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傅樂煥於北大曆史係畢業，在傅斯年的關照下，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曆史組工作，直接受陳寅恪領導和栽培。抗戰爆發後，樂煥陪伴傅斯年的母親先入安徽避難，而後轉長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親沒有逃出來，在暴跳如雷的同時，當場扇了兩個侄子耳光事，其中一個就是傅樂煥（另一個是傅樂成）。後來史語所遷昆明，樂煥隨往，並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讀碩士研究生，與楊誌玖、張政烺、鄧廣銘等友善。當史語所遷李莊後，傅樂煥以副研究員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從事宋遼金元史的研究，仍受陳寅恪直接指導。1942年傅樂煥發表了著名的《遼代四時捺缽考五篇》，【21】以遼帝春山、秋水等行跡為主線，對有關地名進行了全麵考察，此文對了解遼代的疆域和地理狀況具有重大價值。由於這項研究成果在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貢獻，傅樂煥榮獲中央研究院頒發的楊銓獎金。
傅樂煥在李莊時，他的老母仍在濟南，妹妹傅樂淑則在昆明西南聯大曆史係讀書。樂煥掙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分別寄往昆明與濟南，以盡家中長子之責。時濟南已淪陷，連寄款的線路都已成了問題。據樂煥的同窗好友、北大畢業後在濟南劉魯中學高中部任教的嚴薇青說：“這時樂煥的母親來找我，說是樂煥來信，讓商量一個從後方寄錢來濟南的辦法。以後通過我父親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親戚，讓樂煥設法把錢交給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數送錢給柳老親戚家，柳老在濟南接信後再如數把錢給我，我再轉交樂煥家裏。這個撥款的辦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戰勝利。”【22】
由於困在李莊，醫療條件極差，加之長期焚膏繼晷攻讀著述，傅樂煥患上了嚴重的心髒病，以致到了抗戰勝利返京複員之日，由於病情極其嚴重而不能隨複員南京的史語所眾人同行。樂煥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說道，“事實上必不可能”，唯一的一條路就是“隻有暫留”李莊，【23】一個人孤獨地等待病情好轉。身在重慶的傅斯年讀罷此信，念侄子早年喪父，命運多舛，流徙西南而隻能翹首北望，家有老母而不能即行相見，想到此處，不禁潸然淚下。
傅斯年最後一次回到李莊時，察看了傅樂煥的病情，確認在短時間內無法回京，萬般無奈中，隻好托李莊鄉紳羅南陔在鎮內找了個稍好一點兒的房子，為其日後養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轉。1946年秋，史語所人員全部複員回歸南京，傅樂煥因心髒病持續惡化而不能長途行動，隻好一人滯留在李莊休養。這年的10月31日，他在答傅斯年的問詢時說道：“侄病近月來一般情形，略有進步，唯心髒趨弱，聽之而已。早日回家事，非今日體力所能支。”【24】直到次年春，傅樂煥的病情有所好轉，才告別了生活六年之久的李莊，乘船返回南京任史語所副研究員。
1947年，傅樂煥獲英國文化委員會資助，向史語所請假，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深造，從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經濟思想史、歐洲中古經濟史及歐洲中古近代史大綱等的學習和研究，後獲博士學位。在英國期間，傅樂煥思想發生了巨變。1948年4月3日，他以教訓的口吻致信正在美國治病療養的傅斯年說：“昨間接聞人言，我叔近在美常做演講，協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傾學生，頗為失望。今日政府之頹局，完全他們自己造成，不值得為之過分分神也。”【25】
在以往的叔侄通信中，傅斯年總是以長輩的口氣居高臨下地對這位侄子發號施令，而傅樂煥也都是小心謹慎、唯唯諾諾地點頭奉命行事。樂煥每有致傅斯年的書信，也隻是談些讀書做學問，甚或家務之類的瑣事，從不涉及政治。想不到出洋沒一年，這位侄子竟開始涉及政治，且在國民政府尚未倒台，自己正為蔣家王朝四處奔波，企圖挽狂瀾於既倒之時，教訓起自己來了。此舉在心高氣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看來，真如太歲頭上動土，佛頭抹糞，犯上作亂。於是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這位侄子拉出來像抗戰初期一樣當場扇幾個響亮的耳光，再給他來個“下馬威”。無奈遠隔大洋，力不能及，隻好把滿腔怒火化作淩厲的文字予以反擊，來了一頓真真切切的臭罵。也就從這時起，叔侄二人在政治上已呈分道揚鑣之勢。
盡管如此，傅斯年到了台灣之後，念及舊情以及樂煥的才學，曾多次致信致電召其在英學成後直接赴台就事，並雲另一位與樂煥經常在一起的本家弟弟傅樂成已赴台島，出任台大助教，等等。但傅樂煥此時如同一隻出巢的雄鷹，麵對海闊天空的大千世界，再也不想回到國民黨政府與叔叔掌控的機構中做事謀職了，他要尋求一種天地清新的新社會，要投奔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大陸，並將自己的餘生貢獻給新中國的學術事業。傅樂煥拒絕來自傅斯年的勸說與各方麵的利誘，排除種種幹擾，於1951年毅然返回中國大陸，初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1952年調中央民族學院曆史係任教授、副主任，兼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其間，與學術大師、史學界“二陳”之一的陳垣侄女結婚，並陸續有了三個女兒。在相對安靜舒心的生活環境中，傅樂煥埋頭治史，先後參加並領導對滿族、達斡爾族的民族識別工作和調查研究，發表了《關於達斡爾的民族成分和識別問題》等研究成果，主編了《滿族簡史》《金史》，參與編繪《中國曆史圖集》，點校“二十四史”，參與編纂《辭海》《中國地震史料輯錄》，編輯“中國曆史小叢書”等，對中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事業做出了劃時代貢獻，並以此躋身於國內外最有影響的遼金史學專家之列。
1963年秋冬，傅樂煥被借調到中華書局，與顧頡剛、鄧廣銘、陰法魯、楊伯峻、陳述、邵循正、鄭天挺、張政烺、王永興、羅繼祖等專家進行“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這一“點校工程”是根據毛澤東擬議與部署，由周恩來批準，中宣部牽頭調集人員，中華書局組織全國數十名一流專家學者，由顧頡剛領銜，曆時20年完成的學術工作，是中國目前“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根據專家分工，作為遼金史專家的傅樂煥負責點校《金史》，與甲骨學家羅振玉之孫、來自吉林大學的遼史專家羅繼祖教授在同一組。當時參加點校工作的專家在北京西郊公主墳附近中華書局大院內，傅樂煥因離家較遠，為集中精力，在工作後期便搬入中華書局招待所與羅繼祖聯床而居。以此，羅傅二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當“文化大革命”風暴到來之際，因傅樂煥是傅斯年的侄子，以及傅氏家庭成員的“曆史問題”與複雜的社會關係，運動一開始，中央民族學院的掌權者便盯上了他，派人到中華書局要求停止傅的工作，回校做檢查並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
生性內向、不苟言笑的傅樂煥，麵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運動，想到與傅斯年的關係及整個家族背景，深知自己此次是在劫難逃，遂神情緊張，惶惶不可終日。當學院第三次派人強行要把他揪回去批判時，傅樂煥緊張的神經幾近崩潰，直至一腳踏上了黃泉之路。
據中華書局實際主持“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趙守儼說，傅樂煥於1966年5月22日下午黃昏時分獨自走出招待所，離開翠微路大院時，趙氏還與其打過招呼，當時並未發現有何異常，不料第二天就傳來傅樂煥在陶然亭公園湖中自殺的消息。
中央民族學院派人趕到陶然亭公園湖邊時，麵對傅的屍體還不太理解，說是院裏還沒有把這家夥揪回去發動群眾展開批鬥，怎麼人就死了!似有可惜、遺憾與不甘心之意。同時來人還懷疑，究竟傅氏是自殺還是他殺？初步檢查的結果是，傅樂煥手腕上的手表一直在走動，衣袋裏還有一些錢，如果是他殺，不會不把手表和錢拿走。再者傅的臉上、身上並無傷痕，從而排除了他殺的可能。支持自殺的另一個證據是，傅樂煥的屍體漂出湖麵時，看到的群眾說，屍體是麵朝下，是趴著的。當時在北京流傳著一種說法，凡投水自殺的人，當屍體浮起時，女的仰著，男的趴著。傅樂煥的案例符合這一說法，因而斷定是投水自殺。
至於傅氏為何在劫難還沒有切實降臨到自己頭頂之時就投湖自盡，此一問題為社會上一般學者和傅氏的親朋好友不能理解。或許正如同樣存有許多迷惑的陳述弟子、契丹民族史研究專家劉鳳翥所言：“也許他看得遠，雖未觸動，但從批‘三家村’，知道不會有好結果，故先走一步。”【26】
就在傅樂煥投湖自殺之前，他的堂弟傅樂成隨傅斯年赴台，任教於台灣大學，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島；其妹傅樂淑則遠走美國。因了傅斯年與樂成、樂煥、樂淑的親屬關係， 整個傅氏家族開始了一場劫難。傅斯年族叔傅昕安，在國民黨撤退台灣時正在重慶政府部門工作，已買了赴台的飛機票，但傅斯年來信說“先別動，我還要回來，到時候再決定行止”雲雲，結果未能走成。其結果是被新政權先當作舊人員改造，後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發配到中科院北碚柑橘研究實驗基地勞動改造。傅斯年族弟傅斯彇原為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職員，沒有隨傅斯年遷台。新中國成立後，於改造舊人員運動中被發配到安徽蚌埠治淮委員會工作，“反右”運動開始，因與傅斯年的關係被打成“右派分子”，強迫退職，遣返原籍聊城。其時傅氏家族故宅“相府”早已被當地政府沒收並改為汽車運輸公司，傅斯彇家人租住別人一間小屋棲身。因政治與經濟雙重壓力，其於返鄉的第二年去世，死時年僅五十四歲，撇下五個孩子，大的十三歲，小的僅一歲。這五個孩子長大成人後，皆受到擠壓和迫害，老二傅樂銅1968年到濟南軍區當兵，兩個月後被退回，後又差點兒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傅斯年族侄、南開大學畢業後隨東北招聘團進入遼寧鞍山鋼鐵公司工作的教授級高工傅樂昕，因與傅斯年的關係，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戴帽下放靈山農場勞動改造，曆盡苦難。“文化大革命”中傅斯年母親在重慶歌樂山的墳墓被炸開，傅家的祖宅被推倒砸掉，龐大的院落成為瓦礫遍地的廢墟。至於傅氏家族受清朝皇封在聊城占地120畝的墓地—傅家墳，也毀於一旦。大清開國狀元傅以漸作為“地主階級的頭子”與“台灣特務、反動文人傅斯年的祖師爺”，其墓被紅衛兵用鐵鎬、镔鐵紮油錘、繩索等物撬開，劈棺拋屍，慘不忍睹。未久， 整個傅家墳近百座墓葬全部被刨開，在拋棺揚屍的同時，地下隨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後連牌坊、石碑、神道及道邊的石像、皇帝禦賜碑文等全部被推倒搗碎，傅家人甚至與其沾親帶故者，自此作為臭名昭著的“五類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鎮壓，或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改造。
然而，傅氏家族的悲劇並沒有結束。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去世後沒有一片入土之地。傅斯年夫婦生前頗為喜愛並期望甚殷的兒子傅仁軌，因國內戰亂和台灣動蕩不安，自赴美後再也沒有返回故國，隻身在美國求學與工作，其間受美國興起的“嬉皮士”風氣影響，不幸染上惡習，學業荒廢，窮困潦倒，一生未婚，令人扼腕。
傅氏家族後輩中還有一位特別值得一提的優秀女性，這便是傅斯年侄女、傅樂煥之妹，與傅仁軌同年赴美的傅樂淑。傅樂淑早年就讀於燕京大學，抗戰爆發後入西南聯大化學係，後轉曆史係。1943年在昆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學部，1947年6月畢業，獲得碩士學位。同年考取山東省公費留美就讀斯坦福大學。1949年山東省國共政權更迭，經費中斷，獲芝加哥大學資助後轉芝加哥大學就讀，1952年獲得該校曆史學博士學位後旅居美國，先後任教於南加州大學、中密歇根大學、匹茲堡都昆大學。
自1978年至1986年，傅樂淑曾幾次回國探親並到北大、中央民族學院、內蒙古大學等高校訪問故舊，做學術交流。雖終身未婚，獨處異域50餘年，傅樂淑依然心向故土，掛懷祖國的教育事業，除了像傅斯年一樣想方設法資助親屬中的子侄輩及其子女到海外留學或在國內接受高等教育，還於1999年從微薄的積蓄中捐獻四萬美元，在中央民族大學設立“春暉”“花萼”獎學金，每年資助蒙、藏、滿、回四個少數民族各兩名家境貧寒、品學兼優的學子。另把自己花費多年心血與金錢購置的藏書先後捐贈國內高校（1999年捐贈《清實錄》一套53冊；2000年、2005年分兩批捐贈給內蒙古大學共1300餘冊中外文圖書）。
傅樂淑初治元史，後兼治清史，並曾專注於清初中西關係史，在海內外有影響的著述達十幾種之多。1995年，傅樂淑自費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過她的一部舊作《元宮詞百章箋注》，並列入“清慎堂叢書·射集·初集”。對這部集子的命名，傅樂淑在後序中曾這樣做過敘述：“清慎堂者，聊城傅氏之書屋也。三百年前傅氏盛時有一府邸，中有書屋，名清慎堂焉。堂有寶焉，右軍之常侍帖也，凡四十五字，有開元年間牛仙客等題跋。清慎堂久已圯矣，傅氏子孫離鄉背井百餘年矣，仍用清慎堂三字為傅姓人著述之名者，師周公謹自稱齊人之意。”又說：“《清慎堂叢書》有禮、樂、射、禦、書、數六集。禮集乃傅姓人所撰之書；樂集乃傅姓人所譯之書；射集乃傅姓人所注之書；禦集乃傅姓人所編之書；書集乃傅姓人所輯之書；數集乃傅姓人所述之書；各有數種。《元宮詞百章箋注》乃射集之第一卷，暫稱初集。”這段敘述除了印證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國“傳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的輝煌，還表明這個家族延續到傅樂淑一代，詩書之家優美的家風尚未蕩盡，文化香火並未滅絕，隻是以另一種方式艱難延續。
關於這部著作的寫作和出版經過，傅樂淑做了如下敘述：“這本箋注是我在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作碩士論文時寫的，我的論文題目是《元代斡耳朶生活考》，宮詞箋注是論文的附錄，但因在報端陸陸續續地印了（南按：曾在《禹貢》周刊和《經世日報》發表過一部分），交論文時便把附錄略去。我的論文一共抄寫了三份，全交給了考試委員會了。考試及格後，我便匆匆出國了。四十年後重回母校，希望能找到我的論文，準備整理一下，予以發表。不幸我因流落異國，功不成，名不就，萬分潦倒，學業荒疏久矣，岩穴寒士之舊業，不為母校重視，竟將當日所呈之三份論文皆當作廢紙棄之久矣。我回北大三次，交涉良久，始終未能找到自己的心血。言之心痛！論文亡矣，論文之附錄因曾已發表於報端，尚可收回一部分（此稿僅印過一部分，我因出國，便停止投稿了），現在勉強把四十年前的文章補全，此乃敝帚自珍，留此以紀念抗日期間斷齏畫粥時代的一點讀書成績。”
從論文研究課題和附錄內容可以看出，傅樂淑與其兄傅樂煥研究領域幾乎相同。傅樂煥的《遼代四時捺缽考》論文和《捺缽與斡魯朶》一書，曾名重一時，所達到的學術高度至今無人超越。傅樂淑在這個領域是下過一番苦功的，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絕非偶然，當與傅斯年的指導或指令有關。事實上，假如不是傅樂煥於“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投湖自盡，傅樂淑流落異邦而難以施展更大抱負，這對兄妹的學術成就當比現在人們看到的大得多。但僅所見成就，亦從另一個側麵顯出傅斯年學術眼光的獨特和深邃。隻是傅樂煥兄妹生不逢時，最後落了個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所雲“今日吾儕皆苟活”的悲愴結局。悲夫！【27】
◎ 陳寅恪之死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殺，好友向達死了，“論交三世”的俞大絪魂歸西天，世侄傅樂煥鑽入了湖底。躺在南國的病床上，在“文化大革命”狂潮洗禮與巨大衝擊中奄奄一息的史學大師陳寅恪自是難逃厄運。1966年初，當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風潮遍及神州之時，目盲足臏但心靈極其敏感的陳寅恪就預感到自己將大難臨頭，難逃羅網。這年3月，他在《丙午春分作》一詩中，道出了自己末日來臨的心境：
洋菊有情含淚重，木棉無力鬥身輕。
雨晴多變朝昏異，晝夜均分歲序更。
白日黃雞思往夢，青天碧海負來生。
鄣羞茹苦成何事，悵望千秋意未平。【28】
後世對於此詩的解釋多有不同，按餘英時的釋讀：“這首詩寫於‘文革’風暴的前夕，總結了他……十七年的心路曆程，悔恨之情溢於言表。……第七句則回顧十七年來的生活，以‘鄣羞茹苦’四字概括之，尤淒惋沉痛之至。這四個字，是典型的遺民語言，其中‘鄣羞’兩字最能表現他堅決不與新朝合作的誌節。”【29】餘氏之解，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陳詩的真實寓意與個中況味究竟如何？或許隻有“留贈來者”做出明確的判斷了。
此前的1964年，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有雲：“寅恪亦以求學之故，奔走東西洋數萬裏，終無所成。凡曆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其後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又說：“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30】
此篇泣血滴淚之序文，是陳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個文化殉道者心路曆程的獨白，同時也是一位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學術老人留給這個世界的隱語。
“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的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曾說：“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規則也。”【31】這是陳寅恪心中“大師”的經典性標誌，也是一個大師對另一個大師的敬仰感佩之語。隻有開一代風氣和示來者以規則，才堪當大師之任與大師之名號。此點在陳氏《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中說得更加清楚明了：“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振海之不可禦遏。”【32】“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名言，不僅是龔自珍的自白，也是陳寅恪的誌趣和自道，他沒有在任何場合自命為大師，更未在任何時候端過大師的架子。在他生命的晚年，大師與非大師，都不重要了，唯讓他引以為榮和自豪的，就是平生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這是他的自尊自重之處，也是垂範千古的警世名言和不朽碑銘。至於陳氏謂求學數萬裏而終無所成，除了他的自謙，更多的是對生平未能盡其所有精力，實現遠大的治史抱負的遺憾，以及汾水之曲、先哲遺範，皆成為方丈蓬萊，邈不可尋的無奈以及內心迸發的憤懣和哀鳴。
事實上，《論再生緣》與《柳如是別傳》的寫作，隻是陳氏晚年精神的寄托，並未能代替和了卻一個偉大史學家的雄心大願與輝煌夢想。與陳氏“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的俞大維曾雲：“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茲以《元史》為例略做說明。大家都知道我國舊有《元史》是倉促修成，不實不盡的地方很多，為後來學者所詬病。因此有誌重修元史的學者，先後輩出……王國維先生為我們這一代的第一流學者，其考據之精，可與乾嘉大師並美，即關於《蒙古史》著作亦極精確。惟王氏隻通日文，未能用直接史料也。”而第三代代表人物陳寅恪“有關係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備；可惜他生於‘齊州之亂何時歇，吾儕今日皆苟活’的時候。他既無安定的生活，又無足夠的時間，未能完成他的心願，留給我們一部他的《新蒙古史》。……他平生的誌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曆史的教訓》，如上所說，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33】
1966年7月，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聲浪中，中山大學的“革命者”聞風而動，開始造起反來。霎時，整個校園內雞飛狗跳，大字報鋪天蓋地。陳寅恪由原來的大字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水漲船高地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侮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而隨著原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被江青等“文化大革命”新貴打倒在地，一直頗受陶氏關懷的陳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在一份紅衛兵撰寫的“戰報”中宣稱：“像中大曆史係教授陳寅恪，簡直是革命陣營中一枝大毒草，陶鑄卻偏偏要格外照顧他，優待他……這樣浪費人民的血汗，去照顧一個‘反動文人’，他究竟安的什麼心？”【34】
“革命”的號角已經吹到了中山大學南區康樂園一號樓陳宅的床側，銳利的鋒鏑正呼呼生風向陳寅恪殘朽的身軀射來。麵對來勢凶猛的征討攻伐和加在自己頭上的一連串罪名，有一天，陳寅恪突然問助手黃萱“反動”二字如何解釋，黃無以回答。對此，黃萱回憶說：“可見當時所謂的‘革命行動’，連博通今古的陳先生，也莫名其妙，何況他人？！這怎能不使國內的愛國知識分子為之一哭！”【35】隻是，對陳寅恪來說，能“為之一哭”已是極大的幸運，很快，他將連一哭的機會和能力都不具備了。
在神州鼎沸，子夜唯聞唱鬼歌的陣陣呼嘯聲中，跟隨陳寅恪多年的助手黃萱被造反派趕走，不許她再與這個“反動文人”見麵，否則同樣以“反動分子”視之。當年受陶鑄直接關懷而委派到陳家的三名護士被撤除，陳寅恪工資停發，個人一點兒存款被凍結，並以中山大學“特號反動權威”之罪被批鬥。陳家三個女兒中的老大、原在醫院工作的陳流求，被從四川發配到西昌一個幹校勞動改造；老二小彭、老三美延均被發配到廣東一個叫英德的茶場幹校勞改，家中隻有陳寅恪夫婦相依為命。一個目盲足髕，一個體弱多病，兩位老人相濡以沫，艱難圖存。因工資停發、存款被封，陳氏夫婦生活無著，隻得寫“申請書”上呈學校黨委，請求恩賜。這份被保留下來的“申請書”大意有二：一是陳寅恪心髒病加重，為維持殘弱的病體，在粗食已經難進，隻能進流食的情況下，請求用自己被凍結的一點兒積蓄，每日購買四支牛奶喝，“以維持生命，不勝感激之至”。二是請求保留一位老工友，“協助廚房工作，協助扶持斷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頭暈，有時扶不住，幾乎兩人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資廿五元，飯費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為老工友開支。又，如唐筼在床上，無人可請醫生，死了也無人知道”。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