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統一，司馬炎終於從邊關戰事中騰出手來。經過漢末至今半個多世紀的亂世，人民的生活早已困苦不堪，尤其是土地問題，更是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
之前雖有軍閥采取過一定的土地政策，如曹cao的屯田製等，但都是為戰爭服務的，談不上國計民生。況大敵當前，他們也沒時間研究這些問題。這些問題一直延續到西晉這個再度統一的封建政權出現。
關於土地製度，裏麵的文章大了去了，若要寫本書詳述中國封建製度的土地變遷，相信其厚度連新華詞典都望塵莫及，但無論怎樣的製度，其目的都一樣：把農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心甘情願地為統治階層當牛做馬。
至於漢末三國連年征戰過程中給經濟帶來多大破壞，可通過人口數量窺其一斑：漢桓帝永壽兩年（公元156年），中國人口約5647.6856萬人（《續漢書晉國誌五》），到西晉統一（公元28o年）時，全國僅剩8oo萬人！人口下降了86%！
封建社會，人口就是生產力啊！東漢版圖和西晉大致相當，由此可以推測，西晉的人口密度堪比今天的俄羅斯，絕對的地廣人稀！千裏無人煙絕不是聳人聽聞。這樣的人口密度，就是給你一千畝地，你種得過來嗎？
由是如此，社會底部的農民階層還是沒有多少土地，有人會問：土地呢？都被士族階級蠶食了。這裏先闡述一下士族這個概念。
“士”是統治階層中知識分子的統稱。一個人稱為“士”，和該“士”有親緣關係的一群人稱為“士族”。至於士族的形成，還得追溯到兩漢的人才選拔製度。
兩漢時期，科舉製度遠未出現，但統治者必須找一些文化人來給他們打工，為了確保人才的可靠xing，兩漢都采取“察舉”製度。即以道德行為作為評價標準，我們讀兩漢人物的傳記，經常會看到，某某人，某某年，舉孝廉。這裏有一點區別，“舉孝廉”是根據下麵民的反映作為參考標準；察則主要依賴於上級官員的觀察，有點指定的意思。
孝廉製度有個前提，即必須是同鄉人。比如你是上海人，就不能由běi
jing人來察舉，即使你品行再好，可本地名額已滿也是沒辦法的事，反之亦然。
這種人才選拔製度在兩漢倒也沒多大問題，以此選拔出來的忠臣良將也不在少數，否則大漢帝國的國祚怎麼會長達四百年之久。
可到了諸如漢末時期的亂世，這種方法就行不通了，原因很簡單：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比如河東打仗了，人民為避戰禍，紛紛跑到河西，那河東年底的孝廉怎麼找？兵災過後千裏斷炊，好不容易找到個人還是來河東探親戚的；河西也不輕鬆，突然湧入這麼多人，要全是流氓地痞無賴也就算了，可其中偏偏有那麼幾個品行非常好的，察吧，不是本地人，不察吧，難以服眾。
問題來了。
一個牛人用另一種製度解決了這一問題，牛人名叫曹丕。他創立的九品中正製一直沿襲了三百多年。（221－587）史書記載，“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製，粗具選舉之本耳”（《衛瓘傳
晉書卷三十六》）。
先從字麵解釋一下這個製度，“九品”：人的品級（區別品行）分上中下三等，這三等隨意組合成九品（上上，上中…），“中正”是一個非正式官職，主要負責孝廉的察舉。考察的對象主要分三部分：家世，行狀（個人品行），品級（主要依據行狀）。
這樣以來，zhong
yangzhèng
fu就控製了人才的選拔，九品中正製成於曹丕即位之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各大家族的矛盾，但沒有哪一項製度是十全十美的，九品中正製的弊端很顯現出來。
先，司馬家族肯定不會放棄“中正”這個肥差，掌握這個職位，等於掌握了國家的人才選拔，那些選拔上來的人大多數會效忠司馬一族。前文我們提到過，司馬炎曾出任中撫軍，這也是接司馬昭的班，本來軍中就有許多司馬氏的親信，中正一到手，朝野幾乎完全被其控製。曹丕能鎮得住司馬氏，曹睿曹芳也不是孬種，可再往後呢？如此一來，九品中正製反成了司馬氏排擠曹氏的得力工具。
司馬炎正是靠這些人登上王位的（當然了，不一定全是司馬家族的人）。
隨著時間展，九品中正製被各大門閥勢力絕對cao縱，上麵提到，品級主要以個人品行判斷，到後來，則主要依據家世。這從根本上抑製了寒門士子進入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