫匆匆忙忙趕來，楊步偉原以為羅是專為送行前來探望，交談中頗為客氣，更不再為羅說自己是趙元任他娘之事計較。話談到一半，羅家倫話題一轉，吞吞吐吐地問楊步偉手邊錢多不多，楊以為對方除了送行還要送錢，心中猛地泛起一股感激之情，為表客氣，楊說不多可是夠用了，剛要說不勞你們幫忙之類的客氣話，想不到羅家倫猛地接話道：“可不可以借幾十元出來，我們大家欠張幼儀的家用，應到期的錢還沒到，暫挪我們一點還賬。”楊步偉一聽，頓時冷了半截，沉著臉說手中的錢隻夠用到回法國，隻要一到法國，由美國彙來的錢大約就可收到，意思是等自己回到法國再說吧。羅家倫知道隻要眼前這兩個小財神一離開柏林，便是黃鶴一去杳無消息了，於是死纏硬磨，與趙楊夫婦在旅館打起了陣地守衛戰。眼看快到深夜，趙、楊體力不支，表示繳械投降，掏出40元拱手交給對方。羅家倫錢一到手，立即打道回府杳無音信。楊步偉撰寫回憶錄的時候，對此情此景仍記憶頗深，並對羅氏借錢幾十年不還的做法，含有調侃意味地再度提起：“誌希你還沒還我們呢吧？”【36】此語表麵上是提及40元錢，實則楊步偉仍對當年羅氏的冒失與不明事理地“喊娘”之事耿耿於懷。
又是多少年後，周作人對羅家倫曾做過一個小小評價，謂羅“雖是文化運動出身，可是很有點鄙陋，錢玄同見過他的西文名片，寫作羅斯福羅，每相見的時候，常要叫這個名字”。又說：“羅家倫不失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偽君子來，還要好一點。”【37】周說這話的時間是1950年6月，自己剛因漢奸罪從監獄放出來不久，傅羅二人皆隨國民黨退守台灣，大陸山河改色。且周作人與傅斯年素有個人恩怨，因而此評是否公允，隻能看各人的理解了。但就傅、羅留學時期的總體情形看，似乎並不像周氏所說的那樣鄙陋與齷齪，特別是在錢財的交往上，盡管有羅家倫借楊步偉債款幾十年不還的情形，但在中國留學生之間，尚沒有露出真小人與偽君子的做派，倒是有點同舟共濟，“有錢大家花”的共產味道。
◎ 羅家倫信件披露的隱秘
1998年，羅家倫的女兒羅久芳將保存的傅斯年、羅家倫於1923年冬至1926年底留學歐洲時期的九封通信整理公布。此舉令有關傅、羅及其同代留學生群體，甚至五四運動的研究者為之一振。1926年之前，有關兩人的文字資料實在太少。就傅斯年而言，除了胡適保存的兩封通信和幾次在巴黎的談話記錄外，其他資料再未見到。羅家倫個人資料的流傳情形類似，其他的如陳寅恪、俞大維、毛子水，包括金嶽霖、何思源等，學習筆記類的資料倒有一些，但涉及個人生活的書信資料則鳳毛麟角，難以尋覓。鑒於這一情形，後世研究者與傳記作者在描述他們的留學生活時，不得不一筆帶過。事隔七十多年，傅、羅通信突然現世，且是一連九封通信的公布，這對研究者來說，機會之難得、價值之珍貴是不言而喻的。
兩人通信所涉內容大多都是些生活瑣事，其間不少插科打諢、臧否人物的精彩段落。另有不少涉及留學生之間私生活，或曰性生活的敏感片段。據任教於美國大學的羅久芳說，因為這些信件是傾訴彼此間真情的私函，作者提筆時並未考慮到原件會長久存留或有朝一日會公之於眾，所以寫得酣暢淋漓，可謂無話不談。但當情緒盡情傾瀉之後，又往往理性地特別注明“切勿對任何人言之”的警示密語。正是因了這樣的情形，保存者羅久芳左右為難，遲遲不肯公布。在秘藏了七十多年之後，因編輯出版《羅家倫先生文存》的需要，在眾多前賢舊好與研究者的期盼呼籲聲中，羅久芳才鼓起勇氣，一咬牙提前把這九封私函公之於眾，算是圓了期盼者的心願。至於信中特別注明的一條條警示，無論在九泉之下的傅斯年同意與否，作為後輩也就顧不得那麼多了，反正傅氏是絕不會再從地下那幽深黑暗的洞窟裏蹦將出來，像當年一樣嗷嗷怪叫著跟羅久芳這位侄女拚命的。
九封信有短有長，格式不一，且字跡潦草，有一部分用鉛筆寫在薄紙正反兩麵，但未經過修改。因有八封信未注明日期，隻能據內容辨認順序和時間，其中最初的兩封是傅、羅同在柏林的兩年間所寫，以後的六封是羅家倫轉赴法國巴黎大學時所書，當時羅與北大同學何思源合住巴黎一處公寓，傅在信中時常是羅、何並提。因未見到原件和影印件，已公布的信件內容是否被羅女士做過刪節不得而知，但從總體上看，不太方便告人，或者公布之後會使信中的當事者感到臉紅或不太好意思之處（假如傅、羅仍活在世上），占極少的比例。而絕大部分則是人人羨慕人人恨的金錢的問題。通過一件件關於英鎊、馬克或者法郎的愛恨情仇，世人透過曆史煙塵，真切地領略到包括陳寅恪、俞大維等在內的留學生真實情形與令人心酸的往事。
第一封信內容就帶有悲中含酸的情趣。說的是羅家倫於1923年冬日不慎遭竊，衣物盡失，幾乎到了要“裸體歸天”的悲慘境地。剛到德國近半年的傅斯年聞訊，以近似現代網絡名的“山外魔生”寫信與羅，有些調侃地勸慰道：“昨晤姬公，聞真人道心時有不周，衣冠而往，裸體而歸，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奪之幹淨也。聞真人劫後不改笑貌，興致一如恒日，故慕仰無極。進此兒，若戲謔，實出心肺之言。”又說：“此事如在小生當死矣。失色猶可，盡失色則不提色。失書則從此不念書。若失去衣冠，將何以為中國之人，而度此嚴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當年精衛投海，亦但為失竊耳。今寫此信，是告訴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時如無解決之術，則請拿去。雖大，容或可對付一時。帽子，我也有一個，但恐太小耳。近聞學費限下星期交，為之大急。羅真人法覽！”【38】
信中的羅真人，乃傅斯年為羅家倫起的綽號，同樣相當於後世泛濫成災的網名。未久，傅斯年又以Damned Libraryman（受詛咒的書蠹）為筆名，致信羅家倫，道出了自己窮困潦倒的淒慘之相：“星期一我在林中，未曾睡著，但失迎總抱歉的。星期一方知交費在即，一文無著，十分著急或者死去。”信中看出，傅氏的經費來源已有不祥之兆，且幾乎到了《易經》卦辭所言“主大凶”的地步了。
1924年，可能因傅、羅皆在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而見麵機會較多，這一時期沒有信函往來。第三封通信的時間已是1925年，羅家倫已轉入巴黎大學就讀，這一時期的通信幾乎全部圍繞一個“錢”字與一個“愁”字，但事情又往往不是一個“愁”字了得的。
隨著國內軍閥混戰不息，形勢混亂不堪，山東政府方麵的官費籌措已極困難，無法及時向海外留學生彙寄。這個時候國內的紡織大王穆氏企業因經營不善而倒閉，羅家倫的經濟來源中斷。為了繼續在英法兩國收集近代史資料，以便完成最後一年的研究計劃，羅氏除了譯書寫稿掙點小錢補貼外，通過老校長蔡元培介紹，向商務印書館監理張元濟借得國幣1500元。這筆款項於1925年下半年分兩次彙至倫敦及巴黎，羅家倫得此巨款，除償還債務外，手頭還有部分餘額。此事被傅斯年偵知，借這年秋到巴黎短期訪學之機，向羅氏借了一筆小款以為急用。到了秋後算賬時，手頭已不寬裕的羅家倫致快信向傅“討債”。已是窮困潦倒的傅斯年大窘，立即修書一封，敘述自己“挖東牆補西牆”的艱難處境，其中一段寫道：“弟在巴黎最後接到朱寄之二十，換了後，還債等已精光，末日隻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馬克尚是從吾（南按：姚從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員外尚有幾文，故用到11月，過了初十，朱寄來二十鎊，交了2月房錢去其過半，所餘的月底還完了員外怎麼辦呢？幸與老陳（南按：陳寅恪）定了一約，他先把二十鎊之馬克給我，我交了學費及他種零費，借給一位更窮的朋友三十馬克，交了這月房錢，今天隻剩了四個半馬克，愁得這兩天無以為計也。”又說：“上星期初已即向朱要二十鎊，大約此星期可寄來。但此是老陳的了，有約在。他即日走，先赴英國，故更無從通融起。那麼怎麼辦呢？上星期一向朱寫信時，說有二十方可過年節，當時尚未計算得清楚，信發覺‘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始意覺得這月總可勉強到底，但陳走甚急，姚錢不來。前昨兩日，整日思法子。昨天開了一個書單子，擇其或有人要者於Hirschwald，未知下文如何？此時滿想向朱再要，但如何措辭，且甚無效耳……要是老陳不走尚有法，而他即走。他的錢為郭才子陳津藻二位借了上路，故他也著急無對。此時柏林的環境中，比先更窄，故通融之國，更窮。幾乎等於不能借分文之局麵。這兩月，子水、從吾、大維都是賴老陳維持。老陳大苦，老陳走後，更不了矣。”
因傅信均無日期，故無法判斷確切時日，但從信的內容推斷，此信大約寫於1925年秋冬時分。信中提及的“老朱”或朱某，乃中國駐英公使朱兆莘，歐洲留學生的經費一直由朱氏作為代理人具體操辦。但此時國內政局混亂，經費彙不出，朱氏無能為力。為了應付不斷前來“討債”的書呆子，朱氏迫不得已，隻好從公使館的其他款項中轉借幾個小錢予以應付救急，傅斯年所得20英鎊即是此例。
信中涉及有債務關係者多達八人，那個神秘的“員外”不知是指何人，但提及的“老陳”，是指即將歸國的陳寅恪。言語中可以看出，這批留學生的錢財除了相互借來借去外，作為老大哥的“老陳”，於此間顯示了舉足輕重的分量，同時也透出他對眾位難兄難弟的關切之情。
到了1926年初，傅斯年終於從朱氏處領到了十英鎊的彙票，於是致信羅家倫說：“本是想就此寄你四鎊、寄仙槎（南按：何思源字）二鎊的。但換現鎊待了三天，此三天中又為人借去了幾文，自己也實沒辦法了。現隻寄你二鎊，仙槎一鎊。朱既許我下月設法，到時弟必再寄。月中窮不可言，特別糟者是今後全無辦法，山東學費已全無望矣……”傅斯年寫信時，國內軍閥混戰加劇，整個中國大地彈片橫飛，血流遍野，大小官吏爭相苟全性命，已無人再去管這批海外學子是死還是活的事了。傅氏與何思源屬山東同鄉，何思源來自水泊梁山的發源地菏澤，著名的鄆城縣、曹縣等皆從屬於菏澤地區，當地流傳有“梁山一百單八將，七十二名出鄆城”之語；傅來自梁山腳下的聊城，武鬆打虎的陽穀縣屬其轄地，因而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有小同鄉之誼。眼看山東方麵的官費沒有希望，其他款項又無從進取，麵臨斷炊的何思源，能得到傅斯年借予的一個英鎊也算是不幸之中的萬幸。此等情形很能令人想起當年劉備在販賣草鞋的途中，饑餓難耐又無錢購買一個燒餅那“一文錢難倒英雄漢”的故事。十幾年之後，歸國的何思源在相繼登上國民政府山東省主席與北平市市長寶座之後，不知對這一文大錢的艱難來曆還記得否。
楊步偉說因為大戰後德國的馬克走低，物價便宜，中國的留學生們才紛紛從四麵八方轉到柏林，此說有點道理，但不能說全對。事實上，當時德國的物品並不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更物美價廉，而專等這幫孔乙己的弟子門生前去占便宜。在傅斯年即將結束學業回國的前夕，生活更是到了無依無靠的絕境，他在致羅家倫與何思源的信中道：“總之，去年我以領了下一月（款），我方能自巴黎歸，今則倒欠下兩月，此外無絲毫進款。德國生活程度貴得無比，此間熟人一致呼窮，故弟不欠此間任何一人、任何一文，而此間欠我小數者，積起來已經不少了。5月中旬連吃四日幹麵包，實在不免於夜間流涕。大維尚好，而毛、姚窮得出世涅槃……”
德國的生活程度傅斯年說得已很清楚，正是在如此生活環境與經濟條件的高壓之下，他才在致羅家倫的信中，發出了“心緒如焚”“飲食不常，一切狀態如瘋如狂”的悲鳴。未久，傅斯年突然從《德國彙報》聞知駐英公使館的老朱將要去職的消息，大驚，急忙寫信致英使館向老朱本人催要學費。本來老朱對此等事項早已厭煩不堪，如今奉命歸國，正好順水推舟，將這個棘手的皮球踢給了繼任者。而繼任者年輕氣盛，根本不把傅斯年等留學生放在眼裏，對連連上書催款視而不見，遲遲不做答複。眼看就要成喪家之犬狀餓斃於柏林街頭的傅斯年大怒，立即表示“老傅窮而不安，但亦尚有脾氣”。按傅氏的推斷，繼任者如此對待留學生，一定是克扣和挪用了國內寄來的官費。而對方如此無理與霸道，正是留學生們“拚命之機會也”。於是，傅斯年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立即蹦將起來，欲像當年五四運動一樣，發動並親自統率整個歐洲中國留學生，肩扛大旗，揮拳弄棒再展示一回少年壯誌，前往駐英公使館門前示威遊行，不惜與使館人員開打宣戰，然後來個火燒趙家樓的模擬演示，將公使館一把火燒個精光。
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過去的老皇曆如今翻不得，對於傅斯年而言，一呼百應的五四時代已經成為過去。接受新的文明洗禮並逐漸理性的羅家倫、何思源、俞大維、毛子水等人，認為以暴力的方式方法來處理此事萬萬不可。倫敦比不得當年的北京，若真的鬧將起來，很可能被當作過街老鼠捉將起來關入大牢，成為天下笑柄。在眾人勸說阻止下，傅斯年火氣漸消，最終打消了一把火燒掉公使館的念頭。當然，駐英公使館的官僚們並不知有此一幕險情發生，否則，應該早抱頭鼠竄了——看來傅斯年當年考取官費留學生時，山東教育廳一幫官員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盡管羅浮宮與白金漢宮沒有被點燃，事實上中國駐英公使館卻差點葬身火海。
既然公使館不能燒掉，日子還得設法苦撐下去，如同一位外國作家所說的那句名言：“活下去，而且要記住。”留學生們除了圍繞一個“錢”字與一個“愁”字來回打轉、相互借債外，自然有苦中求樂的另一個側麵。而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年輕遊子，又少不了與過往的女人拉拉扯扯，生發出一些風流韻事。當時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小秘密，在傅斯年致羅家倫的信中有所披露。如在第八封信中，傅斯年對羅家倫說：“聽說你和Mlle Jemmes很好，不知仙槎吃醋否？一笑！”
Jemmes乃何思源找的法國女人，傅斯年在巴黎與其見麵後，便在信中笑其“中文名字極俗，不知誰的大作”雲雲。未久，羅家倫為了籌措回國的川資，再次向張元濟求援，張以私人名義慷慨借貸600元。一年前，當羅家倫首次通過蔡元培向國內尋求經濟援助並找到張元濟時，張正為女兒擇婿，回信中同時拜托蔡在海外留學生中直接物色，並表示願意資助未婚女婿的留學費用。蔡元培接信後曾向羅氏探詢，但未全部挑明內情。羅家倫經過一番思考，寫信向蔡表示：“無論與何人訂婚，皆願於訂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誼。……最好於友誼發生時不必定有婚姻觀念當先，以免反而拘束。”蔡元培意識到此事難成，便將原信有關部分剪下轉給張元濟。張氏當然不是糊塗人，見對方如此，並不強求，此樁“婚事”算是告吹，但借貸的事還照樣進行。【39】想不到這次傅斯年聞聽羅家倫又向張元濟借貸，便以調侃的語氣說道：“聽到你做了日禮服、晚禮服、夜禮服等。日服為利見大人，夜禮服為霓裳歌舞之用（話是聽到的，典故是我加），恭喜恭喜。”傅所說的“為利見大人”，即指張元濟，因為張氏托蔡元培在海外為其女兒擇婿之事，早已在留學生中傳開，而羅家倫正是眾人矚目和議論的焦點。
在一頓調侃後，傅斯年又用詼諧的語言向羅家倫講述了近期發生在自己身邊的幾件“大事”：
說點笑話罷！（一）老陳回去，坐二等艙，帶著俞大維那個生龍活虎一般的兒子，Just think of it。
（二）萬燦的Braut（南按：未婚妻）聽說甚有德行，萬燦與她日日見，自然想幹一回，而她拒絕（其理由不可得知）。故萬燦更佩服她的德行。
此間朋友如常，毛子水連罵我三天都是insinuations，最後大吵一回。員外此時也無不（？）買書。
你應來信勸大維去法國。他在此甚無意思。有次我向他房東雲Herr Dr.明年去法國。她雲：Ach, Nein, Herr Doktor wi nie von uns weggehn! …etc…（南按：“嗬，不會的，博士先生不會離開我們的!……”）
或者這房東為他保全令德不少，但他卻是應該到法國享福去了。【40】
傅氏所說的這位萬燦，與他未婚妻最後的結局如何，好事是幹得成，還是沒幹成，或者介於二者之間，皆不得而知。而老陳帶俞大維兒子一同歸國之事，卻含有一個不太為外人所知的故事。
許多年後的1970年，已進入古稀之年的俞大維在《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中說：本人“與陳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寅恪先生的母親是本人唯一嫡親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內人。他的父親陳三立（號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詩人；他的祖父陳寶箴（號右銘）先生是戊戌湖南維新時期的巡撫。右銘先生有才氣，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辦團練時，即為曾國藩先生所器重，數次邀請加入他的幕府，並送右銘先生一副對聯，以表仰慕。上聯寅恪先生不複記憶，下聯為：‘半杯旨（卮？）酒待君溫’，其推重右銘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與陳右銘（寶箴)太守論文書，此文收入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中。我的母親是文正公的孫女，我的伯父俞明震（字恪士）先生、舅父曾廣鈞（字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與三位先生（陳氏父子祖孫）皆是好友。本人與寅恪先生可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學了。”【41】
文中所說的三代世交是指俞的曾外祖父曾國藩一家與陳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撫陳寶箴；俞的父輩俞明震與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俞本人與陳寅恪兄弟等三代的密切關係。兩代姻親是指俞陳兩家與曾國藩一家都有至親，而俞大維與陳寅恪既是姑表兄弟，又是郎舅之親。俞大維的姑母是陳寅恪的母親，俞的妻子陳新午又是陳寅恪的胞妹。七年同學則是指美國哈佛與德國柏林大學同窗共讀的七年時光。
當然，俞大維說這話時，已隨國民黨退居台灣多年，在德國求學時代，這個格局尚未形成。俞大維是先有了一個“生龍活虎一般的兒子”之後，才與陳寅恪之妹陳新午締結伉儷，借此與陳家成為“兩代姻親”的。
曾國藩的兩個兒子紀澤、紀鴻皆是清代有名的人物。曾紀澤出任過清朝駐英、法、德、俄公使，為收複新疆伊犁，曾與“麵冷詞橫”的沙俄大臣據理力爭，算是一位對中華民族做出過貢獻的外交家。曾紀鴻與夫人郭筠，生五子一女。分別是：廣鈞、廣釗（殤）、廣鎔、廣銓、廣鍾五子；女廣珊。長子廣鈞乃“湖南四公子”之一，著有數學研究專著。女兒曾廣珊，善於詩文，嫁給俞明頤，婚後生十三個兒女。除了三個早夭外，其餘十人為：大維、大綸、大紱、大絜、大綱五子；大緗、大絢、大縝、大、大綵五女。按俞家大排行，俞明頤之兄明震、明觀已先有三子，因而俞大維排行第四，成為這個家族的“四哥”。
俞大維在德國柏林留學期間，陰錯陽差地與一位德國原裝的鋼琴女教師相愛，兩位幹柴烈火般的青年一不小心，那位德國美女便珠胎暗結，大喜即將來臨。想不到對方那傲慢的父母卻沒把身材矮小、貌不出眾的俞大維放在眼裏，死活不允許女兒嫁給這個來自東方的中國青年。就在雙方你來我往叫板的過程中，一個男娃從德國美女的母體裏呱呱墜地，此為1923年間事。俞大維根據德文名字的發音，為孩子取名為揚和。又依照俞家家族輩分取名俞啟德。其意是，一方麵紀念他的德國母親，一方麵希望兒子德才兼備。揚和出生後，放在俞大維租住的房東家撫養。俞的房東是位閑居多年的寡婦，盡管徐娘半老，但風韻猶存，與俞大維友善。正當這位風流寡婦紅顏漸衰，美人即將遲暮之際，見俞大維突然抱回家一個幼兒，自是歡喜，便主動承擔了部分撫養義務。如此這般，遲暮的寡婦與俞大維也就有了進一步的情誼。——這就是傅斯年在致羅家倫的信中所說那位房東為俞大維“保全令德不少”的緣由。盡管如此，一個立誌在學業上創造出一番成就的留學生，整日帶一個哇哇亂叫的小兒自然不便。於是，即將回國的陳寅恪建議把揚和帶回國內，交給自己的妹妹陳新午撫養。俞大維聞聽自是求之不得，便有了傅斯年向羅家倫報告老陳坐船帶俞大維兒子回國之事。本著開篇所述陳寅恪歸國在馬賽港登船攜一幼兒，即俞揚和。
當陳寅恪輾轉萬裏把孩子帶回家鄉後，以能幹潑辣著稱，在陳氏家族中最為漂亮聰明的小女子陳新午，對揚和極其喜歡，遂以未嫁之身毅然擔負起撫養孩子的責任。後來俞大維歸國，自是少不了到姑家探親，一來二往，就水到渠成地娶了大自己三歲的表姐陳新午為妻。至此，俞陳兩家才形成了俞大維所說“兩代姻親”的格局。因為是嫡親表姐弟結婚，大維與新午生的第一個兒子俞方濟天生弱智，後來一直跟父親俞大維一起生活。另一兒子俞小濟智體尚好，長大後赴美國定居，雖已成家，卻過著捉襟見肘的日子。曾曆任國民黨高官但兩袖清風的俞大維，在晚年不得不變賣多枚勳章為這個小兒子補貼家用。
老陳從德國帶回的混血小子俞揚和長大成人後，隨著抗戰爆發，先是考入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第十六期學員班受訓，二十歲時赴美國鹿克戰鬥機飛行學校接受高級飛行訓練，後回國參加中美聯合飛行大隊對日作戰。戰鬥基地在湖南醴陵，俞揚和的英文尚好，給隊友們的相互溝通帶來很大方便。抗戰後期，俞揚和在參加空戰30多次後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為醴陵地區遊擊隊抓獲。遊擊隊員一看俞揚和那相貌，以為是日本人雇用的外國飛行員，當即捆綁起來欲大刑伺候。俞揚和一看眼前的陣勢，知道大事不好，靈機一動，與對方講起湖南話來，說自己是被日軍擊落的國軍飛行員，並大喊冤枉。遊擊隊員聞聽此言，似信非信，大眼瞪小眼地不知如何是好。俞揚和進一步解釋說：“難道有會講湖南話的日本人，或其他外國鬼子嗎？”待對方弄清他的真實身份，趕忙將其鬆綁，裝入籮筐，抬到山外醫院治療。可惜揚和因傷殘已不能繼續服役，傷愈後不得不離開空軍，轉到民航任駕駛員。1948年底，俞揚和與不會說中文的華僑妻子離婚後獨自赴美定居，未久又續娶一房太太。十年後與正在美國讀書的蔣經國之女蔣孝章在華盛頓邂逅並一見鍾情。1960年5月，離婚後的俞揚和與比自己小十幾歲的蔣孝章在美國一個小教堂秘密舉行婚禮，次年生有一子。俞大維按照俞家的輩分為孫子取名俞祖聲，與俞大維侄子俞啟威（後改名黃敬，1949年之後出任天津市市長）之子俞正聲（第18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為“聲”字輩。盡管結婚之前，二人婚事在蔣家引起過軒然大波和世人的猜測議論，但俞祖聲誕生後，不僅得到祖父母的歡心，也得到外祖父蔣經國、曾外祖父蔣介石的寵愛。台北中正紀念堂的牆上懸掛著一幅大照片，蔣介石端坐當中，懷裏抱著的嬰兒便是俞祖聲。蔣俞兩家就這樣成了一代姻親。當然，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