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生別常惻惻
◎ 赴英就醫
孤獨無援的陳寅恪仍在病榻上苦苦等待重慶方麵的援手，但期盼的消息又遲遲沒有到來。1945年3月21日，焦慮不安的陳寅恪再度致信傅斯年，曰：
十五日手書敬悉。教育部手續麻煩，則由中央研究院辦理，事更簡單迅速。即請兄速辦，將款寄下，以應急需。弟近日用費甚多，即使領到此款亦尚不足，似仍有請求特別補助之必要，乞與騮先先生及大維等商酌……【1】
信中除再次提請傅與朱家驊、俞大維相商請蔣介石特別關照外，還提出了教育部手續事。陳寅恪與唐筼屢屢提到的教育部的那份補助，皆緣於“部聘教授”的名分。1941年6月3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呈準行政院，頒行《部聘教授辦法》十條，規定：凡在大學任教十年以上，聲譽卓著，具有特殊貢獻者，在全國範圍內每個學科推舉一人，經審議會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由教育部直接委聘，任期五年，可續聘。第一批選出的部聘教授有：陳寅恪、陳建功、吳有訓、吳宓、曾昭掄、周鯁生、張其昀、徐悲鴻、李四光、柳詒徵、梁希、湯用彤、胡小石、蘇步青、茅以升、黎錦熙共16人。後又選過一批，總共45人。據《吳宓日記》載：1942年8月，吳被教育部任為西洋文學部聘教授，清華外文係主任陳福田“首來函（英文）道賀”。對此，吳認為：“此固不足榮，然得與陳寅恪（曆史）、湯用彤（哲學）兩兄齊列，實宓之大幸已！”【2】內中可見部聘教授確是教育界人士的一份榮譽，更可見陳氏在天下儒林中的學術地位和人格魅力。
這個與後來院士製度相似的部聘教授，當時不僅是一種榮譽，同時具有與個人利益掛鉤的實惠。一般教授的薪水每月360元，而部聘教授除各校發放的薪水外，教育部每月支付薪金600元，另外還有每月400元的研究費等額外補貼，其待遇顯然比普通教授優厚了許多。盡管如此，在物價狂漲的亂世，部聘教授所有的薪水加起來還不到兩石即320斤大米的價錢。1945年4月，陳寅恪以《目疾未愈擬先事休養再求良醫以五十六字述意不是詩也》為題，述曰：
洞風塵八度春，蹉跎病廢五旬人。
少陵久負看花眼，東郭空留乞米身。
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
張公高論非吾解，攝養巢仙語較真。【3】
陳氏所說“日食萬錢”，源於一曆史典故，即《晉書·何曾傳》載：“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武帝襲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敕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這位何曾大人每天的飲食要耗費上萬的錢財，可見多麼奢侈糜爛，亦可見當權者支付給此公的薪俸是多麼豐厚。陳寅恪授“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課，順手揀出此典與“月支雙俸”並用之，極具反諷意味，於調侃的表麵透出無言的辛酸與悲涼。
陳寅恪如此，散落在全國各地深山茂林中的普通教授生活之困苦可想而知。這也是為何陳氏憂心愁悴，悲鳴呼號，四處求助，卻遲遲未見實際效果的因由之一。或如《紅樓夢》中王熙鳳所言，大家有大家的難處，而這時的高層也有高層的無奈之處吧（南按：像“四大家族”及發國難財的高官大員又另當別論）。否則，就憑傅斯年的辦事能力，加之譚、俞兩位親友的竭力助力，朱家驊的積極配合，事情不至於落到如此難堪的境地。不幸的是陳寅恪生逢亂世，在汙濁的官場潛規則中，要像諸葛亮當年所說的“苟全性命”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了。
從留傳下來的資料看，經過幾十次信函來往反複商討對策，陳寅恪總算得了一點兒從重慶幾個方麵彙來的救命款子，如“宋院長（南按：宋子文）曾寄四萬，分兩次寄來”，援華會（U.C.R）的掌門人任叔永“謂已交三萬元至中央研究院寄下”，【4】等等。陳氏的生活困難暫時得到緩解，但眼睛卻依然未有好轉的跡象，一家人在悲憤憂戚中總算熬到了8月9日。這天，成都《新民報》一反其常地發表號外：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對日宣戰。次日，傳來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時間“全市欣動，到處聞爆竹及大炮聲，文廟燕大諸生，亦競撞鍾、燃爆竹，並喧呼歌唱，至夜半始息”【5】。雙目失明的陳寅恪於病床上聞訊，悲喜交集，當即以《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為題賦詩一首，以舒積壓在胸中長達八年之久的塊壘。詩曰：
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有此時。
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
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時。
丁醜八月先君臥病北平，彌留時猶問外傳馬廠之捷確否。
念往猶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6】
抗戰勝利了，悲喜交集的陳寅恪終於等來了新的轉機。1945年初秋，英國皇家學會與牛津大學仍然沒有忘記陳寅恪作為史學大師的存在。國內炮火硝煙剛剛散去，便舊事重提，約請陳寅恪赴倫敦療治目疾，希望治好後留在牛津講學，以遂當年之願。陳寅恪急欲恢複視力，對此抱有很大的希望或者說幻想。由於旅費籌措困難，夫人唐筼不得同行，為了心中尚存的一絲希望，陳氏決心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隻身遠涉重洋，赴英就醫。剛巧西南聯大教授邵循正將去牛津大學做短期訪問，於8月6日前往成都拜訪吳宓，吳便請邵氏伴隨陳寅恪一同赴英，並代辦護照等一切事宜。燕京大學特派陳的門生石泉護送一程。9月5日，一行人先於成都新津軍用機場乘運輸機抵達昆明，與同赴英國講學的幾位教授會合，再換乘英國飛機經仰光、印度抵達倫敦。
10月4日，由唐筼代筆致信傅斯年，報告了陳寅恪此行的情況和目的：“寅恪臨行匆忙，未得親自致函告知一切，而手書到時渠已離蓉，筼當早日奉答，豈知小女忽患急性盲腸炎，送醫院施行手術，淹纏經旬，是以遲遲未克奉覆，歉疚殊深。陳槃、勞榦兩先生事，即請先生代寅恪作一提案，寅恪無不同意，此一向為先生所知也。今附上空白蓋章信紙一張，乞為代辦為感。”又說：“寅恪此行，實以治眼病為第一目的，對於牛津就職與否，尚待治眼後再考慮，此層亦為牛津方麵所了解（眼疾太遲則不治，時間關係極為重要），又以結伴邵、孫、沈、洪四先生，遂毅然起行，實不得已也。多承先生奔走為之促成，感何可言。聞先生左眼亦病，而工作加多，熱心為人，固難擺脫，然為公為私，仍希珍重，不宜過勞，至為切盼。”【7】
信中所謂陳槃與勞榦事，是史語所的陳勞二人將由副研究員提升為研究員，因二人皆所內曆史組人員，按照章程，必須由陳寅恪簽署意見方可辦理審批事宜。即是一手遮天，霸道如傅斯年者，亦不能越俎代庖，況且這是傅氏本人平時最討厭的做法。當年因在桂林的陳寅恪受聘專職一事，傅與葉企孫爭吵即為此規矩引發，傅氏自然牢記心懷。
陳寅恪抵達英國後的入院事宜由牛津大學東方學院負責安排，家書等事宜全由邵循正代勞。極為不幸的是，“到英國後，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方結束，營養很差，雖用電針貼合視網膜，由於網膜皺在一起，無法複原”【8】。手術的失敗，致使陳寅恪雙目失明，不複見世間光明萬物。一代國學大師將在黑暗中度過餘生，其悲苦之狀令人浩歎。陳氏為此寫下了“眼昏到此眼昏旋，辜負西來萬裏緣”【9】之句，表達了自己悲觀茫然之心境。
1946年2月19日，在成都的唐筼向傅斯年致信求援，並談及史語所事。信中說道：“寅恪本有意隨郭子傑兄之伴赴美國，看更有無其他方法補助左眼之模糊，又恐所帶之款不夠，此事正在躊躇中，請先生與騮先先生、立武先生一談如何？”又說：“《元白詩箋證稿》筼已請人著手抄寫，俟寅恪歸來，再刪改後即可付印。此項抄寫費是否可出自史語所？大約三萬左右（並未詳細計算）。史語所何日出川？有何計劃否？燕大成都方麵整個的關門結束，教授之去留以北平、燕大之聘書而定，受聘者始能談到回平的話。北平方麵已屢來信拉寅恪（哈佛研究院隻是研究工作），而寅恪尚無答複。先生之意如何？望有信直接寄英，以助其考慮，其通訊處如下……”【10】
正處於焦頭爛額中的傅斯年接信後，做何努力與答複未有函件以示參考，但從後來的情況看，籌款之事似乎仍然沒有多大成效。同年3月16日，唐筼再次致信傅斯年，謂：“近日屢接寅恪來書，對於病眼治療之結果頗為失望。本擬再往美洲一行，今以種種不便，旅費亦不敷用，遂決定等船及覓伴歸國。船亦不多，伴更難得，不知何日始能離英。”同時提到：“寅恪來書雲：對燕大事已辭謝，大約欲回清華或回史語所專事著作。”【11】
傅接信後，當即做了回複。就陳寅恪在李莊史語所保存的書箱之事，專門致信李莊，指示由史語所那廉君負責一同運往南京。
後來方知，陳寅恪抵倫敦後，由著名眼科專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負責診治，第一次手術後有進步，但眼睛吸收光線尚無好轉，看東西仍模糊；第二次手術想粘上脫離之部分，失敗。但總體來說還是比出國時好，醫告無須再施手術。此時的陳寅恪尚存最後一線奢望，遂請在國外訪學的熊式一教授把英倫醫生的診斷書寄給時在美國的老朋友胡適請求援助。胡氏托人將診斷書送往哥倫比亞眼科學院谘詢，對方告之亦無良策，無法手術，胡適“很覺悲哀”，在日記中寫道：“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12】
在英倫翹首以盼的陳寅恪聞此凶訊，比胡適更加悲哀，徒歎奈何,萬念俱灰中決定乘船經大西洋、越太平洋歸國。
輪船途經紐約港碼頭做短暫停泊，陳氏因身心俱疲又無人照料，未下船登陸。胡適因公不能脫身，隻好托在美訪學的學生輩人物全漢昇帶了一千美金給陳寅恪，以示關照與安慰。時在美國東部的中國學者趙元任等聞訊，紛紛登輪探視。據陳氏在清華時的高足楊聯陞回憶說：“來美國留學之後，曾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與周一良兄（當時青年學人中最有希望傳先生衣缽者）同隨趙元任先生夫婦，到紐約卜汝克臨二十六號碼頭停泊之輪舟中，探望先生。時先生雙目幾已全部失明，看人視物，僅辨輪廓。因網膜脫落，在英經其國手名醫，用手術治療無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學中文係講座之聘，實未就職，但借此前往就醫。）置舟回國，道出紐約，原擬再試醫療，後聞美國名醫，亦無良策，遂決定不登岸。是日午後約3時半，先生在艙內初聞韻卿師母、元任先生呼喚之聲，頓然悲哽。但旋即恢複鎮定，談話近一小時。對一良與聯陞近況，垂詢甚詳。時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後完成博士學業，即將回國任教。……此為聯陞在國外拜謁先生惟一之一次，亦為畢生最末之一次。”【13】又據前去拜訪的楊步偉回憶說：“他（陳寅恪）睡在船艙床上，對我說‘趙太太，我眼雖看不見你，但是你的樣子還像在眼前一樣’。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麵。”【14】此情此景，令趙元任夫婦潸然淚下。
自此，陳趙兩位原清華國學院導師，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一、二組主任，中國曆史、語言學界的泰山北鬥，紐約一別竟成永訣。而此次訣別，也意味著陳趙二人與史語所的緣分已盡，各奔東西。陳寅恪為此留下了《丙戌春遊英歸國舟中作》詩一首：
百尺樓船海氣寒，憑欄人病怯衣單。
遠遊空負求醫意，歸死人嗟行路難。
蠶食光陰春黯澹，龍吟風雨夜迷漫。
人生終古長無謂，幹盡瀛波淚未幹。【15】
這年5月底，陳寅恪返國，船抵上海，其妹陳新午乘小輪直接到郵船迎接雙目失明的兄長，然後乘火車抵達南京薩家灣俞大維公館暫住。未久，夫人唐筼攜三個女兒由成都抵達，一家老小算是得以短暫團圓。
6月12日中午，由昆明來南京教育部辦理清華複員事宜的梅貽琦，專程來到俞公館拜望陳寅恪，並請陳回到複員後的清華繼續任教，陳表示可以考慮。
當傅斯年從北平匆忙趕到南京俞宅，勸說陳寅恪長久留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曆史組繼續履行主任之職時，陳已接到了梅貽琦寄來的聘書，並有了重回清華任教的打算。傅知陳氏對清華園與清華同事尚有一份難以割舍之情，遂不再強勸，隻說了幾句保重身體並請再做考慮等話語告辭而出，旋即離開南京轉赴重慶中央研究院辦事處視事，以盡到“太上總幹事”的責任。
◎ 日暮蒼山遠
傅斯年抵達重慶，在中央研究院辦事處稍事停留，盡了一份“太上總幹事”的責任後，又登船向李莊進發，三天後在李莊碼頭登岸。
而此時，同濟大學師生正於碼頭裝載貨物行李，即將離川乘船東下，重返離別了近九年的上海大本營。傅氏見狀，心緒更加紛亂，待上得岸來，穿越鎮內紛亂的街道和郊外一片蔥綠的稻田，跨越五百多級台階，大汗淋漓地登上板栗坳，已是暮色時分。
一直翹首期盼的史語所代所長董作賓見傅氏終於到來，長籲了一口氣，直言不諱地告訴他說，史語所快到了散板兒的程度，特別是同人的家屬們看到同濟大學陸續東遷，越來越沉寂難耐，焦躁不安，三天兩頭跑來詢問複員歸京之日。年輕學者整天議論紛紛，無所事事。不知是誰打聽到的小道消息，傳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驊出任教育部長，以後再也不管史語所了，眾人聞聽，如失擎天之柱，遂更加惶恐不安，深感樹倒猢猻散。若不趕緊想法加以安撫，一群男女老少悶在這個形同葫蘆一樣的山坳裏，恐怕早晚要出亂子。
傅斯年聽罷，想到自己自抗戰勝利後，連續在重慶、北平、昆明、南京之間來回奔波，表麵上搞得紅紅火火，且在媒體上出盡風頭，不免有小道消息傳播開來，直至搞得史語所同人信以為真，雞犬不寧。他苦笑著道：“糟糕，這都是我的罪過。”遂心生一計，當場找來一張白紙，在董作賓的書案上揮毫潑墨，上書“傳言孟真要當官，斯年離所不做官”幾個大字，掛在牌坊頭大門的一邊，以明心誌，也算是對史語所同人的無聲解釋。
隨後，傅斯年與董作賓商討具體的複員計劃和處置措施。當晚，傅氏召開史語所同人會議，除了當麵表白自己不會拋下眾人到南京做官外，明確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難，最遲至10月，也就是長江枯水期到來之前，一定要帶大家重返首都，讓大家得到應有的快樂與幸福。一席話令茫然四顧的史語所同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了跳躍的燈火，愁雲頓消，鬱鬱寡歡之心境豁然開朗。
一個星期後，傅斯年接到朱家驊發來的電報，令速至南京出席國府緊急會議，傅瞻前顧後，一咬牙離開了李莊。沒料想，此次登上輪船，則是他與生活了六年的李莊的最後訣別。自此，那高大肥胖的身影從揚子江盡頭山坳裏悄然消失，而李莊的山山水水也隻能在傅斯年的夢境裏出現了。
傅斯年雖已離去，整個史語所卻明顯地穩住了陣腳，空氣為之一新。對於傅氏的人格魅力與崇高威望，董作賓後來曾做過如此評說：“當年孔子在陳的時候，時常掛念著他的學生，並說‘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真先生也許想起了這幾句，要回所把同仁們‘裁’一下子。那時新舊同仁，除了三兩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過他的訓練和熏陶，愛之敬之而且畏之。”【16】
此言盡管不算直白露骨，但也清晰明了，隻要具備一些中國曆史特別是近代史知識的人，就會明白董作賓所言內含的事理奧妙。時在李莊門官田社會學所陶孟和手下服務，並以研究太平天國史著稱的羅爾綱，後來在談到湘軍興起與中國近代史的關係時，曾著重指出曾國藩的湘軍與李鴻章的淮軍“兵隨將轉，兵為將所有”“將富兵橫”的個案，以及給中國近代社會帶來的畸形危害。
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雖沒有湘軍與淮軍之營製、餉章之獨特，但基本上沿襲了“兵隨將轉，兵為將所有”的習氣。除李濟、董作賓等幾位元老外，凡後來入所的青年學者不隻是“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幾乎全部都經傅氏一手選拔提攜。從中央研究院檔案看，曆史語言研究所之名，最早出現在1928年6月第一次院務會議上，當時作為院長的蔡元培對於這個“無中生有”的機構籌設的構想、意義和目標，不甚了了，隻是出於對傅的信任才允許設置開辦。稍後傅斯年在寫給胡適代向蔡元培要求寬列史語所經費時說得明白：“蔡先生此時實不大了然我們這個研究所所處的地位。”【17】而傅向中研院提交的第一期報告中，也明確表示對於新的人事布局與爭取的學者，必須合乎他本人的史學思想，並要“成就若幹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學者”，絕不引誘主觀而烏煙瘴氣的人前來搗亂滋事。【18】“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時免不了致人於無用，且愛好的主觀過於我們的人進來時，帶進些烏煙瘴氣，又怎麼辦？”【19】日後的事實完全證明了傅在這方麵的堅持與固執。
史語所籌劃之初，其成員結構從1928年正月以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為班底，到當年歲暮，變成以清華研究院人員為主體，就其內在本質而言，則是從“本土派”變成西洋“海歸派”，傅、陳、趙、李連同後來的吳定良等清一色西洋“海龜”構成史語所核心，而顧頡剛則被踢出圈外。當然，不能說顧頡剛是屬於“搗亂滋事”與帶進“烏煙瘴氣”之人，這種做法除了門戶之見外，重要的還是基於學術的誌向與思想觀念的異同。其他自薦或被薦入所者，其情形大體如此。顧頡剛出局之後，北大考古學研究室主任、著名金石學家馬衡欲加入史語所，想不到竟被傅斯年作為不“預流”之人而婉拒，後馬衡雖官至故宮博物院院長而譽滿學林，但總未能跨入史語所那高傲得有些邪乎的門檻。稍後，在史學界頗有些名氣，且自視甚高的蘇州才子、燕大教授郭紹虞，毛遂自薦又想在史語所找一把椅子坐坐，並講了自己一大堆研究成就如何偉大與不可或缺等，傅連眼皮都未眨一下，隻把嘴一噘，大號煙鬥往桌上一敲，便將此君仍視為不“預流”之輩而一口回絕。在李莊期間，梁思成推薦的燕大畢業生王世襄，赴重慶與傅斯年相見時，更是被傅氏看作上不了台麵之人。傅氏當著梁思成的麵橫眉冷對，一句“燕大畢業生沒有資格到我們這裏來”做了拒絕，並當場將其轟出門外，弄得推薦者梁思成灰頭土臉，大失麵子。不僅如此，即使堂堂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推薦之人，也屢屢遭拒。如蔡元培1930年因“七十五歲老友專函介紹”的王君瑞；1931年薦介以治《戰國策》聞名的鍾鳳年；1932年介紹的“初交”蔡哲夫；1934年薦介以《中國詞學史》著稱的薛礪若；“於蠻源史籍致力頗勤”“蒙文程度亦似可應用”的毛汶；由汪精衛函薦，再由蔡親薦的吳向之；1936年薦介的傅氏“北大舊同學”金毓黻等，皆為傅斯年以“本所限於經費”而“一時無法借重”為托詞，全部當作臭狗屎和會帶進“烏煙瘴氣”之輩關在門外。當時的蔡元培為尊重史語所或者說傅斯年的“人事獨立”規矩竟也毫無辦法。由此可推想陳寅恪薦舉的蔣君大沂之命運也當如此。【20】
據北大浙江派具有“鬼穀子”與軍師之稱的重量級人物沈尹默回憶說：“蔡先生的書生氣很重，一生受人包圍，民元教育部時代受商務印書館張元濟（菊生）等人包圍……到北大初期受我們包圍（南按：“我們”，包括馬幼漁、馬叔平兄弟，周樹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等，亦即魯迅作品中引所謂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係）。”又說：“以後直至中央研究院時代，受胡適、傅斯年等人包圍，死而後已。胡、傅諸人後來和我勢同水火，我南遷後，蔡先生時在京滬間，但我每次擬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圍蔡所致。”【21】從沈氏的回憶可見傅斯年霸氣之盛，更可見史語所在中央研究院甚至天下儒林中的非凡地位。不過，說這話的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為人為學，也不見得好到哪裏去，令人詬病的地方亦是多多，在許多地方遠不如傅斯年得人心。1922年胡適從丁文江、秦景陽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幾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權史，連胡適本人也不免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適的日記中有明確記載。【22】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隻要傅斯年認為來者與他心目中的“道”相同，便設法籠絡到麾下，加以“培植”扶持。如陳槃、周法高、全漢昇、張政烺、周一良、楊誌玖、逯欽立、王利器、鄧廣銘、馬學良、李孝定、張秉權、王鈴、周祖謨、何茲全等，無不是傅斯年親手招到史語所並“培植”成才的——盡管此輩並不是從西洋遊回來的“海龜”。這一做法所產生的一個後果是：傅斯年成為被培植者的教父，隨時隨地可操控、調配一切，並形成了同曾國藩的湘軍一樣“兵隨將轉”的政治格局。一旦這個格局形成，所有的兵士均聽命於傅斯年一人指揮調遣，外人或外力很難對這個半政治半軍事化的集團發號施令。這也是為什麼代理所長董作賓在李莊無力控製即將崩盤的局勢，而連連發電催請傅斯年回所“整飭”的內在根源。當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軍隊戰場失利兵敗潰退之時，中央研究院所屬十幾個研究所的人員多數不願受命搬遷，隻有一個史語所被傅斯年基本完整地拖到了台灣，其理亦在此。
對於傅斯年以這種方式招兵買馬所產生的反應和後果可謂故事多多，北平、南京、昆明時代自不必說，即便在抗戰最為艱苦的李莊時期也可尋出不少鮮活的例子。有一天，住在李莊郊外門官田的陶孟和到史語所辦事，感到氣氛與前些時候大不相同，便笑董作賓：“胖貓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23】與傅斯年向來不睦的陶孟和所說的“胖貓”自是指傅斯年，而“小耗子”則不言自明。為此，董作賓後來回憶說：“這話是諷刺也是好評。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時，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實，孟真先生對朋友，對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愛他之處在此，但是受過‘訓’的年輕人，敬同畏卻又壓住了他們的‘愛’。這正足以說明了孟真先生辦史語所的貢獻之一，他在（民國）十七年計劃中要‘成就若幹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學者’的最大成就。最後十年集刊中所發表的這些青年的論文，就是明證。”【24】
董作賓的這一說法得到了學界大多數人的讚同，但也有持不同意見者，如台灣有一位叫李敖的文人騷客曾雲：“史語所這類畸形發展的現象，和它的領導人物很有關係。它的第一任所長傅斯年才氣過人，可是霸氣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歡的，又多是唯唯諾諾的人兒。這種現象，按說是一切獨裁者必然落到的結果。傅斯年又訂了許多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規家法，製造了許多所內的特殊空氣。董作賓就提到過許多，諸如傅斯年要給新進所的人‘來一個下馬威’，諸如不得亂寫文章，諸如要強迫校書，等等，不一而足。而這些家法與空氣，使得許多人對他都不得不作偽，正如陶孟和所說的：‘胖貓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也如董作賓所說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時，工作效率果然有些不同。’所以從傅斯年開始，史語所就有一種偽風。”又說：“學閥作風結胎於傅斯年，傅斯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一切大獨裁，獨裁到頭天看見小研究員在陽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25】
李敖所言，自有意氣用事的成分，但就“下馬威”與“偽風”之類的事件當然也不能幸免和排除。若從其他道路進入史語所大門之人，傅也確實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並按這一法則先行來個“下馬威”，若不能製服，則予以掃地出門。因而，不能說此時或之後的史語所如曾國藩的湘軍一樣，也是“將富兵橫”，甚至要造反起事，給天下大勢添什麼亂子。但自此之後，一代代大小學閥在大陸各高校、科研機構與台灣孤島相繼產生，並為此爭奪地盤、搶占地位、拉幫結派稱王稱霸，發展私人色彩甚重的惡勢力，甚至公然大打出手，弄得頭破血流等醜惡現象與事件，與傅斯年創設的這種人事製度與政治格局是大有關係的。
或許正是這種外露加霸氣充溢的性格，使傅斯年有意無意間又樹立了不少對立麵，一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有人在重慶召開的學術會議上就曾公開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長都是大學問家，傅斯年有什麼學問？他怎麼當了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26】相互間積怨之深可見一斑。而“有些人總以為傅先生本身的著作還不夠多，除《性命古訓辨證》外，都是些零碎的文章”【27】。
若說傅斯年一生在學術上沒有什麼大部頭的皇皇巨著，當是事實，且1932年撰寫出版的《東北史綱》第一卷，因時間倉促，錯訛不少，為許多人所詬病，後來台灣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未收入該作。但正如鄧廣銘所言“我們不能用著作多少來衡量一個人在學術上的貢獻”【28】。就拿傅氏的《東北史綱》來說，若平心靜氣地加以分析，這部著作未臻成熟也是事出有因。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由“小六子”張學良實際節製的東北軍未放一槍即退入關內，導致東北大地淪陷於日寇之手。在中國政府的抗議、請求與國際聯盟的壓力下，1932年1月，國聯組成以英國人李頓（Victor Robert Lytton，1876—1947）爵士為首的五人調查團，前往中國和日本調查事變的原因和經過。見此情形，驕狂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大造輿論，宣揚“滿蒙在曆史上非支那領土”，意在表示日本人占據此地是既合理又合法，其他一切人等不必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傅斯年聞見日本小鬼竟在世界人民的眼皮底下玩弄偷天換日的鬼把戲，立即蹦將起來，滿懷一腔愛國熱情外加對日人的憤慨，主動聯絡方壯猷、徐中舒、蕭一山、蔣廷黻等史學家，動手撰寫《東北史綱》，意在還曆史以本來麵目，戳穿日本人的謊言和陰謀，同時為李頓調查團提供日本侵略中國的證據，以便國聯正確裁決。這個動機，傅斯年在其著作卷首的引語中說得明白：“中國之有東北問題數十年矣。歐戰以前，日俄角逐，而我為魚肉。俄國革命以後，在北京成立《中俄協定》，俄事變一麵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張。所謂‘大陸政策’、‘滿蒙生命線’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進攻口號，而國人之酣夢如故也。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沈陽之變。吾國愈求訴之於公道及世界公論，暴鄰之凶焰愈無忌，戰嫩江，取錦州，李義山詩所謂‘太息先朝玄菟郡，積骸伏莽陣雲深’之景象，擴充至數萬方裏之國土。……持東北事以問國人，每多不知其蘊，豈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係於國事者焉……此吾等寫此編之第一動機也。”繼之說道：“日本人近以‘滿蒙在曆史上非支那領土’一種妄說鼓吹當世。此等‘指鹿為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為其向東北侵略之一理由，則亦不得不辨。……即就曆史以論，渤海三麵皆是中土文化發祥地，遼東一帶，永為中國之郡縣，白山黑水久為中國之藩封，永樂奠定東北，直括今俄領東海濱阿穆爾省，滿洲本大明之臣仆，原在職貢之域，亦即屬國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曆史看，東北之為中國，與江蘇或福建之為中國又無二致也。今不得已辯此本用不著辯者，此吾等寫此編之第二動機也。”【29】傅斯年在自身高血壓症和酷暑的雙重壓迫下，以驚人的毅力和速度很快撰就了《東北史綱》第一卷，並由李濟節譯為英文，分送來華的國聯李頓調查團參考。
1932年10月，傅氏所著《東北史綱》第一卷 《古代之東北》 部分在北平出版，在書中第一章總結中的第一條，傅斯年理直氣壯地指出“近年來考古學者人類學者在中國北部及東北之努力，已證明史前時代中國北部與中國東北在人種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這一事實而擴展為“人種的，曆史的，地理的，皆足說明東北在遠古即是中國之一體”。繼之發出了“東北在曆史上永遠與日本找不出關係也。史學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為馬，則亦不能謂東北在曆史上不是中國矣”的大海潮聲。這份文本的發表，在當時國勢傾危的情形下，可謂給日本“指鹿為馬”者當頭一棒，為國人大出了一口惡氣。在曆史事實麵前，盡管日本小鬼子極力狡辯，仍欲一意孤行，最後以退出國聯相要挾，但後來不得不在輿論宣傳上改弦易轍，另外編造侵吞中國的謊言，配以赤裸裸的軍事冒險行動來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狂妄夢想。
因傅著屬倉促寫就，且夾雜著強烈的民族情緒和愛國情感，在史料的運用、史實考察，以及若幹細節的考證推敲上的確存在甚多粗疏和錯訛之處，從而受到學術界不少人的批評，有人甚至謂傅斯年為了駁倒日本人的理論，不惜編造證據，以強抵之。此說令傅斯年大為傷心和悲憤，在他看來，若是這一說法來自日本人尚可理解，但來自同一個陣營的中國人未免有點兒喪失理智，低估了傅某人的人格和文化良知。在悲憤交集的同時，傅氏基本上理智、平和地麵對批評，沒有把他眼中的“不懷好意”者拖將出來暴打一頓的舉動，且有接受批評，欲重新修訂、完善的打算。惜國內國際局勢越來越亂，重修未果，遂成憾珠。而其他幾位史學家擬撰寫的《史綱》部分，如方壯猷的《隋至元末之東北》、徐中舒的《明清之東北》、蕭一山的《清代東北之官製及移民》、蔣廷黻的《東北之外交》等四卷也未能完成，最後竟不了了之，成為一重大遺憾。
當傅斯年去世之後，傅門弟子對《東北史綱》舊事重提，對當年學術界一些過火批評不免耿耿。陳槃謂：“這部用民族學、語言學的眼光和舊籍的史地知識，來證明東北原本是我們中國的郡縣；我們的文化、種族，和這一塊地方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這種史學方法和史識，是最現代的和科學的。但書出版以後，頗受人批評。其實這書的間架、輪廓，非高手不能辦。批評的人從細微末節著眼，當然不無話可說。……‘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鑿荒開山的工作是創造的、艱難的，後人跟著來做補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30】史語所資深研究員勞榦同樣為傅氏當年遭受的不公待遇鳴不平，謂：“《東北史綱》一書，除去對於古代民族的演變有一個正確的整理之外，並且對於東北一地對中國有深切的關係，尤其有一個精詳的闡發。”【31】
盡管這些“了解之同情”的辯護有一定道理，隻因傅氏著作本身的瑕疵仍然存在並難以抹掉，學術界仍有微詞。但從整個曆史的框架予以衡量，傅氏之作可謂是“玉雖有瑕，畢竟瑕不掩瑜”，就如同陳寅恪當年為王國維所寫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王國維如此，陳寅恪如此，傅斯年也同樣如此。大師不是完人，自有其不完美處，《東北史綱》之著述的遺憾，與傅斯年其天才的靈光與一生開創的名山大業相比，則顯得微不足道。盧溝橋事變之後的抗戰初期，麵對強悍日軍的大舉進攻，國民黨軍節節敗退、國土精華盡失，幾千萬軍民與知識分子流亡西南一隅的殘破局麵，傅斯年基於民族熱情，於1938年至1939年間撰寫了《中華民族革命史》部分章節。稿中強調，“中國民族者，雖亦偶為人滅其國，卻永不能為人滅其民族意識”；“中國民族者，永不忘其失地者也”；“中國民族，雖有時以政治紊亂故，頓呈極虛弱之象，然一旦政治有方，領導得人，可由極弱變為極強”。【32】傅有如此勇氣和自信，並不是作者意氣用事和單純為了宣傳鼓動而放出大話與狂語，實在源自傅氏寬闊的政治視野與卓越的曆史洞察力。在整個20世紀浩瀚的燦爛星河中，傅斯年以其曆史眼光的廣度與深度以及在學術上達到的境界，為中國20世紀的學術開辟了新的領域，樹立了一個新典範。他如此大氣魄、大手筆地開疆拓土，創造學術的新天地，在當時的教育界學術界能與之匹敵者屈指可數。如果把傅斯年放在更宏闊的曆史大格局中加以透視，應不愧於羅家倫所盛讚的“縱橫天涯馬，俊奇人中龍”【33】之稱號。
◎ 天才造就的事業
傅斯年一生最大、最令人矚目的事業，自然是創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這一點似已形成公論。或如何茲全所言，傅氏一生名堂甚多，但所長的職位始終是做到底的，主持工作凡23年，直到最後撒手歸天“死而後已”。史語所本身即是傅斯年得意而輝煌的天才傑作，也是他留給後世具有學術典範意義的“製度性遺業”（institutional legacy）。這份遺業在中國乃至國際學術界有著長遠彌久的影響，也給傅氏帶來了不朽的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