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南渡記
◎ 暫住蒙自
1937年12月，根據國民政府指令，設在長沙的臨時大學撤往昆明，另行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校當局得令，立即開始撤退行動，師生們分成三路趕赴昆明。第一批從廣州、香港坐海船至越南海防，再坐火車到昆明；第二批沿長沙經貴陽至昆明的公路徒步行軍；第三路從長沙出發後，經桂林、柳州、南寧，取道鎮南關（今友誼關）進入越南，由河內轉乘滇越鐵路火車，奔赴昆明。
幾乎與此同時，中研院總辦事處於重慶發出指示，電令在長沙的史語所與社會科學所、天文所等幾個研究所設法向昆明轉移。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人員奉命押送300餘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經越南海防轉道抵達昆明，暫租賃雲南大學隔壁青雲街靛花巷三號一處樓房居住。
長沙臨時大學師生遷往昆明的三條路線中，陳寅恪一家選擇了水路。南下之前，陳寅恪將清華園搶運出的一批私人書籍另行打包郵寄長沙，但直到要離開此地時，郵寄的書籍因交通阻隔尚未收到。眼看師生已走大半，陳氏已顧不得許多，隻好攜家眷起程。據流求回憶：“我們離長沙時已經霜凍，經衡陽搭乘長途汽車，途中拋錨，走走停停，夜宿零陵縣，入夜米糖開水的叫賣聲，提醒我們逃難的路程已由遼闊的華北平原到達祖國富饒的南方……”【1】接著乘汽車到廣西桂林市。廣西是唐筼的故鄉，其父母早已去世，有些親屬還在桂林工作和居住。這是一座看上去較北方安靜的古城，買賣貨物使用的是“桂幣”，物價尚平穩。陳家住進靠近湖畔的一家旅館，一麵做繼續上路的準備，一麵在城中拜訪唐氏的本家或親戚。就在這短暫停留的時刻，胡適的愛徒，時為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後為著名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的羅爾綱與陳寅恪意外相遇了。許多年後，羅爾綱回憶：當時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與史語所以及北大、清華等高校相繼南遷，群集於湖南長沙聖經學院。在“聖經學院遼闊的廣場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無聊地觀望”。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中，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瘦削的身影出現在廣場。羅爾綱說：
一天，在我旁邊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這是陳寅恪！這是陳寅恪！”我還沒有見過陳先生的風采，聽聞叫聲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這是沒有禮貌的，停止了。
過了兩個月，社會科學研究所派我回廣西接洽遷桂林，住在環湖酒店。這是個寒冬之夜，約在十九時半左右，聽有人叩房門。開了門，原來是陳寅恪先生！陳寅恪先生光臨我這個小小的助理研究員的住所，真是天外飛來的喜訊！
我恭迎陳先生進來坐定。他說今夜到旅館訪友，見住客牌知我住在這裏，就來看望，不訪朋友了。
陳先生一坐下來，就說看過我許多考證，接著一篇篇加以評論。他一直坐到二十三時，旅館要關門，服務員來通知，我送他出旅館門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別。這件事距今五十七年，如在眼前。我深感慚愧，也極感驚奇。陳先生是研究教導隋唐史和撰著文學考證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國史和他距離那麼遠，我又不是他的學生，他為什麼這樣關心我的著作呢？
今天回想起來，使我豁然感到陳寅恪先生胸懷的曠達，潤物無邊。【2】
可以想象的是，在這個異地他鄉寒冷的冬夜，一代國學大師陳寅恪與青年才俊羅爾綱的一席交談，對後者的影響是重大的。羅爾綱後來之所以在學術上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除了胡適耳提麵命、不辭辛苦的栽培扶植，與陳寅恪等前輩大師這種禮賢下士的指導與鼓勵自有關聯。羅爾綱又說：“我一生最著力的苦作是八十年代末以後十年對《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的研究。我的《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研究》一書出版時，使我想如果陳寅恪先生在世時我能寫出，那將是多好的事啊！”【3】遺憾的是，陳寅恪沒能活到這個時候。
在桂林的日子很快過去，陳寅恪一家又要急著趕路。在蒙蒙細雨中，一家人登上長途汽車，經平樂到達廣西梧州市。當時廣西大學就設在這裏，李運華校長原是清華教授，得知陳氏一家來到此地，親自到車站迎接，熱情招待一家人吃飯。因不能在此過久停留，晚間，李校長與夫人一道踏著沿江燈火，親送陳家老小登上內河輪船，茫茫夜色中，輪船沿江而下。陳寅恪一家經虎門抵達香港，此時已是1937年陰曆歲末了。
初到香港，陳夫人唐筼因旅途勞累過度，心髒病突發，三女美延又身染百日咳，高燒發熱，晝夜尖叫，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隻好在陳寅恪的好友、香港大學中文係主任許地山的幫助下，租賃了一間房屋暫住下來。
陳家在極其窘迫、落魄的生活境遇中於香港度過了逃難以來的第一個春節。據流求回憶，大年之夜，幽暗的燈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囑女兒：“王媽媽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曆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意思是讓尚不太懂事的流求、小彭主動克製、謙讓一些，盡量讓王媽媽多嚐到一點兒難得的美味。王媽媽從旁側聞聽，感動得淚流滿麵。
春節過後，陳寅恪必須趕往西南聯大授課，唐筼心髒病未愈，體力不支，不能隨行。陳氏隻好告別家人，獨自一人先行上路，自香港取道安南海防市抵達雲南蒙自西南聯大文學院（南按：時聯大文學院、法商學院暫安置在雲南蒙自，對外稱聯大分校）。赴滇之時，陳寅恪把自己隨身攜帶的文稿、拓本、照片、古代東方書籍，以及經年批注的多冊《蒙古源流注》《世說新語》等，連同部分文獻資料，裝入兩個木箱交於鐵路部門托運——這是他幾十年心血凝聚而成並視為生命的珍貴財富。萬沒想到的是，待陳寅恪趕到蒙自，雇人力車夫將運來的木箱拉到宿舍，興衝衝地打開驗看時，卻發現箱內隻有磚頭數塊，書籍等物蹤跡全無。麵對如此淒絕慘狀，陳氏當場昏厥。後據同事分析，箱內之物在路途中被鐵路內部的不法分子竊走，為防盜事過早暴露，另易磚頭數塊裝入箱內充數。在悲憤、痛惜與傷感中，陳寅恪身染沉屙，一病不起。禍不單行，此前由北平郵寄的書籍在陳寅恪一家走後陸續到達長沙並由一位親戚暫時收藏。想不到1938年11月日軍攻占嶽陽逼近長沙，國軍為實施“堅壁清野”戰略於12日夜間放火燒城，毀房5萬餘棟，死傷市民2萬餘人，長沙一片火海，數十萬人無家可歸，陳氏寄存的書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燼。麵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滅頂之災，陳寅恪痛心疾首，再度潸然淚下。
盡管在蒙自這偏僻之地暫時穩住了陣腳，但流亡而來的師生心情依然沉重。從後方不同路線輾轉傳來的消息令人心焦。同樣從長沙趕到蒙自任教的吳宓在日記中披露道：青山環繞的雲南蒙自“陰雨連綿，人心已多悲戚，而戰事消息複不佳。5月19日徐州失陷，外傳中國大兵四十萬被圍，甚危雲雲。於是陳寅恪先生有《殘春》（一）（二）之作，而宓和之”【4】。其中《殘春》（一）曰：
無端來此送殘春，一角湖樓獨愴神。
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人。
過江湣度饑難救，棄世君平俗更親。
解識蠻山留我意，赤榴如火綠榕新。
稍後，陳寅恪又有《藍霞》一詩：
天際藍霞總不收，藍霞極目隔神州。
樓高雁斷懷人遠，國破花開濺淚流。
甘賣盧龍無善價，警傳戲馬有新愁。
辨亡欲論何人會，此恨綿綿死未休。【5】
1938年夏，因柳州中央航空學校要遷蒙自，需占用聯大分校校舍，西南聯大文學院與法商學院等師生奉命陸續遷至昆明聯大校本部。6月17日，陳寅恪在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曆史組的勞榦（字貞一)、陳述（字玉書)二人的信中說道：
貞一、玉書兩兄同鑒：
大作均收到，容細讀再奉還。弟於七八月間必到昆明，如兩兄不急於索還，則俟弟親帶至昆明麵還。如急需，即乞示知，當由郵局寄上也。
聯大以書箱運費係其所付，不欲將書提出。現尚未開箱，故聯大無書可看。此事尚須俟孟真先生來滇後方能商洽解決。研究所無書，實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兩篇，竟無書可查，可稱“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大局如斯，悲憤之至。匆複，敬請
撰安
弟 寅恪頓首 六月十七日
所中諸君均乞代致意。【6】
許多年後，陳氏弟子蔣天樞在《師門往事雜錄》一文中錄此信時，曾注雲：“……借見先生彼時情懷。世之讀上錄函件者，其亦省識先生當日感憤之深歟？”【7】
◎ 遷往昆明
1938年秋，陳寅恪與吳宓等教授離開蒙自抵達昆明。陳氏住進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租賃的靛花巷青園學舍樓上——這是他自北平與史語所同人分別五年多來再次相聚。一年後，史語所全體人員搬到郊外，此樓成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大本營。陳寅恪到昆明不久，即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曆史組導師，一直在此居住。
西南聯大的教室位於昆明文林街，靛花巷青園學舍臨近昆明城北門，每逢上課，陳寅恪都需步行一裏多路到校。盡管處於戰時，陳氏仍像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是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但從不遲到。有同學不忍見身患眼疾，且一隻眼睛已盲的史學大師如此辛苦勞累，主動提議前去迎接，並幫助拿書，未允。許多上過課的學生若幹年後還記得，陳寅恪上課一絲不苟，多數時候先抄了滿滿兩黑板資料，然後再閉上眼睛講，進入自我營造的學術語境或曆史語境中，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幹二淨。據聽過陳氏課的聯大學生宗良圯回憶：“陳師開了一門‘兩晉南北朝史’全年四學分的課程，每星期授課兩小時。……陳師常衣狐裘、戴風帽、手提花布包袱，走入教室。某日，第一隻腳甫踏入門，距離黑板尚遠，陳師即開始講述，謂上次講的……隨即走近桌旁，放置包書之包袱，就坐於麵對黑板、背朝學生之扶手椅上。講述久之，似發覺座位方向不對，始站起身搬轉坐椅，麵對生徒，而做微笑狀。有時瞑目閉眼而講，滔滔不絕。”【8】
陳寅恪居住的靛花巷青園學舍小樓共分3層18間，師生的分配情形，據當年就讀的學生周法高回憶：“研究生住在三樓兩間大房裏麵，另外兩小間，一間住的是陳寅恪先生，一間住的是湯用彤先生。羅常培先生是住在二樓。另外還有助教鄧廣銘先生和事務員鬱泰然先生（鬱是劉半農的親戚，江陰人）。此外還有英文導師葉公超先生。”又說：“靛花巷的房子大概先是由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租來作辦公用的，後來才讓給北京大學來辦文科研究所的，所以蔣天樞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一直認為陳先生住在靛花巷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樓上，而不知道後來已經改成北大文科研究所了。”周法高認為：“他（陳寅恪）本來是清華的教授，可能因為他是傅斯年先生的親戚和好友的關係，又住在靛花巷的樓上，就擔任研究所史學組的導師了。不過他的脾氣也真不小，可能由於健康不佳的關係吧！我們和他同住在三樓，彼此從不交談。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時候，有一個客人慕名來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個人趕下樓去。又有一次，二樓羅常培先生的房裏研究生滿座，鬧烘烘的，那時大概九十點鍾吧！聽到樓上陳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樓板敲了幾下，羅先生嚇得趕快偃旗息鼓。”【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