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北兩校園
◎ 傅斯年與魯迅、顧頡剛的衝突
就在傅斯年欲返國而不知身歸何處，心緒如焚，處於“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之際，曾致信已至清華園的陳寅恪求法問計，陳寅恪自是為之積極活動。1926年11月16日，當清華教務長梅貽琦主動到陳宅商討聘請中國文學教授時，陳寅恪感到機會來臨了，他當即對傅斯年加以推薦。因當時沒有留下陳、梅此次談話的詳細記錄，梅的態度已不可知，但通過吳宓的日記可尋出一點線索。吳在當天的日記中雲：“梅教務長來，向寅恪商請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國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南按：即吳屢薦之柳詒徵，陳寅恪的私塾老師）。不得不為本校惜，且為世局哭也。”【1】內中可見，當時的梅貽琦對傅斯年是頗感興趣且有可能“必欲聘”的，否則，吳宓不會滿懷怨恨又無可奈何地為世局一哭。不過，無論此時梅貽琦做出何種決定，都已成為馬後炮了。因為就在半個月之前，傅斯年踏上香港島之時，在南國中山大學的朱家驊已經捷足先登，將傅氏這隻學界大鱷緊緊地收入網中了。
自此，清華失去了傅斯年，傅斯年失去了與陳寅恪聯袂登台的機緣，他們的相會與並肩協作，以及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創造劃時代的輝煌，還要等到兩年之後。
來到中山大學的傅斯年，與朱家驊一見如故，在學術見解與治校方略上，二人一拍即合。傅視朱家驊為難得的知己，以他過人的膽識、才氣與霸氣，主動幫助朱氏籌劃校務，處理各類繁雜事宜。而朱也視傅為鐵杆兄弟，放開手腳讓傅在中大校園內由著性子，盡情地翻著跟頭折騰。用朱家驊的話說，“孟真為人，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不可一世，執筆為文，雄辭宏辯，如駿馬之奔馳，箕踞放談，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為狂，也有說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過人之處”【2】。很快增聘了如吳梅、丁山、羅常培、顧頡剛、楊振聲、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羅掘倫（南按：即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瑞典著名漢學家）、史祿國（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國人類學家）等當時的學界名流與大牌“海龜”擔任教授，中山大學由此聲名鵲起，威望隆盛，令全國學界為之矚目。令人扼腕歎息的是，這樣的大好局麵沒有維持多久，由於人事紛爭而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紛爭首先在魯迅與顧頡剛、傅斯年三人之間展開。
傅斯年到中山大學後不久，魯迅也到該校任教務主任兼中文係主任。
此前，魯迅在北京經曆了著名的“女師大風潮”，並與陳源（西瀅）、徐誌摩等現代評論派展開了一場混戰，夾在其間的胡適也被魯迅視為敵人而遭到一番唾罵，自此二人關係宣告破裂並逐漸惡化。直至女師大學生劉和珍等數名師生被槍殺的“三一八”慘案發生，魯迅遭到北洋政府緝捕，不得不設法離開北京赴南方暫避。1926年8月2日，魯迅最後一次前往女師大領取薪水，自此告別了這座浸染著他滿腔激情與血淚的學府，悄然隱去。不久，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任教，在女師大任教期間結識的學生加戀人許廣平女士同車南下，到廣州的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任訓育主任。正是由於陳源、徐誌摩以及後台老板胡適等英美派“海龜”與之交鋒對壘，魯迅對胡適等留學西洋的所謂“洋紳士”，以及胡氏的弟子顧頡剛之類熱衷於在研究室內搞考據的學院派人物，連同一些跟隨胡與顧的小字號“土學者”都沒有好感。當魯迅在廈門大學時，顧頡剛也受時任文科主任兼國學研究院籌備主任的林語堂之邀，辭別北大編輯員之職，陰錯陽差地來到廈大任國學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國文係名譽講師。短兵相接，魯顧二人矛盾加深，終於演化成勢不兩立的寇仇。
1927年1月18日，魯迅為改變環境與其他一些政治原因，受邀到中大就職，出任中文係主任兼教務主任。上任後的魯迅公開以五四運動時期的北大風氣作為標準要求中大師生。在一次教務會議上，他主張讓學生有研究、活動和組織的自由，並特地舉出北京大學的事例作為榜樣，以讓中大師生學習效仿。
但此時的中大不是北大，戴季陶、朱家驊等人，已經成了國民黨的要人、官場上的重量級人物，自然不吃魯迅那一套。朱家驊由最初的防禦轉為戰略進攻，他以強硬的姿態反擊道：“這裏是‘黨校’，凡在這裏做事的人，都應服從黨國的決定……”【3】自此，魯迅及其背後的支持者，與以朱家驊為代表的校方當局，圍繞政治是非問題或明或暗地較起勁來，直至鬧得不可收拾。
此時的傅斯年與魯迅雖無師生之情、朋友之誼，但傅在北大辦《新潮》時，曾得到過魯迅的愛護與支持。1918年5月，在五四新文學運動浪潮衝擊下，一篇署名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於《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號發表，此為魯迅這一偉大名字首次在沉悶的中國出現。八個月後，在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一卷第二號上，出現了一篇署名記者的《書報介紹》，向廣大讀者推薦《新青年》雜誌和登載的作品，稱“《狂人日記》用寫實筆法，達寄托的（Symboism）旨趣，誠然是中國第一篇好小說”。——這位記者就是傅斯年，他對《狂人日記》的推薦文字，無意間開啟了現代小說的一扇評論之門，被後世學者“看作是中國魯迅學史的發軔”。【4】後來，傅斯年又 以北大學生兼《新潮》主編的身份寫信與魯，征求意見並請其指教。向來對青年人較愛護的魯迅回信說了幾句客氣話，順便提了幾條小建議，內有“《新潮》裏的《雪夜》，《這也是一個人》，《是愛情還是苦痛》（起首有點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說家夢裏也沒有想到過。這樣下去，創作很有點希望”【5】雲雲。傅把雙方通信在《新潮》刊出，借此抬高《新潮》的身價與威望。同年，魯迅在給許壽裳的信中說到了《新潮》，認為“頗強人意”，所刊文章“以傅斯年作為上，羅家倫亦不弱，皆學生”。【6】正是因了這段舊故，魯、傅之間開始時尚能麵和心不和地相互忍讓與和平共處，但隨著顧頡剛的到來，二人的矛盾終於引爆，炸開的裂痕再也沒有彌合。
傅斯年來中大後，顧氏在廈門大學任教，傅念及同窗之誼，又急於招攬人才，便請顧頡剛來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務是“辦中國東方語言曆史科學研究所，並謂魯迅在彼為文科進行之障礙”【7】。意在架空魯迅，掃除障礙。盡管此時的魯迅對中大校務已成為“一個大傀儡”（魯迅自喻），但畢竟還是名義上的教務主任，必須與之打個招呼才算不失體統。按傅斯年的觀點，本來打招呼已算是相當的抬舉了，想不到魯迅一聽讓顧頡剛來中大，頓時火冒三丈，疾言厲色地道：“鼻來，我就走！”（南按：“鼻”即指顧，相關典故見後。）此舉令傅斯年深為尷尬與不快。
1913年，傅斯年與顧頡剛同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同住北河沿譯學館舊址工字樓，二人開始相識。這一年傅十七歲，顧二十歲。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國學門，顧入哲學門。次年秋，二人同住北大西齋丙字十二號宿舍。自此，“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的顧頡剛，開始與“大氣磅礴”“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8】的傅斯年成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年僅二十七歲的胡適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學哲學門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三門課程。作為放洋七年，又是世界級哲學大師杜威高足的胡適，講授洋學問自是得心應手，但講授中國學問卻有些不同。按北大傳統，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皆由國學根底深厚的年長者加名教授擔任。在胡適登台之前，此門課程由號稱“兩足書櫃”的陳漢章主講。據說陳氏在台上引經據典，誇誇其談，天上地下，雲山霧罩地大談伏羲、黃帝、神農、堯、舜、禹等史影裏的人物與故事，一年下來，才講到商朝的“洪範”。胡適接課後，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編寫講義，以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遠古曆史和古代哲學家的遺著。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中，采用“截斷眾流”的方法，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記載，在開篇《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一章中，用《詩經》做時代的說明材料，拋開三皇五帝、夏、商，直接從西周行將覆滅的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後講起。如此一改，原來號稱五千年曆史的中華民族史跡，被攔腰截去了一半，令聽講者大為驚駭，正如時在哲學門就讀的顧頡剛所說：“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9】遭受了重大打擊卻仍自視甚高的學生們並沒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適屈從，他們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胡說”，於是有幾個激烈分子開始鼓動鬧事，琢磨如何把這位“胡說”的年輕教授趕出北大校園，讓其回安徽老家找他的那個小腳太太江冬秀去。顧頡剛有些與眾不同，“覺得他講的雖是哲學，不啻講的史學，更不啻講的是治史學的方法。他用實驗主義的態度講學問，處處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這個話是顧頡剛在幾年之後說的，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恐怕他還不知所謂的“實驗主義”為何物，隻是後來胡適暴得大名，評論家們開始評頭論足並與胡的洋老師對號入座之時，顧才曉得大洋彼岸有個叫杜威的哲學大師弄了一套號稱“實驗主義”的學說，於是也跟著談起了所謂的實驗主義。不過，顧頡剛當時對胡適的學說與做法感到新鮮，對其處境產生了同情之心卻是實實在在的事情。
正當學生中間的激烈分子即將集眾鬧事，向胡適“反攻倒算”的關鍵時刻，滿懷同情又焦急不安的顧頡剛，猛地想起了在學生中頗有領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希望他能出麵拉胡老師一把。於是在大體講述了胡適講課風格後，力勸傅氏前往聽課，以挽狂瀾於既倒。傅斯年開始以自己不是哲學係學生推托，但顧頡剛卻咬住不放，並說道：“你雖不是哲學係學生，又何妨去聽一聽呢？”傅終於接受了顧的建議，專門聽了胡適的幾堂課。因是有備而來，傅在課堂上曾幾次以請教為名向胡發難，胡一一作答，傅斯年則步步緊逼，最後逼得胡適額頭上的汗珠都滴了下來。絕頂聰明的胡適知道自己遇到了行內高手，於是咬緊牙關，拚全力挺住，始終以他那特有的微笑予以應對。胡適畢竟不是等閑之輩，麵對傅斯年與一班不懷好意者的圍攻，一路過關斬將，突出重圍，總算是渡過了難關。
年輕的胡適在北大講壇上站穩了腳跟並長籲一口氣的同時，對台下這批學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認識。認為這批學生盡管“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有“幾個學生的學問比我強”，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人”。【10】幾十年後，胡適在自傳中談到了這場關乎他人生命運的考驗，並再次深情地回憶說：“那時北大中國哲學係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地想紋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麵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裏做了我的保護人。”【11】
傅斯年不僅做了胡適的保護人，自此之後，同顧頡剛一樣，對胡氏的治學路數與學術思想由認可漸漸變為傾慕佩服。未過一年，傅不惜背叛要傳他衣缽的指導老師黃侃，毅然決然地轉向了胡適，投入到新文化陣營中來，和胡適等人一起與黃侃等傳統派展開了決戰。如顧頡剛所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12】
北大畢業後，傅斯年留學歐洲，顧頡剛則留在北大一邊從胡適治學，一邊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任編輯員，同時開始了古史辨偽工作。這項工作很快取得了超乎尋常的成功，傅斯年在來信中，有顧氏在古史研究領域“稱王了”的讚譽。【13】幾年後，由柏林歸國並在中山大學得勢的傅斯年，念及舊情，想拉同窗好友顧頡剛加入自己的圈子，本屬人之常情，想不到中間猛地殺出了一個程咬金式的重量級人物——魯迅，橫在二人的麵前，使其進退不得，大感為難。【14】
五四運動之後，胡適因提倡白話文暴得大名，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顧頡剛又唯胡適馬首是瞻，且甘願鞍前馬後地為之輔佐，為胡適考證《紅樓夢》覓得許多文字資料，助長其氣焰，自此引起了魯迅的不快。當然，若事情僅限於此，仍不能成為恨之入骨的寇仇。魯迅之所以對顧頡剛表現出極度強烈的憎惡，除了其跟隨胡適等“洋紳士”鞍前馬後地效勞外，還有一個致命的情結就是著名的“鹽穀一案”。當魯迅、胡適、顧頡剛等人皆在北京時，有人揭露說魯迅著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竊取日本學者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顧頡剛亦持此觀點，並與北大西語係教授陳源談及此事。原本就與浙江派對立，對魯迅不感冒的陳氏一聽，立感奇貨可居，正是攻擊魯迅的炮彈，於是迅速寫就揭發信一封，由同一陣營的徐誌摩編輯發表於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按學術界的規矩，若某人被公開指責“抄襲”或“剽竊”別人的學術成果，可謂奇恥大辱，比夜進民宅搶劫盜竊還要令人不屑與憤慨。假若事情成真，此人立馬斯文掃地，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事業前途皆無希望。（南按：21世紀初，北大王銘銘“剽竊”事件即其一顯例。）因而，疑心甚重又疾惡如仇的魯迅看到陳源的公開信後，反應異常激烈，立即寫了《不是信》的長文予以反駁。【15】圍繞這一“疑案”，魯、陳之間再度展開了一場論戰。就在這場論戰中，魯迅對陳源、徐誌摩，還有躲在背後撐腰的胡適（南按：魯迅這樣認為）懷恨在心，同時與他認為的“陰謀家”顧頡剛也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因顧頡剛的鼻頭微紅，魯迅在書信中便以“鼻”相代稱，內含諷謔蔑視之意。麵對魯迅的態度，同樣尊胡適為導師並深受胡適喜愛的傅斯年，此時對魯迅的看法也早已今非昔比了。就在傅斯年準備由柏林歸國時，在與羅家倫的通信中，談到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主編的《現代評論》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通伯與兩個周實有共同處。蓋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輕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無待言。啟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學究（吳學究之義），非你們damned紹興人莫辦也。仆雖不才，尚是中原人物，於此輩吳儂，實甚不敬之。他們有些才是不消說的。”【16】信中的大周指魯迅，二周與啟明皆指周作人，傅斯年明確表示了自己不再敬佩周氏兄弟並有些鄙視的意味。這個與《新潮》時代大不同的轉變，說明魯迅在他的眼中已不再是五四時期的魯迅了。
因而，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傅斯年火氣大發，索性將魯迅晾在一邊。同時傅斯年說服朱家驊和顧孟餘並得到支持，於1927年3月不顧魯迅的強烈反對，硬是把顧頡剛請進了中山大學校園。魯迅一看這情形，頓覺失了麵子，同時深感自己在中山大學真的是大勢已去，於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辭職並移居白雲樓以示要挾。傅斯年一看魯迅果真以大腕的姿態擺起譜來，甚為惱怒，心想人人言說江南多才子，但不要忘記天下所有的才子都是孔家老二的徒子徒孫，自己不但“尚是中原人物”，還是齊魯人氏，當是正宗的聖人之後。麵對江南才子或曰“紹興師爺”如此撒嬌施橫，身為聖人之後的梁山好漢又何懼哉？於是，傅斯年也“以其人之道”當場向朱家驊提出撂挑子甩手走人，中大的事從此不再過問。顧頡剛麵對這般險惡的局勢，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同樣宣布辭職走人，不再於這堆爛泥裏插杠子攪和。校方見事情紛亂，左右為難，索性來個和稀泥的辦法，讓學生開會自行選擇，哪一位該走該留，全由學生決斷。想不到學生們開會後認為三人均是不可多得的重量級學界大腕兒，一個都不能少。眼見和稀泥的策略落空，主持校務的朱家驊隻好硬著頭皮出麵調停並表示“挽留”，同時想出調和的辦法，委派顧頡剛到江浙一帶為學校圖書館購置圖書以示讓步。魯迅仍然火氣十足，不依不饒，聲言魯、顧決不兩立，非此即彼，無半點調和的餘地。在寫給友人的信中，魯迅憤憤地道：“我到此隻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人。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現在他們還在挽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回頭路的。”【17】
雙方經過一番混戰，魯迅去意已決，1927年7月，魯迅辭去中山大學的教職，在白雲樓整理舊稿件，許廣平也入住該樓，協助魯迅工作。同年9月27日，魯迅偕戀人身份的許廣平離開廣州，10月3日抵達上海，寓共和旅館。10月8日，移入橫濱路景雲裏二十三號，自此二人開始了公開的同居生活。
魯迅滿含悲憤地走了，顧頡剛最終留了下來。
1927年10月，顧氏結束了出外購書的工作重返中山大學，出任曆史係教授、主任，兼任圖書館中文部主任，主持整理他新近購回的12萬冊圖書，一時大有虎嘯山林、龍潛深淵之感。顧氏“念魯迅攻擊我時他們幫助的好意”【18】，與朱家驊、傅斯年配合默契，一麵教學一麵繼續做自己的研究，同時開辟了民俗學研究等新領域。不久，傅斯年與顧頡剛在中山大學共同創建語言曆史研究所，出版研究所周刊，購置圖書資料，招收研究生，確定了研究宗旨。按傅斯年的說法，現代的曆史學、語言學與傳統的學術有根本的區別，如果使用新方法，研究新材料，就可以把語言曆史學建設得如同生物學、地質學一樣，成為一門新的學科。
在此前的5月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設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隸屬於中華民國大學院。其時蔡元培已從歐洲考察歸國，正式辭去北大校長職，此後出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籌備處總幹事楊杏佛的籌劃下，聘請了籌備委員30餘人，傅斯年、顧頡剛均在其內。但這時的中央研究院隻設了與國計民生有直接緊迫關係的理化實業、社會科學、地質、觀象台等四個研究所。聘請的籌備委員有胡適（社科）、李濟（地質）、傅斯年（心理學）等，當時既無曆史學、語言學或考古學的研究所，更無“曆史語言研究所”的立項打算。但霸氣十足，“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經過一番權衡認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應該有文史方麵的學科加入，否則將有失偏頗，於是開始召集“一部分熱心文史學的先進”，以“曆史語言研究的特別重要”“現代的曆史學與語言學科是科學”等說辭，憑著北大時代與蔡元培校長結下的良好關係，對蔡氏與楊杏佛等幾位決策人物展開遊說攻勢，【19】聲稱可“借用在廣州語言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將建設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語言曆史研究所”雲雲。【20】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加霸氣，終於迫使蔡元培與楊杏佛就範，“無中生有”【21】地又繁衍出一個社會科學方麵的研究所。正如傅自己所言：“這一努力顯然是很快地成功了。”【22】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會一致通過，“因曆史語言研究之重要，決設曆史語言研究所於廣州，委任傅斯年與顧頡剛、楊振聲為常務籌備委員”【23】，以傅斯年為掌門人。如此順利地取得成功，令神通廣大的胡適都感到有些意外，因而戲稱傅氏“狡兔二窟”。【24】
1928年4月，國民政府決定改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獨立學術機關，任命蔡元培為中央研究院院長，楊杏佛任總幹事。下設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長如下：地質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魯，氣象所竺可楨，物理所丁燮林（後改名丁西林），化學所王進，工程所周仁，社會科學所楊端六。
1928年10月22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設在廣州東山柏園。與此同時，傅斯年辭去中山大學教職，應聘出任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從此迎來了“開辟史學新天地”的偉大時代。
也就在這個時候，傅斯年與顧頡剛的緣分已盡，二人關係開始出現裂痕。
◎ 由同窗到寇仇
傅顧二人的矛盾表麵上沒有特殊的標誌性事件供後人評斷，據顧頡剛的女兒顧潮說，主要原因是兩人的性格、誌向不同。顧與傅在北大同窗時，談及各人的理想與誌向，顧謂最強者乃知識欲，傅謂最強者乃政治欲。兩人都有剛強的性格，傅斯年博學多才，極具辦事才幹，甚欲在學術界成為領袖人物，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但他脾氣暴躁，霸氣十足，在各個方麵想把顧氏壓服，聽命自己的調遣。而顧頡剛則傾心自己的學問，生性倔強，不吃傅斯年那一套，曾聲言“隻能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而不能聽從任何人的指揮的”【25】。於是二人關係越來越僵，終於釀成了不能合作之局。按台灣學者杜正勝的說法，傅與顧的最終決裂，可能有個性因素，可能也有“瑜亮情結”，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兩人對學術發展方向的歧異。【26】傅斯年之所以在柏林留學的最後階段決定“弄史學”，就是深受顧頡剛搞《古史辨》並暴得大名的刺激。此前羅家倫、姚從吾曾對傅戲言道：“以他（南按：指顧頡剛）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於他。”【27】正是傅不願向顧“稱臣”，遂下決心要跳出“顧氏王國”的陰影，“動手動腳找材料”，以新的科學研究方法“開辟史學的新天地”。這個想法早在他乘船歸國，於大洋中漂行時便形成了。對此，顧頡剛也有些察覺，並謂：“傅在歐日久，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且與之決勝，故其旨在提高。”【28】顧氏的感覺是符合傅斯年當時的內心和實際情形的。
當傅氏從歐洲歸國時，他自許自己的學術境界已超越了顧頡剛，對於傳統學術更不在話下。此時的傅斯年心中隻有一個目標要克服和超越，那就是歐洲的“漢學”。正如1928年傅給胡適信中報告史語所“業已籌備”時所說：“實斯年等實現理想之奮鬥，為中國而豪外國，必黽勉匍匐而赴之。現在不吹，我等自信兩年之後，必有可觀。”【29】如此高遠的理想與誌向，自然就注定了傅斯年與顧頡剛的聯合是暫時的，而決裂與開打才是二人不可避免的宿命。
1928年春，心情鬱悶的顧頡剛正好收到了燕京大學的聘書，便以學問做不下去，想換個環境為由，向中山大學校方提出辭職，要到別處去尋找一個“把所有的時間供我從容地研究”【30】的地方。傅斯年一看這番陣勢，認為顧頡剛不識抬舉，故意拆自己的台，給自己難堪，盛怒之下竟揚起自己特有的“大炮”性格，責備顧頡剛“忘恩負義”【31】，放出了“你若脫離中大，我便到處毀壞你，使得你無處去”【32】之類失態和傷感情的話語炮彈。顧頡剛聞聽，既憤怒又傷心，心想你傅斯年雖是一學界大鱷，具有呼風喚雨的超凡天才，但霸氣再大，能力再強，畢竟不能一手遮天，傅氏不是如來佛，自己也不是孫悟空，你越叫喊著讓我無處可去，我偏一個跟頭跳出你的手掌心，找個去處給你看看。顧頡剛想到此處，遂堅定了離去的決心，並深信“如果能構成我理想中之作品，一定抵得過種種毀壞的損失”【33】。恰在此時，顧收到了中央研究院寄來的聘書，請他與傅斯年、楊振聲共同籌備曆史語言研究所。顧認為在研究所可做些自己樂意做的學問，乃辭掉燕大之聘，暫時留下以觀後效。但這時的顧頡剛產生了一個錯覺，他認為既然自己成為籌備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三名委員之一，或許能控製該所的方向與命運，一旦自己掌控了這個研究所的前途，自然是不屑與傅斯年這個“二杆子”式人物共事的，但看在傅氏為此奔波忙碌，整日拖著肥胖的身子氣喘籲籲、大汗淋漓的分兒上，索性劃分一塊地盤讓其獨自經營，以示報答，而史語所的大本營則由自己，另外再拉上一個胡適共同掌控。
胡適自從1926年7月以英庚款谘詢委員會委員的身份赴歐洲考察後，於第二年5月方從美國、日本轉道回上海定居，直到三年半之後，即1930年11月28日才重返北伐成功後的北平，重執北大教鞭。
顧頡剛把自己心中的計劃向時在上海的胡適做了透露，“最好，北伐成功，中央研究院的語言曆史學研究所搬到北京，由先生和我經營其事，孟真則在廣州設一研究分所，南北相呼應”【34】，等等。此信正如台北研究者杜正勝所說：顧頡剛“對傅斯年的規劃似乎一無概念，對胡適在傅斯年的學術中的地位也相當模糊”【35】。不僅如此，無論從哪方麵看，顧頡剛做如此構想都是一個大忌，或者說是點燃了一枚危險的炸彈，此事顯然已背離了為人處世光明磊落的基本原則。顧頡剛沒有明白，或曰糊塗中揣著明白，這個“無中生有”的研究所，主要是憑借傅斯年的霸氣與才氣加天才的辦事能力，才迫使老校長蔡元培批準並鳴鑼開張的，這裏麵更多包含著蔡元培對傅斯年而不是對顧頡剛的信任。確切地說，這塊研究所的牌子是傅斯年從中央研究院費心盡力地扛到廣州的。顧氏所為，假如讓傅得知，其情形自可預料。顧頡剛當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得失，所以特地叮囑胡適不要把信的內容透露給對方。但出乎意料的是，此時的胡適在感情與學術認同上，已由原來偏向於顧氏轉向了傅斯年，並對顧公開說過“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36】的話。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顧頡剛雖感到“驚駭”，但沒有想到胡適竟轉變得如此之快和徹底。此時的胡適對顧出此策略內心是何種感受，外界不得而知，所知的是傅斯年借出差的機會到上海胡家拜訪，向來以和稀泥、搗糨糊之法處理人際關係的胡老師，竟不顧當事人顧頡剛的再三叮囑，徑自把信的內容透露給了傅斯年。傅聞訊大怒，咬牙切齒地把顧頡剛視為寇仇，二人在感情上徹底決裂。接下來，帶有火藥味的肉搏也就不可避免了。
據顧頡剛女兒顧潮說，當傅、顧、楊三人在中山大學某室商量籌備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時，“傅斯年與父親兩人各有一番設想：傅氏在歐洲7年，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爭勝，故其旨在提高。父親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積疊無數材料加以整理，然後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借。兩人意見不同，而傅氏脾氣暴躁，不免有家長作風，父親亦生性倔強，不能受其壓服，於是兩人始破口相罵，幸賴楊振聲等人勸解而止”【37】。
麵對這一惡劣情形，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抱怨道：“孟真對於我的裂痕已無法彌縫，差不多看我似叛黨似的。”【38】到了這個時候，胡適隻好以導師兼朋友的雙重身份出麵為二人調停，並勸顧頡剛不要因驕傲樹敵。而顧氏可能已感覺到胡適此前並未踐守為自己保守秘密的諾言，遂心生怨恨，不再聽這位導師的囉唆，胡適的和稀泥調解宣告失敗。顧頡剛在1928年8月20日給胡適的信中說道：“我自己覺得傲則有之，驕則未也。……所以這兩年來樹的敵雖多，但我自己心無愧怍，則亦聽之而已。（我樹的敵人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妒忌我，一種是想征服我，這兩種都是沒法避免的。我不能求悅人而自暴自棄，遷就了別人的標準。我自己不願壓迫人家，也不願人家來壓迫我。如有人想要壓迫，當然反抗。此其所以結怨而心無愧怍也。)”【39】此處所說的“征服”與“壓迫”，自然是指傅斯年的所作所為。而傅斯年越想征服，顧頡剛越竭力反抗，並堅定地表示：“我決不願把身子賣給任何人。我決不能為了同黨的緣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犧牲了。”【40】
到了此時，顧頡剛還未明白，由於他在太歲頭上動土的輕舉妄動，滿身霸氣的傅斯年不是“差不多”，而是確切地把他視作亂臣叛黨了。顧氏提出的先培育一批人再由一二學者研究的主張，固然與傅斯年原有的設想不合，但敏感的傅斯年同時也有了顧氏想借此培植私人勢力的警惕，言語相激中才有了雙方開罵、幾欲肉搏的場麵。在傅斯年的心中，顧頡剛總在想方設法地把史語所變成他的獨立地盤，以實現全權掌控、做山大王的野心。1928年10月6日，傅斯年在致清華大學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等三人的信中道：
金甫竟這樣惱了嗎？一去一字不來。如果是我罵的，不知“其詞若有憾，其實乃心喜之”也！報上看見諸兄弘謨，不知清華何修得此？嶺表孤臣，不盡傾慕！
我們（你們都在內，北平話‘咱們的’inclusive）的研究所，以我暑假在此之拚命，經費、設備、接洽工作等，俱有成就了。北平未去，實不敢去也。怕得自己未組織好，辛辛苦苦的為人吞了也。如果人是肯工作的，不把些不相幹的大大小小滿安著，奉送之不暇，何用此怕？此實為事業怕耳！幸元任、寅恪、半農，皆亟欲晤者，均於此快晤之矣！【41】
此時，楊振聲因感到與傅的性格和顧頡剛的做學問理念有異，同時又覺得兩姑之間難為婦，已棄廣州到清華任教。傅信中“其詞若有憾”，顯然是有道歉之意，二人後來一直作為朋友相處。但後麵所說的怕“為人吞了”，當是指顧頡剛無疑。所謂“滿著”等語，自然包括顧給胡適密信中所說的要在北平辦所之隱情，可見傅對顧的忌恨之情一直縈繞於心頭。既然雙方都有了如此之異心，隻有分道揚鑣的結局。顧決定退出史語所，把挑子扔給傅斯年。當中研院史語所正式宣告成立時，顧頡剛沒有出席成立大會。這次事件，宣告了傅、顧之間同窗之誼與十幾年密友關係的破裂。
1929年2月，顧頡剛趁戴季陶、朱家驊不在校之機，攜眷悄然離開廣州返回北平。同年7月28日，顧分別致信戴朱二人，正式辭卻中山大學教職，謂：“在薪金上，在地位上，我在燕大所居都比中大為低，但是我本不計較這些，我所計較者隻在生活上安定與學問進步。燕大既在北平鄉間，甚為僻靜，又一星期隻有三小時功課，不擔任事務，我可以依我六年前所定的計劃，將應讀的書讀著，應研究的學問研究著。我無所愛於燕京大學，我所愛的是自己的學業。”【42】同年9月，顧終於應燕京大學之聘，出任曆史係教授、國學研究所導師及學術會議委員。1930年10月13日，顧頡剛致書中山大學文史兩係同學，表達其戀戀不舍之情。同時對廣東人“有信仰、肯幹、肯吃苦”的精神給予了高度讚揚，認為：“這是無論做什麼事情的基本要件，而不幸長江、黃河兩流域的人都缺少了它，使得具有這種精神的我在這敷衍因循的社會中成了一個特殊的人，旁人都笑我，而我則以之自傲。但到了廣東以後，我就覺得此道不孤，我明白廣東人的勢力所以遠被的緣故，我祝頌廣東能成為將來的文化中心。”信中，顧頡剛對自己離開廣東另擇燕大做了誠摯的解釋：“這個學校固然是教會立的，但因設在北平，吸著文化中心的空氣，故思想比較自由。他們與哈佛大學合辦的國學研究所，經費更為穩固。又有前輩先生主持，用不著我去擔負事務的責任。”【43】自此，顧頡剛徹底脫離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顧頡剛。而傅顧二人天南地北，時聚時散，卻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攜，終生再也沒有一起共事。後來，傅斯年接替胡適在北大辦文科研究所，曾想與顧頡剛重續舊緣，聘顧氏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顧表示堅決不重做馮婦，再為傅氏驅使，以免遭到壓迫與征服的恥辱。傅斯年因失了麵子甚覺惱火，再度暴跳起來，並寫信挖苦顧頡剛：“燕京有何可戀，豈先為亡國之準備乎？”顧頡剛閱信後則漠然置之，在日記上反諷曰：“我入燕京為功為罪，百年之後自有公評，不必辯也。中國學校聘外國教員亦多，豈此外國教員亦為作亡國之準備乎？”【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