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遺恨塞乾坤
◎ 汪篯、向達之死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彙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戰鬥檄文，竟成為引燃“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時許，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等七人，在校園大飯廳東牆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指責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彭佩雲等三人對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1】 6月1日，毛澤東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等人書寫的這張“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司馬洪濤《評翦伯讚的〈中國史綱要〉》長篇文章，矛頭直刺北京大學黨委和時任北大副校長兼曆史係主任的翦伯讚。文章指斥道：“翦伯讚對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極端仇視。一九五八年以來，在一些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革命的史學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組織起來，編寫教材，重新改寫曆史。在這個過程中，翦伯讚發表了《學習司馬光編寫〈通鑒〉的精神》一文（《人民日報》，1961年6月18日)，借司馬光的幽靈，大肆攻擊史學革命，誣蔑黨領導下的集體編書是‘浮躁急迫’，是‘突擊的方法’。他提出一條反黨的組織路線，鼓吹‘要搞好集體編寫曆史的工作’，每一部書都‘要有一個司馬光’，也就是說，要有一個像司馬光那樣既是政治上的‘反對派’，又是所謂‘專家’的人來作‘主編’，自行邀請‘具有專門研究而又是誌同道合的朋友’合作才成。”又說：“為了貫徹他的反動史學理論，翦伯讚以司馬光自命，邀請了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兼所謂‘學者’，著手編寫《中國史綱要》。”【2】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火藥味嗆人的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內中引用了毛澤東語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而“地、富、反、壞、右，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三家村’之流的黑幫，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史學界裏的反共知識分子，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同日下午4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緊急插播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的消息：“新市委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同誌兼任第一書記，吳德同誌任第二書記。”“決定撤銷陸平、彭佩雲的一切職務，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出了工作組，到該校領導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並代行黨委職權。”【3】
隨之而來的是全國高校及中學陸續停課，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各種名號的紅衛兵組織迅速興起。北京大學的陸平、彭佩雲被革職查辦，號稱馬列主義史學“五大家”之一的翦伯讚被打翻在地。曆史係教授汪篯在院係調整後，一度跟隨翦伯讚與吳晗等，既是翦伯讚主持編寫《中國史綱要》時所邀請的頭號“誌同道合的朋友”，又是所謂“三家村”之流的“黑幫”吳晗主持編寫“中國曆史常識”小叢書所邀請的主要撰稿人（南按：本叢書共八冊，1963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陸續出版)。由於汪篯與吳晗、翦伯讚二位大腕結成了一種學術同盟，當“文化大革命”風暴到來，吳晗與翦伯讚即將走進地獄之時，汪篯其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汪篯與翦吳二人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在得以榮幸地參與編寫《中國史綱要》和“中國曆史常識”小叢書的同時，繼續於北大曆史係主講中國古代史專業的隋唐史，且把陳寅恪所著《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列為研究生的必讀之書，並要求寫出讀書報告，借此可見一介書生汪氏對自己的恩師仍是一往情深，學術觀點也還有所保留。——或許陳寅恪的學術成果太龐大堅實了，已容不得汪氏不加以關注也未可知。但無論如何，此時已用馬列主義思想武裝了頭腦的汪篯，繼續在課堂上講授陳氏學說確是不爭的事實。據當時在北大曆史係讀書的學生胡戟回憶說：“業師汪篯先生（1916—1966）早年是陳寅恪先生的門生，因為曾常年住在先生家中，所以是名副其實的入室弟子，又曾協助先生完成於1950年出版的《元白詩箋證稿》，所以先生在此書末的作者附記裏提到：‘此稿得以寫成實賴汪篯王永興程曦三君之助。’後來有的書說到1947年在清華修改該書書稿時，隻提‘時助先生工作者為研究生陳慶華、王永興等’，甚至還提了一句‘原燕大畢業生程曦時亦在北平’。惟獨汪篯先生的名字不見了，這自然是與那‘逐出師門’有關。”【4】
胡戟所說的“後來有的書”，顯指蔣天樞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蔣著除了1947年條下沒提汪篯的名字，在著中編年“庚寅 一九五○年 先生六十一歲”條下說道：“仍任教廣州嶺南大學。助教程曦。將前所著有關元白詩各篇，整理為《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初冬，由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室作為該室叢書之一，印成直行線裝本。後來又經助教黃萱協助修改，乃交上海中華書局改為直行平裝普及本。”【5】也就是說，在蔣著中，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與汪篯沒有一點兒關係。此點是否與“逐出師門”有關，或別有隱情，尚有待考證。但據胡戟說，他拜在汪篯門下讀研究生時，“汪先生也談到了1953年的那件事，說他是自告奮勇主動要去的，自以為有把握把先生請來北京，結果是苦笑著說沒想到碰了壁。不過沒有對我講‘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的那句話。……對十五年的恩師下的逐客令，他甚至沒有能力感受到痛苦。其實先生（南按：指陳寅恪)用嚴厲到不近人情的態度給上的這最後一課，實出自對這往日的學生的一片愛心，擊這一猛掌是要汪篯回到與政治無涉，做一個純粹的學術人的路上來。天真的汪先生還是不懂。於是，在1959年和所有‘為民鼓與呼’的黨員幹部一起被扣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6】
事實上，自“反右”鬥爭興起，特別是郭沫若於1958年公開點名指斥陳寅恪之後，作為陳門弟子的汪篯在北大的地位隨之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來自同一陣營“革命戰友”的批判和圍攻。麵對由“紅”變“黑”、突如其來的巨變奇劫，不諳世事的汪篯如同挨了一記悶棍，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大病一場，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差點倏忽中登了鬼錄。待起死回生之後，汪篯麵對前來探望的學生胡戟指著一張貼在證件上的照片讓其辨認。據胡氏回憶說：“那是個大胖子，我認不出來，於是告訴我就是他。我隻是感到難以置信。汪先生告訴我，經過1959年的批判，他從一個體重一百五六十斤的大胖子變成現在這樣一身病。看他當時瘦得弱不禁風的樣子，我猜大概不夠一百斤了。一次運動掉五六十斤肉（陸鍵東的書中說二十多斤是不確的），使我好像明白了一點什麼叫政治。最後汪先生以自殺結束了自己年僅五十歲的生命。”【7】
於“反右”運動之後從閻王爺掌控的陰曹地府門口重新返回陽間的汪篯，大病初愈後又重新登台講授他的隋唐史課業，並鼓起勇氣，以孱弱之身投入到當時興行的“勤工儉學、開門辦學”等等名堂甚多的教育革命中。當吳晗與翦伯讚被當局發出的鋒鏑射中之後，北京大學曆史係部分經受“文化大革命”戰鬥風潮洗禮的師生，又彎弓搭箭對準了汪篯這隻幾乎被拔光了毛的落地鳳凰。紅衛兵特意在汪宅的房門上貼上了“封條狀”的大字報，以示警告。翌日，當造反的“革命闖將”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在地上飄搖。關於這一變故有兩種說法：一說大字報是被風自然吹掉的；另一種說法是汪要出入房門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報撕扯下來。憤怒的“闖將”見狀，開始指責汪出於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搗亂，事情很快被告發到中央“文化大革命”駐北大工作組。工作組主事者立即把汪氏找來，命令他當麵向“闖將”們認錯並回去把大字報貼好複原，而後等待研究後的懲罰措施。汪篯心中不服，但又不敢也無力抵抗，隻得在“闖將”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革命者”對自己這位“黨內專家”的羞辱，突如其來的“文化革命”徹底摧毀了他往日的理想與信念。或如他的學生胡戟所言：“汪先生太熟悉陳寅恪先生給王國維先生寫的哀悼文字了……當‘文化大革命’徹底摧毀了他心目中美好的新學術新文化之夢時，自命為那虛幻的新文化的托命之人，也便沒有容身之地了。”【8】於是，在“義無再辱”的心靈呼喚中選擇了死亡，以示抗爭。
就在當天夜裏，汪篯壓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終於爆發，且如銀瓶乍破不能自製，遂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未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氏痛苦不已，開始在家中號叫並且以頭撞擊牆壁。鄰居於漆黑的夜幕中聽到隔壁突然傳出如此淒慘可怕的聲音，於惶恐中急忙招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顯然去意已決，早已反鎖了家門，外人無法進入。當眾人強行將門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僅五十一歲。這正是王國維當年在昆明湖以身相殉的年齡。
汪氏一死，成為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中首例殉難者。對於他的死，後世評說不一。有人說他性格脆弱經不起打擊，有人謂汪氏此前已對生活失去信心早有死誌雲雲。但他的學生胡戟卻做了這樣的評價：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刻，才對陳寅恪的教導大徹大悟，並以“軟弱的堅強，表明他沒有遺忘師教，便把最後的生命奉獻給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祭壇上去了”。【9】胡氏之說略有牽強，但細加深思，亦有一些道理。
在“文化大革命”狂潮波滾浪湧、風雷激蕩中，像汪篯這樣的教授之死，隻能被視為“自絕於人民”。繼汪篯之死五個月後，與汪同在曆史係任教的向達又命赴黃泉。
1944年，作為北大教授的向達（字覺明），受傅斯年、李濟等學界大師聘請，離開昆明西南聯大，攜家赴四川南溪李莊，繼之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機構合組的西北考察團，與夏鼐、閆文儒等人第二次遠征西部大漠，赴敦煌等一帶文明遺跡考察。他的妻子兒女在李莊板栗坳與史語所同人共同度過了最為艱難的一段歲月。直到1945年底，考察任務告一段落，向達才回李莊攜家眷重返昆明西南聯大任教。在這段時間，向達與傅斯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抗戰勝利複員後，向達繼續擔任北大曆史係教授。新中國成立，向達一度受到重視，擔任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曆史係教授，並接替南渡台灣的毛子水出任北大圖書館館長，1954年又兼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此時的向達“已走向了曆史學家最美好的年華”【10】。可惜好景過於短暫，1957年“大鳴大放”期間，向達“對民主人士非常不滿，罵他們卑鄙”【11】。當時社會上正在播放一部反映雲南大理人民生活的電影《五朵金花》，向達提出史學界要百花齊放，不能隻開“五朵金花”（南按：指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製形式、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和漢民族形成等五個熱門問題）。不僅如此，向達曾公開在會上說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個別結論，不能代替具體的曆史研究方法，比如考據學和考古學，他形象地比喻：“怎麼能說明考古發掘中，那一鋤是馬列主義的，那一鋤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12】此語引起了當局和一些自譽為馬列主義史學家的強烈不滿，遂“聚而殲之”。向達出身湘西一個土家族家庭，但在當時的社會中對少數民族成分沒有認識，向達認為自己是漢族。新中國成立前後曾與湖南老家有些聯係，並請戶籍警在“民族”一欄裏由“漢族”改為“土家族”。按向氏的說法，他這樣做是為了不“數典忘祖”。【13】根據這條線索，部分位高權重者無端認為向氏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長職位，欲謀不軌的野心。於是，雙箭齊發，向達被戴上了史學界四大“右派”之首的帽子（南按：據新華社1957年10月18日播發的電訊，四大“右派”依次是向達、雷海宗、榮孟源、陳夢家）。1959年國慶節前夕，向達的“右派”帽子被摘掉，總算得到了一個短暫的喘息機會。麵對這一變數，北京學術界各色人等仍懷揣驚恐之心伸頭縮頭地悄然觀望，無一人應聲。第一個向他致書道賀，祝其躲過一劫的，竟是遠在嶺南雙目失明的陳寅恪。
陳寅恪與向達交往的淵源可追溯到抗戰之前，而在西南聯大時期更為友善並相互引為知己。當年在李莊時，因傅斯年對向達的學問人品極為推崇，從而引發了以向達為首的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成行，經過對敦煌洞窟、漢代烽燧、長城關隘、西域古國廢墟、流沙墜簡、草紗文書等文明遺跡、遺物的探尋考證，向達一躍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中西交通史專家，他對這一領域研究之深透廣博，整個中國學術界無人能夠匹敵。而曆史上的中西交通史，實以漢代開端於唐代達到繁盛，而這一段曆史與文化交流史也正是陳寅恪抗戰期間研究的範圍，於是陳向二人自然地交往日多，視為莫逆。當傅斯年在台灣不幸病逝後，陳寅恪那首仿傅青主詩而作的悼亡詩，首先由嶺南秘密轉到北京大學向達手中，向達又暗中傳給鄭天挺和汪篯等人，然後漸漸被北方學界小圈子中的同人所知。由這篇在當時看來需冒很大政治風險的詩作傳遞路徑，可見陳寅恪與向達的交情之深，以及對向達人品的看重。1953年初冬，當汪篯代表中國科學院跑到中山大學，“不知天高地厚”地約請陳寅恪出任曆史二所所長而引得對方大怒，直至被趕出師門，灰頭土臉地返回北京時，陳寅恪對此仍心中耿耿，怒火未消，遂疾書一封寄往北大的湯用彤、邵循正、周一良、向達等諸友生，對汪篯的所作所為大加痛斥。在致向達與周一良的函中，陳寅恪特地提出將此中情形轉告已調往南開大學任教的老友鄭天挺。1953年12月6日，向達在致鄭天挺的信中說道：
毅生先生左右：
上月科學院派汪篯去廣州，邀請寅恪先生北上。不料汪君抵粵後語言不慎，以致寅恪先生大怒，血壓增高。最近致書錫予（南按：指湯用彤）、心恒（南按：指邵循正）、（周）一良先生及弟，痛斥汪君，大發牢騷，其致弟及一良函末，並屬（囑）將情形特告先生，而陳師母另函又謂不必將函轉陳。錫予先生亦同此意，謂如此可以不致廣為宣揚，雲雲。其實陳先生致湯、邵、周及弟共二函，俱已原件交科學院矣。用陳梗概，尚祈察鑒，幸甚！幸甚！敬頌
道安！
弟向達謹上?十二月六日【14】
當時陳寅恪除當麵痛斥汪篯的冒失、莽撞與不懂事理，對第二所所長的人選問題也談了自己的看法，並以平和的口氣對汪說過如下的話：“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點，向達對此素有研究。”【15】意為讓向達擔當該所重任。後來由陳寅恪薦舉的陳垣擔任了二所所長，向達與侯外廬分別擔任副所長。
“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兩年，即1964年3月，向達專程赴廣州中山大學拜謁陳寅恪，就他正在進行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一書涉及梵文的問題進行請教。懂四門外語的向達對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一些梵文描述無法盡懂，而深諳十幾種文字的陳寅恪顯然要比向達技高一籌。當時中科院的主事者不同意出資讓向氏去拜見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此次嶺南之行，係向達憋著一股湖南人的“霸蠻”之勁兒，大著膽子自費而來。陳寅恪的名聲光照日月，而向達的名氣也是光芒四射，冠蓋學界，兩位大師級史學巨擘在嶺南這塊潮濕之地的會晤，自然成為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在整個中山大學引起了轟動。借這一難得的契機，中大曆史係專門安排向達做了一場《敦煌學六十年》的學術報告，受到師生的廣泛好評與激賞，陳寅恪與向達之間的友誼再度得到了升華。分別時，已很少作詩贈人的陳寅恪詩興大發，特作《甲辰春分日贈向覺明》三首絕句相贈。最後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嶺南，失明臏足我何堪。
儻能八十身猶健，公案他年好共參。【16】
曆史讓後人看到的是，一廂情願的陳寅恪這個“八十身猶健”的夢想似乎太遙遠了，遙遠得如同西天的彩虹，很快成為泡影。而向達也同樣沒有活著看到這一天的到來。
兩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當過“右派”分子的向達自是在劫難逃，屬於北大最早登上“鬥鬼台”的一批“黑鬼”。他所麵臨的是無情的批鬥、折磨與侮辱。許多年後，曆史係教授鄒衡記下了向達慘遭批鬥的情景：“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時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曬得滾燙的房簷瓦上‘坐飛機’，一‘坐’（跪）就是幾個小時，向先生像過去給我們上課一樣老是不敢（實際上已不能）抬頭……向先生已是六十六歲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17】
此時的向達已被關進了牛棚，但他還天真地對未來充滿希望，認為“將來每一個人大約都要入八卦爐中一煆，經此一燒，然後可以鳳凰涅槃，獲得新生！”並暗中囑咐友人“不必耿耿”，隻要“老老實實，實事求是，一定可以過去的”，【18】雲雲。無奈事與願違，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在“坐噴氣式飛機”之後，身體已難支撐，但造反的革命者仍“勒令”其在烈日下收集全國到北大串聯的紅衛兵小將們扔得滿校園的西瓜皮。向達在撿西瓜皮時因暴曬過度突然暈倒在地，昏迷不醒，因未得及時救治，腎嚴重衰竭。9月底，向達和曆史係其他“牛鬼蛇神”又被押到昌平縣太平莊農場勞動，晚上寢室門被鎖住，包括夜間出門上廁所之類的活動一概不準。向達的腎病越發嚴重，全身浮腫，排不出尿，疼得滿地打滾。在陣陣哀號聲中，負責監工的紅衛兵為圖清淨，來個耳不聽心不煩，索性將其用車拉到北大校園內進行“勞改”，但仍不準送醫院救治，此時向達已不能行動，尿更排不出。延至11月24日，一代史學巨匠在極度的痛苦中躺在地上被尿活活憋死，終年六十六歲。
◎ 傅斯年家族的毀滅
處於“文化大革命”風暴中心的北京大學校園，並沒有因為向達等幾個教授的最新暴斃而停止“文攻武衛”的腳步，相反，血腥暴力與奪命的劫難愈演愈烈。一時間，被關、被鬥、被慘遭蹂躪的“反動學術權威”達500多人，北大校園內多有跳樓和上吊自殺者，未出三個月，僅自殺的著名教授就達24名，有的教學樓因自殺人數過多，成為鬼氣迷蒙的人間地獄，在校的女生晚上都不敢靠近。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紅衛兵暴力行動掀起大規模高潮並處於失控狀態的最為瘋狂的日子，城裏城外大街小巷，四處躥動著抄家打人、燒毀文物、沒收財產、滿臉汗水與血汙混合的紅衛兵的身影。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東園30號的北大西語係著名女教授俞大，被闖進的紅衛兵三拳兩腳打翻在地，然後被扒去上衣用紮腰的銅頭皮帶猛力抽打。俞大被打得滿地亂滾，哀號不絕，直至被打得昏死過去，紅衛兵才將其家中的財產查抄，裝上卡車拉走了事。
俞大乃俞大維胞妹，曾國藩侄重孫曾昭掄夫人，時與其姊俞大縝皆任教於北京大學西語係。當1948年底南京國民黨方麵組織人力“搶救”北方學人時，俞大正隨曾昭掄由英訪學返國，因交通阻塞暫時滯留香港。其間，俞大縝及其家人屬於理所當然地被“搶救”之列。為此，時任交通部長的俞大維在調度飛機時，特向傅斯年說明一定要想法把大縝“搶救”出來。傅斯年自是心領神會，拍發電報給北京大學負責“搶救”的鄭天挺，特別說明俞大維對其妹的掛念，並有“乞兄務必問她一下，給她一個機會，至感！”【19】之語。
出乎俞大維和傅斯年意料的是，此前在香港的俞大與胞姐通信，勸其堅決不跟國民黨去台灣，繼續留在北大教書。俞大縝同意了妹妹的勸說，對找上門來的鄭天挺表示不願南飛，繼續留在北平等待共產黨解放。萬般無奈中，俞大維與傅斯年隻好放棄。1950年，俞大由香港返回北平，進入燕京大學西語係任英國文學教授。1952年隨著全國教育界院係調整進入北大西語係任教授，與其姊俞大縝同台教授英國文學，其夫曾昭掄已由北大教務長調任全國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可謂福祿雙全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中，俞大與曾昭掄終於未能跨過這道鬼門關。1966年8月這個炎熱的夏日，被紅衛兵毒打得昏死過去的俞大，從閻王爺與小鬼的懷抱中重新回到陽間時，夜幕已降臨大地，她想起經受的毆打與人身侮辱，悲不自勝，當天晚上在家中服藥自殺——這是北京大學自殺的第一位女教授。時已被打成“右派”分子，撤銷了高教部副部長職務的曾昭掄已被趕出京城，正在武漢大學任教，不久也被折磨而死。而此前的1964年12月22日，曾昭掄的胞妹、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因不堪政治運動的壓力，於南京郊外靈穀寺跳塔身亡。至此，興盛百年的曾氏家族連同其他世家的文化遺存，在精神層麵上已香消玉殞，消散殆盡，於日後的神州故國不複見矣。
據後世研究者統計，“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知識分子自殺方式，除了上吊、服毒、用尖物割腕等自殘手段，跳湖、跳河亦成為一大流行特色。而早在這股投湖自殺風潮之前，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早已跳湖自盡，算是這一自殺方式的“開先湖者”。
傅樂煥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濟南著名的豪紳張英麟（1837—1925）。自傅氏家族於晚清趨於沒落後，傅樂煥的父親攜家離開聊城，到濟南投靠嶽父張家謀生。隨著軍閥混戰、刀兵四起的社會大環境形成，靠生意致富的張家也一步步走向衰落。樂煥的父親雖在先人的餘蔭下躋身於紳士階層，然而隨著家庭破敗，生活拮據，再也沒有紳士的風采與派頭了。當時在濟南的傅家可謂上有老下有小，不僅樂煥有胞弟樂炘、妹妹樂淑，另外還有孀居的嬸娘與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當時社會風俗，那些所謂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頓沒下頓，也不肯把困難透露給外人，隻有悄悄變賣家中的衣物維持生活，更不肯厚顏向親友借貸求援。而像傅樂煥家族，更是多了一層顧慮，怕出麵借貸會有失傅家和樂煥的外祖父張氏家族的體麵。在兩難處境夾擊下，樂煥的父親既不能盡當家人的責任，又無法周旋於親朋好友之間以引橋補路渡過難關，於長期窮困潦倒而看不見希望的境遇中，樂煥之父終於忍受不住物質與精神雙重的擠壓與煎熬，對人生徹底絕望，遂於1929年年關即將到來之夜，冒著零零星星的雪花，獨自來到濟南火車站旁的一個小賣店，用兜裏僅有的三元錢打了二兩白酒，買了一袋平時最愛吃的鹽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進肚中。而後借著酒勁，迎著刺骨的寒風與涼爽的雪花，踉踉蹌蹌爬上了碎石鋪就的路基，臥軌自殺。
噩耗傳來，傅家老小悲慟不已。時年十六歲、正在初中讀書的傅樂煥突遭如此慘痛打擊，心情更感苦痛，待堅持讀完初中，已無力繼續升學。此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已遷入北平北海靜心齋，傅斯年得知此情，顧及同族之情，於1930年把傅樂煥叫到北平，以勤工儉學的性質讓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語所抄寫員（時傅尚未與俞大綵結婚）。與此同時，為了弟弟妹妹能夠繼續讀書和維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樂煥主持把濟南濼源門外好一點兒的住宅賣掉，全家遷居城裏曆山頂街南頭大灣街一個小巷的貧民窟中艱難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寫員的傅樂煥在北平的日子並不輕鬆，對於一個初中剛畢業的學生而言，置身於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用人和同事、朋友之間，就須頭腦靈活，事事加倍小心謹慎，處理好各方麵關係，否則飯碗不保，未來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設想。好在傅樂煥是個聰明伶俐又有誌氣的青年，除了把工作與人事關係處理得井井有條，還擠時間刻苦自學，終於得到了族叔傅斯年的賞識和信任。1932年寒假後，在傅斯年支持下，傅樂煥得以到北平私立立達學校高三班就讀，並於暑假前拿到了高中畢業證書，不久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其時，傅樂煥在濟南時一個叫嚴薇青的初中同學也考入北大曆史係，兩個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外，平時傅樂煥還要經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務，以便取得經濟上的資助。據嚴薇青回憶：“從一些生活細節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氣可能不小。比如有一個初冬下午，我和樂煥約好，跟他到西鐵匠營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樂煥原來住的房間。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樂煥屋裏頭坐了一會，他帶我去看傅的書齋兼客廳。那是三大間北房（樂煥住的就是最西頭的一間耳房），房內雖是舊式的方磚鋪地，沒有地毯，但是打掃得非常幹淨，寫字台上也是一塵不染。書櫥裏絕大部分是外文書，而且是物理方麵的。據樂煥介紹，傅斯年出國最初學的是物理。等我看過出屋的時候，樂煥小心翼翼地又仔細檢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進屋的痕跡，而後才把門關好。傅斯年的衛生間在院內西南角上一座小屋裏，也是抽水馬桶。由於沒有暖氣設備，屋裏生著爐子。在我用過並衝洗之後，樂煥又重新衝洗、檢查一遍。從樂煥這些細心檢查的活動來看，傅斯年對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過去為這些瑣事發過脾氣，所以樂煥才不厭其煩地一再查看。同時也說明過去樂煥住在他家，大概總是提心吊膽，看來這家主人並不是好伺候的。”嚴薇青還說：“有一次，一個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學來看我們，當我談到想家、想濟南時，他說：‘你不過是想家，樂煥卻是“掛家”，掛著家裏如何生活！’”這一說法在嚴薇青看來“是十分中肯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