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史語所的第一桶金
◎ 元和新腳未成軍
當羅家倫佩戴國民黨少將軍銜意氣風發地踏入清華園，出任新改製的清華大學校長後，梅貽琦辭去教務長之職，赴美任清華留學生監督處監督，此前由他所“兼管”的國學研究院，校方再未指派他人前來主持。此時研究院已是強弩之末，最後一屆隻招收了王璧如一名學生，加上原留院的學生共有16人繼續攻讀。研究院衰落得如此之速，不禁令人生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麵對零落的學生與半空的宿舍，使人備感落寞淒涼。雪上加霜的是，此時導師中的梁任公即將撒手歸天，趙元任常去外地調查方言，講師李濟除到外地做考古發掘，還經常赴歐美參加考古學術會議，研究院事務隻靠陳寅恪一人勉力支撐。據藍文徵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一文中雲：“寅恪先生為發展研究院計，遂請校方聘章炳麟、羅振玉、陳垣三氏為導師，馬叔平（衡）為特別講師，校方一一致聘，章、羅二氏均不就，陳氏自以‘不足以繼梁、王二先生之後’為詞，再三懇辭，唯馬先生應聘。”【1】故到了研究院末期，所有指導研究生，指揮助教辦事，聯係離校同學或函複其請教諸教授問題，事無巨細，悉由陳寅恪一人處理，辛勞忙碌，自不待言。
就在研究院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最後時刻，已出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聞風而動，不失時機地向陳寅恪、趙元任二位導師拋出了橄欖枝。陳趙二人鑒於清華國學研究院前途的頹勢，兼有對曆史語言研究事業的摯愛與對未來的憧憬，很快做出回應，表示願意接受傅氏之請，分別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下設的曆史組和語言組主任。
曆史沒有記下正在南國羊城的傅斯年得知這一回音後的表情，可以想象的是，當他得到陳趙兩位大師的回函，一定感到很爽，並為之深深地噓了一口氣。1928年11月14日，也就是曆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後三個星期，傅斯年曾致信陳寅恪說：“此研究所本是無中生有，凡辦一事，先騎上虎背，自然成功。”【2】字裏行間，見出傅斯年沾沾自喜與偷著樂的神態意興。
待搞定“二大”之後，像清華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適沒敢忽視王國維、梁啟超這兩座文化昆侖並世存在一樣，心中竊喜的傅斯年，同樣沒敢忽視另一個人的存在，這便是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李濟。
1896年6月2日生於湖北鍾祥縣的李濟，字濟之，四歲入蒙館。1907年，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赴京，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位於南城的五城中學堂（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十四歲考入清華學堂就讀。1918年，以官費生的身份，與同班50多名同學連同徐誌摩等自費生，悄然無聲地去了美利堅合眾國，開始了“放洋”生涯。
這年的9月14日，船抵美國舊金山，李濟和諸友分手，與徐誌摩等幾人進入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Worcester）克拉克大學就讀。1920年，李濟獲碩士學位，同年轉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專業，成為當時哈佛大學人類學研究院唯一的外國留學生，同時也是該院創建以來最早到校的唯一的研究生。哈佛三年，李濟跟隨具有國際威望的人類學大師胡頓（E.A.Hooton）、羅蘭·B·狄克森（Roland 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學的一個觀點，也就是中國曆史上所指的中國與夷狄的說法，把中國的曆史材料作一種分析”，欲進一步弄清整個中國民族是怎麼形成及移動的，這“不但是中國曆史上最現實的兩件事，而且是一直到現在還在活躍表現中的事實”。【3】
1923年，李濟以他那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國民族的形成——一個人類學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論文獲得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此為第一位中國人獲此殊榮。這一年，李濟二十七歲。
斬獲博士學位的李濟旋即收拾行裝，告別了風景秀麗的查爾斯河畔與浸潤著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園，踏上了歸國途程。一隻鮮活亮麗的“海龜”就這樣穿過波湧浪滾的浩瀚大洋，挾西學文化新風銳氣，精神抖擻、豪氣飛揚地爬上了黃土凝成、板結幹裂的遠東大陸，回到了曾賦予他青春和夢想的故都北京。未久，受早年在克拉克大學接觸並友善的學長、時為南開學校大學部主任的淩冰薦舉，應校長張伯苓之聘，入主南開擔任人類學、社會學兼及礦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間，由於礦科專業的關係，結識了當時中國著名的礦物學家、地質學家翁文灝，並通過翁再度結識了在李濟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國際級地質學大師丁文江（字在君）。丁氏作為在歐洲劍橋、格拉斯哥等大學求學七載，並於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歸國的老“海龜”，此時已取得了中國地質學界的領袖地位，甚為學界同人推崇敬仰。【4】
1924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美術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派畢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率領一個代表團到中國進行考古發掘和研究，鑒於李濟此前已到新鄭做過田野考古發掘，畢士博邀請李濟加入他們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隊。在丁文江的支持下，李濟決定與對方合作，遂辭去南開教職，於1925年初，加入畢士博等人的行列。此舉開創了“既維護主權，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資搞科研的先河，為後來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發掘的資金問題的解決打下了基礎。
就在李濟加入畢士博考古工作隊之際，清華國學研究院也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並四處招兵買馬。時任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的丁文江建議李濟去研究院，一邊任教一邊做研究工作，並把情況介紹給老朋友梁啟超，二人共同出麵向清華校長曹雲祥推薦，曹一聽李乃哈佛歸國的博士，當場表示聘請。於是，時年二十九歲的李濟，繼“四大”之後，以特別講師的身份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此時的李濟雖有大師的身價，並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導師之一，但後世士林卻沒有把他與王、梁、陳、趙“四大導師”並列而成為“五大”，究其原因，表麵上看是他沒有前“四大”的教授頭銜，其實並不盡然。由於李濟當時正和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合作組織考古發掘事宜，在時間分配上，考古發掘占相當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撥發，每月300元，清華每月發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陳、趙“四大”教授的薪水持平。【5】因清華支付的100元並不是教授的薪水，故隻能給個特別講師的帽子戴在頭上，以兼職的身份支取酬金。想不到這“教授”與“講師”兩頂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與不解。
據清華檔案館所藏《研究院紀事》稱，1927年6月，清華學校評議會在討論李濟函詢其下年度待遇問題時，議決：“如畢士博方麵仍續約，則本校繼續聘李濟為研究院講師；如畢士博方麵不續約，則本校聘李濟為大學部教授。結果畢士博繼續聘李濟與之一同進行考古發掘，李濟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講師。”【6】這就是李濟沒有被後世譽為“五大”之一，而隻稱“五位”之一的緣故。
1926年2月5日，李濟與地質學家袁複禮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晉南做考古調查。其間發現了幾處新石器時代的彩陶遺址，並取得了一些標本。在初步確定幾個可供發掘的地點後，於3月底返回清華園。同年10月，在李濟的直接協調洽談下，由清華研究院和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共同組織，對方出大部分經費，李濟、袁複禮主持，赴山西夏縣西陰村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南按：按照雙方協議發掘古物永久留在中國）。這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現代科學考古發掘嚐試，李袁二人在山西工作了兩個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結束。此次發掘收獲頗豐，共采集了76箱出土器物，分裝9大車，於同年年底，曆盡數次艱險磨難和幾個晝夜的風餐露宿，總算安全無損地押運到清華研究院。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成功發掘，真正揭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序幕，標誌著現代考古技術在遠東這塊古老大地上生根發芽。作為人類學家的李濟也由這次發掘而正式轉到考古學領域的探索與實踐中，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史上開一代先河的大師地位。
1928年10月底，李濟以清華研究院導師的身份赴美講學歸國，路經香港，就在這個短暫的停留空隙，李濟順便到中山大學訪友。想不到一進校園，就與即將在中國政壇與學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級人物——傅斯年相識了。
傅斯年當然知道李濟的分量，因而二人一見麵，傅氏就像對待老朋友一樣談起中央研究院辦曆史語言研究所之事。按傅斯年的說法，原來聘請的基本都是本土學者，現在全部或大部分要改為歐美派，目前已聘請了陳寅恪與趙元任，希望李濟能加盟入夥，並出任第三組——考古組主任。經過一番交談，李濟的心是被說動了，他決定辭去清華和弗利爾美術館的職位，加盟史語所這個新升起的山頭，並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組工作。自此，清華研究院殘存的三位導師盡數歸入傅斯年親手樹起的大旗之下，史語所也順利完成了由西方歐美派“海龜”取代東方“土學者”的成功轉型。
這一年，傅斯年三十三歲，李濟三十三歲，趙元任三十七歲，陳寅恪三十九歲。
對於這一決定史語所未來發展方向和命運的劃時代成果，傅斯年自是興奮異常，他極力挽留李濟在中大多住幾日，與自己好好聊聊日後的事業如何像寫文章一樣，起承轉合，有板有眼，有始有終地做下去，並放出異彩靈光。興之所至，傅斯年找出陳寅恪寫給他的詩文略帶炫耀地讓李濟觀賞，也暗含堅定對方信念之玄機。陳詩作於1927年7月6日，詩曰：
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曛。
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
今生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
解識玉璫緘劄意，梅花亭畔吊朝雲。【7】
文中所謂“北海南溟”，當指陳寅恪視傅為可以共同唱和呼應的知己。“正始遺音”，則指此前投昆明湖自盡的王國維。“元和新腳”可解釋為包括陳氏自己在內的青壯年學者。全詩為後世學者爭議最大者乃“天下英雄”一句。按美籍華裔學者餘英時的說法，此句應看作陳氏“其立場與傅有別”，且互為欣賞，大有“唯使君與操耳”之意。【8】台灣學者杜正勝認為餘說有誤，其理正好相反，陳與傅的立場不但未“有別”，且互為欣賞，大有“唯使君與操耳”之意。按杜氏的詮釋，詩中“未成軍”者，不一定僅指傅斯年正在籌備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應涵蓋更廣博的深意。當時無論是中山大學的語言曆史研究所轉變為中研院史語所，還是中山大學本土派學者被歐美派“海龜”所取而代之，甚至包括盛極一時的清華研究院，隻有陳、趙、李等幾個不足四十歲的“元和新腳”予以掌舵，支撐整個中國新學術陣營的“宏大架構”尚未成軍，還需加以組織訓練。這便是陳寅恪詩中的本意。
李濟到中山大學之時，離陳寅恪作此詩文又過了近一年半的時光，也是傅斯年單獨拉起杆子，積極招兵買馬，擴編隊伍，欲使“元和新腳”成為一股強大生力軍的關鍵時刻。因而李濟的態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奮，激動不已。
李濟走後，傅斯年感覺底氣倍增，有了陳、趙、李三員大將，如同當年劉備得到了關羽、張飛、趙雲三位英雄豪傑，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可以與清華或清華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學術機構抗衡叫板兒，甚至恃強鬥勇地開打了。於是，他在給羅家倫、馮友蘭、楊振聲等幾位清華名流大腕的信中，以賣弄加顯擺的姿態表露道：“現在寅恪、元任兩兄，及李濟之，我們的研究所均不免與之發生關係。這不是我們要與清華鬥富，也不是要與清華決賽，雖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華的台，有諸公在，義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狽為善（狼狽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
緊接著，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幾分自負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語所與清華的優劣與合作的前景：
一、清華到底是個學校，此則是一純粹研究機關。
二、清華到底在一處（北平），此則無所不在。
三、清華各種關係太多，此則究竟是個小小自己的園地。
所以在清華不便派人長期在外時，可由我們任之。我們有應請請不起，而清華也要請的人時，則由清華請之。有可合作的事時，則合辦之。諸如此類，研究的結果是公物，我們決不與任何機關爭名。故我們感覺擔負（獨力）不起者，願與諸兄商量而合辦；清華有感覺不便者，我們成之，如此而已！
最後，傅斯年申明了他辦研究所的學術理念和宗旨：
一、到處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科學付給之工具）整理材料。其事業：一、助有誌此項研究之學者；二、繼續已動手之工作之進行（有他處已動手，而力不足遂止者）；三、自己創始幾件合眾力方可成功的工作；四、訓練若幹有新觀點、用新方法之少年工作者（我們都算在老年列裏）；五、為全國同趣之人創一個刊印研究結果，並獎勵機關。此必我兄所讚同也。【9】
從這幾項簡短的表述中，可見傅氏氣魄之大和不同於常人的學術眼界。這一宏闊的構想，在史語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已在心中醞釀成熟並以他慣有的“大炮”風格，向外界放出了一連串閃耀著最新思想火花與科學光芒的響亮口號：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係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10】
這就是傅斯年親手擬定的、對後世中國田野考古學產生了巨大影響並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核心宗旨。傅斯年以西方先進的科學理念觀照中國自先秦以來的治史方法，在電光火石交撞中新的思想之門被開啟，隨之躍出的是一個具有重大開創性意義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傅氏心中，現代曆史學上的若幹問題必須得益於自然科學的幫助才能解決，否則無從下手。對此，傅舉例說：“譬如春秋經是不是終於獲麟，左氏經後一段是不是劉歆所造補，我們正可以算算哀公十四年之日食是不是對的，如不對，自然是偽作，如對了，自然是和獲麟前春秋文同出史所記。又譬如我們要掘地去，沒有科學資助的人一鏟子下去，損壞了無數古事物，且正不知掘準了沒有，如果先有幾種必要科學的訓練，可以一層一層的自然發現，不特得寶，並且得知當年入土之蹤跡，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識。所以古史學在現在之需要用測量本領及地質氣象常識，並不少於航海家。”為利用現代科學的資助打開新的古史研究局麵，傅特別強調：“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隻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在《旨趣》的最後，傅斯年以當年在北京街頭遊行叫喊的激情與豪氣振臂高呼：
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曆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誌！
二、要把曆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誌！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11】
李濟在後來的回憶中寫道：“以曆史語言研究所為大本營在中國建築‘科學的東方學正統’，這一號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舉起這麵大旗領首向前進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強的傅斯年；那時他的年齡恰過三十不久，意氣豐盛，精神飽滿，渾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底，對於歐洲近代發展的曆史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都有徹底的認識。他是這一運動理想的領導人；他喚醒了中國學者最高的民族意識；在很短的時間內聚集了不少的運用現代學術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學者。”隻是，極富理性與科學眼界的李濟沒有因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為之擔心並提出警告：“口號是喊響了，熱忱是鼓起來了，如何實行？若是這進一步的問題不能圓滿地解決，口號將止於口號，熱忱終要消散的。”【12】
傅斯年畢竟非等閑之輩，他同樣意識到了這一點，因而在處理各項事務時，較之中山大學時代更加謹慎、務實和富有遠見。經過一年的籌備及各方麵的反複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務會議上，正式決定把全所的工作範圍由原來預設的九個組，壓縮為曆史、語言、考古三個組，通稱一組、二組、三組。主持各組工作的分別是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三大主任”。後又增設第四組——人類學組，由留美的“海龜”吳定良博士主持工作。這一體製，直到史語所遷往台灣都未變更。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曆史語言研究所就要鳴鑼開張了。當三個組的人員各就各位後，傅斯年以非凡的處事能力與人脈關係，很快為第一組找到了內閣大庫檔案予以研究，這是史語所創建以來掘到的第一桶金，也是傅、陳等人在學術界聲威大震的轉折點。史語所正是憑借這一學術研究資本迅疾崛起、聲名遠播的。
◎ 內閣大檔的“發見”
與趙元任、李濟二人略有不同的是，由於陳寅恪不舍得丟掉清華園這個與自己建立了血肉情感的學術陣地，此前雖答應傅斯年出任史語所曆史組主任兼研究員，但並未前往廣州赴任。當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解體之後，陳氏轉為清華大學中文、曆史兩係合聘教授，史語所一組的職務實際屬遙領性質，除人員聘請與研究課題等方麵親自操勞外，其他事宜並不過問。這樣的格局未過多久，發生了一件對中國新史學創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正是這件大事，促使陳寅恪不得不拿出相當大的精力出麵予以周旋辦理，這便是中國學術史上著名的號稱8000麻袋15萬斤清宮內閣大庫檔案的“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