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秋，曾國荃督軍在安慶城外掘長壕兩道，前壕圍城，後壕拒援。時安慶由受天安葉芸來、謝天義張朝爵率二萬餘人駐守。太平軍二破清軍江南大營後，天王洪秀全等決定俟東征蘇，即沿長江上取湖北，迫使湘軍回撤以解安慶之圍。9月下旬，洪秀全從江、浙戰場調集兵力，分五路由大江南北並進，其部署為：英王陳玉成率軍從長江北岸西進，經皖北入鄂東；忠王李秀成率軍從長江南岸西進，經皖南、江西入鄂東南；輔王楊輔清、定南主將黃文金率軍沿長江南岸趨贛北；侍王李世賢率軍經皖南入贛東；右軍主將劉官芳率軍攻祁門曾國藩大營。五路中，陳玉成、李秀成為主力，取鉗形攻勢，預定於次年春會師武漢，以調動圍攻安慶之敵。其他三路主要是牽製皖南和江西湘軍，並伺機
殲敵。
用請旨對付聖旨
曆史總是在關鍵時刻出現讓人意想不到的問題。正當曾國藩大權在握，以為可以一展夙願，順利攻克安慶，進逼天京之時，北京一場意外的變故又將曾國藩拉入了難以自拔的焦思苦慮之中。原來，英、法聯軍進逼北京，鹹豐皇帝帶領嬪妃、大臣倉皇出逃，嚴令曾國藩派鮑超赴京救駕。
英國侵略者通過1840年鴉片戰爭在中國取得了大量特權後，並不滿足。為了取得更大、更多的特權，他們自1854年就開始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絕。爾後，英國侵略者便和法國勾結起來，於1856年10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從此，他們由南而北，由小而大，不斷挑起戰爭。其間前後共延續了四年。1860年8月，他們從北塘登陸，打敗了僧格林沁的騎兵，攻占天津。後來又擊敗勝保的部隊，兵臨北京城下。鹹豐大驚，慌忙帶著一班大臣、妃嬪逃到熱河，留下恭親王奕在京師與英法侵略者談判。同時，他還接受勝保的奏請，在逃往熱河的途中，接連發布上諭，令各地撫督、將軍迅速帶兵來京勤王。其中第一道上諭就是發給湘軍統帥、兩江總督曾國藩的。鹹豐帝要他速派鮑超率兵兩三千人“兼程前進，刻日赴京”，交勝保調遣。
接到這道上諭，曾國藩一麵為皇上蒙塵而擔憂，一麵又對派鮑超救駕而犯難。
當時曾國藩的處境也不好，太平軍剛好攻克徽州。曾國藩孤守祁門，自身凶吉未卜，他還要靠鮑超保衛祁門，掃清通往天京的道路，哪有心思發兵北援。但假若拒不發兵，抗旨之罪，誰能擔當得起？抗旨罪名已是不輕，更何況又是這非常變故之際、皇上蒙難之時。抗旨不發兵，自己平時口口聲聲標榜的忠君愛國豈不都成了假話。萬一皇上震怒，天下共責，不待殺頭滅族，自己就早已身敗名裂，萬人共誅了。
因此，麵對這道聖旨，曾國藩落入了進退不是，左右兩難的境地。
於是，他急忙與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商議，又命幕僚們獻計獻策。
胡林翼、左宗棠等也都不願派鮑超北援。鮑超是湘軍中有名的能征善戰之將，他所率的霆字營是湘軍圍攻安慶所剩的最為重要的一支機動兵力，並且是唯一敢與陳玉成對抗的軍隊。倘若將他派走，勢必影響安慶戰局，何況他們也不願意將這一支命根子一般的軍隊送給屢戰屢敗，草包一般的勝保率領。然而，北援畢竟又事關勤王之舉和抵抗外國侵略者的行動，假如托詞推諉，拒不發兵，不僅有可能被加上“不忠”的罪名，而且有可能被扣上“賣國賊”的帽子。因此，他們商量來，商量去，仍想不出一個兩全齊美的辦法。曾國藩的幕僚們也都主張北援，全無上善之策。曾國藩一連幾天，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夜不能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