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望斷天涯路
◎ 盧溝橋事變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經過長期密謀策劃，終於開始了占領平津，繼而征服整個華北和中國的侵略行動。是日夜，早已占領北平城郊宛平與長辛店一帶的日本軍隊，突然向盧溝橋龍王廟中國守軍發起進攻，炮轟宛平城。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何基灃一一○旅吉星文團奮起抵抗，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麵侵華戰爭由此開始，中國軍民八年抗戰的悲壯序幕隨之拉開。
時在廬山的蔣介石，除接二連三地向宋哲元、秦德純等二十九軍將領拍發“固守勿退”的電令【1】，分別邀請各界人士火速趕往廬山牯嶺，頻頻舉行談話會及國防參議會，共商救國圖存大計。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教務長何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一大批學界要人也應邀參加會議。
此時，平津兩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請到廬山參加會議的各大學校長、院長與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職員工，由於遠離平津，對戰事進展消息難辨真偽，而混亂的時局伴著恐怖的謠言，如同風中野火在中國大地上四處流竄飛騰。麵對來自四麵八方的消息，在廬山的蔣、梅、張等三校校長憂心如焚，坐臥不安，其情狀正如梅貽琦所言：“實屬腸一回而九折。”【2】為此，三校校長與學術界資深人士紛紛陳情，渴盼中央政府盡快做出決斷，以挽救平津，挽救在水火中苦苦掙紮的高校和學界同人。
7月25日，日軍已完成軍事部署，大規模攻擊平津的戰爭前奏——廊坊之戰打響。二十九軍所部愛國將士奮起反擊，敵我雙方傷亡慘重。
7月28日夜，秦德純、馮治安等二十九軍將領，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張維藩等高官大員，率部倉皇南撤。身後，甩下了一座正在淪陷的千年古城和沉浸在驚恐迷惘中的芸芸眾生。
7月29日，北平淪陷。
就在北平陷落的同時，天津守軍張自忠部接到命令，開始退卻，日軍趁機展開全麵進攻。地處城西的天津南開大學突遭日軍炮火猛烈轟炸，校園內的木齋圖書館、秀山堂、思源堂和教師宿舍區均被日軍炮彈擊中，頓時樓塌屋倒，幾十萬冊寶貴圖書資料灰飛煙滅。緊接著，日軍派大股騎兵和數輛汽車滿載煤油闖入校園，四處投彈，縱火焚燒。這所由著名教育家張伯苓等人創辦，靠各界人士讚助，經過千辛萬苦發展起來的中國當時最傑出的私立大學，在戰火中頃刻化為灰燼。時已轉往南京的張伯苓聞訊，當場昏厥，而後老淚縱橫，悲愴不能自製。
當天下午，張伯苓強忍劇痛，以悲壯的語調和不屈的精神對《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談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3】
7月31日，也就是天津陷落，華北大部落入敵手之時，蔣介石約見張伯苓，以同樣的悲壯與堅毅之情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4】
蔣介石與張伯苓的談話，給茫然四顧的平津教育界注入了一支強心劑，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氣。此時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徹底擊垮一個民族，除動用武力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麵摧毀，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徹底征服。但“自沈陽之變，我國家之威權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津，此三校實為其中堅”【5】。因此，日本軍國主義者決不會輕易放過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事變前就把平津等地高校作為重要征服目標而虎視眈眈的日本軍隊，口口聲聲要打斷中國人的脊梁骨，讓中國人徹底以日本人的意誌為意誌。在這種驕橫癲狂的意念中，日本軍隊終於將南開大學置於炮火之中，開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保護和搶救平津地區教育、文化界知識分子與民族精英，越來越顯得重要和迫在眉睫。由廬山轉入南京繼續參與國事討論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及胡適、傅斯年等學界名流，日夜奔走呼號，與國民政府反複商討如何安全撤出和安置各校師生。一時間，南京與平津高校間密電頻傳，共同為之出謀劃策。
8月中旬，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副所長的身份，同北大、清華、南開等三所大學校長及學界名流反複商討、權衡後，力主將三校師生撤出平津，在相對安全的湖南長沙組建臨時大學，這一決定得到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同意。9月1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出第16696號令，宣布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等三人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教育部代表楊振聲為籌委會主任秘書（代表教育部次長周炳琳），籌委會成員每校委派一人，北大胡適，清華顧毓琇，南開何廉，此外另有學界大腕傅斯年、湖南教育廳廳長朱經農、湖南大學校長皮宗石等，籌委會主席由教育部部長王世傑親自擔任。
9月28日，開始啟用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關防，校務由三校校長及主任秘書所組織的常務委員會負責。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發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三校師生中用書信和電報秘密傳達。早已心力交瘁、翹首以盼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職員工和學生們接到通知，紛紛設法奪路出城，盡快逃離淪於敵手的平津兩地，輾轉趕赴湖南長沙——中國現代曆史上最為悲壯的一次知識分子大撤退開始了。由於這一決定是在時局激變的緊急情況下倉促做出的，因而，此次撤退實際上是一次毫無組織和秩序可言的慌亂大逃亡。
建校曆史最為悠久的北大校園內，由於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等名流均赴廬山參加政府會議，各項善後工作落在了北大秘書長、中文係教授鄭天挺身上。此時，一些骨氣與民族氣節都呈“五短身材”狀的文人、學者紛紛“下水”，開始與日寇狼狽為奸，企圖阻止師生南下，局勢異常嚴峻。麵對危局，鄭天挺不顧夫人新喪，子女年幼，全部身心用於保護校產和組織師生安全轉移中來。
11月17日，鄭天挺與羅常培、陳雪屏、羅膺中、魏建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輔等北大教授，最後一批離開淪陷的北平，向南方奔去。正如羅常培所說：“北大殘局就這樣暫時結束了！”【6】
在北大師生逃難的同時，清華、南開師生也展開了大規模的流亡。南開師生直接自天津碼頭乘船南下，但清華、北大師生就沒有如此幸運了。由於唯一的一條南下通道——津浦路被日軍截斷，必須乘火車由北平轉天津再設法乘船沿海路南下。陳寅恪與大部分師生，正是沿這條線路開始了九年的流亡生活。
◎ 流亡途中
時為清華大學曆史、中文兩係合聘教授的陳寅恪，仍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曆史組主任。在此之前的七八年間，陳氏在學術研究上著述頗豐，教學上業績輝煌，深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朱家驊、傅斯年以及清華大學梅貽琦、葉企孫、馮友蘭、朱自清、劉文典等雙方大大小小主事者的讚譽和尊敬，亦深受學生們尊崇與敬愛。由於陳寅恪的名聲越來越大，不僅清華本校教授如朱自清、吳宓、劉文典與各係高年級的學生經常前來聽課，遠在城內的北大學生和年輕教員，也成群結隊，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門，跑到離城幾十裏的西北郊外清華園“偷聽”陳寅恪講課。據聽過陳氏課的學生回憶，從北平城內到清華園，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頗費一番周折。沿途幾十裏全是一片接一片的農田，秋天青紗帳起，尚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甚至不惜鋌而走險，殺人越貨。前往聽課的師生曾幾次遇到攔路劫財的強盜，多虧每次都靠人多勢眾，手裏又各自拎著木棍鐵器等防身家夥，使對方不敢輕舉妄動。即使如此，北大師生也願冒險出城，親自聆聽陳寅恪上課時那如同從天幕傳來的梵音絕唱。相對城內北大的遙遠，近在燕京大學的學生與教員，則得天時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達清華講堂，先是喘著粗氣，接下來屏息靜氣，美美地享受一頓免費大餐。人雲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但在陳寅恪這裏卻是例外。當然，這套大餐是文化的、學術的、思想的、精神的，並非由“孔方兄”為主體組成的一團物質混沌。據1930年入學清華，後留德十年，歸國後由陳寅恪舉薦於傅斯年而進入北大東方語言文學係任教，許多年後頭戴“國學大師”“學界泰鬥”“國寶”【7】等三頂桂冠的季羨林回憶說：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裏一個大廟裏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發，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隻有亨利希·呂德施，在國內隻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又說：“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裏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歎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8】
就在季羨林聽課的這一時期，根據清華大學規定，教授月薪最高以400元為限，對所在學科有特殊貢獻者，可超過此限，其人數不得超過全體教授總數的五分之一。作為兩係合聘教授的陳寅恪，屬當之無愧的“特殊貢獻者”，因而得以連年加薪。到1937年上半年，月薪已達480元，為清華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一家人生活穩定，無憂無慮。最令陳寅恪得意的是，他的父親三立老人得以從南京遷到北平城內和兒孫輩家人經常見麵，不再孤獨。平時城內與清華園兩麵家務都有仆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均可通過家中電話隨時聯絡。陳寅恪講課、讀書、會客、散步，皆感舒心愜意，如處桃花源中，真正過上了俗世中所說的“幸福像花兒一樣”的美滿生活。【9】想不到盧溝橋一聲炮響，將世外桃源之夢擊得粉碎。
據《吳宓日記》載，7月6日晚7時，陳吳二人來到校內西園散步，“坐體育館後球場，觀晚霞”【10】。覺大自然之美妙，人生之苦短。忽陳寅恪心中若有所失，默坐了一會兒，二人又談起時局變化，感日本之洶洶，歎中國之落後，不禁黯然神傷。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夜裏盧溝橋畔就響起了槍聲。自此，西天的雲霓霞光被騰起的炮火硝煙所籠罩。
7月28日，北平西部一帶戰事激烈，當晚，二十九軍潰敗後被迫撤退。此時清華園不斷傳出可怕的消息，風聞日軍已進入清華園火車站，於是人心惶惶，眾皆逃避。仍在清華園的陳寅恪與吳宓、葉企孫等緊急商量後，攜家帶口乘人力車急入北平城內西四牌樓姚家胡同三號寓所暫避。
正應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古話，此時住在城內八十五歲高齡的陳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當盧溝橋事變發生後，麵對山河破碎，生靈塗炭，日本軍隊咄咄逼人的凶妄氣焰，三立老人憂憤不已，情緒低沉。無論家人如何勸慰，總是憂憤難平。臥床期間，每有親朋故舊前來探視，老人則艱難撐起病體，以低沉沙啞的聲調問道：“時局究竟如何，國軍能勝否？”外傳馬廠國軍大捷，老人特向來訪親友詢問消息是否確鑿。當中國軍隊敗退，有悲觀者言稱中國非日本人之對手，必棄平津而亡全國時，三立老人於病榻上圓睜二目，怒斥曰：“中國人豈狗彘不若，將終帖然任人屠割耶？”【11】言畢遂不再服藥進食，欲以死明誌。從來訪者得知平津淪陷後，老人傷心欲絕，大放悲聲，曰：“蒼天何以如此對中國耶！”延至9月14日，一代詩文宗師溘然長逝。
炮火連天中，老父的不幸棄世，對陳家可謂雪上加霜。時陳寅恪幾個兄弟均在南方，因交通阻隔，一時難以趕赴北平奔喪，陳寅恪隻得先行主辦喪事。9月23日，吳宓自清華園至城內姚家胡同陳宅參加三立老人祭吊。此時，北平早已淪陷，日軍已進清華園，清華師生多數已躲避逃亡。在陳宅，吳宓與陳寅恪商量逃難辦法。吳宓不願南下，欲留北平暫避讀書，寅恪表示讚成，唯謂“春間日人曾函邀赴宴於使館，倘今後日人徑來逼迫，為全節概而免禍累，則寅恪與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適矣”【12】。也就是說，要想不當漢奸，做有辱人格與民族氣節之事，就必須離開北平，遠走他鄉。國恨、家愁交疊而來，陳寅恪急火攻心，導致視力急劇下降，不得已到同仁醫院檢查，診斷為右眼視網膜剝離，醫生叮囑及時入院手術治療，不可延誤。陳氏聽罷，猶豫不決。據陳寅恪女兒流求回憶：“記得那天晚上祖父靈前親友離去後，父親仍久久斜臥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嚴峻，一言不發。”【13】又說：“考慮到當時接受手術治療，右眼視力恢複雖有希望，但需費時日長久。而更重要的是父親絕不肯在淪陷區教書，若在已陷入敵手的北平久留，會遭到種種不測。當年，美延剛出生，流求八歲（南按：應為九歲）。側聽父母嚴肅交談反複商量，從大人的語句中感覺出父母作出決定很慎重，也極艱難。父親終於決定放棄手術治療眼疾，準備迅速趕赴清華大學內遷之校址。此時父輩四兄弟均已抵達，共議祖父身後事，在祖父逝世後剛滿‘七七’尚未出殯時，於11月3日父親隱瞞了教授身份，攜妻帶女，離開北平，決心用唯一的左眼繼續工作。”【14】
陳寅恪常年漂泊海外求學，無心婚配，直到1928年三十九歲時才與唐筼結婚。唐筼，字曉瑩，生於1898年（小陳寅恪八歲），廣西灌陽人，其祖父為清廷台灣巡撫唐景崧。甲午海戰一役，中國戰敗。1895年4月17日，清廷代表李鴻章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台灣官吏與士紳聞訊，激昂悲憤，聯合上書唐景崧，謂“萬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寧先死於亂民之手，不願死於倭人手”，力主唐氏抗日守台。同年5月23日，唐景崧發表《台灣民主國獨立宣言》，宣稱“台灣同胞誓不服倭，與其事敵寧願戰死”雲雲。5月25日，台灣民主國成立，唐景崧被推選為總統，年號“永清”，開始組織軍隊與招募義勇抗擊日本侵台之敵。關於這段事實，從零星的資料中可以看出一個大體輪廓。台灣淡江大學曆史係教授林呈蓉主編的《台北縣史料彙編·淡水篇》“獨立紀”條，有如下記載：
清光緒廿年（甲午）
八月，（略）；提督李本清統七營駐滬尾，嗣以廖得勝代之；（略）。
清光緒廿一年（乙未）
二十一年（日本睦仁天皇明治廿八年）春正月，景崧奏曰：“（略）。而基隆、滬尾尤為台北之門戶。臣與提臣楊岐珍每事會商，鼓舞士氣，固結人心，以整防務。伏思台北港口紛岐，防營雖多，分布尚弱。又以財力有限，不能遠圖。（略）”（略）。
當是時，全台之兵，土、客、新、舊為數三百數十營，每營三十六十人。（略），總兵陳永隆駐滬尾，（略）。以同知黎景嵩為台灣知府，（略），淩汝曾知淡水，（略）。然自軍興以來，糈餉浩大，旋奉部撥五十萬兩，南洋大臣張之洞奏請續撥壹百萬兩，劃交駐滬援台轉運局，以資接濟。（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