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研院院長爭奪戰
◎ 八方風雨會重慶
蔡元培在香港去世的消息傳到昆明，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西南聯大同人無不同聲悲泣。傅斯年在龍頭村旁邊山中的彌陀殿主殿外，專門組織召開追悼會，除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人員，同在龍頭村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及中國營造學社同人也前往參加。傅氏作為主持人，在講述恩師蔡元培的生平，特別是上海淪陷前後一段經曆時，淚如雨下。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蔡元培正在上海。此時，中央研究院理、化、工等三個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內開展工作。淞滬抗戰爆發，作為院長的蔡元培強撐病體，親自組織、指揮三個所向內地撤退。就在上海城陷之際，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已由朱家驊和傅斯年共同組織撤往重慶，蔡元培滿懷悲憤與憂傷，乘一艘外國郵輪獨自一人從上海趕往香港，準備轉赴重慶與傅斯年等人會合。一路顛簸漂蕩，年高體衰的蔡元培抵達香港後身體不支，被迫滯留在港島療養休整，暫居跑馬地崇正會館。次年2月，一家老小逃出淪陷的上海乘船抵港。蔡元培攜家遷往尖沙咀柯士甸道（Austin Road），化名“周子餘”隱居下來，平時謝絕一切應酬，但仍遙領中央研究院事務，通過各種渠道密切關注著中研院的命運，為本院未來的生存與發展計謀籌劃。1938年2月，在他的精心策劃和組織下，於香港主持召開了中央研究院自上海、南京淪陷以來首次院務會議。浙江省主席兼中研院總幹事朱家驊，以及所屬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楨、傅斯年、陶孟和等十位所長如期赴約，共商禦侮圖存大計。麵對眾人慷慨悲歌之氣，蔡元培精神為之一振。就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戰時院務工作的許多重大策略與生存、發展方針。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應宋慶齡邀請，同港督羅富國爵士（Sir Geoffr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等人一道，出席由“保衛中國大同盟”及“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於聖約翰大禮堂舉行的美術展覽會並發表演說。這是蔡元培在港期間唯一的公開演講，其意本為公開話別，離港前往昆明或重慶，奈何因身體孱弱不堪，未能成行。
1940年早春，七十三歲的蔡元培步入了貧病交加的人生暮年，生命之火即將熄滅。而此時，偏又遭逢愛女蔡威廉死於難產的致命一擊。蔡威廉這位留洋歸國的藝術家，自和林文錚結婚後，一直致力於杭州美專的藝術教學工作，滿腹才華和理想尚未來得及施展和實現，就在昆明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慘，在咽下最後一口氣之前還用手在牆上反複疾書“國難，家難”，其撕心裂肺之狀令天地為之動容。白發人送走了黑發人，而白發人也將循著女兒的背影飄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後剛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鮮血跌倒在地，繼之昏厥過去。兩天後，醫治無效，溘然長逝。
巨星隕落，天下震驚。中國軍政要人不分政治派別均表深切哀悼。國民黨在重慶舉行公祭，由黨總裁蔣介石親自主持，接著舉行追悼大會以表達對死者的追念與哀思。遠在延安窯洞裏的中共領袖毛澤東聞訊，也向這位當年促成自己進北大謀到圖書登記員差使並有知遇之恩的故校長發去了“孑民先生，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唁電，同時發動延安各界舉行追悼大會，發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與紀念。一代名流許崇智和廖承誌分別受國共兩黨委托，親赴香港致祭，香港各界為之執紼者5000多人。蔡氏遺體於7日下午在香港灣仔摩理臣山道福祿壽殯儀館入殮，10日舉殯，香港各學校及商號均下半旗致哀。蔡元培靈柩初移厝於東華義莊七號殯房，以待運回故鄉浙江紹興安葬，因戰事迭起，炮火連綿，未能成行，遂移葬於香港華人永遠墳場。這位“五四元老”“中國新文化運動之父”“學界泰鬥”，就此長眠於香江之岸。
此時抗戰轉入低潮，日軍攻勢淩厲，中國東部最精華的國土盡失，國際社會無一援手。國民政府幾乎陷入了外無救兵、內無糧草的絕境。蔡元培的去世，使遷往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同人心頭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在一次交談中，傅斯年與李濟均流露出“樹倒猢猻散”的悲情。當時在座的鄭天挺事後頗為感慨地說：“孟真、濟之皆目前國內一流的學者，尚且如此，真是國家學術機構之不幸。”【1】
作為不幸之中的幸存者，當然不會真的因蔡元培這棵大樹的倒掉而四散湮滅，化作曆史風塵隨風飄逝。每一個具有血性的中華兒女都深知，在如此嚴峻的曆史轉折關頭，隻有一條路可供選擇，那就是必須咬緊牙關，積蓄力量，實現戰略反攻，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為使中央研究院各個係統不致因它的締造者蔡元培去世而在戰火中癱瘓，院長繼任人選很快被提到了議事日程。這個時候，中央研究院還沒有後來的院士製度，成立之初，在蔡元培、楊杏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至丁文江出任中研院總幹事時，創立了一個評議會作為全國最高學術評審機構。【2】在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至丁文江出任中研院總幹事時，創立了評議會作為全國最高學術評審機構。這一機構除負責聯絡國內各研究機關，決定學術研究方針，促進國內外學術研究合作互助外，還握有推舉院長候補人的權力。評議會以院長為議長，設秘書一人，負責日常事務。評議會的評議員以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所長以及重量級的研究員為主，另有部分大學教授和教育、科學界傑出人士——這便是後來院士製度的雛形。
按既定章程，中央研究院院長的產生實行“提名製”，即由該院評議會通過聘請的評議員投票的方式，選出三位候選人呈報國民政府，由政府最高領袖從三位被提名的候選人中圈定一人，有幸被圈定者就是合法的中央研究院院長。
1940年3月中旬，評議會秘書翁文灝與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任鴻雋、前總幹事朱家驊、教育部長王世傑等人溝通後，呈報國民政府批準，召集散落在全國各地的評議員赴重慶開會，選舉新一屆院長。
在昆明學術、教育界的蔣夢麟、傅斯年、陳寅恪、陶孟和、李濟、竺可楨、李四光、丁西林，以及西南聯大教授周炳琳等接到通知，紛紛來到國民政府陪都重慶，每個評議員都渴望自己看好的對象能夠當選。鑒於複雜的政治人事關係，由誰來坐第一把交椅，皆心中無數。即使神通廣大、霸氣十足，具有國民政府參議員頭銜的傅斯年，對此次選舉前景究竟如何，也是霧中看花，不甚明了。其中有人主張既然蔡元培是由北大校長轉為大學院和中研院院長，那麼現任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蔣夢麟就應該名正言順地繼任，擁蔣的陶孟和曾對鄭天挺試探性地說：“看來這次夢麟先生應當出來了。”【3】鄭天挺深知事情遠沒有如此簡單，不置可否。
果不其然，到達重慶後，有相當一部分評議員並未把蔣夢麟放在眼裏，反而“談到此事，都說（胡適）先生一票不可少”【4】。且同為評議員的重量級學者陳寅恪還公開放言：本人不遠千裏來重慶，隻為了投胡適一票。一時間，正擔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博得了頭彩。隻是，同當時中國所有地方的官場一樣，由於各方麵的明爭暗鬥，選舉事項橫生枝節，頓起波瀾。
推選程序尚未開始，整個氛圍已如濃霧彌漫的山城重慶，令初來乍到者暈頭轉向，拿捏不穩。大幕遮掩下的評議行動，首先是翁文灝、朱家驊、王世傑、任鴻雋等在民國政壇儒林星河中最明亮、龐大的四隻“海龜”暗中較起勁兒來。
在相互較勁兒的四人中，朱家驊最為年輕，學術資曆亦相對較淺，但官職以及在國民黨內部的威望卻不在另外三人之下，甚至有後來者居上的健勁勢頭，此時他正身居國民黨權力中樞的中央常委、組織部長高位。
在普通百姓或部分學者看來，以上四人均是位高權重的黨國大員，可謂高官厚祿，前程似錦，實在沒必要再來爭搶這個清水衙門的總管。如傅斯年所言，“中研院長閑曹爾”【5】，沒什麼權力可弄、油水可撈。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做如是想。翁、王、任、朱等四人當然另有算盤可打，一個顯然的情結是，國民黨部長大員的高位可以方便撈錢獲利，但並不為天下儒林所重，相反地，中研院院長不能撈錢弄權，卻可以賺取部分名聲，特別是作為學者從政的一族，骨子裏或多或少地殘存著讀書人情結，渴望天下人把自己看作一位大賢者、大儒式的高官，而不是以一隻土鱉、老粗或滿腿泥水兼煙袋油子味兒的軍閥麵目出現。麵對這個國家最高研究機關的掌門人職位，幾位儒生出身的高官自然不能不為之心動。按他們的想法，隻要能坐上這把盟主的交椅，便可名動天下儒林公卿，達到魚與熊掌兼得、名利雙收之奇效。於是，一場明爭暗鬥的大角逐在警報聲聲的霧都重慶拉開了序幕。
當眾評議員從全國各地抵達重慶，即將進入正式選舉程序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作為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秘書（南按：相當於後來的秘書長）的翁文灝，突於3月16日接到一封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陳布雷給他的信函，內稱蔣委員長“盼以顧孟餘為中研院院長”【6】。第二天，翁文灝、王世傑、朱家驊在與傅斯年、李四光等幾位中研院健將會麵時，轉達了陳布雷信中的內容。眾人一聽，“頗表憤慨”。向來有“大炮”之稱的傅斯年在震怒中本想當場發作，但又感到此乃“介公下的條子”，而顧孟餘又是前輩學人，同時也是自己當年在北大時的師輩與中山大學時的上司，甚覺不便，遂強按怒火答道：“我個人覺得孟餘不錯，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識他，恐怕舉不出來。”隨後，傅斯年又對在場的汪敬熙道：“我可以舉他一票，你呢？”
汪敬熙聽罷將嘴一撇，頗為不屑地答曰：“我決不投他票，他隻是politician（政客）。”
傅斯年又對翁文灝、王世傑說道：“你看如何？”麵對此情，翁王二人無言以對。
盛怒中的傅斯年仍餘氣未消，轉身又對同時在場的段錫朋說道：“書詒（段錫朋字），你算一下看，老顧能得多少票？”
汪敬熙、段錫朋二人皆是五四運動時期與傅斯年在北大同時“舉事”的一代名將，他們所看重的隻有自己的老師胡適，其他人均不放在眼裏。而顧孟餘雖曾出任過北大教務長，但後來離開北大轉向國民黨內部中樞，從事政治活動，並與國民黨高官大員甚至蔣介石本人，有著扯不斷、理還亂的關係，與學術界人士的關係早已疏遠冷淡。顧氏不再把這些儒生寒士放在心中，而這些認死理的書呆子也以牙還牙，同樣對他視而不見，如棄敝屣一樣將其拋到爛泥坑中去了。段錫朋與在場的朱家驊根據顧孟餘的名望和人緣兒，粗算了一下，最多隻能得8票，而這票數幾乎囊括了所有北大出身的評議員，甚至連汪敬熙也計算在內，而汪則表示堅決反對。麵對這個不祥的結果，翁、王、朱等幾人均沉默不語。
這個插曲隻是小範圍內的非正式公布與商議，假如就此打住，各自相安，倒也無事。但這“下條子”一說不知被誰捅了出去，輾轉傳聞，立即引起眾評議員的盛怒。此種做法不但違反了中研院的選舉條例，同時也是對學者們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侮辱，一時群情激昂，怒氣頓生。此前，傅斯年曾經與王世傑、段錫朋談到要給胡適投一票的事，他們都說“要把孟餘選出，適之也必須選出，給他們看看”雲雲。盡管顧與朱都是自己在中山大學時的上司，翁王二人與自己也頗有交情，但此時的傅斯年和陳寅恪一樣，傾向於推舉胡適，其理由如傅後來在致胡適信中所言：“我輩友人，以為蔡先生之繼承者，當然是我公，又以為從學院之身份上說，舉先生最適宜，無非表示學界之正氣、理想、不屈等義……”【7】
按照翁文灝的說法，當他將眾人的意見反饋到陳布雷處時，陳氏急忙做了解釋，說介公隻是在與他和張嶽軍（群）談及此事時，提到中研院應歸行政院管轄，院長不宜由評議會選舉，但也“未言決即更改”，“對院長人選，曾提及吳稚暉、戴季陶、鈕鐵（惕）生等，嗣又提及顧孟餘”雲雲。既然介公本人也隻是非正式地提及，並沒有一個斷然的決定，翁文灝除向陳布雷說明“盼能依法辦理”，希望不致破壞法律條例外，也就沒有再做更多的表示。隨後，翁特意又走訪了陳布雷和介公在表述時另一位在場者張群，也沒有探聽到與陳布雷不一致的說法。下午，翁文灝、傅斯年、任鴻雋、李四光、汪敬熙等一起，又與王世傑專門討論選舉院長事。據翁文灝日記載，當時王世傑隻是表示，關於此事，他本人“有兩個consciences（良心）”【8】。兩個什麼consciences？翁的日記沒記，王世傑具體說沒說也不得而知。
除翁文灝的一麵之詞，另有一條消息在評議員間傳開，謂王世傑最不願意胡適此時回國，用王的話說，雖然胡適算不上一流的外交家，美國的外交政策也不容易因他國外交官轉變的。他認為，美國外交政策中那些可以設法轉變的，胡博士去做就比其他人有效，因此極力反對讓胡適回國當院長雲雲。而蔣介石之所以敢冒得罪天下儒生的罵名，讓陳布雷“下條子”推舉顧孟餘，就是王世傑的移花接木之計，沒想到弄巧成拙，遭到了學者們的強烈反對，並對王大為不滿。翁朱二人一看眾評議員的激憤之態，才知道這一班學者與純粹的官場中人大不相同，“實在沒法運動，如取運動法，必為所笑，於事無補”【9】。在這種情況下，翁、王、任、朱四人撇開顧孟餘，又開始為爭搶這把交椅暗中鉤心鬥角起來。
21日晚上，翁文灝、任鴻雋聯名出麵請客，赴宴者30人。席間有任鴻雋的夫人、著名的女“海龜”，並有“莎菲女士”之稱的一代女詩人、教授陳衡哲作陪壓陣。翁、任聯盟表麵上不動聲色，內心卻自有打算。意想不到的是，前來參加的傅斯年、陳寅恪等人仍不買賬。為了這次評議會，陳寅恪帶病專程從昆明趕來參加，曾幾次對眾人表示“來重慶就為投胡先生一票”【10】。陳寅恪對於社會生活態度，最看重的就是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也就是他為王國維撰寫的紀念碑碑文中所倡導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乃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在這次宴席上，陳寅恪同樣大談其academic freedom（學術自由）理論，並言稱中研院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如學院之外國會員”雲雲。【11】陳氏此語，顯然是向在座者宣示，隻有胡適才有資格來坐這把天下儒林盟主的交椅。而這個時候，盡管國內有不少黨國要人對胡適在駐美大使的位子上，“隻好個人名譽事，到處領學位”之行徑頗為不滿，尤其是孔祥熙、宋子文等政治集團大為不快，恨不得立即將胡氏抓將起來投進監獄，甚至連同傅斯年等一幫前呼後擁的嘍囉一並逮捕法辦，以達到斬草除根之目的。但遠在美國的胡適仍是照領不誤，直到中研院院長選舉之時，國人並不清楚他以中國駐美大使的身份，在國外受領了多少個學位和院士帽子。不過從胡適一生在國外共弄了35頂博士帽子來看，這個時候恐怕已有30多頂博士或相關的名譽博士帽子戴在頭上了。除此之外，弄到的“外國會員”頭銜更是不計其數。這個能量，如同三國時代虎牢關前的呂布，是翁文灝與任鴻雋加上陳衡哲三位男女英豪合在一起都無法匹敵的。故陳寅恪之說，得到了大多數入席者稱許，翁、任、陳三位一時頗為尷尬。
眼看自己的酒錢就要打水漂，滿腹心事與夢想也即將付之東流，任鴻雋力圖扭轉頹局，強調道：“在國外者，任要職者，皆不能來，可以不選。”【12】
陳寅恪與傅斯年聽罷，均表示對此不敢苟同，謂“挑去一法，恐挑到後來，不存三四人，且若與政府太無關係，亦圈不上，辦不下去”【13】。
陳寅恪當然明白翁文灝與任鴻雋的意中人在自己而不在胡適，遂表示堅決反對。此前他曾公開表示過自己的意見：“如果找一個搞文科的人繼任，則應為胡適之。”陳認為：“胡適之對於中國的幾部古典小說的研究和考證的文章，在國外的學術界是很有影響的。如果找一個搞理科的，則應找李四光，因為，李在地質學理論方麵的造詣，在中國無人能比……”【14】翁文灝盡管是地質學界權威性的老字號“海龜”，但其成就主要體現在地質與礦產資源的調查方麵，缺乏像新生代“海龜”李四光所具備的那樣一種宏大的視野與學術理論構建。而這種差別不是靠聽師傅講解，或自己躲在一間四麵封閉的小黑屋裏，像漢代的孫敬一樣把頭用一根繩子拴住懸在梁上，或像戰國時代的縱橫術士蘇秦一般，弄一根鐵錐，專等深夜讀書迷糊時往大腿上亂刺一通，甚或不吃不喝，一門心思讀書、思考，在恨鐵不成鋼時拿頭往牆上撞就可以彌補的。這是一種世間難得一見的天才的事業，隻有天縱之才方可達到這種境界。當然，不能說翁文灝就不是天才，他與李的差別，其實就是天才大小的差異。二者相較，李四光為大，翁為小。至於任鴻雋本人，就不足道哉了。若幹年後的事實也證明了陳寅恪的眼力與識見，新中國成立後，李四光在地質學界發揮了開天辟地的重大作用，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在實際操作中，都做出了任何同時代人無法企及的巨大貢獻。當年與其爭鋒者皆被他那科學巨人的身影籠罩得不辨牛馬。而同樣留在大陸的任鴻雋則籍籍無名，除了弄了個灰頭土臉，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造詣和貢獻。也隻能感慨時運不濟，徒歎奈何，奈何了！
隻是，此時的胡適與李四光皆屬於不被國民黨高層真正歡迎之人，陳寅恪之說，也是一時的宣泄怨憤而已，可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飯後，依胡先驌提議，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驗性質的非正式投票。結果是：翁文灝得23票，胡適得21票，朱家驊得19票，王世傑僅得1票，任鴻雋0票。
王世傑一看自己僅此一票，頓覺失了麵子，眾人也大感詫異。王在窘迫中把這個悲慘結局歸罪於傅斯年，認為傅對眾評議員傳播他在背後鼓動蔣介石，要舉顧孟餘並下條子事，才引起了眾怒，導致了這場難堪的敗局。為此，王世傑對傅大為惱火。傅斯年見此情形，大喊冤枉，並對外聲明，自己從未說過王鼓動介公下條子之事，在致胡適的信中，傅斯年說：“雪艇（王世傑字）也決不會做此事，可是有些理想，與布雷談及，無意中出此枝節，容或有之。要之，亦是為研究院。”此時外部傳言已呈覆水難收之勢，傅斯年這個替自己洗刷又替對方開脫的聲明，王世傑並不領情，仍是餘怒未消，且對傅斯年耿耿於懷，“總不釋然”。【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