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之所以能讓部下聽從，佩服，不僅是因為他對部下要求嚴格，更是因為他能夠做到以身作則，嚴於律己。要知道在科舉時代，讀書、做官、發財，總是連在一起的，升官與發財總是須臾不分，仕宦為官者的人生軌跡似乎就是這樣的，升官是橋梁，發財是目的。做官的人貪財幾乎是官場的鐵律，但曾國藩卻不受這個鐵律限製。
曾國藩的日常生活極其儉樸，飲食以素食為主，極少葷菜，衣服、鞋襪都是夫人、女兒手工的績麻紡紗做成。女兒出嫁，曾國藩規定壓箱銀二百兩。
他的小女兒出嫁時，曾國荃來賀喜，打開箱子一看，果然隻有二百兩，曾國荃十分歎服，轉贈四百兩紋銀。兒子曾紀澤新婚，曾國藩諄諄告誡兒子，要求新婦親自下廚做飯，並學習麻紡之事。曾國藩一生廉潔自律、生活儉利，官至一品總督，家庭生活與普通家庭無異。曾國藩三十歲生日時，添置了一件青緞馬褂，平日並不穿著，隻有遇到慶賀或者新年時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終顯得很新。
曾國藩做京官十多年，盡職盡責，鞠躬盡瘁。他在給父親的家書中寫道：對於衙門裏的各種事務，現在都已經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我處理得很好。既然我現在在禮部衙門，就應當為國家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我不敢苛求什麼，也不敢懈怠，隻有為國家盡心盡力地服務，才是我最大的心願。
曾國藩身上，有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勤儉持家。正因為這種美德，使曾國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靜，無論是得意還是失落，曾國藩始終能正視自己，嚴格要求自己。
曾國藩既是一家之長，又是一國重臣。對國家，他始終忠心耿耿，盡忠職守；對部下，他賞罰分明，治理有方。
曾國藩公私分明，從不貪占公共用度，但他對公務卻盡心盡職，“不苟不懈”，這一點讓同僚非常佩服。他的這種克己奉公，廉潔自律的精神讓他的同級官僚感佩至深。也正是因為曾國藩為官始終有自己的政治原則，所以他雖然權傾一時，但也能全身而退。
得到大佬的賞識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二十八歲的曾國藩在正大光明殿複試一等，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屬下等，得賜同進士出身。此後正式更名為國藩，取國之屏藩之意。同年入翰林院做庶吉士。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二，由禮部堂官引見，朝見道光帝；因答對明白、條理清晰，加之衣著樸素，深得道光帝賞識，被破格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同進士入翰林，清朝開國以來僅曾國藩一人。之後他十年七遷，連躍十級，成為二品大員。對於生長在深山，出身“寒門”的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此順達的官運在晚清政壇上是及其罕見的。最令人感慨的是，他曾在一年之內連升四級，這番隻有在戲劇裏麵看到的場景，卻實實在在發生在這個湖南士子的身上。那麼曾國藩到底有何能耐？何以能得如此殊榮呢？
曾國藩飛升之快，官運亨通之原因不止一個。比如他個人勤苦努力，要求自己極其嚴格，廣泛結交京內名流，在京官中造成了勤懇好學，為人正直、謙恭的普遍聲望。他自己就說“在京頗注清望”。
當然，在封建官場之中，如果沒有實權派的大佬賞識和提攜，即使你有再高的才學再大的名望，也未見得能官運亨通。曾國藩能夠在官場上迅速飛升，其實也離不開朝中大佬的著力提拔，其中主要是穆彰阿的援引與扶持。
學過中國近代史的人，對穆彰阿還是比較熟悉的。因為在曆史書上，他被認為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投降派，陷害林則徐，並被罵為“道光年間的秦檜”。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樸，號鶴舫，滿洲鑲藍旗人，郭佳氏，出身於滿族官僚家庭，父廣秦，官至內閣學士，右翼總兵。穆是曹振鏞一類的人物，曹是“多磕頭，少說話”處世哲學的創造者，穆彰阿奉之為金科玉律，曹、穆二人極得道光寵信。穆為軍機大臣二十餘年，尤其控製了中央科考選拔官員的大權，自嘉慶至道光兩朝，進士考試、殿試、朝考、庶吉士考差、翰詹大考，他都參與或主持。這是“衡文大權”，亦即選官大權。凡由閱卷、主考官手下產生的進士等功名者，都視考官為最親近、終生不改的“老師”，自己是考官永久的門生，比學校中最親近的真正的老師還要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