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北歸一夢原知短
◎ 還都南京
傅斯年離開李莊一去不返，隻在重慶和南京兩地遙控指揮。蹲在這個偏僻古鎮和山坳裏的知識分子，又經過一段難熬的期盼和等待，終於迎來了回歸的日子。1946年10月中下旬，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學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開始撤離。民生公司的幾艘輪船停靠在李莊碼頭，各路人員日夜不息地搬運貨物，悄悄打點私人行李，盼望著盡快回到久別的故地。
經過幾天的緊張忙碌，一切準備就緒，眾位學人連同隨行的家屬們告別相依相偎了六年的李莊和李莊的父老鄉親，拔錨起程。漸行漸遠的長遠輪拉響了告別汽笛，突然加大馬力，抖動著龐大的身軀順滾滾江水疾速而下。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順長江，出三峽，抵東海，不隻是千百年來文人墨客的夢想，同樣是一個民族精神追求與圖騰的感召。遙想抗戰初期，上海淪陷、南京淪陷、武漢淪陷、宜昌淪陷，國民黨軍節節潰退，日軍步步緊逼。揚子江一線，炮火連連，血水湧動，人頭滾翻，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三峽作為一道天然屏障保全了中國。當然，三峽的意義不隻是自然地理和軍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種標誌。中國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長江，但其前進的毅力與方向始終未變，滔滔江水不屈不撓，日夜不停地奔騰前進。在抗日戰爭最為艱苦卓絕之時，馮玉祥將軍於三峽宏大的夔門之上，奮筆題詞“踏出夔巫，打走倭寇”八個大字以明心誌。由此，整個抗戰八年，夔門成了中華民族抵擋外虜、誓不屈服的標誌與象征，置於絕地而後生的中華民族最終會打出去收複失地的——這滿載文化精英與大批國之重器，劈波斬浪、順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證。
當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大部分人員自李莊遷回南京後，傅斯年滿懷興奮與歡喜之情，在中央研究院大樓的演講廳設宴款待。為把宴會辦得更加紅火熱鬧，也為了讓流離失所九年的故朋新友有個歡聚一堂的高興機會，特地邀請胡適自北平來南京參加這場具有曆史紀念意義的盛宴。在北大校長任上正春風得意的胡適欣然應邀前來助興。
據當時參加宴會的史語所研究人員張秉權回憶：“我們是最後一批抵京的。傅所長為犒勞同人押運圖書古物安然返所，設筵招待全體同人，席間有胡適之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適之先生，他談笑風生，親切感人。傅所長稱他為史語所的姑媽。娘家的人，無論老少，每個人都自然而然地很願意親近他，他也的確讓人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傅所長對於新進後輩，似乎特別客氣，一一握手致意，表示歡迎熱忱。”【1】而據奉傅氏之命親至機場迎接胡適的青年助理研究員何茲全後來說：那天史語所“家屬、小孩都有，很熱鬧。傅先生在講話時說：‘人說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對，我是胡先生的鬥士。’”【2】此說引得眾人一陣哄笑。
席間，最令人難忘的是傅斯年在演說中對史語所曆次搬遷的追憶，在講到抗戰歲月八年顛沛流離、艱苦卓絕的生活時，說到動情處，幾次哽咽淚下，在場的人無不為之深深感染而同聲悲泣。最後，傅斯年端起酒杯，慶祝大家都能幸運歸來，並滿懷激情地說：“過去的種種辛苦都已經結束了，從此之後我們可以安心工作，史語所八年的流離可說是告一段落了。”【3】這個時候的傅斯年和出席宴會的所有人員都未曾想到，僅僅兩年之後，史語所大隊人馬就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此時，國共兩黨已大動幹戈，關於“中國之命運決戰”的大幕開啟了。
1946年11月27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集國民黨籍的國民代表開會，並發表講話，謂：“這次修改憲法，就是為了打擊共產黨。”又說：“現在是本黨的危急存亡關頭，大家要聽我的話，則有前途，否則完了。”【4】話音剛落，眾人驚駭，蔣氏的這一句“完了”，竟成讖語。
為了達到迅速消滅共產黨軍隊的目的，蔣介石在緊急調兵遣將的同時，連連召開會議，對戰後滋生的高強度腐敗給予阻擊查處。但此時國民黨內部的腐敗已是洪水滔滔，不可遏製。“五子登科”（南按：即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成為各級官僚們相互追逐、爭奪的最高目標和行為準則。無論是高官大員如孔祥熙、宋子文、孫科，還是低級官僚如科長、股長、排長甚至一個夥夫班長，無不為“五子”而絞盡腦汁，用盡手段。宋子文與孫科攜妓在大庭廣眾之下招搖過市逞能耍威，眼熱心跳的大小官僚爭相仿之。據傅斯年所見所聞，抗戰勝利後，宋子文第一次到北平，即“時常在某家，一日，大宴會，演戲，文武百僚地方紳士畢集，他遲遲而來，來時帶著某家之某人，全座駭然，此為勝利後北平人士輕視中央之始。因為當時（五子登科）的接收笑話，尚未傳遍”【5】。
正是孔宋之流的所作所為與國民黨內部的腐化墮落，攪得全國上下烏煙瘴氣，腐臭之味充斥乾坤，有識之士與草根階層皆恨之入骨但又徒歎奈何！對於這種局麵，史家顧頡剛在《自傳》中曾提及與之相關的一件事。此事發生在1942年的晚些時候，時為國民政府參政員的顧頡剛與幾名學界大佬，有幸被蔣介石招待茶點，並請大家表示意見。有一位老先生見天子賜宴，且做禮賢下士狀，不吝“賜言”，自己總算得到了話語權，平時有些酥軟的骨頭也想借此硬一下，於是起身慷慨激昂地說道：“現在文官武官都是貪汙，貪汙的程度比了前清的新貴還要厲害，比了民初的軍閥還要厲害！”話一出口，剛才還眯縫著眼呈微笑狀的蔣介石臉色驟變，勃然大怒，當場指著這位胡須蓬鬆的儒生的鼻子道：“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產黨的宣傳吧？國民黨就有不好之處，亦何至像新貴和軍閥，你以後說話要小心才是！”蔣氏的一句話，如同一記悶棍，把老先生剛剛硬起來的骨頭全部打得頹萎散亂。眾人見狀，皆噤若寒蟬，將頭輕輕插入胸部以下不敢動彈。對此，親身領教蔣介石為人處世與國民黨腐敗的顧頡剛總結性地說：“我聽了蔣和陳的兩次談話（南按：此前因顧在參政會上質詢陳立夫，陳事後責顧“不該這樣”），才真實知道國民黨的腐敗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高級的人不願接受批評，下級的人自然可以一無顧忌地橫行，不怕人家的告發。好像一座木材築成的房屋，滿生了白螞蟻，已蛀得空空的，哪有不塌下來的道理。”【6】
在舉世渾濁、渾渾噩噩的腐水漫延中，猛地從揚子江盡頭山坳裏躥出一人，以當年武二郎景陽岡打虎的勇猛豪氣，揮拳向國賊孔祥熙高昂著的頭顱擊將過來。這便是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為陳寅恪滯留港島生死不明而在李莊山野草莽間指天戳地，高呼“殺孔祥熙以謝天下”的傅斯年。
早在抗戰之前，傅氏就對國民黨政府越來越呈現出的腐敗現象心懷怨恨，但這個恨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恨鐵不成鋼”式的痛怨，骨子裏卻一直對政府和蔣介石個人抱有幻想，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廈之傾的使命感。在這一使命的催發與鼓蕩中，便有了傅斯年1932年6月19日發表在《獨立評論》第五號上著名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氏在文中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已麵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社會與文化已步趨總崩潰，因為總失業，國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軍閥手下的官兵幾乎全部由叫花子組成，可謂要多少有多少，軍閥自然成了叫花子的頭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與叫花子所平分。“照這樣形勢，雖有一個最好的政府，中國未必不亡；若根本沒有了政府，必成亡種之亡。”因而，傅斯年呼籲“一切不顧亡種滅國的人，幸勿此時興風作浪，這不是可以苟且為之的”。【7】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正在南京的傅斯年聞聽張學良發動兵變，居然把赴西安視事的蔣介石及其隨員於茫茫夜色中攆得雞飛狗跳，抱頭鼠竄，並從驪山一個小洞縫隙裏把蔣公像抓土撥鼠一樣掏出來，然後押往西安一間黑屋子扣押，極為震怒，於是極力主張南京國民黨高層立即出動大軍討伐叛逆。同時連續在《中央日報》發表《論張賊叛變》《討賊中之大路》等言辭激烈的檄文向政府獻計獻策並痛斥張學良的無恥之行。傅斯年認為：“蔣公在此時中國是無可比擬的重要，他的安危關係中國國運比任何事都切緊，這都是肯用理智的人所共曉的……所以營救蔣公是當前第一務，本是人人心中的意識。”對於張學良此次兵變的性質、意圖、行徑和外間傳言張氏本人已加入共產黨的傳言，傅斯年指出：“張賊的辦法，哪裏配說什麼政變，簡直是綁票，他要綁一個政府一國軍隊的票，這真孫美瑤輩要在地下景仰的了！……張賊學良就是張賊學良，不多不少。他加入共黨也罷，不加入也罷，自動也罷，被動也罷，都無關係。若要分析他，第一，他是個賊種，所以有這麼多的賊心賊行。從小看慣了這手段，所以才一次用之於弑其亞父，‘自墜長城’，現在又是這回的大作亂了。”【8】
在《討賊中之大路》一文中，傅斯年說道：中央政府“必須和張賊先比實力，然後有話可說，必須把張賊製到死地，然後他才認識他自己”。對於這個戰略的實現，傅斯年疾呼中央政府盡速派中央軍西進，對西安呈扇形包圍，隻要將西安圍住，就可將張賊學良置於死地。同時警告國人：“現在全國上下應該隻有一種意誌，就是‘打！打！打！’又應該隻有一個盼望，就是‘勝！勝！勝！’對張賊隻可有一道命令，就是‘降！降！降！’此外沒有任何話給賊說。”針對有人認為中央出兵西進，會激怒張學良並危及蔣介石的安全，投鼠忌器，須小心謹慎行事的主張，傅斯年給予駁斥並堅稱愈是大軍壓境，張學良愈不敢加害蔣，同時預言性地指出，待中央軍包圍西安，張隻有束手就範、屈膝投降，沒有其他路可走。因為“這個賊小子那裏真是肯冒險的，哪裏真能成什麼共產黨？忘不了什麼張一、王二、李三、趙四，無窮女人的人，哪裏肯忘了性命？……所以中央越緊強討伐，蔣先生越安全，請看明朝土木變後的國策收效如何。立腳點越鬆，蔣先生越危險，請讀北宋末靖康時代的痛史！”最後，傅斯年說道：“張賊之最後處置，如果真心投降，還隻有蔣公能放他一條生命，這當然也不能是一條光榮的生命。至於東北諸將，家亡可憫，協從可原，中央不妨予以自新之路。”【9】就在這篇文章發表的同一天，傅斯年怒火未消，乃在寄學者容庚的信中發泄道：“天下禍事，一至於此。……凡有心肝者，此時當無不思食張賊之肉也。……弟如有兵，便打上前去。”【10】
正因為傅斯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維係在國民黨政府和蔣家王朝的戰車上，並有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動機，才對國民黨與政府核心的“老大”蔣介石本人，抱有真誠的希望與幻想。抗戰軍興，傅當選國民政府參政員後，常在重慶的集會場合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對黨國大事發表“宏論”，欲糞土當年所謂“票號世家”的山西土財主孔祥熙。據他的老友程滄波說：忽一日，傅論及當時國民政府五院院長。論孫科，說：“猶吾君之子也。”論於右老，乃是“老黨人且是讀書人”。論戴季陶，說：“阿彌陀佛。”論到孔祥熙，高聲做義憤狀：“他憑哪一點？”【11】
因為傅斯年早已對孔宋家族的所作所為與熏天氣焰充滿了怨恨，才有抗戰興起後，傅氏不時蹦將起來，貓腰弓背，抓住“老二”（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疼得筋骨相連的“老大”介公嗷嗷直叫，但又無可奈何。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政府參政員的身份致書蔣介石，從才能、用人，縱容夫人、兒子與不法商人勾結，發國難財等多個方麵，全方位抨擊新任行政院長孔祥熙的惡行。【12】盡管傅氏這尊“大炮”發出的炮彈，彈道正確，彈著點並無偏差，但作為“老大”的蔣介石卻不動聲色，不置一詞。此舉引發了“傅大炮”的強烈不滿與憤慨，一怒之下，踏上了與孔祥熙決一死戰，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不歸路。從此之後，傅氏殫精竭慮，千方百計搜集孔氏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材料，準備在參政會上一齊擲出，當場把孔氏掀翻在地。這一計劃被正在美國的胡適聞知，胡立即寫信勸傅不要貿然行事，搞不好要弄個惹火燒身的結局。傅斯年並不理會老師的好意，決心“除惡務盡”。
小勝之後的傅斯年於1940年8月14日寫給在美國的胡適的信中列舉了自己倒孔的六條理由，謂孔氏“貪贓枉法，有錢愈要錢，縱容其親黨無惡不作，有此人當局，政府決無希望”，“一旦國家到了更危急的階段，不定出何岔子”。因而，為“愛惜介公，不容不反對他”。並進一步表示“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分無慚於前賢典型，大難不在後來在參政會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鱗也。若說（倒孔）有無效力，誠然可慚，然非絕無影響……至少可以說，他以前是個taboo（禁忌），無人敢指名，今則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觸物（侮？）耳”。【13】
傅斯年之信可謂妙趣橫生，不知胡適看後對驕橫跋扈的孔祥熙突然變成了一個立式皮囊形尿桶有何感想。而此後傅斯年依然是衝鋒在前，抓住整個孔氏家族營私舞弊的惡行，窮追猛打，最後搞得“孔尿桶”麵臨散架崩盤之境地。麵對危局，作為“老大”的蔣委員長決定對這個既可恨又可憐還有點兒離不開的“老二”施以援手，他專門屈尊就駕擺了一桌上等酒席招待傅斯年，在傅氏興高采烈宏論大發之際，蔣介石委婉地勸說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嗎？”
“我絕對信任。”傅斯年乘興，做出為麵前這位“老大”肝腦塗地在所不辭的忠臣良將模樣。蔣氏見狀，輕輕咳了一聲，道：“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用的人。”言外之意就是你既然信任“老大”，也必定要信任“老二”，因為“老大”和“老二”是一個血脈相連的整體。
對這個具有曆史性意義的場景，後來成為漢奸的周作人於1950年撰文說道：“老蔣一泡尿撒下去，他的炮就不響了。”【14】但據當時在場的目擊者說，周作人實屬胡言亂語之小人，此說不足信也。事實上，老蔣的那泡尿並沒有飛流直下三千尺的氣勢與偉力，對傅斯年而言，隻不過是一點兒毛毛雨而已。且傅氏也不是泥巴捏成的尿桶，而是用鋼鐵鑄成的“大炮”。因而，蔣的尿壓根就沒起作用，傅斯年的鋼鐵大炮不但響著，且響得幹脆利索，有錚錚鐵骨之音。其聲曰：“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15】
說這話時，傅頗有些激動，臉漲得呈豬肝色，欲做拚命狀，在座的陪客無不大驚失色。蔣介石沉默了一會兒，覺得對方此言雖有些不雅，畢竟是真情的流露，且對自己這個“老大”也還算一片忠心，便出乎眾人意料地微微一笑，點了點頭，未再阻止。到1944年，傅斯年抓住孔祥熙在六起貪贓大案中影響最大、手段最卑劣的美金公債一案，掄圓了拳頭，連連出擊。
1942年國民政府利用美國貸款5億美元，提取1億美元為準備金，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規定按20元購買1美元儲蓄券，抗戰勝利後憑券兌換美元。當時美元的黑市價已經是110元兌1美元，孔祥熙覺得有利可圖，一麵指示其手下中央銀行國庫局局長呂鹹停止出售美金儲蓄券，一麵則由其部屬出麵，利用職權將尚未售出的350萬美元儲蓄券按官價購進，歸入他的私囊；還有799.5萬美元的儲蓄券則由中央銀行其他人員購進私分。此案被稱為美金公債案。
當此之時，中央銀行國庫局正直人士或與孔氏有隙者，趁機將掌握的內部重量級“炮彈”提供給傅斯年。傅對各色“炮彈”盡數編排，迅速擬成提案，交大會秘書處宣讀。時大會主席團成員王世傑見後大駭，擔心事態擴大，怕被人作為借口“攻擊政府，影響抗日”（王世傑語），力勸傅斯年歇手閉嘴，否則後果無法預料。傅對王的好言相勸不以為然，堅持己見，並要上訴法院，與孔祥熙對簿公堂，如果揭發罪狀失實，甘願反坐。據一位知情者說，為搞垮孔祥熙，傅斯年暗中搜集了許多孔氏集團私吞美金公債的證據，以備上法庭之用。當時曾任重慶《中央日報》主筆的程滄波又謂：“在重慶時期，有一次在參政會開會前，我好幾次到聚興村他住的房內，看他拿著一小箱子，藏在枕頭下麵，寸步不離，我問他裏麵是什麼寶貝，他很緊張地說，這是他預備檢舉某大員的證件。”
麵對傅斯年破釜沉舟的淩厲攻勢，陳布雷知事情已不可挽回，孔氏大勢去矣，乃向“老大”蔣介石進言道：這個在你下頭的孔祥熙，居然瞞著上頭，趁火打劫，實在太渾。“傅大炮”執意要發出的炮彈恐怕難以攔截，還是想方設法悄悄將這位“老二”做掉算了，省得雞飛狗跳地不得安寧。蔣介石對此甚感棘手，孔案牽涉方方麵麵，既有親情又有政治因素。兩難中，蔣介石一麵盡力遮掩，一麵以避免造成國際影響為由，製止傅在參政會上提出此案，建議可改成書麵檢舉材料交蔣本人處理。對此，蔣親自出麵托陳布雷向傅說情，陳深知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不達目的決不會罷戰言和，遂建議蔣以爭取世界各國對抗戰的支持，以國家利益為重等說辭，請傅改變解決問題的方式。陳布雷不愧是一流策士，深得蘇秦、張儀之衣缽，憑三寸不爛之舌可擺布天下，甚而扭轉乾坤。蔣依計而行，果然靈驗。一提“國事為重”，傅斯年便答應退讓一步，決定將提案改為質詢案公之於世，蔣表示同意。盡管這一改變，無形中使彈道的著力點出現偏差，火力也大大減弱，但仍使朝野大嘩，孔祥熙身中數彈，東倒西歪，差點兒倒下。
想不到已陷入四麵楚歌的孔祥熙並不知趣，更不理解蔣的苦心，仍一意孤行，不但自己貪汙受賄，且授意手下幾個親信集體貪汙國庫巨金，朝野上下一片嘩然，紛紛表示要嚴懲孔氏這一國之巨賊。在強大的壓力下，蔣介石感到獨木難撐，索性一咬牙，不再顧及那位行將崩裂的尿桶狀“老二”了。未久，蔣氏下達手諭，委派財政部長俞鴻鈞出麵調查孔氏財源的來路問題。眾人一看“老大”真要對“老二”施行外科手術，膽氣頓生，紛紛擁上前來，借著傅斯年射出“炮彈”的濃煙迷霧，給孔祥熙一頓亂棍飛擊。1945年8月2日，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長鄭列致函傅斯年，為嚴辦中央銀行國庫局案，要求傅斯年提供秘密材料，函中有“滿腔熱血，不知灑向何地。此事如得公助，巨憝就擒，國法獲伸，為公為私，當泥首雷門以謝也”之語。【16】言辭懇切，令人感奮。傅斯年深感吾道不孤，越發精神抖擻起來。8月6日，傅氏起草了《傅斯年為國庫局案在參政會所提說明書》，於國民參政會中再度重炮轟擊孔祥熙與所屬中央銀行國庫局美金公債案的舞弊者。傅斯年站在台上聲如洪鍾，慷慨陳詞，向與會者詳細說明他本人之所以訪到這一舞弊案的前後經過，以及中央銀行國庫局局長呂鹹等人的犯罪之事實，最後並附極密之賬本數頁作為證據。傅斯年在《說明書》中說：“呂鹹平日在局中，一切用度取給於公，其所行為，儼然孔（祥熙）之縮影，彼更使人隨便寫不合手續之賬”，“以上各節，經斯年詳核，確信其為真，故可在參政會會外，負法律之責任。似此呂鹹、熊國清之輩，如不盡懲治，國法安在？”【17】 對於這一幕情景，據羅家倫回憶：“有一次，在重慶為了某一種公債的案子，他在國民參政會發言到結束的時候，鄭重聲明他這番話不但在會場以內負責，而且在會場以外也負責，他願意到法庭對簿。這話使全場興奮，可是使我為他捏了一把汗。會後我去看他，問他為什麼敢做這樣肯定的話。他說：‘我若沒有根據，哪能說這話。’於是他取出兩張照片給我看。可見他說話是負責的，絕對不是所謂大炮者可比，也絕不是聞風言事的一流。這種有風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18】8月8日，正當中央銀行國庫局案鬧得不可開交時，其內部秘密給傅斯年提供材料的人員致函傅氏道：“據呂鹹傳說委座已與先生說情，國庫局貪汙案已了案……”傅斯年在一旁批了“不成話”三字，表示了自己的態度，也暗含了事實真相。信中還提到一個極具刺激性的細節，即“先生在參政會提此案那天，孔氏就連夜審問呂局長，據供‘可’字及簽章完全假造，為的是擋駕查賬人員。聞說孔氏曾打呂鹹耳光二下，氣怒極了！”【19】
對這一個巨案的經過和結局，傅斯年在給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說得較為明白：“國庫局案，我隻嚷嚷題目，不說內容，不意地方法院竟向中央銀行函詢，最高法院總檢查署又給公函給我，要內容‘以憑參考’（最近的事），閉會後孔祥熙連著免了兩職人，一、中央銀行總裁。二、四行聯合辦事處副主席。老孔可謂連根拔去（根是中央銀行），據說，事前並未告他。老孔這次弄得真狼狽，鬧老孔鬧了八年，不大生效，這次算被我擊中了，國家已如此了，可歎可歎。這一件官司（國庫局）我不能作為密告，隻能在參政會辦，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證物證齊全，你千萬不要擔心。把老孔鬧掉，我至為滿意，以後的事在政府與法院，我不做主動了。上星期一見蔣先生，他對此表示極好。”【20】
在傅斯年一馬當先，社會各界人士參與以及內外力量猛烈夾擊下，“孔尿桶”終於招架不住，嘩啦一聲崩盤散架，倒地不起，一連串的官爵包括行政院長的頂戴花翎被打落在地，先後滾進尿桶中泡了黃湯。
傅斯年一炮轟走了大瘟神，舉國振奮，奔走相告。“傅大炮”這一名號也隨之名動朝野，天下為之敬。
令國人失望的是，蔣家王朝這座靠山尚未崩塌，虎狼之輩依然視中國為自己的安福之地與逍遙樂園。孔祥熙被打倒之後，蔣介石又通過外科手術式的對接，從自己勢力範圍內再度扶植了一個宋子文。此前一身兼任行政院長的蔣介石辭職，宋子文於1945年5月繼任。
宋家公子上台後，其惡行較之孔祥熙有過之而無不及，很快攪得天下沸騰，官憤民怨。傅斯年與宋子文二人原本還算友善，宋初上台時，“名聲頓起”，同大多數國人一樣，傅同樣對其寄予希望，並在《大公報》發表評論說過宋的好話，認為他和孔祥熙大不同雲雲。事隔不久，宋之狼尾突露，傅斯年發現這個家夥原來與“孔尿桶”屬於一丘之貉，狼狽為奸之禽獸，“幾乎把抗戰的事業弄垮，而財政界的惡風遂為幾百年來所未有”【21】。原來國人與自己對宋氏的看法，無非是處於“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罷了，“與其說是宋的人望，毋寧說是對孔的憎恨”【22】。於是，從迷惑中覺醒後的傅斯年，再度抬起他那用特殊材料鑄成的大字號炮筒，先是從教育狀況糟糕已極，政府隻賣文化膏藥等方麵，來了一番敲山震虎式的轟擊，希望宋氏能幡然醒悟，設法補救。傅在《大公報》撰文道：“你的轎車在上海市街上經過時，有沒有想到，就在這條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經濟失策而餓死？”【23】但這位驕奢淫逸的宋公子卻揣著明白裝糊塗，采取絕對置之不理的蠻橫態度，任整個社會經濟腐爛、崩潰下去。傅斯年大怒，開始轉動炮口，從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中國文化修養和態度五個方麵，集中火力對宋子文進行死打猛攻。為揭露宋氏家族的惡行，傅斯年於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連續刊發了三篇火星激濺、威力巨大的戰鬥檄文，這便是轟動一時的《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前兩文在《世紀評論》刊出。在第一文中，傅斯年痛罵道：“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有時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時是有些人專心致力，加速自蝕運動，惟恐其不亂，如秦朝‘指鹿為馬’的趙高，明朝的魏忠賢，真好比一個人身體中的寄生蟲，加緊繁殖，使這個人的身體迅速死掉。”在曆數了宋子文的種種惡行後，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麵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國人不忍見此罷？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24】
文章刊發後，全國各報刊紛紛轉載，一時朝野震驚，群情激憤。胡適等人積極呼應，勢同火上澆油。在排山倒海的討伐聲中，宋子文頓感天旋地轉，體力不支。而此時的國民政府監察院一幫見風使舵的官僚政客，眼見宋氏即將翻船沉沒，於憤恨中大著膽子從胸前背後給予幾記悶棍。1947年2月16日，監察院舉行全體監委緊急會議，決定派員徹底清查黃金風潮釀成的嚴重後果與責任者。消息傳出，全國軍民於歡呼聲中皆翹首以待。傅斯年抓住時機，抹著滿頭汗水，於著名的《觀察》雜誌拋出了第三篇戰鬥檄文，給予宋子文最後致命一擊。【25】
文中更加詳盡確實地曆數了孔宋的惡行與各自作惡的不同，並謂孔宋二人雖皆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雙扇活寶貝”，然而卻又是對頭。這“兩家的作風不盡同。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為之處。但‘世家’二字，我曾打聽他的故人，如嚴莊監察使，那就真可發一笑了。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而宋氏作風又不一樣，“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二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製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因為“豪門資本這樣發達，中國幾無國家的形象。三菱三井把日本弄到這樣子，太慘了（雖說是日軍閥做禍首，然財閥如不發達，軍閥無能為力）。他們還是幾代（從江戶時）辛苦建立的，不像我們的這樣‘直接’，天下人怨怒所集，如何下得去？……我們不願我們的國家成五胡十六國，成外蒙古，我們實在不能歡迎他。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還有人說，孔比他好，這真全無心肝之論，孔幾乎把抗戰弄垮，每次盟邦幫助，他總有妙用，並且成了他的續命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