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王國維居住在清華西院，陳寅恪經常到王氏住處論古話舊，說到傷心動情處相對而泣，幾不能語。當王國維自沉後，陳氏的挽詩“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72】，即指此段情誼。
當然，陳、王相對話舊或陳氏獨處，並不是整日沒完沒了地哭哭啼啼，也有陽光燦爛的日子。陳氏的清華弟子藍文徵曾說過一個頗似笑話的故事——陳寅恪極其幽默，有天幾位學生在他家問學，陳興致上來，對眾弟子說我有個對聯送給你們：“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73】眾人聞聽，先是一愣，待解其意，哄堂大笑。南海聖人特指出身南海的康有為，梁啟超自稱是康氏的弟子。王國維當過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因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便成了“再傳弟子”與“同學少年”。隻是，隨著王國維的沉湖，這些大清皇帝的“同學少年”們再也不能向這位譽滿神州的一代大儒請教了。
◎ 王國維沉湖
“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執教的兩年中，盡管生活趨於平靜，學問越發精進，但仍“時時以津園為念”，每年春節都要去天津覲見“皇上”，還常為“有君無臣”而憂慮。1927年5月間，聽說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國民黨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將北渡黃河，掃蕩華北，入主京師。又聽說湖南的葉德輝、湖北的王葆心等一代名儒被北伐軍抓起來砍了頭，王氏甚為恐懼，常與吳宓、陳寅恪等人議論應變之事。6月1日，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二屆學生畢業，典禮過後，下午舉行“師生敘別會”。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濟、梅貽琦等在座，師生暢談別情。據當時在場的研究生柏生回憶：“座中（王國維）先生為吾儕言蒙古雜事甚暢，其雍容淡雅之態，感人至深。”宴席將散，梁啟超起立致辭，曆述同學們之研究成績，而謂：“吾院苟繼續努力，必成國學重鎮無疑。”眾皆聆聽，王國維亦點頭表示同意此論。席散，王國維與眾師生作別如平時，而後隨陳寅恪至南院陳宅，二人暢談至傍晚。【74】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會見謝國楨等同學，依舊是談笑和怡。送走謝國楨等人後，又回到書房批閱完試卷（第三屆研究生招考），乃寫遺書一封藏於懷中，像平常一樣安睡了。
6月2日晨，王國維餐畢，八時至研究院辦公，料理事務如常，並與同人談及下學期招生事宜。隨後王離奇地向事務員侯厚培借了五元錢，獨自悄無聲息地走出清華園，在校門雇一輛洋車徑赴隻有幾裏地的頤和園，花六角錢買了一張門票，讓車夫在原地等候，約十時步入園內，徘徊於長廊之間，後踱步至園內魚藻軒前的昆明湖畔獨立沉思，盡紙煙一支，約十一時左右，懷揣剩餘的四元四角和一紙寫有“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槁葬於清華塋地”等字樣的簡短遺書，縱身一躍，沉入湖底。雖有園丁“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但王的頭顱已插入淤泥，前後不過兩分鍾即氣絕身亡。【75】一代國學大師由此告別了凡塵滾滾，充滿血腥、苦痛與悲傷的世界，時年五十一歲。
王國維沉湖而死，引起了清華師生的巨大悲痛，全國學界為之嘩然。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懷著極度的悲傷與哀痛，以他深厚的學術造詣與犀利的洞世眼光，揮毫寫下了哀婉淒絕的挽聯：
十七年家國久魂消，猶餘剩水殘山，留於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簽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76】
陳寅恪詩文向以隱晦難解著稱，此聯算是較為淺白的一個例外，但對個別字詞的理解也曾引起學界不休的爭論。王國維在遺書中曾有“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77】之語，陳詩中所謂“謬承遺命”當指王氏遺書所言。顯然，王國維是把陳寅恪、吳宓視作他的知己的。麵對知己，陳氏於“倍傷神”中又發出了“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78】“風義生平師友間，招魂哀憤滿人寰”【79】的深切悲鳴。
王國維的死之所以引起陳寅恪如此悲傷，自是與二人過往歲月結下的深厚友誼，及對天命人事在心靈深處產生共鳴有極大的關聯。
麵對王氏離奇的跳湖自盡，學術界產生強烈震動的同時，坊間對其死因也產生了種種猜測議論，致使有多種說法流傳於世，如“殉清”說，“殉文化”說，“悲觀哀時”說，羅振玉“逼債致死”說，王國維“妻妾出軌受辱”說，等等，一時甚囂塵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為一個言人人殊的謎團。【80】
王國維的遺體入葬後，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中，對其死因做了解釋和評價，其說成為眾說紛紜中最有說服力的論斷，為天下士林廣為矚目和重視。在陳寅恪的眼中，王國維是亦師亦友的人物，也是極少可以引為知己者，王的自殺絕非世人所說的起於個人恩怨，或後來溥儀所說是經濟方麵的索債等，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見到即將衰亡的中國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劇結局，也是對混亂無序的時局和世風日下的現實之抗爭。陳寅恪以他對師友的深切理解與同情，在挽詞中雲：“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又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钜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雲。”【81】
此挽詞一出，時人紛紛讚之，王國維的好友兼親家、著名甲骨文學者羅振玉更是讚譽有加，謂：“辭理並茂，為哀挽諸作之冠，足與觀堂集中《頤和園詞》《蜀道難》諸篇比美；忠愨（南按：遜帝溥儀賜給王氏的諡號）以後學術所寄，端在吾公矣。”【82】
顯然，陳氏之說較之世人流傳或溥儀道聽途說，更接近事情本質和王氏內心之痛楚。作為死者的知己，陳寅恪對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國維九泉之下自當頷首，並深為此而慶幸吧。
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
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
這是1922年，王國維的知己，也是陳寅恪的師輩人物，清末著名詩人與學者沈曾植去世時，王國維為其撰寫的挽聯，其悲慟之情溢於言表。當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後，陳寅恪再以悲天憫人的大情懷、大心願，以明晰的哲理與深邃的思想，為其書寫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83】
陳寅恪借碑文而抒發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噴，再次展現了內在的文化精髓與人性光輝，於蒼茫的天地間揚波激浪，振聾發聵。此文一出，世人莫不為之動容。隻是數十年後，當陳寅恪自己在殘酷的政治桎梏中含恨告別紛亂的世界時，赤縣神州再也沒有人為其撰寫悼念文章了，隻有遠在美國的趙元任聞訊，寫了一篇小文，但鑒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又不能直抒心中悲憤感傷之情，也隻能是“而已”而已。
王國維奇特、詭異、神秘地離去，在給世界留下一串謎團的同時，也昭示了一個不祥的預兆，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支柱轟然斷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馬上就要崩坍，這便是學界中號稱泰山北鬥，被陳寅恪譽為“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84】的梁啟超。而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也漸顯頹勢，大有唇亡齒寒、風雨飄搖之勢。
早在1926年初，梁啟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顧朋友們的反對，毅然住進北京協和醫院，並於3月16日做了腎髒切除手術。極其不幸的是，手術中卻被“美帝國主義派出的醫生”、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恒與其助手，誤切掉了那個健全的“好腎”（右腎），虛弱的生命之泉隻靠殘留的一隻“壞腎”（左腎）來維持供給。事後，梁的友人、著名醫學家伍連德“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據伍氏的診斷，“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種輕微腎炎，西醫並不是不能醫，但很難求速效”，協和“從外科方麵研究，實是誤入歧途”。【85】
此時西醫在中國立足未穩，大受質疑，而手術主要操刀者乃是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恒。劉的副手則是純種的美國人，聲名赫赫的外科醫生。為了維護西醫的社會聲譽，以便使這門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對於這一“以人命為兒戲”的醫療事故，身為受害者，梁啟超不但沒有狀告院方，反而在他的學生陳源、徐誌摩等人以“白丟腰子”之語通過媒介向協和醫院進行口誅筆伐、興師問罪之時，仍把西醫看作是科學的代表，認為維護西醫的形象就是維護科學，維護人類文明的進步事業。他禁止徐誌摩等人上訴法庭，不求任何賠償，不要任何道歉，並艱難地支撐著病體親自著文為協和醫院開脫。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中，梁啟超對做了錯事的協和醫院“帶半辯護的性質”。【86】文章的最後極為誠懇地講道：“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87】
梁啟超默默承受著內心的煎熬與苦痛，維護著他篤信的科學與進步事業，而代價是他的整個生命。與其說梁啟超“白丟腰子”是被他所“篤信的科學”所害，不如說是他為科學所做出的犧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1928年5月底，梁任公將學生論文評閱完畢，身體不支，即辭職回天津養病。6月8日，北伐軍擊潰奉係軍閥，攻占京師，北洋政府宣告覆滅，旋改北京為北平。清華學校由梅貽琦“暫代校務”，聽候接管。8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議決，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任命曾留學歐美的“海龜”羅家倫為校長，清華學校由此進入了大學時代。
9月底，梁啟超無意中得《信州府誌》等書，不勝狂喜，遂在天津家中扶病連續筆耕七日。此時死神已開始嘭嘭地叩擊梁府大門上那個怪獸狀的銅環，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幹薪盡，回天乏術，隻能聽從死神的召喚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與世長辭，享年五十七歲。噩耗傳出，學界政壇天下同悲，清華同人撫棺慟哭。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間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發出了“痛斯人之難再，嗟舉世之皆喑”的天喪斯文的哀歎。
1929年7月，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宣告解體，清華園中三位著名“海龜”的命運，就此與南國的傅斯年緊緊維係在了一起。
注釋：
【1】【47】《吳宓日記》，第三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2】朱家驊《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載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
【3】轉引自《魯迅與他“罵”過的人》，房向東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出版。
【4】張夢陽《中國魯迅學的曆史及其國際影響》，載《文藝報》，2010年9月22日。
【5】《對於〈新潮〉一部分的意見·魯迅來信》，載《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致許壽裳》（1919年1月16日)，載《魯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7】【44】《顧頡剛日記》，第二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分見1927年3月1日、1931年6月12日條。
【8】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載《傅故校長哀挽錄》，台灣大學1951年6月15日印行。
【9】【25】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載《我與〈古史辨〉》，顧頡剛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10】《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口述，唐德剛整理、翻譯，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1】胡適《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載《胡適作品集》，第二十五冊，《胡適演講集（二)》，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12】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載《我與〈古史辨〉》，顧頡剛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
【13】【27】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書》，載《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1922年，顧頡剛在北京大學整理古籍，把《詩》《書》和《論語》三部書中所載的上古史中傳說整理出來，加以比較，發現“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麵。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於是他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係統恰是一個反背。”也就是說，古籍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而造成的，神話傳說發生的時代，其先後次序和古書中所講的排列係統恰恰相反——這便是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史學界影響重大和深遠的顧頡剛學術精髓——所謂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
顧氏理論一出，胡適大為激賞，並譽為“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是用曆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曆史上的傳說”，“他這個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越用越見功效的”雲雲。（見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載《古史辨》，第一冊，顧頡剛等編著，上海書店1992年出版）當然，學術界亦有與顧頡剛持不同觀點者，並紛紛撰文與顧氏爭辯。從1926年開始，顧頡剛把古史論戰中雙方所有文章以及後來繼續討論的文章、信件彙集在一起，編成《古史辨》第一冊，並寫了一篇十幾萬字的長序，闡發自己的思想觀點。胡適在介紹此書時說：“這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的途徑，可以提倡那‘深切猛烈的真實’的精神。”又說：“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見胡適《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載《古史辨》，第二冊，顧頡剛等編著，上海書店1992年出版)
《古史辨》一冊一經問世，立即風靡學界，一年之內重印近20版次。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七冊。一個以顧頡剛為核心的“古史辨派”覆蓋了中國史學界，極大地震蕩了人們的思想與史學觀，如當時在北大任教的資深教授錢玄同，不但對顧氏理論擊節叫好，稱讚“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真是精當絕倫”，而且索性將自己的錢姓廢掉，改名“疑古玄同”，以示對顧頡剛的呼應和自己疑古到底的決心。錢氏之神經病式的妄舉，一度受到魯迅的嘲諷。
據沈尹默說，1929年5月，魯迅由上海北上省親，錢玄同偶然去孔德學校，正好碰見魯迅在室中端坐。此時二人已從往昔的親密同學加戰友變成相互厭惡的對象。玄同既已跨進室內，不好立即退出，一邊尷尬地和魯迅打著招呼，一邊尋找轉移話題，恰好看見桌上放著一張印有周樹人三個字的名片，便回頭對魯迅道：“你現在又用三個字的名片了？”魯迅聞聽，板著臉無好氣地答道：“我從來不用四個字的名字。”此言一出，在場者都明白這是諷刺錢玄同主張廢姓，改為“疑古玄同”，同時又與胡適派或者“古史辨派”攪在一起，為魯迅所忌之故。錢玄同聞之，神色陡變，一言不發，搖著頭做不屑一顧狀，溜之乎也。（見沈尹默《魯迅生活中的一節》，載《文藝月刊》，1956年10月號）另據馬幼漁說，就是這次北上省親，魯迅到馬幼漁家看望舊友，又與不睦的胡適相遇。胡從外麵一進門，看到客廳中的魯迅，略做驚訝，打趣道：“你又卷土重來了！”魯迅瞟了胡適一眼，立即回敬道：“你不要害怕，我還要卷土重去，決不搶你的飯碗！”胡適頗為尷尬，搭訕道：“看你還是那個脾氣。”魯迅仍板著臉冷冷地答：“這叫江山易改，稟性難移。”二人再無話，胡適打著哈哈轉身悻悻而去。（見王廷林《魯迅不搶胡適“飯碗”》，載《縱橫》，2004年9期）
胡適到了台灣以後，1958年5月在台北“中國文藝協會”做了一次題為《中國文藝複興運動》的演講。他肯定魯迅在《新青年》時代“是個健將，是個大將”，並認為魯迅、周作人翻譯的《域外小說集》“翻得實在比林琴南的小說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說中最了不得的好”。胡適在鋪墊一番之後，接著罵了魯迅：“但是，魯迅先生不到晚年——魯迅先生的毛病喜歡人家捧他，我們這般‘新青年’沒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趕熱鬧，慢慢走上變質的路子。”什麼叫作“變質”呢？就是和共產黨搞在一起，參加了“左聯”。胡適認為，魯迅加入了“左聯”，也是不自由的。“那時共產黨盡量歡迎這批作家進去，但是共產黨又不放心，因為共產黨不許文藝作家有創作自由。所以那時候監視他們的人即左翼作家的監視者，就是周起應，現在叫周揚，他就是在上海監視魯迅這批作家的。”（見《胡適作品集》，第二十四冊，《胡適演講集〔一〕》，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15】《華蓋集續編·不是信》，載《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16】羅久芳《傅斯年留學時期的九封信──紀念先父羅家倫與傅斯年先生的友誼》，載台北《當代》，第一二七期，1998年3月1日。
【17】《致章廷謙》（1927年5月15日），載《魯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18】【30】【31】【32】【33】【38】【39】【40】《顧頡剛致胡適》，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19】【22】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件重要工作的回顧》，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傅所長紀念特刊》，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51年出版。
【20】《傅斯年致蔡元培》（1928年1月28日），轉引自杜正勝《無中生有的誌業》，載《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上冊，杜正勝、王汎森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
【21】《傅斯年致陳寅恪》1928年11月14日，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檔案》。信中說：“此研究所本是無中生有，凡辦一事，先騎上虎背，自然成功。”
【23】蔡元培《國立中央研究院工作報告》（1929年3月15日），收入《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總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
【24】【29】《致胡適》，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6】【35】杜正勝《無中生有的誌業》，載《新學術之路》，上冊，杜正勝、王汎森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
【28】《顧頡剛日記》，第二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見1928年4月篇末之《記本月二十九日晚事》。是日晚上，顧頡剛偕容肇祖到傅斯年住處，討論研究所事，顧傅二人意見相左，爆發口角。1973年7月，顧始補記當時雙方衝突之原委。
【34】《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四十二冊，耿雲誌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36】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載《我與〈古史辨〉》，顧頡剛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事在1929年3月14日，顧頡剛脫離了中山大學，到寧、滬數日，當時胡適是上海中國公學的校長，顧在滬時順道訪胡。（《顧頡剛年譜》，顧潮編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37】【42】【43】《曆劫終教誌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顧潮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41】《致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原信未署年代，編者據函中內容推斷為民國十八年（1929）不確，應為1928年。信中涉李濟、楊振聲等人。李於1929年春已赴安陽發掘，楊於1929年夏，作為國立青島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到青島參加籌備會議並籌建青島大學，不在清華。
【45】【74】《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孫敦恒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46】 楊步偉《四年的清華園》，載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卷第四期；第八卷第一期（1965年10月；1966年1月）。
【48】【67】【73】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
【49】載《談陳寅恪》，俞大維等著，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年出版。
【50】此前，伯希和前來中國西部考察，曾把敦煌藏經洞的經卷運出國外，引起了中國人憤怒。但作為漢學家的他在中國期間，仍受學術界人士尊敬，曾在傅斯年的幫助下，於1935年到河南安陽殷墟發掘現場等地做過考察。
【51】《陳封懷回憶錄》（未刊稿），轉引自《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此回憶錄由陳封懷口述，陳小從筆錄於1980年春初。
【52】陳寅恪《與妹書》（節錄），轉引自《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俞曲園，即清末國學大師俞樾，字蔭甫，因在蘇州造了個園宅叫曲園，故號曲園。俞樾的曾孫即紅學家俞平伯。
【53】智效民《陳寅恪是否獲得過博士學位？》，載《往事知多少》，智效民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54】《問學諫往錄》，蕭公權著，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年出版。
【55】《胡適雜憶》，唐德剛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
【56】王世民《傅斯年與夏鼐》，載《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布占祥、馬亮寬主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57】據金嶽霖晚年回憶：“寅恪先生不隻是學問淵博而已，而且也是堅持正義勇於鬥爭的人。清華那時有一個研究院，研究中國古史。院裏主要人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也有一位年輕人，李濟之。前些時他還在台灣，現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來當時校長曹雲祥對梁啟超有不正確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執行的辦法。陳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會上，陳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啟超一邊，反對曹雲祥。他當麵要求曹雲祥辭職。曹不久也辭職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長的辦法不久也改了。”（見《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又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條載：“十一月，研究院發生風潮。起因為：外交部聘梁任公先生為庚款董事會董事。按章程規定，校長由董事中互選。曹雲祥恐梁先生將代之為校長，暗中運動教職員反對，教育係教授朱君毅獨甘為奔走，嗾研究生王省上書雲‘研究院教員曠職（時任公先生因病返津），請求易人’。曹將信油印寄與任公，欲迫令去職。全院同學聞之大憤，質問王省，盡吐實情。於是同學們一方麵赴津，請求梁先生勿辭，一方麵請求外交部，撤換曹雲祥及朱某。結果王省被開除，朱君毅辭職，曹旋亦去任。”
另據畢業於東南大學外文係、受吳宓舉薦前往清華國學研究院任陳寅恪助手的浦江清於1928年1月14日記載：“舊校長曹雲祥氏向外交部提出辭職，外交部已派嚴鶴齡氏暫代清華學校校長職。嚴氏於今日到校。清華學校係根據美國庚子賠款而設立。故向隸外交部。主其事者均外交係中人，官派與洋派兼而有之，曾不知教育為何事，學術為何事也。陳寅恪先生嚐雲禍中國最大者有二事，一為袁世凱之北洋練兵，二為派送留美官費生。”（見《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出版)由浦的日記可見，早期的清華學校屢換校長，主要是教育係統的學者與外交係統官僚鬥爭的結果，至於浦氏隨後在日記中說“今曹氏為研究院教授學生所攻擊，又因賬目糊塗”之“賬目”問題，倒是次要的。
【58】胡守為《學識、品格、生活情趣——陳寅恪先生往事雜憶》，載《曆史大觀園》，1988年第5期。
【59】王永興《陳寅恪》，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79年第8期。
【60】陳封雄《史學界緬懷一代宗師陳寅恪——參加紀念先叔陳寅恪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感想》，載《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6月21日。
【61】【62】陳封雄《卌載都成斷腸史——憶寅恪叔二三事》，載《戰地》，1980年第5期。
【63】陳封雄《史學界緬懷一代宗師陳寅恪——參加紀念先叔陳寅恪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感想》，載《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6月21日。筆記門類數目，陳封雄誤記為二十二，今據季羨林原文改之。（見《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範圍和途徑》，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6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載《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
【65】黃延複《文史大師──陳寅恪》，載《人物》，1983年第4期。
【66】陳封懷《“怪”教授》，載《人物》，1983年第4期。
【68】【70】【71】俞大維《懷念陳寅恪先生》，載台北《中央日報》副刊，1970年3月31日。
【69】《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72】【79】【81】【84】《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載《陳寅恪集·詩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
【75】吳宓《王國維在頤和園投河自盡之詳情》，載《順天時報》，1927年6月6日。轉引自《吳宓日記》，第三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另參見《王靜安先生年譜》，趙萬裏編，載《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1928年4月。
【76】《王觀堂先生挽聯》，載《陳寅恪詩集》，陳美延、陳流求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77】《王靜安先生年譜》，趙萬裏編，載《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1928年4月。
【78】《挽王靜安先生》，載《陳寅恪詩集》，陳美延、陳流求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80】關於王國維為何自沉昆明湖之說法，最具特色者應是商承祚認為王國維妻妾有外遇，王氏不願受辱而一死了之說。此說由於為尊者諱，罕有見於文字者。羅振玉之孫羅繼祖主編《王國維之死》一書，所引商承祚之說語焉不詳，隻有“中不可道”一句，羅繼祖理解為親戚之間的矛盾，似不符合商氏本意。常任俠1940年1月12日記載：“晨，商錫永（南按：即商承祚）來，留其在舍午餐，雜談男女瑣事，商雲王靜安以婦有外遇，故憤而自殺，未知信否也。”（見《戰雲紀事》，常任俠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232頁)
王國維的親家兼師友羅振玉認為王乃殉清而死，而清遜帝溥儀卻認為是被羅振玉逼迫而死。在溥儀所著《我的前半生》（中華書局1977年出版）第四章中，溥儀在一個注釋中說道：“我在特赦後，聽到一個傳說，因已無印象，故附記於此，聊備參考。據說紹英（南按：溥儀宮內務府大臣）曾托王國維替我賣一點字畫，羅振玉知道了，從王手裏要了去，說是他可以辦。羅振玉賣完字畫，把所得的款項（一千多元）作為王國維歸還他的債款，全部扣下。王國維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舊賬，王國維還要補給他不足之數。王國維氣憤已極，對紹英的催促無法答複，因此跳水自盡。據說王遺書上‘義無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溥儀此說，後被郭沫若著文加以肯定並傳播，影響頗大，遂成為王氏之死諸說中的主流觀點並為時人廣泛采信。
【82】《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隨羅雪堂先生致陳寅恪書》，載《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1928年4月。
【83】《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載《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
【85】《給孩子們書》（1926年9月14日），載《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86】《與順兒書》（1926年6月5日），載《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87】梁啟超《我的病與協和醫院》，載北京《晨報副刊》，1926年6月2日。該文原是一份英文聲明，交協和醫院存入醫案，後經人譯成中文，刊諸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