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既然陳寅恪開設的課程是“元白詩證史”，自然更體現於一個“證”字。陳氏在這一領域的過人之處，除了被學術界大加稱頌的“通識之士”，更重要的還在於他的曆史感，也就是世人難以企及的敏銳的曆史洞察力和想象力，這一功力在對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的箋證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白詩《長恨歌》是一首千古絕唱的長篇敘事詩，作於唐憲宗元和元年冬。時白居易任盩厔縣尉，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同遊仙遊寺，道古論今，言及唐玄宗之溺於聲色及楊貴妃之恃寵貴幸，終於釀成馬嵬之變，不勝感慨，乃據王質夫之建議作成此詩。陳鴻為之作《長恨歌傳》。詩傳一體，相得益彰，頗為當時及後世所稱頌。——這是學人們代代相沿的普遍說法。
這首詩到了陳寅恪手中，便認為事情遠沒有如此簡單，他在向學生們論及《長恨歌》創作經過時，首先做了如下說明：白居易之前，楊貴妃的故事不隻是限於人間，白氏的《長恨歌》還有一半出於天上，加進了漢武帝李夫人的故事。陳鴻也寫了《長恨歌傳》，但“傳”與“歌”不是通常的序文與本詩的關係，而是一個不可分離的共同結構，類於元稹的《鶯鶯傳》和李公垂（紳）的《鶯鶯歌》，這是白居易與陳鴻的特創。白氏寫此詩的靈感與興致到底來自何處？應該始於他的好友元稹。元氏《鶯鶯傳》中有一段議論，把鶯鶯比作敗國妖姬，白居易覺得此議甚是不當，為補上這個缺陷，便寫了《長恨歌》，這便是該詩的創作緣起，隻有白氏《長恨歌》裏的主人公才合得上那種傾國傾城的議論。可以說，《長恨歌》是受《鶯鶯傳》的影響，才因襲而成篇的。更進一步說，白氏作此“歌”的目的不是為科舉而作，而是與元稹爭勝。在體裁上，它和李公垂的《鶯鶯歌》相似，但李氏是為科舉而寫作的，二者區別甚大。
言及《長恨歌》，自然要對楊貴妃其人其事、家庭政治背景等諸方麵做出合理的解釋，否則便不能解釋她的人生軌跡與情愛豔事的是非曲直。對此，陳寅恪講道：唐朝從武則天起，到楊玉環，中間形成一個婚姻集團。這個時期中，李、武、韋、楊諸家的關係密切地交織著。唐玄宗時，宮廷內部幾乎全是武家的勢力，武惠妃就最為玄宗所寵愛。在許多政治風浪中地位毫未動搖的太監高力士，就是出身武家的，他自然在各方麵隱隱維護武家。唐朝選妃有很多限製，高力士參與選妃，一定盡量在武則天婚姻集團裏挑選。後來，武惠妃死，被追贈為皇後，武氏集團也漸次凋零。其後，選妃的範圍漸漸推到武則天婚姻集團的外圍。楊家與武家是有關係的，楊玉環起初是壽王妃，而壽王是武惠妃的親生兒子。楊玉環當然是當時的標準美人，然而絕不是最美的。既然不是最美，又怎麼會被選中呢？奧秘就在於她是集團中人。在武、楊婚姻集團中，在李氏後廷中，她被認定為最美者。應該說，她的這種美是帶有政治性的。【54】
楊貴妃的傳聞在民間既廣且多，陳寅恪認為有許多是文藝性的，要弄清真實，必須加以考證，如在學術界爭論不休的楊妃與壽王是否合婚的問題即其一典型事例。清代大學者朱彝尊說楊妃與壽王並未同牢（房），其說言之鑿鑿，後世不少學者為之信服，朱氏之說幾成定論。對這一學術公案，陳寅恪自有不同的看法，明確表示此說是錯誤的。理由是：唐親王娶親的典禮有13項，朱氏考定楊妃受冊為壽王妃在開元二十三年（735）十一月，但到二十五年（737）才親迎。朱氏故意拉長其間的跨度，是想表明他們並未同牢，但這是不可信從的。若依朱氏的見解，親王娶親全部禮畢至少要13年，豈不成了少小典禮老大婚？由此足見其謬。那麼真實的情形如何呢？陳寅恪認為：壽王冊楊氏、韋氏為妃的二詔，皆有年月。楊氏冊於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韋氏是天寶四年（745）七月。但度楊妃為女道士的敕文，則無年月，而這恰恰是非常重要的。按朱彝尊的說法，楊妃被度為女道士應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他提早這個時間，顯然是想表明楊妃仍是白玉無瑕。但這是錯誤的，因為此時的武惠妃尚未過世。玄宗是在武惠妃逝去、後庭空虛、“禦宇多年求不得”的情況下，才娶兒媳婦做妃子的。那麼武惠妃死於何時呢？史載：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她為兒子壽王的緣故，殺三庶人。依此可證武惠妃的死絕不會早於此時，她的死當在是年十二月七日。有了這個日期為限，度楊妃為女道士當在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死後，天寶四年八月十七日冊楊太真為妃以前。由是觀之，楊氏自受冊為壽王妃到入宮（至早是在開元二十六年［738］初），其間至少已逾兩載，故而楊妃與壽王當已婚矣。
既然如此，白居易在《長恨歌》中說楊妃入宮前“養在深閨人未識”，又做何解釋呢？陳寅恪通過考證得出的結論是：唐親王娶親禮中，親迎、同牢必在同一天內。楊氏冊為壽王妃在開元二十三年，被度為女道士應在開元二十八年（740），故不可能還待字閨中。白居易《長恨歌》所雲“養在深閨”，深沒壽邸一段，顯然是在為尊者諱，不足憑信。
對於《長恨歌》中“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的解釋，陳寅恪認為這是中亞西亞胡人的習慣，傳到中國有所改變。溫泉之浴，本是醫學上用來治病的。唐玄宗時，溫泉便以治病為主，兼有遊憩的作用。早在漢代宮中即有“溫室”（浴室），唐代亦有溫泉宮的建置。那麼唐玄宗臨幸溫泉的時節為何？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三首之一：“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陳寅恪認為杜牧描寫的是夏天的情景，唐時荔枝隻有廣東、四川出產，且川產不如粵產，楊妃小時候是在四川吃過荔枝的。杜牧把楊妃的奢吃荔枝的愛好與華清池賜浴連在一起，顯然錯誤。溫湯治病必在寒冷季節，玄宗臨幸當在春寒時節，而不會是在夏季。杜牧是文宗時候的人，那時溫泉全做遊覽用了，因而杜氏認為玄宗時候亦是如此，便有了玄宗夏天臨幸溫泉，楊貴妃一邊洗浴一邊吃荔枝的離奇情節。顯然，這是杜氏不知道溫泉原有的治病用途，借此可見外邊輸入的文化是有時代性的。以溫泉而言，最初，功用全在治病；其後，如唐玄宗時，治病為主，兼為遊覽；再之後，到了唐文宗時代，則全變為遊覽了。
由溫泉的變途回到白居易《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一句。陳寅恪通過對時間和空間的分析，認為同樣存在錯誤。理由是：就時間看，七月七日，自為夏天，玄宗是不會臨幸長生殿的，因為此殿就設在華清宮。就空間看，唐宮名長生殿者甚多，名同，地址不同，作用也大為不同。華清宮的長生殿，是齋殿。帝王先一日至此齋戒，清心寡欲，然後祀神。其他宮的長生殿，是臥殿，都是帝王病重才移來此處。因為這樣的緣由和條件限製，玄宗與楊貴妃不可能在長生殿談情說愛，山盟海誓，白詩之說顯然是一個誤會。造成這個誤會有兩個原因：一是自安史之亂後，皇帝不再去華清宮了；二是道教風行，尤在肅宗和德宗初年為甚。到了德宗貞元年間，與玄宗時代相隔已三四十年，人們已不知道皇帝夏日不去華清宮了，加以道教盛行，白氏乃發揮想象，通過情節的虛構與人物的再現，加入了道教成仙的文化係統，如“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等道家宇宙觀，於是便有了小說體、傳奇性的優美文學作品《長恨歌》。
在研究和準備教案的間隙，陳寅恪曾對助手黃萱說，人家研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的。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也就是說，他寫的某人某事，在曆史上是發生在何處、何年、何日，是不會相去太遠的。【55】陳氏此言，外人看來有些自負，卻也是事實，他對古典詩歌的研究，確有一個精確推導的過程，其淵源可以追溯到陳氏遊學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確性和徹底性的德國學術傳統。從他對《琵琶行》的研究講解中即可見出其深厚的學術造詣，以及運用資料以步步推理得出合理結果的卓越才能。
在現代中學生都能背誦的白居易《琵琶行》（又名《琵琶引》）中，陳寅恪利用德國學術傳統在考訂事實的基礎上一步步推演，環環相扣，深達幽微，發千年未發之覆，將一個湮沒於曆史煙塵中的故事化腐朽為神奇，令人信服地呈現於世人眼前，其效果大有白詩中“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之感。凡聽過此課者，幾皆拍案叫絕。
陳寅恪首先指出，《琵琶行》表達了詩人反對戰爭的態度，是一部反戰文學作品。詩有情節，不是小說體，是樂府體，具有紀實性質。南宋洪邁《容齋隨筆》說琵琶女並無其人，是白居易憑空想象出來的一個人物，白氏在潯陽江頭置身婦人船中，與禮法不合。對此，陳寅恪認為洪氏之說大謬。
白氏創作《琵琶行》的時代背景是唐元和十年（815），此時正值藩鎮倡亂，如淮西蔡州吳元濟之類稱兵割據，目無中央。主張對藩鎮用兵的丞相武元衡被藩鎮所派的刺客刺死，裴度也被刺傷，長安陷入混亂。朝中牛僧孺和李德裕二黨各持己見。牛黨力主罷兵，李黨則主張用兵，二黨相互鬥爭，僵持不下。時為左善大夫的白居易擁護牛黨，上奏反戰，主張罷兵，便遭李黨忌恨。事態的發展出乎牛黨與白氏的預料，在李黨的堅持下，中央於元和十二（817）年出兵平定了吳元濟等藩亂，大唐帝國一度複振。白居易在得勢的李黨擠壓下，被朝廷先是貶官江州刺史，繼而改授次一級的江州司馬。
鑒於這樣一個曆史背景，陳寅恪認為白詩《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句，表露出作者天涯淪落之感，但在詩中並不是最重要的。更深刻，也最為隱晦的感情存在於“弟走從軍阿姨死”一句中，這是詩眼，是主題，更是白氏反戰態度的流露和情感迸發的來源。其他都是次要的，非主題的。【56】根據陳寅恪的考證研究，白詩中琵琶女的弟弟從軍，一定是去打淮西蔡州的吳元濟，時間當在元和十年或十一年（816）。白居易於元和十年遭貶，二者為同一事，在同一時。
被貶官走至潯陽江頭的白居易，開始寫的是送客情景。唐時風俗，客是天亮動身，餞行送別是在頭天夜晚，故是“夜送客”。主客握別於次晨，客發而主歸。宋代洪邁《容齋隨筆》柒《琵琶行海棠詩》條說：“樂天夜登其舟與飲，了無顧忌。”又說：“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絲彈之樂，中夕方去。”洪氏之說大謬。白詩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瑟琶半遮麵。
由此可知，白詩“移船相近邀相見”之“船”，乃“主人下馬客在船”之“船”，非“去來江口守空船”之“船”。即江州司馬移其客之船，以就浮梁茶商外婦之船，而邀此長安故倡從其所乘之船出來，進入江州司馬所送客之船中。亦並非由琵琶女所乘之大船的內房出於外廳。“重開宴”是在白氏的小船上，絕非在琵琶女的大船上。否則“商人婦”這空船中，恐無此預設之盛筵也。且白樂天詩中亦未言及其何時從商婦船中出去，洪氏何故意加“中夕方去”之語？蓋其意以為白氏乃當時有名的賢者君子，既夜入商婦船中，若不中夕出去，豈非此夕徑留止於其中耶？讀此詩而做此解，未免令人可驚可笑。
當琵琶女自商船出見白氏，因白氏是上官，她得站著。然而，琵琶隻能坐著彈，故而琵琶女彈時是坐著的。不弄明白這一點，同樣難以弄懂白詩中對倡伎動作的描述。白詩中有琵琶女一段自白：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
陳寅恪由此認為：這個琵琶女是家居長安的西胡種，且是“酒家胡”種。證據是“名屬教坊第一部”。長安教坊不是玩雜耍的，而是教學管弦樂的專門場所。教坊中人都是西胡種，他們娶入的都是同種的人。唐代官伎有別，長安的善京都聲，是新聲，即從中亞西亞剛傳入不久的技藝；蘇杭一帶的歌伎不是西胡種，隻善舊聲，即隋或唐初由中亞傳入的技藝，舊聲不如新聲受歡迎。江州的官伎才貌皆不出眾，連舊聲也趕不上。因而遭到自京城來的白氏鄙視，覺得不足聽，這便是白氏說潯陽無絲竹聲的原因。而曆史發展到今天，最好的琵琶曲調《十麵埋伏》，溯其源，亦不過及於元朝。再早，已不可知了。
何以推斷琵琶女是“酒家胡”呢？這是因為唐時的長安，不是西胡種不得入教坊學新聲。琵琶女自述的蝦蟆陵下之地，正是名酒產區，這位長安故倡既住在名酒產區，複具有琵琶之絕技，當是“酒家胡”（賣酒的胡人）。又，唐代女子應酬是在十三歲。證據是杜牧《贈別》：“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裏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陳寅恪認為，白詩中的“秋娘”真有其人，她是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中進士時長安最負盛名的倡女，白氏淪落江州，感念昔日之遊，乃取於詩中。有人以為是杜牧詩裏的秋娘，是不對的。
在這個時間、地點、人物皆有著落的基礎上，陳寅恪繼續以白詩與史實印證，認為：假定琵琶女貞元十五年是十三歲，那麼，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潯陽江頭應該是三十歲了。而這個時候琵琶女的遭際是：
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白居易和琵琶女都是境遇使然，不得不離開京都長安，來到江州，因而同有淪落之感。如果沒有琵琶女其人，白氏從何而加“弟走從軍”之事？正因為有其人，有其事，白氏想到自己因反戰而遭貶謫，故更加傷感，因之為記。根據詩中主客相見情形和長安故倡所述，可推知下列事實：
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歲時，弟走從軍。不久，阿姨又死了。再過年餘，她三十歲時才嫁給一位商人。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後年齡了。過了這個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鶯鶯，貞元十六年（800）才十七歲，以後結婚也在二十歲以前。韋氏比崔鶯鶯大一歲，在貞元十八年（802）結婚時是二十歲，若再不出閣，也就難了。琵琶女到了三十歲才嫁人，真可謂“老大”了。
陳寅恪認為，白詩有兩點要特別注意。其一為“商人婦”，即商人之娶此長安故倡，特不過一尋常之外婦，其關係本在可離可合之間，以今日通行語言之，即“同居”而已。在唐代其地位介於妻、妾之間。此即唐代當時士大夫風習，極輕賤社會階級低下之女子，視其去留離合，所關至小，不足顧忌也。其二即唐代自高宗武則天以後，由文辭科舉進身之新興階級，大抵放蕩而不拘守禮法，與山東舊日士族甚異。白樂天乃新興階級之一人，其所為如此，固不足怪也。白詩中有：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
此句說明商人是個茶商。唐於安史之亂以後，失掉河北財源，為維持兩京一帶所需，經濟上要靠江淮。茶商、鹽商都要向政府領專賣券才可行商。琵琶女所嫁的商人年紀較大，應年過四十，結過婚了。他到長安領券時娶了琵琶女，那是元和十一年春天。因琵琶女已“老大”色衰，故商人所娶花費不大。商人與琵琶女的結合是有經濟打算的，在商人這邊，他“浮梁買茶去”的時候，好有人在“江口守空船”。這裏既表現了有技能的女性的末路和痛苦，也表現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一些真實情況。
陳寅恪嚐謂自己對唐詩的考證並不成熟，因而在教學與著述中多稱為“稿”，意思是未定稿，若有新材料、新見解，隨時修改增補。同時，陳氏對他的學生強調，人是資料的主人，不是奴仆，不能讓資料牽著鼻子走，要善於辨別、理解和利用資料。不是先有結論，才做研究，而是先研究才得出結論。如白詩另一首廣受老百姓歡迎的《賣炭翁》中的“說估法事”即可證明。【57】
《賣炭翁》表達了底層勞動人民在官僚與太監們欺壓下的痛苦，並道出了絲織品在當時的估價問題。全詩不長，可列如下：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麵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炭直。
從詩的最後兩句“半匹紅紗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炭直”，可以看出，當時的絲織品起有流通貨幣的作用，早期一匹設若值一千錢，後來便隻值五百錢了，價值遭貶。估，有虛估、實估之分。民間交易按市場實價，是實估，估得低；而官價為虛，是虛估，仍視已貶值的絲織品為一千錢，估得高。這樣一來，老百姓便吃了一半價格的虧。白詩中太監給予賣炭翁的官價，一定和實價距離很大。其實，受估價之苦的，不獨那位遇到太監倒了黴的賣炭老翁，當時的京官也是一樣的。白詩中的“宮使”，亦即下級太監，負采買之責。“黃衣”，未入流者，如小說中的黃衫客，其社會地位還在綠衣使者之下。此處罵的是這種低級太監。白氏《宿紫閣山北村》詩寫到“（神策軍）中尉正承恩”，則是罵的高級太監。【58】
詩中的炭當然是木炭，這是唐朝宮中冬天取暖不可缺少的稀有物品，很是值錢。老翁一牛車重千餘斤的炭，其價是很高的，隻是被太監們變相一折騰，所得與實價相差就十分大了。繚綾、紅綃皆是絲帛，通過白詩還可以看到，當時的繚綾比紅綃貴重。結合白詩《繚綾》可知，繚綾是絲織品中最為上佳的產品，絕不是一般織戶所能織的。“安史之亂”後，政府加重了剝削，表麵上數目不改，但尺寸上加大。度量衡原則上由小、輕、短變為大、重、長。如開元時四丈一匹，到了白居易時代變成四丈五尺一匹。賣炭老翁遇到的那個黃衣太監用二丈多一點的紅綃和一丈繚綾，就把老翁一車千餘斤的炭給弄走了，可見人民受剝削、壓迫之重。
按通常的情形，陳寅恪每對學生講解一段，便問對方“這樣講是否可以，聽得懂聽不懂，有何問題要問？”而每問必答，且想方設法給予合理的解釋。在一次課上，當陳寅恪講到賣炭的老翁早晨趕著牛車進得長安城，“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句時，學生劉隆凱突發奇想，認為“回車叱牛牽向北”之車本來朝北，如何又向北？其間必有變故，或為一個老翁見黃衣使者到來南逃未果的潛在情節。
於是，劉隆凱把這一疑問寫一紙條交給黃萱，心中期待黃女士在方便的時候給自己解釋幾句，但直到下課卻沒有聽到回答。劉隆凱後來回憶說：“這也是我想到了的，淺薄之見也可以不予置理。不想，有一天，陳先生在講課當中，突然換過話題，提到了我提出的問題。大出我的意料，他出語就誇獎我，一再說我肯用心思考，真令我心潮激蕩。然後，他平和地一條條說出理由，來證明我提出的想法是不必要的。”【59】陳氏列舉了三個理由：
其一，今無很好的唐長安圖，有者如徐鬆《兩京城坊考》，然亦不好，日人的《唐代之長安》亦是欠佳。
唐宮的布置大致是：大極（西內）、大明（蓬萊、東內）、興慶（南內）。
南山，即終南山，在長安城南。
唐長安之市有二：東市、西市。老翁入市，不知是哪一個市。若是東市，老翁入城以後，又不知走何街道，不知所走的是否直線。若不是直線，牛頭即非正北。隻有直線進行，車頭才是正北。所以，是否正北，今尚無法說明。
其二，回車之“回”，意是轉動，可能轉一百八十度，但又不一定就是一百八十度。如楊貴妃的“回眸”，眸，眼珠，有的本子作“頭”，不好。這是指眼珠的一轉。又如《西廂》第一本第一折：“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亦是一例，也是指眼珠的一轉，當然不可能是一百八十度。故而，若車頭不是正北，而是偏東或偏西一點，就要轉動一下，讓它朝向正北。白詩中的“回”，並不一定說原來是向南的。
其三，這次買賣，除了炭值，還有門錢、腳價錢。普通人買炭，除了給十足的炭值外，腳價錢也要出的，門錢如何則不一定。太監這種買法，除了給不足的炭值外，運炭入宮是不給腳價錢的，門錢還得要老翁出，這“叱向北”也可見出對老翁的多重剝削。太監的惡行，韓愈的《順宗實錄》多有記載。
說到跑，老翁已經夠累的了，知道跑不脫，想是不會跑的。可以作這個假定：老翁的牛車停在市南門外，不是正向北，是斜斜向北。說是假定，是因為今缺當時的長安地圖，即便有了當時的地圖，又何從知道老翁是從哪個城門進來的呢？所以，隻作一個看法提出來。【60】
陳寅恪講畢，又謙虛地說自己所做的答複也未必一定對，還可以討論。下課之後，陳氏又讓黃萱把劉隆凱單獨領進內室的書房，讓黃拿出線裝的《兩京城坊考》等書籍給劉觀看。這是陳氏前幾日經過思考後想到的，他認為這些古籍可以進一步幫助其解答疑難。對此，陳寅恪曾對黃萱說：“人家必會以為我清閑得很，怎能知道我是日日夜夜在想問題、準備教學和做研究工作的。”【61】
然而，陳寅恪對此一問題的思考並未停止。幾天後，當劉同學再次前往聽課時，陳氏又告訴說自己就“回車”問題又進一步做了思考，“牛頭可能向東”。半個月後，陳寅恪又告訴前往聽課的劉隆凱：“市，指的東市。老翁由啟夏門入的可能性最大。太監多是從大明宮來的。”【62】看著目盲病衰的老人如此執著，劉隆凱很是感動，認為老師的關懷看似對自己一人，其實是想借此來啟發年輕人，希望大家多去思考以尋求學術上的突破。“可惜整個講課此時也同時中斷了，不然，陳先生也許還會第四次提到它吧？這康樂園中耳提麵命、親切教誨的一幕，已成為後學心中一道永恒的風景。”【63】
劉隆凱可謂是老師的“後世知己”，陳寅恪深知中國學問博大精深，尚未開拓的領域實在太多，他要開風氣，提示後學一些可走的新路並加以指導如何沿著這條新路走下去，並不自以為是，一錘定音，更多的是給學生獨立思考的機會和啟迪。此點正如勞榦在總結陳寅恪教學思想和方法時所言：“他深深地知道‘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切偉大的成功都建築在許多人許多時候辛苦經營的基址上，所以他的路線很顯然的隻是為別人測量基址，指示別人去畫藍圖。”【64】隻是，政治氣候的持續惡化，終於使陳寅恪不能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了。“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的理想終成夢幻，康樂園不輟的弦歌遂成為一曲廣陵絕響。
◎ 留命任教加白眼
曆史的腳步邁入1957年，全國性“反右”運動開始。一夜之間，眾多儒生士子被打成站在共產黨與人民“對立麵”的“階級敵人”或“牛鬼蛇神”。至1958年，全國戴帽“右派”分子的數量達到了55萬餘眾。躲在中山大學校園裏整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燒身的陳寅恪也未能幸免，雖僥幸未被劃為“自絕於黨和人民”的“右派”分子，但仍劃入“中右”圈內受到監控。這個特殊待遇，據說是受到了周恩來與掌握廣東省的高官陶鑄等人的暗中關照才得到的。
1958年3月，隨著“大躍進”風潮突起，全國高校又掀起了批判“白專道路”“拔白旗”等在《辭源》裏找不到的各種名號的運動。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引來了問題，北大校內立即掀起了批馬誅馬運動。孤軍奮戰的馬寅初以“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強硬態勢與對立麵展開論戰甚至混戰，一時舉國震動，天下膽寒。
就在全國各階層、各色人等對馬寅初興師問罪之時，南北兩地的學術界高層似乎仍沒忘記隱居嶺南的陳寅恪那巨大投影的存在——盡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十分困難。自感在幾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請陳寅恪無情遭拒而大栽臉麵的郭沫若，與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範文瀾等，趁機向陳氏發難，借此展開對其圍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範文瀾公開說：“胡適，經過我們近幾年來大規模的批判，一般地說，我們史學界已經看清楚了。但還有兩種人：一種是自覺的胡適門徒，直到今天還堅持學術獨立的看法，拒絕學術為政治服務，也就是拒絕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六億人民服務；也就是拒絕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運用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上去。這種人是極少數，但是必須對他們開戰。”又說：“這裏麵也必然存在著興無滅資和興資滅無兩條路線的鬥爭。不是無滅資，就是資滅無，想妥協並存是不可能的。”【65】此時的範文瀾尚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頭對準陳寅恪。
盡管如此，遠在嶺南的中山大學領導者已嗅出了火藥噴射的味道，以楊榮國為代表的曆史係領導開始集中力量對曆史係幾員老將岑仲勉、劉節、梁方仲等展開批判。岑氏屬於罕見的學問大家，且與陳寅恪屬於同輩人物。梁方仲與劉節皆陳寅恪學生輩人物，梁早年就讀於清華西洋文學係與經濟係，後成為陶孟和領導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主要健將之一，新中國成立後轉入嶺南大學，繼而成為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而劉節原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二屆學生，是王國維與陳寅恪指導的研究生，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擔任中山大學的曆史係主任。1953年，被著名學者楊樹達斥為“學識低劣”的原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楊榮國調入中山大學曆史係。一年後，楊反客為主，取劉節之曆史係主任而代之。在批判岑、劉、梁等人的同時，楊榮國與校領導自然知道還有一個龐然大物——陳寅恪蟄伏在深宅不知內心在想些什麼，說不定在哪一天夜裏就呼嘯而出，對“革命運動”進行反撲。於是校內領導和曆史係的楊榮國等當權者，一刻也沒有忘記陳氏的存在，並將其視為係內外“白專道路”的代表，是飄浮於中山大學校園上空最大的一杆白旗。
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在《關於厚古薄今問題——答北京大學曆史係師生的一封信》中說：“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南按：此人指原清華大學教授，後得毛澤東信任的張奚若）批評共產黨的16個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加以指正，說共產黨正是這樣，正是好社會主義之大，好社會主義之功。……像毛主席的思想和詩詞就是前無古人的。我們在今天依然還要厚古薄今，那簡直是‘呆子’中的呆子！”又說：“資產階級的史學家隻偏重資料，我們對這樣的人不求全責備，隻要他有一技之長，我們可以采用他的長處，但不希望他自滿，更不能把他作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實際上我們需要超過他。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生產等方麵十五年內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麵，我們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就在資料占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這話我就當到陳寅恪的麵也可以說。‘當仁不讓於師’。陳寅恪辦得到的，我們掌握了馬列主義的人為什麼還辦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權威，我們都必須努力超過他！這正是發展的規律。”該信於6月10日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隨後又被《人民日報》轉載，全國大小知識分子為之震驚，並迅速引來了一批跟風溜須者，一個像大煉鋼鐵趕超英美一樣趕超陳寅恪的運動在教育界和學術界興起。
此時的陳寅恪蟄伏羊城“作啞羊”已有數載，聲名沉寂，自是不為外界世俗人士所知，北京大學等校青年教師與大學生根本就不知道陳寅恪是哪方神聖。1961年夏秋，當吳宓自重慶前往廣州探望陳寅恪時，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寅恪兄雙目全不能見物，在室內摸索，以杖緩步；出外由小彭攙扶而行。麵容如昔，發白甚少，惟前頂禿，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細而更覺兩端向外下垂。然寅恪兄精神極好，撮要談述十二年來近況：始知黨國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66】連嗅覺靈敏的人物都不知其下落，後起的一群年輕娃娃，又如何曉得陳氏的死活？
因為郭沫若的“雄文”發表和“趕超”的需要，一些教師與學生，才在批判會上從一些老教授嘴裏知道了陳寅恪的大名及其不可企及的巨大學術能量。想不到偏遠的嶺南卑濕之地，還蟄伏著如此威猛強悍的龐然大物，這個意外發現令小子後生們著實吃了一驚。在一派喧囂中，針對陳寅恪遊學四方，飽讀詩書，記憶力驚人的特點，有年輕的“天才”學生想出了一個在短時間內超過陳氏的辦法，即組織幾百人的閱讀團，按照陳氏研究的範圍搜集圖書雜誌閱讀，假如每人讀十本書，幾百人加起來就是幾千本，若再點燈熬油、大幹快上地奮鬥一番，完全可在幾個月內超過陳寅恪讀書的數量，如此便可輕易地趕超這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一時間，“每個學生讀幾本書，加在一起趕超陳寅恪”的口號，在全國高校甚至社會上流行起來。麵對這一離奇的時髦風尚，194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時任《大公報》記者組副主任的蕭離，感到不可思議，遂專門來到北大校園，征詢與陳寅恪友善的北大曆史係教授向達的看法。向達聽罷頗為不屑地答道：“一個人讀幾百本書和幾百人讀幾百本書大概不一樣吧。”【67】盡管不一樣，但這個趕超陳寅恪的讀書運動，還是在“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的政治氛圍中不斷升溫膨脹地鼓蕩起來。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拔白旗”運動展開，一些人突然發現，作為學術大師、文化昆侖的陳寅恪已用不著趕超了，直接作為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拔掉推倒即可。於是，拔掉陳寅恪這杆迎風飄揚的資產階級白旗運動又成為先鋒的號角。陳寅恪的一個學生輩人物，195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曆史係，時在河北天津師範學院（現並入河北師範大學）曆史係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任教的胡如雷聞風而動，很快搞出一篇針對陳氏的批判文章，謂：“陳先生既不是不問政治的史學家，沒有階級偏見，也不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放幾年來，陳先生發表的幾篇文章，還原封不動地保持了二三十年前的麵孔，我們從這些文章中嗅不出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這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持對抗態度的具體表現。”【68】胡如雷不愧為雷厲風行的行家，這是繼郭沫若、範文瀾等高層人物之後，作為低層人物向陳寅恪拉響的第一顆地雷。以專門編選研究墓誌為業，在圈內小有名氣的陳柏泉，盡管對陳寅恪“關隴集團”學說與魏晉南北朝研究並不在行，但為表現個人之勇和搶風潮之先，不甘落後地找來陳氏幾篇論文一通亂翻，而後尋章摘句，“對號入座”式地口誅筆伐起來，說道：“翻閱解放後陳先生的全部文章，其中絲毫也找不出馬列主義理論的運用，這在解放多年來的中國史壇上說來，不能不是一個空前的怪事。”【69】對於陳柏泉來說，他眼中的“怪事”可謂不錯。當年陳寅恪冒著炮火乘國民黨政府派出的飛機離開北平的時候，曾有“眾生顛倒誠何說”之慨，如今麵對這位已經“顛倒”的叫作陳柏泉的五百年前的本家，病臥嶺南“作啞羊”的陳寅恪又該說些什麼呢？
中山大學校園內，早已掛滿了號稱二十萬張大字報，以與新興的“拔白旗”運動相呼應，討伐校內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在學術界處於“領頭羊”地位的陳寅恪，盡管已是綁倒的“啞羊”，仍逃不脫被批判討伐的命運。大字報由最初的“徹底批判”，漸漸演變成“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威”“烈火燒朽骨，神醫割毒瘤”【70】等殺氣飛揚的鋒鏑。部分師生借機興風作浪，欲將陳寅恪徹底一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一批曾聽過陳寅恪課或沒有聽過陳氏課業的中大曆史係學生和部分青年教師，開始向這位昔日的導師、今日的“階級異己分子”發難，渴望能夠有幸落入“尊敬的郭老”法眼，實現青雲直上、一飛衝天的美夢。
在這個輝煌大夢中，中山大學的“革命先行者”，借助全國報刊的強大輿論威力，抓住陳寅恪的命門重拳出擊。如中大學生李春棠、林順曾、方早成輩公開放言道：“郭老答北大曆史係師生的一封信裏，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以前我們站在陳老先生麵前，認為其詩書博通，由而發生出自卑感。這是錯誤的。……陳寅恪教授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他在‘元白詩證史’這一門課程所宣揚的完全是資產階級的一套。”又說：陳本人從來不學習馬列主義，也不相信馬列思想，而是以資產階級厚古薄今的治學態度，對封建階級的史書古籍做了一些煩瑣考證。他對一些瑣鄙不堪的小事體和舊社會的達官貴人、王妃妓女特別感興趣，如楊貴妃身體是胖是瘦，體重幾何，入宮以前是不是處女，與壽王是否同房，何時度為道士，等等。他還特別考證出“楊貴妃和安祿山之間究竟發生過關係沒有，以及皇帝穿的龍袍是刺著五個爪的龍，大臣穿的蟒袍是刺著四個爪的龍等”。他還厚古薄今地講一些陳詞濫調，搞一些無聊的考證，如講《鶯鶯傳》時，鶯鶯是“如何把淡妝短眉變為濃妝細眉”；講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時，居然考證出了那個在船頭猶抱琵琶半遮麵的商人婦，祖籍何處，什麼人種，什麼年月、什麼歲數入的妓院，在長安屬第幾流妓女，何時退居二線，何時嫁與做何生意的商人，屬於二房還是三房，是婦人還是妾身，等等。【71】
盡管此前已有史學界人士沒有點名地指斥“目前尚有人在研究楊貴妃入宮前是否處女”【72】，但流傳隻限於史學界小圈子範圍。李氏等人這個大字號響雷的引爆，使世人皆知陳寅恪不但不學習馬列，還躲進小樓成一統，偷偷地在地下研究楊貴妃的“處女”問題。一時間，揶揄、譏諷、謾罵，伴隨著“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威”等喊打之聲甚囂塵上，陳寅恪陷於欲“作啞羊”而不能的艱危境地。
尤令陳氏感到憤怒和痛心的，是金應熙的“反水”與“背叛師門”事件。金是陳寅恪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於香港大學教過的高才生。當年金應熙在港大讀書時，顯示了超卓脫拔的青春才華，頗得許地山和陳寅恪賞識，認為是世之罕見的可造之才，遂不遺餘力栽培扶植。金氏畢業後先在澳門過了幾年撰稿賣文的生活，而後輾轉來到嶺南大學曆史係任講師，再後來成了陳寅恪的同事。1957年“反右”前，金應熙已“入黨提幹”，成為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副主任（南按：主任是後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風雲一時的楊榮國），且是備受校黨委重視和準備重用的提拔對象。盡管如此，金對陳寅恪這位“老盲叟”仍畢恭畢敬，以恩師待之。當“反右”運動開始後，金應熙忽然變得熱情高漲起來，直到1958年聽到上頭和“尊敬的郭老”放出批陳的風聲，正在北京出差的金應熙立即打道回府，悍然帶頭在中山大學校園內外張貼大字報，指斥陳寅恪的史學方法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並認為這種思想是一種“反動”。與此同時，金應熙憑借以前掌握的陳氏家族與陳氏個人的大量材料撰寫文章，在廣東省委的理論刊物《理論與實踐》上公開發表，除追溯陳寅恪封建地主階級的家世，謂陳是在中國封建文化傳統中培養起來的封建遺少，還引用陳詩上綱上線地說道：“……陳先生既然把社會主義思想錯誤地看成東歐的思想，他就在暗中憂慮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會‘用夷變夏’引致中國文化（實則是中國封建文化）的滅亡。所以他在解放後寄北京友人的詩中說：‘名園北監仍多士，老父東城剩獨憂！’這種思想，也就是陳先生在解放以來所以對馬克思主義采取深閉固拒態度的思想基礎。我們不能不指出，這種思想在今天，是比較張之洞寫‘勸學篇’的時候更為反動的。”【73】同篇還指斥陳寅恪1933年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一段文字，無視其中閃爍著人性光輝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真知灼見。
金應熙“拳打老頑固”與“烈火燒朽骨”的出色表現，引起中山大學校黨委高度重視和嘉許的同時，也引起了陳寅恪家人的注意。據說：“在康樂園大字報的狂潮中，唐筼發現有金應熙很特別的大字報，便將它抄錄下來，回家哭著念給陳寅恪聽。陳寅恪聽完後勃然大怒，說‘永遠不讓金應熙進家門’。”【74】
陳寅恪的震怒通過不同的渠道傳入金應熙的耳中，金氏並未放在心上，隻是覺得這個老頑固確實是太頑固了，非得用烈火把他的朽骨燒一燒不可，否則他不老實。但是，情況很快又有了變化。根據上麵的大政方針，整陳寅恪隻是運動的前奏或稱序曲，隻可采取敲山震虎或貓玩老鼠的方式加以整治，在高潮大幕尚未拉開之前，不能一棒子敲死，更不能用烈火燒骨揚灰。中大師生在對待陳寅恪問題上，要做到敲而不死，死而不僵，留一個活標本為即將到來的更加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服務。作為黨員兼曆史係副主任的金應熙得到消息，感到自己的做法有些過火，與上麵的大政方針不太相符，遂采取亡羊補牢之策，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悄然潛入陳宅表示“負荊請罪”，並跪地求饒，但終未獲陳氏原諒。據說陳寅恪端坐在矮腳藤椅上，看著麵前一個模糊的人形黑影在地上翻來倒去，左右搖擺，嘴裏不時發出嗚嗚嘎嘎的聲音，如泣如訴。待人形黑影表演完畢，陳寅恪在唐筼的攙扶下起身離座，淡淡地撂下一句話：“你走吧，免我誤人子弟！”【75】自此，在眾人眼中原本可繼承陳寅恪衣缽與道統的金應熙，因“走火入魔”被逐出師門，在政治風波裏開始了浮沉翻滾、頗具悲劇色彩的另類人生。
對於這段回蕩在康樂園幾十年消弭不盡的“陳門恩怨”，陳氏晚年的另一位學生蔡鴻生評價說：“在新中國的辭典裏，‘反動’二字的分量沉甸甸，隨意動用是難辭其咎的。有人說‘金罵過陳反動’，我百思不得其解，現在總算明白，原來是在此處走火入魔。”【76】
麵對腳後跟兒朝前，以手支地，斜溜著身子走路，身心俱已顛倒的眾生發動的南北夾擊、圍攻、謾罵與威脅，陳寅恪悲憤交加又無處傾訴，隻能以陳端生《再生緣》中“搔首呼天欲問天，問天天道可能還”，期盼“天道能還”，【77】並寫下了“玉溪滿貯傷春淚，未肯明流且暗吞”【78】的詩句以示心境。
1958年7月，陳寅恪以“辱不能忍”的決絕態度，毅然致書中大校長，提出兩點要求：
一、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
二、馬上辦理退休手續，搬出學校校園，以不見為淨，不聞為安，自躲一處著書立說，以不見不聞了卻殘生。
經過交涉，搬家未能如願，仍住中大校園東南區康樂園一號樓，但不再開課。自此，陳寅恪與持續了三十二年傳道、授業、解惑的講台生涯告別，而自開設新課之後講了大半部的《元白詩證史》就此中輟。
關於康樂園弦歌不繼的經過，陳的學生劉隆凱有這樣一段回憶：“《元白詩證史》的中斷乃是一種共有的不幸。它具體中斷的時間，應當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夏天。我查看了筆記，恰好在記錄《黑潭龍》的內容時，我附記了一個時間：六月二十九日。而此後的《天可度》隻剛剛開了個頭，整個的講授就中斷了。查看內容，它們顯然是屬於同一節課。因此，我可以確切判定：《元白詩證史》的講課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二十九日畫上了句號，這同時也是給陳先生的授課生涯畫上了句號。”又說：“我畢業離校後，聽說校園又回複了平靜，係裏師生一再敦請陳先生繼續開課，但他始終未加首肯。此後，他住所的長走廊上，不再出現弦歌不輟的景象。親聆過先生最後一課的我們，真正感受到的，是自身的幸運，還是學術的不幸呢？”【79】
劉隆凱所說的陳寅恪停講和學校敦請其複出一事，據親與其事的黃萱回憶道：“陳先生受批判，說是‘拔白旗’。他遂不再教課，專力著作。我曾勸他複課。他說：‘是他們不要我的東西，不是我不教的。’這是多麼傷心的話啊！”【80】自此，陳寅恪的身影於中山大學師生的視線內淡出，同時在整個中國大陸史壇上隱去。歸隱後的陳寅恪用盡殘年最後力氣，專注於《論再生緣》的修訂與對明末名妓柳如是的研究與撰著，為他的名山大業開啟了生命中最後一道燦爛的風景。
◎ 著書唯剩頌紅妝
早在1953年，陳寅恪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代的學生、時任上海複旦大學教授蔣天樞，給陳氏寄來一部長篇彈詞《再生緣》。此書乃清乾隆年間浙江錢塘才女陳端生所著之長篇彈詞小說，所敘內容為元成宗時尚書之女孟麗君與都督之子皇甫少華的悲歡離合的故事，其中青年女子孟麗君喬扮男裝，一波三折中狀元做宰相，最後在各種陰謀與陽謀的合力夾擊下左衝右突，但總是難以突出男性社會的桎梏與圈套。但陳端生隻寫到十七卷，未完成全稿即殞命，後由另一才女梁楚生與其夫許宗彥續作三卷終結，故後世流傳的本子共二十卷。
此類彈詞小說，是興行於中國南方的講唱文學，其淵源係由唐代變文、宋代話本、元代雜劇、明代小說諸種文體彙合演變而來，其中散文敘述較少，韻文皆為七言，有類長詩中的排律。因文字通俗，一向不登大雅之堂，文人學者對此類獨彈詞七字唱之體頗為鄙視。這一好惡在陳寅恪青少年時期同樣有所體現，陳氏說：“寅恪少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獨彈詞七字唱之體則略知其內容大意後，輒棄去不複觀覽，蓋厭惡其繁複冗長也。”但自“中歲以後，研治元白長慶體詩，窮其流變，廣涉唐五代俗講之文，於彈詞七字唱之體，益複有所心會”。以至到了衰年病目之日，“偶至《再生緣》一書，深有感於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證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養，無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興窈窕之哀思，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雲爾”。【81】此為陳寅恪在孤獨的生命之旅，接觸和決心考證《再生緣》的心曲。
自1953年9月，病弱目盲的陳寅恪在授課之餘，正式開始《論再生緣》的研究與創作。其過程是先由黃萱誦讀，陳氏逐句逐段琢磨思考，每需查找資料，便由黃萱連同陳寅恪的弟子們相助，而後在辨別材料真偽的基礎上構思成文，口述於助手黃萱。對於這段經曆，黃萱回憶說：“他的文章取材廣闊，每篇都是經過一絲不苟地考慮、縝密精心地結構才口授給我筆錄的。雖然這樣鄭重其事，還要屢經修改、補充。”【82】如此循序漸進，一部六萬多字的書稿花半年時間撰寫完成。
陳寅恪的《論再生緣》，內容主要涉及以下三點：一、考證著者陳端生及續者梁楚生兩位才女的身世、家庭背景、環境及作（續）《再生緣》的年代地點；二、論述《再生緣》的內容思想和藝術價值；三、陳氏本人對《再生緣》的感想。
陳寅恪認為，要了解一部名著或一篇名作的思想藝術，最重要的是先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所處時代環境。古代的詩詞歌賦如是，小說更是如此。中國的許多小說因為過去被士大夫階層輕視，作者大都不傳或生平無可考。如《水滸》這一部在民間廣為流傳的小說，其作者到底是羅貫中還是施耐庵，無從確切地知道（南按：考證者多認為是施耐庵，胡適弟子羅爾綱考證是羅貫中，又有人考證為施耐庵、羅貫中合著）。又如《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在胡適的考證結果發表之前，無人知道曹氏的家世和身份，因而就出現了言人人殊、牽強附會的臆說。假如沒有明末文人學者如徐文長、袁中郎、李卓吾、鍾伯敬、金聖歎等人，自中國古典文學寶庫中注意、認識、開掘、評點和推廣，像《水滸》《三國演義》《西廂記》等文學戲曲的珍珠美玉，縱然已在民間廣泛流傳，亦不會在知識分子中得到應有的地位和評價。同樣，像《紅樓夢》《西遊記》《儒林外史》等優秀小說，如不經新文學運動時期胡適等人的考證和提倡，亦不會選入學校課本作為中國語文的典範加以普及推廣，並作為中華民族文學的瑰寶深入人心。或許正因為這樣的緣由，當蔡元培去世、中央研究院評議員在重慶選舉院長時，陳寅恪才竭力推薦胡適繼任，並提出了“胡適之對於中國的幾部小說的研究和考證的文章，在國外學術界是很有影響”的理由。而如今，陳寅恪欲對《再生緣》進行考證，正是不甘於這部優秀的通俗文學作品被知識界所忽視，令其藝術價值長期湮沒。他要發前人未發之覆，從曆史的嵐煙霧海中把《再生緣》打撈出來，還其真實麵目，令民族文化瑰寶放出應有的光彩。
當然，陳寅恪對《再生緣》之論，絕不是專做考證家的文章，為考證而考證。他在考證的同時，貫穿著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是現代學者對曆史往事的追述，更是對當世環境和民族文化興廢的感痛與哀歎。【83】對於《再生緣》的價值，陳氏做了這樣的評價：“年來讀史，於知人論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緣》之書，與陳端生個人身世之可考見者相參會，鉤索乾隆朝史事之沉隱，玩味《再生緣》文詞之優美，然後恍然知《再生緣》實彈詞體中空前之作，而陳端生亦當日無數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84】
所謂“思想最超越”，即陳端生對世俗命運的抗爭，特別是一個弱女子以自尊和強悍的作風，窮盡心力擺脫男權社會強加於自己身上的桎梏。然“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後百餘年間，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85】。這些非議中夾雜了聲嘶力竭的指斥與詛罵：如“習成驕傲淩夫子，目無姑舅亂胡行”，“竟將那，劬勞天性一時捐。閱當金殿辭朝際，辱父欺君太覺偏”等。【86】對著中人物不見容時代的悲愴命運，陳寅恪以傷感的語調發出了哀惋的慨歎：“噫!中國當日智識界之女性，大別之，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專職中饋酒食之管家主婆。第二類為忙於往來酬酢之交際花。至於第三類，則為端生心中之孟麗君，即其本身之寫照，亦即杜少陵所謂‘世人皆欲殺’者。前此二類滔滔皆是，而第三類恐止端生一人或極少數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湮沒，又何足異哉!又何足異哉!”【87】
此處明白地指出，自由及自尊之思想，不能為世所容。《再生緣》中的主角孟麗君就是作者陳端生本人的寫照。而陳端生的遭際又何嚐不是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自身的投影？字裏行間顯示著陳氏為時代和時人所不容的內心苦痛。撫今追昔，不免悵然，陳寅恪為此發出了足以警世的憤慨之語：
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駢儷之文遂亦無敵於數千年之間矣。……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舉此一例，可概其餘。此易見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謂愚不可及矣。【88】
陳氏強調自由思想的重要乃普世真理，有自由之思想，才能有優美的文學和真正的學術，而世人竟不知，或竟完全拋棄，自是愚不可及。陳寅恪道出這個已被曆史檢驗的事實，顯然有借古諷今的意味。表麵上考證一部古代彈詞，實在是陳寅恪向世人泣訴自己的遭遇和知識分子的命運。而更令陳寅恪感慨萬千的是，隨著曆史的演進，世道人心已隨社會環境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民族文化中優秀的懿德敦敏傳統已不複存在。當《再生緣》書中講到端生的妹妹長生不忘懷端生一段時，陳氏更是悲從中來，謂：“觀其於織素圖感傷眷戀，不忘懷端生者如此，可謂非以勢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嗚呼！常人在憂患顛沛之中，往往四海無依，六親不認，而繪影閣主人於茫茫天壤間，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歟？”【89】陳端生本身既無犯罪受過，雖在憂患之中，六親何至不認？這分明是陳寅恪為自己的遭遇傷懷感歎，心中迸發出的憤懣不平之音。
陳端生隻用三年時間便寫就《再生緣》十六卷，遂以母病劇輟寫，時為乾隆三十五年（1770），端生年僅二十歲。十二年後方始續寫第十七卷，而這一卷竟因其身心及環境變遷費了十一個月光陰，且卒非全璧，遺憾無窮。對此，陳寅恪深為感慨，說道：
今觀第壹柒卷之文字，其風趣不減於前此之十六卷，而淒涼感慨，反似過之。則非“江淹才盡”，乃是“庾信文章老更成”，抑又可知也。
陳寅恪自注曰：
庾信哀江南賦雲：“天道周星，物極不反。”蓋子山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人事亦當如之。今既不然，可悲甚矣。端生雲：“悠悠十二年來事，盡在明堂一醉間。”又雲：“歲次甲辰春二月，芸窗重寫再生緣。”自再生緣十六卷寫完，至第壹柒卷續寫，其間已曆十二年之久，天道如此，人事宜然。此端生之所以於第壹柒卷之首，開宗明義即雲：“搔首呼天欲問天。問天天道可能還。”古典今情合為一語，其才思之超越固不可及，而平日於子山之文，深有解會，即此可見。寅恪讀再生緣，自謂頗能識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虛詞讚美也。【90】
端生的丈夫被罪發往新疆伊犁，未被釋回，因有端生如此之慨。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人事為何不能複返？庾信（字子山）家國之感，端生身世之悲，誠然如此。陳寅恪謂端生“古典今情合為一語”，除了夫子自道其心情，還向世人暗示自己之考證《再生緣》，並非江郎才盡，而是才思不絕，風骨不減，寅恪“文章老更成”。在文章的末尾，陳寅恪自歎道：“所至感者，則衰病流離，撰文授學，身雖同於趙莊負鼓之盲翁，事則等於廣州彈弦之瞽女。榮啟期之樂未解其何樂，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91】偶聽讀再生緣，深感陳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並賦兩詩，附於篇末，後之覽者當亦有感於斯歟？”詩曰：
一
地變天荒總未知，獨聽鳳紙寫相思。
高樓秋夜燈前淚，異代春閨夢裏詞。
絕世才華偏命薄，戍邊離恨更歸遲。
文章我自甘淪落，不覓封侯但覓詩。
二
一卷悲吟墨尚新，當時恩怨久成塵。
上清自惜傷淪謫，下裏何人喻苦辛。
彤管聲名終寂寂，青丘金鼓又振振。
《再生緣》間敘爭戰事。
論詩我亦彈詞體，
寅恪昔年撰王觀堂先生挽詞，述清代光宣以來事，論者比之於七字唱也。
悵望千秋淚濕巾。【92】
“文章我自甘淪落，不覓封侯但覓詩。”這是陳寅恪對全篇的總結，也是他晚年心境和誌趣、風骨的映射。
1954年2月末，《論再生緣》幾經修改終於定稿，中國文化史上又一座裏程碑式的篇章就此奠定。過去的歲月，無論是在清華園還是顛沛流離於西南之地，陳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請自己的夫人題寫封麵。《論再生緣》完成了，封麵依然由唐筼題寫。隻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這部閃耀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靈光的稀世珍品，當局不予正式出版，陳寅恪隻能自己出資請人用蠟版刻印若幹冊，分送友人，以示誌念。
就在陳寅恪於嶺南閉門寫作《論再生緣》之時，產生了一個插曲，即遠在北京的郭沫若仍然對他“惦念不忘”，並於1954年初有親筆信致送。此前曾赴穗拜謁陳寅恪並留居陳家十餘日的原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時在上海複旦大學中文係任教的蔣天樞在後來編輯出版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癸巳 一九五三年”條，做了如下記載：
“在廣州時，已聞師言，有人促返北京。【93】
“陰曆一月，北京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有書來，先生複書如下：
沫若先生左右：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當勉副。寅恪現仍從事於史學之研究及著述，將來如有需要及稍獲成績，應即隨時函告並求教正也。專此奉複敬頌著祺。
陳寅恪敬啟
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三日
“按：此信據師母手寫底稿。以複信時間計，疑與明年春迎先生去京事有關。惜未郭原信，無由推知其詳。”
全信連同款署年，隻有八十八個字，約相當於後世一條微博長度的三分之二。郭沫若“尊意殷拳”的手書篇幅與字數已不可知，但從陳寅恪信中明顯帶有敷衍的語氣看，似不會太長，而就事實上二人身份、地位、交情以及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推斷，亦不可能太長。除了例行的客套，應是點到為止。陳寅恪回信亦是如此，惜墨如金的八十八個字不但未回應“促返北京”的好意，且就自己全力以赴撰寫的《論再生緣》一事，亦未透露半點兒風聲，這一態度再次顯示了陳寅恪避居嶺南，潛心學術以度晚年的決絕心境。
此後，時年六十五歲的陳寅恪又強撐病體，開始撰寫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大作《錢柳因緣詩釋證稿》，也就是後來轟動海內外的皇皇大著《柳如是別傳》。
對於撰寫這部大著的緣起，陳寅恪曾提及少年時在南昌居住期間，一日偶隨父親散原老人夜逛書肆，購得尚有錢牧齋（謙益）序文之《吳梅村集》，讀之竟至入迷，經年不忘。後來陳氏對文學興趣大增，並致力於錢謙益與柳如是因緣關係研究。許多年後，陳寅恪於抗戰逃死之際，在昆明偶得常熟白茆港錢氏故園中紅豆一粒，再次勾起了對往事的回憶。倏忽二十年過去，漸入老境的陳寅恪在肉體與精神陷入無限痛楚之中時，藏置篋笥的一枚紅豆，觸及了蟄伏於心中的相思之淚與追述之門。由錢柳因緣繼之想到了明末清初寧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柳氏的光芒灼亮了陳氏的心胸，柳如是成了陳寅恪精神的寄托和心靈的慰藉，躁動於心中的情感岩漿由此狂泄而出，洋洋八十餘萬言的皇皇大著就此開篇。【94】
由一粒紅豆而想到錢謙益，由錢柳因緣想到柳如是，最後的筆墨與情感著重放在了世俗眼中煙花女子柳如是身上。對於這一演變，陳寅恪有自己的解釋：“牧齋事跡具載明清兩朝國史及私家著述，固有缺誤，然尚多可考。至於河東君本末則不僅散在明清間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違礙書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見。即諸家詩文筆記之有關河東君，而不在禁毀書籍之內者，亦大抵簡略錯誤，抄襲雷同。縱使出於同時作者，亦多有意諱飾詆誣，更加以後代人無知之虛妄揣測，故世所傳河東君之事跡，多非真實，殊有待發之覆。今撰此書，專考證河東君之本末，而取牧齋事跡之有關者附之，以免喧賓奪主之嫌。”【95】
《柳如是別傳》堪稱陳寅恪晚年學術生涯中“發覆”的“典範”之作。如陳氏所言，對於“才學智俠”俱全的柳如是這樣一位民間的奇女子，其身世之所以不彰，正是因為“當時迂腐者”和“後世輕薄者”的諱飾詆誣與虛妄揣測，導致人事全非，聲名湮沒。【96】因此，陳寅恪發出了“明清痛史新兼舊，好事何人共討論”的感歎，立誌“推尋衰柳枯蘭意，刻畫殘山剩水情”。【97】陳氏對著述結構和內容如此安排，除了柳如是本身有“待發之覆”的材料之多，以及陳氏對柳氏“情有獨鍾”，認為是可以與自己在心靈深處對話交流之人外，還有為錢柳二人翻案的意圖。
在以往曆史敘述的語境中，柳如是不過是明末清初一個倚門賣笑的煙花女子，錢牧齋更是卑鄙無恥的下流人物。1931年5月，傅斯年在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封麵上題了如下的幾句話：“此老行事奇醜，斯文之恥辱，人倫之敗類也。然卅載風流，數朝掌故，其書固不可刪，存之益彰其醜焉。”【98】從傅氏尖刻的言辭中，可見知識分子階層對錢氏的普遍態度。陳寅恪在對錢柳著述“發覆”之後，肯定了柳如是乃一位具有民族大義，有氣節、有主見的忠烈才女。而柳如是被厚誣、封殺、訛傳、扭曲的生命形態，十分類似於現代中國翻天覆地的曆史進程中，中國文化自身的曆史與命運。因而陳氏的發覆祛疑之功，透過為錢柳二人辯誣洗冤的表層，暗含為中國文化在現代的曆史命運清洗煩冤、發覆祛疑的深意。隻是限於當時的環境，陳寅恪不得不隱晦地表明錢氏同樣是一個“反清複明”運動的中堅人物，而把主角和表彰的光亮更多地移於柳如是身上。【99】
從《柳如是別傳》這部傳記大作中不難看到，陳寅恪把西方學術手法運用於研究之中的同時，特別注重首倡於清初顧炎武，而為後世樸學家奉若圭臬的“實事求是”精神。凡立一言，必不拘煩瑣地進行大量考證，甚至逐字逐句地排比考辨，而後歸納分析，得出結論。因為陳氏對西方學術研究方法的掌握和運用，比之於清代的傳統樸學更高一籌，也更具創新性和突破性。此種長處從兩個方麵可以明顯地看出：一是以詩證史，突破了傳統訓詁學沉溺於文字音韻的陋習；二是將具體的人與事的“發覆”，以宏觀的文化視野放在曆史長河的大背景下縱橫考察對比，借此洞悉“大曆史”下人物活動與思想情感變化的幽微，而後從不易察覺或容易被人忽略的情感與事件中，反觀在曆史進程中所起的積極或消極的作用。在錢柳二人身上，陳寅恪麵對的是“衰柳枯蘭”“殘山剩水”，借此生發出一股惜舊懷春的傷逝之情，但這隻是漂蕩於微波之上的浮萍，在浮萍掩映下，湧動著浩瀚壯闊的急流，隻有細讀陳氏全文並加以思考探究，方知作者立意深焉。
雖然，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缺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戶亡秦之誌，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