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縱橫天涯馬
◎ 傅斯年家世情緣
1941年底，傅斯年決定離開重慶返李莊視事。此次李莊之行，除史語所的事務放心不下，主要原因是身體狀況已糟糕得不容許他再行代理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職了。傅氏身體垮得如此之快，除因自己原有的病根兒與終日的忙碌外，與他遭逢老母突然病故有很大關係。
傅氏家族在聊城崛起與飛黃騰達，肇始於傅斯年七世祖傅以漸。出生於明萬曆己酉年（1609）的傅以漸，幼值明末大亂，七歲入塾館受“四書”，稍長則攻《詩經》《易經》，習舉子業。雖家境貧寒，然聰穎好學，夜讀無燈照明，則焚香以代。為求得功名利祿，曾投師於當地名儒孫興。但直到三十五歲，頭上依然光亮如禿，未博得毫寸功名。1644年，滿族鐵騎躍出白山黑水，穿越山海關入主北京，氣脈已竭的大明王朝覆亡。為了籠絡知識分子，求得漢族地主階級的合作與支持，清廷於入關後的第二年（1645）開科納士，招攬聖賢。三十七歲的傅以漸以老童生的身份打起精神再度投身科場，結果鄉試中舉，得登賢榜。1646年入京會試，得中貢士，殿試對策時又被擢為一甲第一名，成為大清開國順治朝第一位狀元，授內弘文院修撰，1654年累遷至內秘書院大學士。次年，加太子太保銜，改為內國史院大學士。1658年，傅以漸被加少保銜。同年陰曆九月，順治帝改內三院為內閣，授傅以漸以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職銜，晉階光祿大夫，傅氏成為事實上的宰相。與此同時，順治帝又頒發誥命，追贈傅以漸的曾祖父傅諭、祖父天榮、父親思敬為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加一級之勳號。自此，聊城傅氏一族榮冠當世，澤及後代，一躍成為黃河流域最為顯赫的名門望族。
盡管傅以漸權傾朝野，富貴天下，但因出身卑寒，深知民眾疾苦，時時克儉自律，名聲光鮮，頗為後人尊敬。《聊城縣誌》稱其：“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汗，與寒素無異。”又說：“每聞百姓疾苦，若切於身；閭裏有義舉，必讚成之。汲獎後進，唯恐不及。”【1】不過，作為後世子孫的傅斯年，從不向別人提及他這位“宰相”祖公，更不引以為榮。在傅斯年看來，傅以漸在明清兩代易鼎之際，為了自己博取功名富貴與清朝統治者合作，是有損民族大義、氣節和讀書人之人格精神的。如此不顧名節的所作所為，應得到痛斥和唾罵，而不能當作一種榮光，不知香臭地四處顯擺，這是傅斯年和祖上的思想與人生觀之大不同處。
但在聊城的鄉黨閭巷也有一種傳說，謂傅以漸身居相位，卻並不甘心為清王朝效力。在順治朝後期，傅以漸曾與身在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暗中多有往來，並有借吳的力量圖謀推翻大清恢複明室之誌。隻是清廷有所察覺，與吳三桂交往密切的僚屬被秘密逮捕，後以罪充軍發配，傅以漸見時機不成熟，又覺吳氏不足以成事，未敢輕舉妄動。康熙四年（1665），傅以漸病逝。臨終前，傅氏以清聖祖康熙帝師傅之尊，囑其家人不得請諡請恤，與他早年的圖謀不無關係。【2】
繼傅以漸之後，傅氏家族在整個清王朝二百多年的曆史中，科場得意者不乏其人，在朝為郎官者有之，出任巡撫為封疆大吏者有之，任布政使、知府、知縣者更是如螞蟻做窩，數目繁多。傅氏一門的勢力，由黃河流域擴大到全國各地，為天下所重。有道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像許多曆史小說、通俗戲曲講述的豪門興衰故事一樣，到了傅斯年的祖父傅淦這一代，豪門家業便開始衰萎、窘迫了。
傅淦雖博通經史書畫，兼備文武，為聊城生員中之佼佼者，但就在他發憤圖強的十五歲那年，父親突然去世，生母張氏迫於社會和家族壓力，不得不絕食殉節，與夫共赴黃泉，留下兄弟七人相依為命。傅淦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三，兩個哥哥已獨立成家，四個弟弟皆在幼衝之年，兩個哥哥又在其妻的擠壓脅迫下，不肯或不敢出麵熱情照料年幼的弟弟。萬般無奈中，生性孤傲豪爽、具有俠義氣概的傅淦主動割舍學業，全力持家，撫育諸弟長大成人。到了與弟弟們分家之時，傅淦謙恭退讓，主動把12座樓房全部讓給諸位兄弟，自己一家隻要了一座馬廄整修後居住，勉強度日。傅淦的性格和為人處世的態度，對後來傅斯年性格的形成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就在十九歲那年，傅淦娶山東濰縣人、後官至江西巡撫的陳阡之女陳梅為妻。盡管陳氏給女兒的陪嫁之物甚豐，但傅淦持家理財不是內行，家業漸衰。傅淦二十二歲那年，得長子旭安，接著次子、三子又相繼出生。人增物耗，家財自減，漸趨貧困。為了一家老小的生計，傅淦不得不設法尋覓一個養家糊口的職業。傅淦的父親傅繼勳曾在安徽為官二十餘年，後升為布政使，名重一時的李鴻章、丁寶楨等巨宦皆出其門下。1883年7月，李鴻章繼曾國藩晉升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曾專程捎信讓傅淦赴天津，準備為其安排一個肥缺。傅淦接信後立即前往。想不到在天津等了幾天，李鴻章因忙於公務，未能及時接見。生性孤傲的傅淦認為這是李氏一貫玩弄的與洋人“搗糨糊”的外交伎倆與布袋戲，是對自己的怠慢和大不敬。盛怒之下，傅淦拍案而起，不辭而別，自此安居家鄉以教塾館維持生計，有時靠賣字畫換些銀兩貼補家用。幾年後，傅淦漸趨衰老，無力維係一家人的生活，隻好靠變賣夫人陳氏的嫁妝貼補度日。陳夫人的陪嫁之物雖多，有道是“萬丈布裹不住常裂”（南按：山東諸城賈悅土語）。傅家是世家豪門，根據中國特有的“虎死不落架”，死要麵子活受罪的處世哲學，盡管家道急劇衰落，傅淦仍然要裝點門麵，像一個被薺菜頭敲打著的氣歪子（南按：山東境內生長的土種小蛤蟆）——硬撐。每日的花銷如流水，不幾年便把家中值錢的物件典當一空。
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自幼勤奮好學，攻舉子業，光緒甲午（1894）鄉試中舉，但未能步入仕途。隨著家境日窘，為全家生活計，傅旭安於1899年離開家鄉，到山東東平縣龍山書院教書，並以舉人的身份出任山長，靠學生們供給的學費維係一家人的生活。傅旭安在東平執教六年，誨教殊勤，頗得學生和家長的尊敬，社會聲譽日隆。不意突染重疾，1904年死於任所，年僅三十九歲。其時，傅斯年隻有九歲，其弟傅斯嚴剛出生七個月。而這個時候，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已入花甲之秋，家庭重荷全落在傅斯年之母李夫人肩上。喪事過後，親友們念其一家老小生活無依無著，相與饋贈一些錢財，托周祖瀾、範玉波二鄉紳為之代存生息，供其一家人支用。傅旭安生前龍山書院的弟子深懷恩師教誨之情，每年舊曆年前，總要派一人為代表前來聊城，給師母送來春節所需食物用品。盡管此時傅宅依然如昔日那般宏闊，大門上方昭示著昔日榮光的“相府”及“狀元府第”兩塊金字匾額依然高懸，二重門上“聖朝元老”的橫書金匾及楹柱上浮雕精刻的金字對聯“傳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在夕陽餘暉的殘照中閃著斑駁的亮色，但衰敗的氣象隨著瘋長的野草在傅氏家族彌漫開來，大門外那立於天地之間，最具華夏子民夢想與光榮的旗杆已經腐朽倒掉，院內的樓房瓦舍在歲月的磨洗中殘舊破損，枝頭的喜鵲也似乎失了往日的歡笑，不時發出幾聲淒涼的哀鳴。一切跡象表明，傅氏家族的好年景過去了。
李夫人奉老撫孤，盡管持家勤儉，終因全家人無生財之道，生活仍難以維持。如有急事用錢，不得不忍心含淚命人從頹垣斷壁上拆一些磚瓦變賣。自己的住房破損，因無錢修理，每逢風雨來臨，屋頂漏水，李夫人隻好懷中抱著幼子孟博，頭上撐一把布傘遮風擋雨。傅斯年外婆一家在聊城縣城西南的賀海村，斯年小時，經常隨母親去外祖母家小住，使他得以目睹當時魯西農民的生產、生活情形，粗略地了解了鄉間習俗、風尚及思想狀況。許多年之後，傅斯年於北大求學時，寫出了著名的《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大略記》一文【3】，此文與他少時的生活體驗有極大關聯。
正值盛年的父親撒手歸天，年幼的傅斯年與弟弟傅斯嚴隻有靠祖父與母親撫養教育。傅淦雖淡泊功名，不求仕進，卻不願把自己不入世的思想傳染給他的長孫斯年。像晚明遺老、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晚年仍渴望他的孫子入仕清朝一樣，經過新朝政治文化的洗腦與現實生活的脅迫，把自己的命運與大清政權視為興衰相連的傅淦，同樣希望自己的孫子刻苦攻讀，擔負起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任，重振傅氏門庭偉業，光宗耀祖。於是，晚年的傅淦把課教孫子視為生活與精神的全部寄托。而傅斯年天生聰慧敏捷，是難得的少年才俊，老人為此感到極大的欣慰。自此，這一老一少開始了重振傅門雄風的攻讀生活。據傅斯年的同鄉加同學聶湘溪晚年回憶：“孟真四歲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寢，每天破曉，尚未起床，便口授以曆史故事。從盤古開天辟地係統地講到明朝，曆時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畢了。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就埋下了研究曆史的興趣，其後能成為曆史學家，委以曆史研究所所長的職務而有所成就，是與其家學淵源分不開的。”【4】
1901年春，傅斯年尚未度過五周歲生日，祖父便迫不及待地將他送入私塾上學。在塾師與祖父的“內外夾擊”下，傅斯年剛滿十歲，便熟讀“十三經”，許多段落能背誦。未久，進入東昌府立小學讀書，學業大進，其刻苦攻讀的情景，作為佳話一直在聊城坊間流傳，並成為激勵後學長久不衰的精神力量。
1908年冬，十三歲的傅斯年被他父親的一位高足、得中進士的侯延爽帶到天津進洋學堂學習。第二年春，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就讀，其間備嚐人間艱辛。許多年後，當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何茲全問傅斯年何以懂得那麼多人情世故時，傅不無感慨地引用孔子的話答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5】一語道出了自己的辛酸經曆與內心的悲涼。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從此，這個從魯西土地走出來的破落戶子弟，伴著迷蒙的京華煙雲，開始了生命中“牧野鷹揚唱大風”的求學搏擊時代。
1929年，脫離中山大學專職教書生涯的傅斯年率史語所由廣州遷往北平北海靜心齋，在繼續擔任史語所所長職務的同時，開始兼任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念及家中族人之辛苦，陸續把他的侄子傅樂成、傅樂德，以及堂侄傅樂煥、侄女傅樂淑等接到北平，或直接送進學堂讀書，或令其半工半讀，在生活上給予接濟照料。後來傅樂煥、傅樂成、傅樂淑等兄弟姐妹，相繼考取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大，學有所成，皆為著名曆史學家。
傅斯年父親早逝，他身為長子，十六歲在天津讀中學時，由祖父和母親做主，把聊城縣紳士丁理臣之女丁馥萃姑娘一頂花轎抬到家中拜堂成親。丁家為聊城當地名門望族，明代聊城第一位進士丁誌方為其先祖。丁理臣從事鹽務有年，此時家境日衰，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仍能算得上小康之家。年輕的丁姑娘雖略通文墨，號稱聊城第一美女兼才女，但由於長期生活在高牆大院之中的商人之家，處世態度和生活方式與自幼爭強好勝、性格剛烈又脾氣暴躁的傅斯年反差極大，二人一經接觸，就搞得這位聊城傅少腳輕頭大，心中頗為不快。因一時難以擺脫家庭倫理觀念的製約，隻好像胡適與魯迅等人一樣聽之任之，隨這位婆姨打狗或打雞，或是上牆爬屋皆視而不見。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係統接受與中國傳統教育不同的另類教育，傅斯年對自己的婚姻越來越感到不快，他在抨擊此類家庭時，對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深惡痛絕，他說：
中國人是為他兒子的緣故造就他兒子嗎？我答道，不是的，他還是為他自己。胡適之先生曾有句很妙的形容語，說“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兒子”。我前年也對一位朋友說過一句發笑的話：“中國做父母的給兒子娶親，並不是為子娶婦，是為自己娶兒媳婦兒。”這雖然近於滑稽，卻是中國家庭實在情形。咳！這樣的奴隸生活，還有什麼埋沒不了的？【6】
傅斯年與丁氏媳婦長期分居，既已失了共同的誌趣，感情更是無從談起。他為此悲憤滿腔，想擺脫這種困境，又如同老虎吃天無處下口，轉來轉去總不得要領，苦惱之極，遂憤然道：“我們現在已經掉在網裏了，沒法辦了。想個不得已的辦法，隻有力減家庭的負累，盡力發揮個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責難，總是得一意孤行，服從良心上的支配。其餘都可不顧慮，並且可以犧牲的。”【7】
這是傅斯年當時對社會家庭的認識，也是他個人內心的表白。當他留學歐洲歸來，以一隻全身散發著海腥味的學術“大鱷”重新爬上遠東之岸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他挾西洋之學以自重，再也不管中國社會瘟疫一樣繁衍盛行的那一套亂七八糟的“吃人”禮教了，遂下定決心要與母親娶的那位“兒媳婦兒”一刀兩斷。於是，在1934年那個酷熱的夏季，傅斯年擦著滿頭大汗，咬牙掏出了一筆“青春損失費”，總算與丁氏媳婦在濟南協議離婚。同年8月5日，與俞大維之小妹俞大綵在北平共結百年之好。
出身名門官宦之家的俞大綵，幼衝之年即受新式教育，及長，求學於上海滬江大學，長於文學，尤善英文，且寫得一筆好字，做得一手絕妙的小品文章。得益於傅斯年留德同學俞大維從中牽線搭橋，傅氏與比自己年輕近十歲的俞大綵締結連理。1935年9月，兒子傅仁軌出生，傅斯年把在老家聊城的母親接到北平與自己一起生活。傅斯年平時對母親十分孝順，雖已成為學界、政界呼風喚雨的人物，且霸氣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裏，但偶遇母親發脾氣，乃立即長跪不起，聽任母親斥責，直到老太太發完脾氣，讓他起來方才站起，或是對母親解釋，或是好言安慰。因傅的母親患高血壓病，忌吃豬肉，作為兒媳的俞大綵為照顧婆母身體，不敢給她食肉，而傅母卻偏喜好這一口，且極愛好吃肥肉，於是矛盾不可避免。晚年的俞大綵曾回憶說：
孟真侍母至孝，對子侄輩，也無不愛護備至。太夫人體胖，因患高血壓症，不宜吃肥肉。記得有幾次因我不敢進肥肉觸怒阿姑，太夫人發怒時，孟真輒長跪不起。他竊語我雲：“以後你給母親吃少許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對患高血壓症的人，控製情緒，比忌飲食更重要，母親年紀大了，別無嗜好，隻愛吃肉，讓她吃少許，不比惹她生氣好麼？我不是責備你，但念及母親，茹苦含辛，撫育我兄弟二人，我隻是想讓老人家高興，盡孝道而已。”【8】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南京空襲日頻，危在旦夕。傅斯年由於領導中央研究院各所搬遷事宜，無暇顧及家庭，更無力陪侍老太太避難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屬和兩個侄兒負責保護母親轉移至安徽和縣暫住。南京淪陷，傅氏輾轉來到重慶後不久，兩個侄兒來見，傅斯年以為家人順利脫險，十分高興，當侄兒述說祖母沒有逃出來時，傅斯年大怒，當場打了侄兒兩個耳光，又各自踹了兩腳。隨後，他千方百計令人把母親於戰禍連綿的安徽接了出來，輾轉20餘天由陸路逃至漢口，最後抵達長沙。斯時老太太年已七十餘歲高齡，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難事，總懷歉疚之情，他曾對同事說：“老母幸能平安至後方，否則將何以麵對祖先？”【9】殷殷孝心蒼天可鑒。後來，史語所由長沙遷昆明，傅斯年把母親接到重慶，安置在歌樂山下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與弟弟傅斯嚴（孟博）一起生活，費用全部由傅斯年負擔。
傅氏老母體胖，加之為躲避戰火長年奔走勞累，一旦安定反生病恙，時好時重。到了1941年春，傅斯年又一病不起，此病緣於他身體過於肥胖，又患有高血壓症，整日奔波操勞，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進重慶中央醫院救治。傅斯年患病的消息傳出，遠在美國的胡適曾專門致函表達了真摯的關切之情：
昨晚得你四月三十日的飛郵，才知道你病了，我真十分擔心，因為你是病不得的，你的“公權”是“剝奪”不得的！你是天才最高，又挑得起擔子的領袖人才，國家在這時候最少你不得。故我讀你病了的消息，比我自己前年生病時還更擔心。……你的病也必須休息靜養。若能如來書所雲，“六個月內絕對休息”，我可以包你恢複健康。但不可憂慮氣惱，也不可貪吃肥肉！你的興致好，和我一樣，我想你一定可以恢複健康的。【10】
不管是“天才”還是“領袖”，或者是真龍天子，作為人難免是要生病的，上帝不會單獨照顧這位“黃河流域第一才子”。胡適的手足之情，還是在傅氏精神上給予一些慰藉，使他增加了同病魔抗爭的信心和勇氣。幾個月後，傅斯年終於出院，回到重慶郊外的家中休養。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卻死在了醫院。
關於其母去世的情形，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以極其傷感的心情做了如下稟報：
先報告先生一件大事：家母在去年（1941）10月21日在重慶中央醫院去世矣！七十五歲，不為不壽，但照她的身體，應當活到八十五乃至九十以上。她去世前兩個星期還與小孩們玩，每日做飯做衣，非此不樂。……過雙十節，瘧子又犯，以寓在衛生署左近，請了金署長找的衛生署之醫生，先上來甚好，忽然沉重，送入中央醫院（未早入者，因此院亦簡陋，髒甚），即不起矣。致死之病狀難定，遍身發黃，醫斷為obstructive jaundice，於是作一小autopsy，則十二指腸上之通管為一大塊石頭所塞住。然則在南京時已鬧起之“急性胃炎”，實即此事之誤斷也……設若不是我去年至今這一場大病，也或者早到醫院去也。【11】
傅斯年在給好友羅家倫的信中，再次提及老母病逝之經過：
家母之逝世，直是怪事！其體質之佳，理必登大耄者，乃突然而病，遂爾不起，蓋一塊膽石杜大管common duct，一向皆認為胃病者也。在南京誤診，然彼時未必有此石，在仁濟醫院誤診，設非弟病，抑或不至於此。此則至今念之，倍覺罪惡者也。弟之一病，除此事外，皆有益處。例如借病逃院會，在此讀書不休，然有此一事，一切蕩盡矣！七十五之高年，不為不壽，然以其體質論之，固當達期頤耳。【12】
據一直在病房服侍的傅門故舊朱仲輝說，傅家老太太病逝後，傅斯年因不知病情，醫院方麵的專家又拿不出一個確切的結論，為此雙方吵吵嚷嚷，爭論不休，最後院方提出解剖，以驗證病症之要害。傅斯年猶豫再三，最後同意解剖，其結果確為膽結石所致。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頭號醫院醫藥設備及醫療技術是怎樣的落後與糟糕，亦知傅斯年之心情是如何的悲憤交集又徒感哀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