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上文敘述。當傅斯年在信中興致勃勃地向羅家倫講述老陳與俞大維兒子俞揚和一同乘船歸國的故事之時，他沒有想到，一年之後，俞大維的妹妹俞大會重返曾家，與曾國藩的侄曾孫、著名化學家曾昭掄（1949年後曾出任高教部副部長）結婚。更沒想到的是，幾年之後，自己會娶俞大維最小的妹妹俞大綵為妻，與俞大維成為郎舅關係。從此，傅斯年與俞家、陳家、曾家結成了扯不斷、理還亂的親友圈。而這一姻緣，皆得益於德國柏林的風雲際會。自此之後、傅斯年與陳、俞、曾三家世子名流風雨與共，共同度過了一段國破家亡、流離失所的艱難歲月，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寫下了風雲激蕩、光輝燦爛的壯麗篇章。
1926年9月，傅斯年結束了留德生活，帶著一肚子洋墨水和一堆待解的複雜難題，由馬賽揚帆起程，穿越地中海的驚濤駭浪，向闊別七年的東方故國駛來。
◎ 傅斯年歸國
與一年前陳寅恪歸國大不同的是，直到輪船穿越了地中海與印度洋，以及海盜出沒的馬六甲海峽，即將到達東方故土時，傅斯年的前途仍像大海滾動的波濤，籠罩在渾渾茫茫的霧靄之中。
就在歸國的兩個多月前，傅斯年在給羅家倫的信中，以低沉的語調再次談到了自己窮困潦倒的生活，同時哀婉地說道：“北大事大約是散板了……至於回國做事，至今未定。”又說：“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不知向何一方麵去也。”【42】
此前，傅斯年是準備受聘北大的，而像他這樣威風八麵的才子受聘北大，也是順理成章的事。1922年，北大教務長蔣夢麟到歐洲考察，與正就讀於倫敦大學的傅斯年謀麵並做了推心置腹的交談。在傅出國之前，蔣並未與其深交，但通過這次交談，傅的言行給蔣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蔣視傅為世間少有的通才與天才，並發出了“孟真之學，是通學，其才則天才，古今為學，專學易，通學難，所謂通學就是古今所說之通才”的慨歎。蔣夢麟認為，正是由於傅斯年博古通今，求知興趣廣泛，故他於抒發議論的時候，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他於觀察國內外大勢，溯源別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結論，往往能見人之所不能見，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所以稱“孟真真是中國的通才。但通才之源，出於天才，天才是天之賦，不可以僥幸而致”【43】雲雲。作為師輩人物，學界名流大腕，對一個正在茅廬中做功修煉的後生小子如此高規格評價，絕不是出於麵子的需要和相互的利害關係，或政客的花言巧語與玩花槍之類的折子戲，實出於蔣氏之摯誠。
二人分別不久，蔣夢麟在德國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勸蔣此次考察不要無目的地在德、奧、法、意各國亂跑，有兩個問題要特別注意：第一是比較各國大學行政製度，第二是觀察各國大學學術的重心和學生的訓練。蔣閱畢，不僅驚歎傅氏在學業上的精湛造詣，同時還發現他有極強的視事與處事能力，如果自己不是師輩人物，蔣極有可能要五體投地地折服跪倒在傅斯年麵前，並高呼“吾師萬歲”。1923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因不堪忍受軍閥政府與教育部官僚的壓迫憤然辭職，旋赴歐洲考察，北大校長一職由蔣夢麟代理。此時已轉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的傅斯年，與北大的實力派人物蔣夢麟、胡適等書信往來不斷。而作為胡適得意弟子的傅斯年一旦學成歸國，到北大任教已成必然。
想不到世事難測，人算不如天算，傅斯年準備歸國的這一年，正是北洋軍閥執政最黑暗，也是即將全麵崩潰的前夜。亂象叢生的中國亂上加亂，各路軍閥縱橫中原，開始了新一輪的相互傾軋與混戰。
1926年3月18日，北京高校學生因為日本軍隊派軍艦炮擊天津大沽口，對中國公然侵略挑釁之行為，紛紛組織起來向段祺瑞執政府請願。當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來到執政府門口時，遭到槍擊和暴力毆打，當場死傷數百人，其中北大、北京女師大死傷最多，後來魯迅那篇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記述的就是此次事件中遇難的年僅二十二歲的劉和珍與楊德群等女師大學生。【44】
慘案發生後，北洋軍閥政府曾計劃“掃除三個半學校”，分別是中俄大學、中法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北京大學之一部，並擬定了一張通緝當時北京教育界、文學界包括魯迅、李大釗等在內的50餘人的名單。北京大學等幾所高校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就在這個時候，魯迅被迫離京到廈門大學任教。北大教授如劉半農、馬敘倫、周覽、高一涵、陳翰笙、顧孟餘、馬寅初、王世傑等，先後離京另謀生路，留下者也多銷聲匿跡，深自韜晦。一時不能離京的教授大多考慮如何應變，或者轉到形勢較為平穩的清華、燕京；或者暫時蟄伏下來，不再伸頭露麵。整個北大從一院到三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
1926年4月15日，奉係軍閥張宗昌作為張作霖的馬前卒，統率大軍衝出山海關殺奔京城，段祺瑞執政府“哢嘣”一下垮台斷氣，北京政權落入奉張集團之手。狼去虎來，而虎比狼還要威猛凶狠。按張作霖這隻東北大字號老虎的意旨，張宗昌立即下令封閉報館，鉗製輿論，捕殺報人。一時間，北京城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京報》主筆邵飄萍（振青）不幸被捕，於4月26日淩晨1時許，被“提至督戰執法處，嚴刑訊問，脛骨為斷”，同時被判處死刑，其“罪行”為：“京報社長邵振青，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著即執行槍決，以照炯戒。此令。”【45】當日4時20分，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槍擊斃命，時年四十二歲。
就在邵飄萍被槍殺的當天晚上，北京政府前總理孫寶琦匆忙來到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寓所，密告蔣氏的名字已經上了張宗昌的黑名單，說不定今夜就要被捕砍頭。蔣夢麟聞聽大駭，驚恐與大不情願中急尋出逃辦法。恰在這時，有高官大員王寵惠來訪，蔣夢麟一見如得救星，立即對王說：“你閉嘴，一句話都不要講，趕快拉我走，否則我的頭就要掉了。”王氏心領神會，立即示意蔣爬上了自己那輛軍警不會盤查的紅牌汽車，直駛東交民巷使館界的六國飯店。蔣夢麟下車後立即鑽進飯店，屏息靜氣地貓了起來。第二天敞開門縫探頭一打聽，北大地質係教授兼德文係主任朱家驊等幾位名流也為躲避奉軍的緝捕，於昨夜通過各種渠道和門路悄悄溜進飯店中躲避。後來得知，凡進入六國飯店者皆保全了性命，而在奉軍緝捕中，避入使館界舊東清鐵路辦事處躲避的北大教授李大釗、女生張挹蘭等人，後來被張作霖派兵捕去，處絞刑而死。
對於此段情形，被蔣夢麟稱為“紹興土老兒”和“一副紹興師爺的態度”【46】的魯迅，在他的《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三》中說：“於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之概了。”【47】所謂“圓穩的大學校長”，即被魯迅稱作“賤相未脫而遽大擺其架子”的“暴發戶”蔣夢麟。【48】
蔣氏與朱家驊等北大同人在“帝國主義懷抱”（蔣夢麟語）庇護中的六國飯店這座豪華的“監獄”裏，悄無聲息地像老鼠一樣連續貓了四個月之久，直到8月底才化裝打扮，躲過軍警的耳目陸續逃出。蔣夢麟出逃後來到天津，在一艘前往上海的英國商船上又遇到了前幾天才逃出來的朱家驊，二人在如此險惡的場合見麵，自是百感交集，皆為北大前途憂心忡忡。船至上海，二人黯然作別。朱家驊轉道廣州進入了中山大學，未久即主持校務；蔣夢麟轉道浙江老家隱居。未久，北伐軍克杭州，蔣氏被任命為國民黨浙江省政府教育廳廳長。
就在北京城血雨腥風，蔣夢麟、朱家驊、李大釗等北大名流紛紛出逃之時，胡適也感到了來自外界的威脅與壓力，深感北大勢如危卵，說不定哪一天就要散板完蛋，自己若不識時務，勢必將落個鳥蛋碰刺刀——爆裂完命的悲慘下場，必須設法離開這塊是非之地。經過一番密謀策劃，終於謀到了一份英國庚款谘詢委員會中國委員的差使，以此身份於7月17日匆忙離京赴英參加庚款谘詢委員會會議，算是體麵地躲過了一劫。北大最後一根重要支柱與“定海神針”——胡適的出走，昭示著這所“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魯迅語）大學校，從此走向凋零暗淡。正如大洋那邊翹首以待的傅斯年所估計的那樣，旦夕間哢嚓一聲“散板了”。
散板後的北大已沒有人再顧及傅斯年的死活與歸國後的去向了。有道是福人自有天相，1926年10月底，當傅斯年乘坐的輪船穿過汪洋大海，搖搖晃晃地抵達香港時，命運之神突然降臨到他的麵前，一封來自中山大學的聘書悄然出現在傅斯年下榻的旅館，邀請者乃是兩個月前才剛剛從北京六國飯店逃往廣州的朱家驊。
朱家驊，字騮先，浙江吳興人，出生於一個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扶養。祥生在巨賈張靜江創設的“兩浙鹽務公司”當賬房，以此因緣，十六歲的朱家驊於1908年赴上海，在通運公司結識了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蔣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張靜江。是年9月，考取同濟德文醫學堂。1910年，因受曹礪金、沈士遠、沈尹默諸位學術界名流的影響，朱氏萌生了造反鬧革命的念想。當他聞見報載汪兆銘（精衛）謀刺攝政王消息後，大受感動，反意更興，乃於6月赴南京，欲謀刺兩江總督張人駿，未果。第二年，聞知一批革命黨人在黃花崗舉事的消息，神情為之大振，立即與同學徐霽生等發起組織中國青年敢死團，準備暴動。10月，武昌起義，敢死團秘密籌備在滬舉事，朱家驊懷著滿腔熱血，從校園跳將出來，參加了上海商團組織的暴亂行動，並親率青年敢死團對江南製造局進行了攻擊。當時張靜江與國民黨另一位大佬戴季陶以及陳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動與斬首行動，四處抓捕朝廷命官進行斬首。一時間，整個上海灘刀光劍影，血氣飄揚，人頭亂滾。朱家驊在一連串的活動中所顯示的才氣、血氣與組織能力，得到了戴季陶的賞識。時張靜江為了配合南京政府誓師北伐，想組織一支能打善戰的“青年軍”投入戰鬥，朱得知後自告奮勇要為張效鞍馬之勞，並很快聚集青年學生及年輕軍官百餘眾嚴守待命。後因南北講和，計劃擱淺。盡管如此，朱家驊與張、戴之間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在以後的歲月裏，朱氏憑借張靜江與戴季陶等要人的關係步入仕途，一路攀升跳躍，飛黃騰達，官至中華民國的教育部長、省主席、中央組織部長、中央研究院代院長、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職，終成一代政治巨擘。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卻說於同濟畢業後的朱家驊，在張靜江的資助下，於1914年自費赴德國留學，攻讀地質學專業。1917年初回國，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兼德文係主任。1918年，教育部決定每年選派各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男女教授若幹名赴歐美各國留學，當年選派劉複、朱家驊、鄧萃英、楊蔭榆等七人，於8月14日由滬乘船赴美，此舉乃中國教授留學之始。與其同船的有李濟、葉企孫、徐誌摩等初出茅廬的留學生若幹名。
朱家驊抵美後不久即轉赴瑞士，後再赴德國柏林大學與工科大學深造，1924年獲地質學博士學位歸國，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兼德文係主任。1925年因參加北京學生聲援“五卅運動”等愛國運動，又參加國民黨的翠花胡同派（與右派有所區別），遭北洋政府通緝。眼望革命形勢陷入低潮，朱家驊采取韜晦之計，暫時不再吭聲，默默教書，但暗中依然進行革命活動。直到奉係軍閥張宗昌率部入京，被列入緝捕名單，才慌忙棄卻北大教職，於月黑風高之夜潛往六國飯店避難。就在朱氏與蔣夢麟等人躲在六國飯店，經日密謀籌劃如何逃脫的時候，中國曆史上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在廣州市東校場舉行聲勢浩大的北伐誓師大會，中國現代史上具有深遠影響和重大轉折意義的北伐革命拉開了序幕。北伐大軍走出廣州，一路勢如破竹，盤踞在南方的北洋軍閥頓時呈山崩地陷狀，從此踏上了萬劫不複的毀滅之途。
朱家驊從六國飯店逃出後，與正在南方的張靜江、戴季陶等人秘密取得了聯係，時張、戴等人正在廣東組織參與國民黨北伐，而蔣介石正以戴季陶為主要幕僚，並視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以壯聲威，戴乃秘密通知朱家驊前去任事，朱應召前往。戴季陶見朱家驊應邀前來，積極拉攏，並竭力為其步入仕途鋪路搭橋。此前的1926年7月，原孫中山創立的廣東大學正式改名為中山大學，以示對這位民國創建人的紀念。更名後的中山大學為國民黨所操控，力主整頓改革，並改校長製為校務委員會負責製。在黃埔軍校校長任上嚐到甜頭的蔣介石，深知辦學的門道及其對黨內勢力擴充的重要性，任命他的鐵哥們兒戴季陶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長、顧孟餘為副委員長。朱家驊到來後，在戴的薦舉下，順利入主中山大學，與徐謙、丁惟汾並列校務委員會委員，兼地質係主任、教授。因其他幾位大佬皆在國民黨內任要職，由朱主持日常校務工作。未久，朱家驊又奉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之命改組學校，自此，朱家驊正式踏上了“風險與機遇共存”的仕途。
此時，朱傅二人相互間隻聞其名，不見其人。
◎ 中山大學的暗流
朱家驊最初知道傅斯年的名字，是1917年的冬天，傅時為北大國文門二年級的一名學生。首次從德國留學歸來並執教北大的朱家驊，偶爾聽他的朋友、北大教授沈尹默談起：“傅孟真這個人才氣非凡！”【49】這句話對朱家驊而言，如風過耳，一閃即過，並未放在心上。就當時的情形而言，北京大學有一個極其強大的浙江派或稱為法日派群體，除了聲名顯赫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教務長馬寅初，僅文科方麵就有著名的“三沈二馬加二周”，即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馬裕藻、馬衡兄弟，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等著名健將。在蔡元培之前，任職時間不長的校長胡任源是浙江吳興人，蔡執掌北大後，取消了分科製，全校改設15個係，係主任有一多半是浙江同鄉。如數學係主任馮祖荀，浙江杭縣人；物理係主任夏元瑮，浙江杭縣人；化學係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質係主任王烈，浙江蕭山人；哲學係主任陳大齊，浙江海鹽人；德文係主任朱家驊，浙江吳興人，等等。當然還有一代通儒、國學大師、浙江人章太炎的門下弟子，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許壽裳、汪東、曾通、馬宗薌、馬宗霍，外加周氏兄弟、沈兼士、馬裕藻等等，大多數為浙江人，整個北大幾乎被浙江同鄉所籠罩，外籍教授則戲稱北大是個“浙江村”。其“村”人數眾多，地盤廣博，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聲威赫赫的浙江集團。這個團體在北大漸漸達到了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點石成金的盛況，充分向世人顯示了江南浙江“多山多水多才子”的卓越地理人文優勢。
當時在北大唯一能與浙江派或稱法日派抗衡的，是以胡適、陳源等人為首的英美派，不過此派一直處於劣勢，一旦雙方衝突起來，英美派隻有招架之功，幾無還手之力。山東盡管有“一山一水一聖人”（南按：五嶽之首——泰山，母親河——黃河，萬世師表——孔子）的美言，但近代以來，真正的文史大家，特別是具有科學頭腦與知識的人才比之江南卻要遜色得多。當時山東籍的北大教授和學生未成氣候，基本屬於各派係的末流，能稍顯鋒芒的便是以傅斯年為首的新潮社中汪敬熙等幾個青年學生。
得西洋風氣之先，以科學知識武裝起來的朱家驊，對追隨胡適等英美派的山東才俊傅斯年自然沒有什麼感覺，更不會為此感到傾心或驚訝。按他的說法：這年頭，不要說像袁世凱、孫逸仙那樣爭奪總統大位的一代梟雄，隻要是個人兒，就牛氣衝天，自我感覺才氣非凡。尤其是北大這種魚龍混雜的地方，比當年的水泊梁山還熱鬧，隻要進了這個門檻，哪一個不是氣衝鬥牛，指點江山？尤其令朱家驊反感的是，從城內八大胡同路過，遇到了一位湖南口音的妓女，為爭奪客源，竟也在大喊大叫著“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等口號，與一個浙江口音的妓女叫板。在朱家驊看來，當今這世道，僅僅自稱或別人稱“才氣非凡”是不夠的，是騾子是馬，隻有拉出去遛幾圈方才真正知道。坐井觀天和自說自話的人，完全形同癡人說夢，更不值一哂。
在這種思維指導下，年輕氣盛、躊躇滿誌的朱家驊，挾歐洲“海龜”之名望，對尚是“土鱉”一隻的傅斯年同樣不屑一顧。由此，朱傅二人失去了北大校園會麵的機緣。當傅斯年海外求學，並於1923年9月由英國轉入柏林大學攻讀時，朱家驊已獲博士學位離開德國柏林赴其他國家遊曆，盡管年底又返柏林做短暫停留，但他以“空談誤國”的理念和自律精神，一直不屑與學文科出身的傅斯年以及傅的眾多好友如陳寅恪、毛子水、金嶽霖、徐誌摩、姚從吾等人來往。在朱氏看來，這些文科出身的知識分子，不是道貌岸然的色鬼就是坐而論道的神經病，沒有一個正常人，因而朱傅二人雖近在咫尺，卻如隔天涯，再次失去了相見的機會。
當朱家驊主持中山大學校務後，極富遠見地預感到自己發跡的時代到來了，於是雄心大發，銳意整頓，大肆擴充院係規模，聘請有名望的教授到中大任教。為了充實即將改製的文學院師資，也顧不得以前對文科出身的知識分子的偏見和惡感了，極欲物色一位“對新文學有創造力，並對治新史學負有時名的學者來主持國文係和史學係”【50】。朱家驊正在苦苦尋覓之時，忽聞趙元任等海外歸來的好友，連同蔣夢麟等北大同事都提及傅斯年，並謂此人在歐洲幾年學業大長，尤其是文史之學，無論是內功還是外力，都修煉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絕妙境界。尤其令人驚喜的是，傅氏即將歸國一試身手，原想聘請的北大已經散板兒，傅氏去向不明。得知這一消息，朱家驊猛地想起當年沈尹默在北大校園對自己說過的話，認為傅氏以深厚的國學功底，海外求學七載，如能刻苦攻讀，修成正果是可能的。在感慨了一番世事無常，確有可造化之人傑後，便向中大校委會委員長戴季陶、副委員顧孟餘二元老做了彙報，擬聘傅到中大主持國文、曆史兩係事務。顧孟餘早年留學德國柏林大學，回國後任北大教務長，是傅斯年的師輩人物，對傅有些了解，且大有好感，趁機在戴季陶麵前幫朱家驊講述了一通傅斯年才高過人之處。戴氏一聽這位前大清王朝首位狀元之後、“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現已在海外成了比“海龜”還要厲害的巨無霸式的頭號“大鱷”，於是深表讚同，囑朱盡快與對方聯係，以免延誤時機，讓其他學術機構捷足先登，使這一難得的“大鱷”落入別人的網中而不得。
朱家驊得令，立即著手與傅斯年聯係，當得知傅正在駛往國內的輪船上時，越發密切地關注著傅斯年的動靜。於是，裝了一肚子西洋墨水，今非昔比的傅斯年剛剛在香港島晃晃悠悠地登陸，就收到了朱家驊親自派人送來的聘書，此舉令他深為感動。
傅氏在回國前已有耳聞，此時的廣州得西洋風氣之先，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輪番興起，各色大旗不斷變換。隨著國民黨北伐的節節勝利，作為國民政府的龍興之地，看上去很有點生氣與活力，是可以幹一番事業的地方。接到聘書的傅斯年當場拍板，表示願意應聘，但先要回山東老家拜望老母。待一切談妥之後，傅斯年回山東聊城小住時日，於同年12月攜胞弟傅斯嚴（孟博）來到廣州中山大學出任文科學長（後改稱文學院長）暨國文、史學兩係主任。
這一年，傅斯年三十一歲，正是他放洋之初對北大新潮社同人所界定的過三十歲再服務於社會的年齡。
注釋：
【1】據清華大學部第七級學生卞僧慧（字伯耕)回憶說：“往者先生講史，言檔案之用，嚐謂：曾在湖南交涉使署工作。初至時，終日披閱檔冊。對外交涉，不能僅憑條文，自逞臆斷。必熟於案例，事來方能舉措得體，不致貽笑或僨事。”（可見卞僧慧《懷念陳寅恪先生》［未刊稿］；引自蔣天樞《陳寅恪先生傳》，載《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遼寧讀者席斌先生閱畢《陳寅恪與傅斯年》，曾給作者來信，謂：中共建政後，陳寅恪先生曾向官方提出允其不以馬列學說來指導其學術研究，並蒙周恩來批準。這一說法是由陳的一位再傳弟子當麵告訴我的，但我在你的書中並未發現相關說明，不知何故？
對此，南在回信中略謂：陳寅恪之表示不宗奉馬列主義指導學術，實為避免失去學術自由，形成思想桎梏。這是陳氏在嶺南中山大學寓所內對登門拜訪的早年的學生汪篯講的。汪把這份談話記錄整理好後，回京麵呈中國科學院領導人。——陳寅恪拒馬列的故事到此結束，至於說周恩來批示，或毛澤東、劉少奇表態，在目前可考的文件、資料中沒有看到，因而不能貿然說周恩來做了批示。至於坊間流傳，亦不能作為信史采用。
另，據席斌先生說，湖南《書屋》雜誌2009年第10期有一篇《“好人”還是“好官”》的文章，文末交代，譚延闓在1917年被逼辭去湖南督軍之前，曾專門撥出一筆專款資助林伯渠、熊知白和陳寅恪出國留學。為防止意外，譚將該款一次性交由當時的民國駐美大使保管。此說與《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中所說陳氏出國係由江西省官費資助，顯然有異。
根據席先生提供的線索，南查到了這篇文章，作者秦燕春，在最後一個小標題“文終,要提醒讀者另外一件專門屬於譚延闓的‘善舉’”中謂：“1917年8月，在北洋政府段祺瑞淩迫之下被迫離開長沙的譚延闓，專門從湖南教育基金撥出一筆專款，用於資助當時的總務廳長林伯渠、教育司長熊知白、交涉科長陳寅恪赴美留學，每人路費四百大洋，另加每月生活費一百四十大洋。為提防後任督軍到任之後資助計劃無法繼續，細心的譚延闓特地預付一萬五千大洋給當時的駐美大使保管，確保專款專用。今世追捧陳寅恪先生才高八鬥的讀者應當記住譚延闓這個圓滑官僚這一善舉，正是這筆款子，基本保證了陳寅恪日後留學海外多年一個學位不拿而不至於發生經濟危機。”
想來作者寫此文當有曆史根據，隻是未見注釋和資料來源說明，暫以此為一說，待日後詳細考證再做專題敘述吧。
【3】《吳宓自編年譜》，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出版。
【4】 《吳宓自編年譜》，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出版。吳宓又有按語雲：“陳君後專治梵文及波斯文、阿剌伯文，等，則購書隻限於專門，少而精。不同以前之辦法矣。”
【5】《吳宓日記》，第一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6】馮友蘭《懷念陳寅恪先生》，載《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7】《洪業傳》，［美］陳毓賢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
【8】【14】【17】【22】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載《傅故校長哀挽錄》，台灣大學1951年6月15日印行。
【9】《自然〈以書為序〉》，載《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0】傅斯年《寄新潮社諸友》，載《新潮》，第二卷第四號，1920年5月1日。白情，指傅斯年北大同窗康白情。
【11】【13】傅斯年《留英紀行》，載北京《晨報》，1920年8月6日、7日。該文由傅的北大同窗徐彥之推薦發表。
【12】《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15】《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年出版。
【16】毛子水《記陳寅恪先生》，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二期，1970年8月。
【18】石泉、李涵《追憶先師寅恪先生》，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另，文中提到的曹穀冰（1895—1977），上海高行鎮人。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後赴德國柏林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回國後在天津《大公報》工作，曆任《大公報》駐北京、南京特派員，天津、上海、漢口、重慶各分館編輯主任、總經理等。1931年以《大公報》特派員身份赴蘇聯考察，發表《蘇俄視察記》，後彙編成單行本。新中國成立後，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文史館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曹曾兩次上書國家主席毛澤東，就財政經濟問題陳述意見，毛兩次親筆複信並充分肯定其意見。此公到了八十歲高齡時，仍在身體虛弱的情況下利用通曉德語之特長，全文校譯《共產黨宣言》。1977年2月4日在上海病逝，終年八十二歲。
【19】《竺可楨日記》，第三冊，竺可楨著，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1954年1月28日條。
【20】《陳流求追記》（未刊稿），載《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1】陳封雄《卌載都成斷腸史——憶寅恪叔二三事》，載《戰地》，1980年第5期。
【23】《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嶽玉璽、李泉、馬亮寬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4】《中國近代思想學術的係譜》，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見附錄《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
【25】【41】俞大維《懷念陳寅恪先生》，載台北《中央日報》副刊，1970年3月31日。
【26】【30】【31】【38】【40】【42】羅久芳《傅斯年留學時期的九封信——紀念先父羅家倫與傅斯年先生的友誼》，載台北《當代》，第一二七期，1998年3月。
【27】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載《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8】趙元任、楊步偉《憶寅恪》，載台北《清華校友通訊》，新卅二期，1970年4月。
【29】【32】【33】【34】【36】《雜記趙家》，楊步偉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35】羅家倫《憶誌摩》，載《羅家倫與張維楨》，羅久芳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出版。
【37】周作人《新潮的泡沫》，載《亦報》，1950年6月14日。
【39】《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羅久芳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出版。
【43】蔣夢麟《憶孟真》，載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0日。以下引文同。
【44】《華蓋集續編·紀念劉和珍君》，載《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45】《亂世飄萍——邵飄萍和他的時代》，散木著，南方日報出版社2006年出版。
【46】《新潮》，蔣夢麟著，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出版。
【47】載《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48】《致章廷謙》（1927年7月28日），載《魯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49】【50】朱家驊《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載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