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出走後，作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開始以他的霸氣與超人的辦事才能，四處網羅人才，並把目光投向了清華國學研究院陳寅恪、趙元任兩位導師身上。
◎ 陳寅恪進清華的背後隱秘
當傅斯年敏銳的目光投向北方的時候，清華研究院“四大導師”中的王國維已跳湖自盡，梁啟超的生命之燈即將熄滅，趙元任正張羅著出國講學，隻有陳寅恪獨木苦撐，研究院已成風雨飄搖、大廈將傾之勢。
1925年6月15日，清華校長曹雲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
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裏接任）、梁廷燦、章昭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士生，助理員周光午。
如此精簡幹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人稱讚，向來木訥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謂正合他早年關於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45】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後的清華乃至全國教育界被視為歪理邪說而無情地拋之於九霄雲外，代之而起的是掌控校園的官僚與管理服務人員多於教授幾倍的混亂局麵。在這樣的局麵之下，其教育質量與人才的培養也就可想而知了。或許這也就是大師之後再無大師的根本原因吧。
關於清華園橫空出世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後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回憶道：“上次劉壽民先生來還笑我說四大教授的名稱，但是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麵也如此說，而校長曹雲祥開會時也如此稱呼的，劉先生或忘了，或沒聽見過。其實正式的名稱是四位導師，其餘的都是講師或助教……”【46】楊氏的回憶應當是可信的，她所說的張，即張仲述，也就是時任清華教務長的張彭春。“四大”的名稱當是清華校內高層首先呼出，而後逐漸為社會所接納默認的。
不過，在“四大”之中，隻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之後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陳寅恪放洋十六載，於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餘力，其中一個被後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雲雲。後來有對大學製度不滿者，總好拿此例說事兒，以此證明當年的清華領導人是何等偉大英明，高瞻遠矚。其實外界多有不知，陳寅恪進入清華的內情顯然沒有如此簡單，真相比流傳的美妙故事要曲折複雜和艱難得多。
從《吳宓日記》中可以看到，陳寅恪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出任導師，首先得益於時為籌備處主任的吳宓推薦。在得到允許後，1925年2月16日，吳以曹雲祥校長的名義致電柏林。陳寅恪接電後有過遲疑，後決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據《吳宓日記》4月27日載：“陳寅恪複信來。（一）須多購書。（二）家務，不即就聘。”為此，吳宓曾感慨道：“介紹陳來，費盡力氣，而猶遲惑。難哉！”於是，吳再致電陳寅恪加以勸說。此後，吳、陳之間電報頻傳，往複協商。6月25日，吳在日記中又出現了“晨接陳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語。同年8月14日，吳宓再記道：“陳寅恪有函來，購書殊多且難。”【47】麵對陳提出的種種困難，吳宓幾次麵謁校長曹雲祥，請求設法予以資助，最後曹校長總算同意預支薪金數千元，兌成美金彙至柏林。陳寅恪得款並料理一切事務後，才於同年12月18日攜俞大維的寶貝兒子俞揚和由馬賽起程回國，直到次年7月8日方到清華園。
據雲，除陳寅恪外，吳宓還向曹雲祥薦介了柳詒徵、張爾田兩位前輩和湯用彤、樓光來等幾位哈佛同學，幾人皆學界名流俊傑。但作為研究院主任的吳宓，並無人事決定權，因校長曹雲祥這一關未能通過，其結果便皆成夢中之花，不了了之。
為什麼薦陳寅恪來清華令吳氏深感“費盡力氣”與“難哉”？其中最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陳寅恪放洋十數載而未得到一頂碩士或博士帽子。正是缺少了這幾頂象征學問層次階梯的高帽，才讓好友吳宓“費盡力氣”。假如陳氏有一頂博士帽子戴在頭上，清華聘請之事就順利得多，至少無須舉薦者多費口舌與力氣。王國維與梁啟超二人由於其本身的資曆與在學術界光照日月的聲名，另當別論。而與陳幾乎同時就聘的導師趙元任和講師李濟都是極好的例子。由於趙李二人皆為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且在國內學術界有了一定的名聲，故曹雲祥很快拍板定案，薦舉者仿佛是異乎尋常的輕鬆。為什麼吳宓在“費盡力氣”之後終於讓陳寅恪走進了清華園，而同時薦舉的其他幾位學界大腕卻名落孫山？這就涉及王國維與梁啟超同心協力的相助了。
據清華研究院第三屆學生藍文徵回憶說，梁啟超曾親自向校長曹雲祥麵薦過陳寅恪，當時的情形是，“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48】——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後世廣為流傳並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的入校經過。
這段妙趣橫生的“梁曹對”，是藍的再傳弟子陳哲三記錄的，內中是否添加了枝節不得而知，但藍文徵本人曾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陳寅恪先生於歐洲諸國語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滿文等修養極深，提請校方聘為導師，時陳先生正在歐洲，明年五月始到校。”【49】結合吳宓的日記看，這話是大體不差的。
得益於陳寅恪家族在晚清社會的特殊背景與影響，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王、梁、趙等三大導師，都與陳家有著一段交往淵源。江蘇陽湖的趙元任家族雖與陳家無直接瓜葛，但趙的夫人楊步偉家族卻與陳家屬於舊識；而王國維與梁啟超皆陳家舊識並私誼甚篤。王國維與陳寅恪均受過晚清大學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導與影響。沈是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廣信知府，總理衙門章京，安徽提學使、署布政使。光緒二十一年，沈與康有為等開強學會於京師，主張維新，曾受湖廣總督張之洞聘主講兩湖書院，清亡後為遺老，寓居上海。此人學識淵博，智知超群，早年通漢宋儒學、文字音韻，中年治刑律，治遼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研究佛學。同時又探研明心經世之學，提倡學習西歐科學知識，以利中國維新事業，曾有《蒙古源流箋證》《元秘史箋注》等學術著作幾十種傳世。1915年，王國維經古文字學家羅振玉引識沈曾植，後二人情誼甚篤。沈氏為陳寅恪父執，與陳三立酬唱密契，吟詩作賦，為儒林稱道，二人共為“同光體”詩派領袖。作為晚輩的陳寅恪對沈氏學問、人格極為崇敬，在國內的幾年，不時向其求教問難。陳寅恪後來從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並取得卓越成果，與沈氏的影響頗有關係。正是通過一代大儒沈曾植的引薦，王國維與陳家父子兩代相識相交並成為好友。陳寅恪遊學巴黎時，曾專程拜訪過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其引介之人就是王國維。【50】
梁啟超不僅是陳家舊識，且與陳寅恪祖父寶箴、父親三立、長兄衡恪祖孫三代交誼篤厚。前文已述，光緒二十年（1897），也就是戊戌（1898）變法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啟超受湖南巡撫陳寶箴與助手陳三立之聘，出任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從此，梁氏與陳家結交，並有機會對祖籍義寧陳氏的家學有所了解並深為推崇。1924年，梁啟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於北京香山臥佛寺東麵小山，梁啟超曾想讓陳三立為之書寫墓碑碑文，後因故作罷。
正因為陳寅恪與王梁二人有如此淵源和交情，才有了二人助陳寅恪來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的一段奇緣佳話。
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懷（南按：陳衡恪次子)回憶說：“那時，我正在金陵大學農學院就讀，他（南按：指寅恪）送了我一冊原文本的《莎士比亞集》，據說是他以前在英國讀過的。裏麵每個劇本後麵都寫有他的評語。在那時，我們叔侄二人經常談論歐洲各國的曆史及文學等。他在歐洲，特別是對英、德、法語言文字學術，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這三個國家得了三個學士學位。”【51】陳封懷此說恐怕不確，至今沒有證據說明陳寅恪曾得到過三個學位。而梁啟超所言當是不虛，陳寅恪留洋十幾載，的確既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但著作等身的梁任公又憑什麼說自己所有的著述加起來不如陳氏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呢？除了客套與自謙外，總要有一點憑證，否則就成為胡言亂語，曹雲祥也不會輕易相信。那麼梁啟超說的這幾百字到底是指什麼呢？這便是陳寅恪於1923年在柏林求學期間，寫給其妹的一封書信。信中雲：
我前見中國報紙告白，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其預約券價約四五百圓。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價亦更貴。不知何處能代我籌借一筆款，為購此書。因我現必需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係同一係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屬一係。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拚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師天台宗之祖師，其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見《法華玄義》）。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與印度無關者相同，亦不要緊也。（禪宗自謂由迦葉傳心，係據護法因緣傳。現此書已證明為偽造，達摩之說我甚疑之。）舊藏文即一時不能得，中國大藏，吾頗不欲失此機會，惟無可如何耳。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滿蒙回藏文書，價廉者，請大哥五哥代我收購，久後恐益難得矣。【52】
很顯然，這封書信除了要求購書外，更多是在談論學術，所涉內容之深奧廣博，若不專門研習此項學問者，難知其所言與所以言。這封書信被當時主持《學衡》雜誌的吳宓得知，於這年8月的第二十期以《與妹書》為題刊載，梁啟超就是通過《學衡》看到了這封信，並為陳氏之博學傾倒，於是便有了一年之後清華園著名的“梁曹對”。正是由於這次對話，加之王國維從旁助力，沒有片紙學位和一頂學曆帽子的陳寅恪才以導師的資格踏進了風景秀麗的水木清華，開始了悠悠四十載傳道、授業、解惑的“師者”生涯。
沒有博士帽子而以導師的身份從容登上清華講壇的陳寅恪，立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矚目，坊間多有羨慕、讚頌、追捧者，不明就裏的後輩學人也多有“以古觀今”，論及大學門檻之難進，當權者隻看學曆證書而不觀受聘者本人之學問如何者。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南按：陳衡恪三子）說，抗日戰爭後期，已遷往成都的燕京大學請陳寅恪擔任曆史係教授，他護送六叔一家由重慶前往成都就職。到校後，叔侄二人談起歐美教育來。封雄好奇又不解地問：“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隻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後來，陳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維提起此事，俞說：“他的想法是對的，所以是大學問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53】從俞大維的話中可以看出，陳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為知識而不為世俗名利，為學術而不為學位。或許，這就是魯迅描寫的藤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的精神的具體實踐吧。
由於陳寅恪在學界如雷貫耳的名聲，其學位問題波及後來者既深且眾。1948年曾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的著名人文學者蕭公權，於許多年後談到學位與學問時曾放言：“其實學位隻能表示一個學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學府’規定的某種課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實學問。我知道若幹中國學者在歐美大學中研讀多年，隻求學問，不受學位。史學名家陳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學問的人絕對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麵。不幸（的）是，有些留學生過於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他們選擇學校、院係、課程，以至論文題目，多數在避難就易。他們得著了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卻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國外混了幾年，回國後自稱曾由某大學授予某學位。他們憑著假學位做幌子，居然在國內教育界或其他事業中混跡。”【54】
蕭氏之言不能說沒有道理，打著“克萊登大學”畢業生的牌子混跡於社會各界者不乏其人，陳寅恪的確為學術界人士做出了不讀博士拿學位，一心讀書向學的成功範例。但此事正如胡適的“收山小門生”唐德剛教授所言：這個世界上許多事是“閻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55】。也就是說，專為讀書而讀書，為學問而學問，不求碩士博士帽子，名門出身、具有強大人脈背景和人際交往資源的陳寅恪做得，一般的人特別是偏遠地區貧苦勞動人民的孩子（當然是很少留洋）就做不得了。1935年，當清華畢業的夏鼐考取公費留學生準備出國時，就前往國度、學校、專業、學位等問題，請教老一輩留學生，曾任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時已名滿天下的李濟。李濟表示：“學位不關重要，可有可無。惟社會上做事，有學位者似稍占便宜耳。”【56】這裏說的稍占便宜，當然包括像陳寅恪邁進清華門檻之類的事。李氏是哈佛博士，從後來他入清華研究院看，顯然比陳寅恪輕鬆和自然得多。
從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推薦陳寅恪之際，同時推薦當時在學術界已是名流俊傑的柳詒徵、湯用彤等人情形看，決定誰進門誰出局命運的終裁權，是捏在校長曹雲祥一人手中的。曹氏畢竟也算個知識分子或讀書人，早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留學美國哈佛，獲商業管理碩士學位。歸國後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參事，1922年任清華學校校長，幾年後有了與陳寅恪相遇的機會。隻是，在陳寅恪能否邁入清華大門的問題上，曹一開始還不明就裏，甚至有些傻乎乎地向吳宓、梁啟超等問這問那，關注被薦者的學位與學問之高低大小。但隨著事態的進展，曹氏才幡然醒悟，發現此事已與這些身外之物沒有多大關係了，真正的“關係”是“以人為本”，是一種人際利害關係。正是這種人際關係令陳寅恪較為順利地跨進了清華園的大門。事實告訴世人的是，就陳、柳、湯三人而言，其學問各有所長，柳乃陳寅恪啟蒙時代的老師，湯在哈佛時與陳吳二人不相上下，並稱“哈佛三傑”。以此經曆，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從三人中選其任何一人都是合情又合理的，但人們看到的卻是陳寅恪這位當時在國內學術界和主事者眼中無名望、無著作、無學位的“三無”學人，健步走入清華園時那挺起的胸膛，柳、湯從朦朧的荷塘月色中黯然消失的背影。
需要繼續補充的是，吳宓盡管號稱“哈佛三傑”之一，但他當時在清華校長曹雲祥眼中的地位並不足道，而王梁二人的赫赫聲名卻有點“功高蓋主”的意味，令曹不得不小心伺候。從梁在曹麵前所說的那句“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來看，當時的梁任公一定是繃緊了麵容，甚至是聲色俱厲的。在梁、王可能還有趙元任的合力圍攻夾擊下，已不是這位曹校長是否答應陳寅恪進清華的問題，而是轉變成——假如曹雲祥“牙丁半個說不字”，他自己能否在清華校長那把椅子上坐穩的問題了。在這樣一種“夾道跑馬不能回馬”的嚴迫情形中，曹雲祥最明智也是唯一的選擇就是無條件地請陳寅恪入主清華園——盡管可能心中還有點不太情願，以至讓具體張羅的吳宓“費盡力氣”。
當然，此時的曹雲祥可能沒有想到，吳宓與梁、陳等人，竟成為他的掘墓人，並在短短的一年之後就合力為他敲響了前途的喪鍾。在以梁、陳為首的反對聲浪中，曹雲祥隻得宣布辭職，卷起鋪蓋灰頭土臉地離開了清華園。這是後話了。【57】
◎ 獨為神州惜大儒
在清華研究院成立至曹雲祥辭職溜走的這個短暫的黃金時期，事實證明吳宓、梁啟超在舉薦陳寅恪時，對曹雲祥所說的那些話並非妄言。陳氏一到清華園，很快就展示了作為一代史學大師的蓋世風采。
按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規定，每期學員滿一年即可畢業，發給學曆證明。若有想留校繼續研究者，可提出申請留校繼續學習、研究。當陳寅恪到清華園時，第一期學員已經畢業，但仍有劉盼遂、吳其昌、姚名達等7人留校繼續攻讀。1926年9月8日，陳寅恪參加了第二學年，又稱為第二期的開學典禮。此屆招生如謝國楨、劉節、陸侃如、戴家祥、吳金鼎、衛聚賢、王力、薑亮夫等29名，加上第一屆留下的7人，共有學員36名。在開學典禮上，各位導師做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當然，最為慷慨激昂，令聽者為之熱血沸騰，幾欲揮拳仰天大吼者乃梁任公——這項特殊本領與才華是其他幾位導師特別是王國維所不能匹敵的。
這一學年，諸位導師均使出看家本領為學生開課，陳寅恪亮出的絕活是主講“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與“梵文—《金剛經》之研究”兩門。指導學生專題研究的學科為：
一、年曆學（中國古代閏朔日月食之類），二、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比較研究，三、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之研究，四、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紇文及中亞細亞文諸文字譯本與中文譯本之比較研究），五、蒙古、滿洲之書籍碑誌與曆史有關係者之研究。
這一連串的列目，足令人為之眩暈，也可看出陳寅恪在古文字學的造詣已經到了何種廣博精深的程度。
由於陳寅恪學問如淵似海，外人根本無法得知內在詳情。加之陳氏一生對自己的品學極為謙虛慎重，從未炫耀於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種語言文字，直到他去世後都未有定論，世間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清楚，即使他的師友、家屬與弟子也莫不如此。
據陳寅恪晚年弟子、中山大學教授胡守為回憶，陳氏在任教中山大學期間，“在他填寫的履曆表上，‘懂何種外語’一欄，隻寫著‘德語’二字”【58】。顯然，這是他的自謙。陳氏的受業弟子、後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王永興言其“具備閱讀藏、蒙、滿、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十三種文字的閱讀能力”【59】。據陳寅恪侄子陳封雄回憶說：“寅恪叔學習外國文字的驚人能力並不是由於他有異於常人的頭腦，而是憑他堅韌不拔的求知毅力。例如，1919年他在哈佛大學開始學習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維同時也選修這門課，但是學了半年便畏難而退了（這是俞大維親口對我說的），先叔卻一直繼續學了二十多年，當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授時，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國教授鋼和泰求教。我幼時見過他在書房內朗誦梵文經典拓片。使我親聆了‘梵音’，並問他在念什麼咒語，引起他大笑。”【60】有一次，陳寅恪隨便翻了一下陳封雄中學所用的世界史教科書，此書是根據當時美國出版的教科書編譯的，圖文並茂，而圖片尤為精致。其中一張圖片的注釋是“刻有巴比倫文的出土碑碣”。陳寅恪見到後立即來了精神，待仔細一看搖頭道：“這不是巴比倫文，是突厥文。寫書的人用錯了圖片。”【61】對於此次指出的錯誤，陳封雄多少年後還能清晰地憶起這位六叔當時那哭笑不得的表情。
盡管陳寅恪的子侄輩受這位六叔教誨多多，但對其學問仍有窺無涯滄海，無邊無沿之感。陳封雄曾對問過他的研究者說：“寅恪叔到底學了多少種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說來，他能讀懂十四種文字，能說四五國語言，能聽懂七八種語言，是大致不差的。這些成績基本上是在他三十六歲以前取得的。”【62】
根據陳寅恪一生治史之“無證不立”的嚴慎態度，僅憑家屬、親友、弟子的回憶是靠不住的，必須有確實的證據才能令人信服。盡管此類證據難尋，但也絕非一點線索沒有。一個直接的證據是，“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抄走的陳寅恪當年在國外學習時期的一批珍貴資料，在陳氏去世後被陸續歸還，其中就有當年的學習筆記若幹冊。透過那早已發黃的粗劣紙張和紙張上密密麻麻的記載，可以窺知筆記主人在學術征途上曆盡的艱難困苦與豐碩收獲。曾畢業於清華大學、留學德國十年，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在廣州一次會上說：“陳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學德國時寫了許多學習筆記，現存六十四本之多，門類繁多，計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一類。從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學鑽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門學科的文獻目錄，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這些目錄是十分齊備的。”【63】季羨林同時講道，東方古代語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較語言學方法，即用一種文字之佛教經本與其譯本相比照，進而探究不同語言之規律與變化。陳寅恪之語言學習與文獻閱讀是相關聯的。例如學梵文，寅恪就專聽過梵文《金剛經》研究課程。正是有了如此淵博的學識，他才敢於在大師如林的清華園開講“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與“梵文—《金剛經》之研究”兩門大課。據說，俄國人在蒙古發掘到三個突厥石碑，但對碑文一直搞不清楚，學者們莫衷一是，後來請陳寅恪翻譯解釋，各國學者竟毫無異詞，同聲讚同。
陳寅恪嚐謂自己是“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64】。到底是鹹同（鹹豐、同治）還是光宣（光緒、宣統），是自謙還是自貶，世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放洋十六載，依舊是鄉音未改，裝扮如故，與大多數歸國留學生如羅家倫等輩一派西裝革履，油頭粉麵，如戲台上女扮男裝的小生打扮大相徑庭。陳氏夏秋總是一身長衫布履，冬春則棉袍加馬褂。數九寒冬，就在脖間纏一條五尺圍巾，頭戴厚絨帽（“三塊瓦”皮帽)，褲腳紮一根布帶，腳穿厚棉鞋。戴上近視鏡，一副土老兒模樣。1934年清華大學出版的《清華周刊·歡迎新同學專號·教授印象記》中，曾有一段對陳寅恪的描寫：
清華園內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陳寅恪先生了。你們中誰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課表上有《唐詩校釋》或《佛經翻譯文學》等科目的鍾點，然後站在三院教室前的過道上，等一等，上課鈴響後，你們將看見一位裏麵穿著皮袍，外麵罩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戴著一頂兩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蓋著棉褲，足下蹬著棉鞋，右手抱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先生從對麵行而來，這就是陳寅恪先生了。【65】
僅從外觀上很難令人想到此人乃學貫中西、開一代學術風氣的大師，因而在生活中經常鬧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
陳寅恪初至清華園任教，他的侄子陳封懷已二十六歲，正在清華讀書，得以經常與這位做了導師的叔父見麵，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鋪、書鋪等地轉轉。陳寅恪由於長期伏案工作，極度缺少運動，因而體質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來購書，一部分買藥。陳氏隻相信西醫，常到藥房買各國治療腸胃病和心髒病的藥物。據陳封懷說：一次到西單一家藥店去買胃藥，“當時西藥店的藥品絕大部分是洋貨，店員取出幾種胃藥，其中有德國貨、美國貨和日本貨，沒有中文說明書。他把每個藥瓶上的說明書以及盒內的說明書都仔細看過，然後選購了一種。店員以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邊連忙解釋說‘他懂各國洋文’，使所有在場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66】
日常生活如此，登上講堂也頗有點“怪招”。在清華園內的課堂上，陳寅恪一上課即提出所講之專題，然後逐層展開，每至入神之處，便閉目而談，滔滔不絕，有時下課鈴響起，依然沉浸在學海之中盡情地講解。每堂課均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於平常人人所見的史籍中發現新見解，以示後學。對於西洋學者之卓見，亦逐次引證。有時引用外文語種眾多，學生不易弄懂辨明，陳氏便在黑板上把引證材料一一寫出，讀其音，釋其義，堂下弟子方知何為梵文，何為俄文等語言文字。因陳氏每次講課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闡發，故學生聽得津津有味，陳寅恪的名聲越來越大，一些大學教授與外校師生也專程前來聽講。據陳寅恪的受業弟子藍文徵對台灣學者，即陳氏的再傳弟子陳哲三說：“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他所會業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古波斯文非常之多，至於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於連匈牙利的馬紮兒文也懂。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了解。吳宓、朱自清都常來聽講。他的書房中各國各類書都有，處處是書，我們進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說：“（陳寅恪）平日講書，字字是精金美玉，聽講之際，自恨自己語文修養太差，不配當他的學生。每到他家，身上總帶幾本小冊子，傭人送上茶果，有時先生也教我們喝葡萄酒，我們便問其來曆，他於是把葡萄原產何處，原名什麼，最早出現何處，何時又傳到何處，一變成為何名，如此這般，從各國文字演變之跡，看它傳播之路徑。這些話我們都記在小冊子裏，日久之後，積了不少小冊，可惜九一八之變起，我隻身入關，那些小冊和藏書便全部淪陷了，至今想起都感到無限痛惜。”【67】
“讀書必先識字”是陳寅恪的至理名言，也是經驗之談。自在家塾念書起，到第一次由德、法留學回國止，在這一段時間內，陳氏除研究一般歐洲文字外，關於國學方麵，幼年即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都曾下過一番苦功。研究的重點是曆史，但並不是為研究而研究，其目的是“在史中求史識”，也就是“在曆史中尋求曆史的教訓”。在陳寅恪看來，中國曆代興亡的原因，曆史上的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曆代典章製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的互為因果，及中國的文化能存在這麼久遠，原因何在，這些都可在曆史中找到脈絡。正是陳氏所下的硬功夫，才成就了他的名山大業。與陳寅恪同時代的學子，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但陳氏卻技高一籌，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就成為其經常誦讀之書。【68】據陳氏弟子蔣天樞說，陳寅恪在國外時，曾攜有兩部《經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續經解》直到陳氏去世後尚存於遺物中。【69】另據俞大維透露，陳寅恪對於史書讀得格外用力，特別注重各史中的誌書，如《史記》 的《天官書》 《貨殖列傳》，《漢書·藝文誌》，《晉書》的《天文誌》《刑法誌》，《隋書》的《天文誌》《經籍誌》，《新唐書·地理誌》，等等，同時也相當重視各種會要，還有三通（南按：《通典》 《通誌》《文獻通考》），並大量閱讀其他雜史。因為注重史實，他很欽佩劉知幾與章學誠，尤其推崇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見解。對於諸子，陳寅恪很喜歡莊子的文章，也很重視荀子，認荀子是儒家正統。對於古文，最推崇韓愈、歐陽修、王安石、歸有光、姚鼐、曾國藩諸大家。而對於古代詩詞，陳氏佩服陶淵明、杜甫，雖好李白及李商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除幾首宋人詞外，他對於清代詞人經常提及龔自珍、朱祖謀及王國維三大家。陳氏本人作詩不多，但都很精美，吳宓頗為歎服，並經常向其請益。而陳氏一生的詩文中，當屬吊王國維的長詩與紀念碑文最被世人推重。【70】
陳寅恪到清華時，吳宓因受張彭春和國學研究院學生吳其昌等輩的擠壓、脅迫，已辭去研究院主任之職，調至外文係任教。因而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中，與陳氏最能談得來且引為知己者首推王國維，其次才是梁啟超，而王國維與陳寅恪在心靈上的溝通要遠比梁更為深刻悠遠。與陳氏七載同學的俞大維在晚年回憶時曾這樣說過：“到了中、晚年，對他（陳寅恪）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1）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高氏對古人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2）是海寧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益彰的；對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梵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