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二十、在大上海的豐收與拮據
上海的七月，好一個熱字了得；然而清早卻很涼爽，還有風，當然也有許多嗡嗡叫的蒼蠅，隻是它們並不怎麼礙事。
窮人都得早起，更何況是負擔還很重的窮人。沈從文昨晚雖然半夜過後才睡，今天照例是天剛亮時就睜開了眼睛。第一件事，是想如何來寫昨晚上廁所時突然就想起的那個“有學問的人”。
因為天天都要寫，就像一頭母牛天天都得擠出牛奶一樣。這個“有學問的人”，可是個好題材；
隻是，像這種見到漂亮女人就一定會有非份之想的人，我已經見過好幾個了，這篇小說該寫些他們的什麼呢？
就寫他對一個女人“有非份之想”，並把他的這“非份之想”寫到有了一個結果。這麼個故事，有一個場景就夠了，隻要把他們獨處時的言行舉止，還有心理，細膩地描寫出來就可以。隻是從哪兒來入筆呢？相熟的男女，獨處在酒足飯飽之後最好。
“對，就從時間入筆，把他們放置在黃昏！”沈從文想明白後在心裏喊著，謔地挺身坐起，三下五除二穿好衣褲，伏在窗前的小書桌邊。
“這裏，把時間說明，是夜間上燈時分。黃昏的景色，各人可以想象得出。”
寫完這開頭的一句，後麵便高山流水般地出來了：“到了夜裏，天黑緊，紳士們不是就得了許多方便說謊話時不會為人從臉色上看出麼？有燈，燈光下總不比日光下清楚了，並且何妨把燈撚熄。是的，燈雖然已明，天福先生隨手就把它撚熄了，房子中隻遠遠的路燈光從窗間進來，稀稀的看得清楚同房人的身體輪廓。他把燈撚熄以後，又坐到沙發上來。”
寫到這裏，沈從文開始在心裏發笑，筆下寫得更快：“與他並排坐的是一個女人，一個年青的，已經不能看出相貌，但從聲音上分辨得出這應屬於標致有身分的女人。女人見到天福先生把燈撚熄了，心稍稍緊了點，然而仍坐在那裏不動。”
接下來，想到曾是親眼所見的一個動作，沈從文心裏又想笑，便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來，明顯地留在臉上了：
“天福先生把自己的肥身鑲到女人身邊來，女人讓；再進，女人再讓，又再進。局麵成了新樣子，女人是被擠在沙發的一角上去，而天福先生儼然作了太師模樣了，於是暫時維持這局麵，先是不說話。”
接下去，自然就更好寫了，可就在這時候，沈從文的思路被後房傳來一陣凶狠的咳嗽聲給打斷了。是母親在咳嗽，他到上海把一切都安頓好，便在2月底時去北京將母親和九妹接來了。此刻，母親的咳嗽刺痛著沈從文的心，他臉上的笑容瞬間蕩然無存，趕緊扔下筆，匆匆幾步走到後房。
這裏，是他母親睡的地方。他進去時，母親已靠在床頭，閉著眼，半張著嘴在喘息。沈從文走到她床邊，掀開痰盂蓋一看，裏麵全是紅色了。他心上抽了一口涼氣，站立到床邊，不敢動，病人卻醒了。
後來沈從文回憶此類事情時說：母親“象是醒了很久，不願意同我說話怕妨礙我做事，所以才把眼合上假睡，聽到我掀痰盂蓋，且知道我為那血驚訝了，所以開了眼睛，望到我說，‘不要緊，不要緊。人不吃虧，一吐就鬆快了。’”
沈從文聽說，心裏又痛又酸，因為他知道，母親是“專在這些事上謊我，卻又謊我不去，是我注意到那比哥哥還瘦小的臉時，顏色是白色轉青，而眼睛，竟象不是活人的眼睛，又小又呆，非常可憐。”
“無論如何我得請醫生來。”
“那是蠢事。”母親堅持說，因為前些天剛請醫生來過。是個瘦瘦的中年人，人來了，“從皮包中把聽診筒取出，聽聽各部分，抿著嘴想了一下，不作聲，取出一方白紙來，寫上一個處方，處方角上除了印就中西文字醫生地址與電話號碼以外，還印得有此方必得在某某藥房配藥那類話。”然後“就說，‘到莫幹山去’，或者說，‘廬山空氣好’，‘西湖不行’，‘上海也無妨’”使沈從文“想用腳把他踢下樓的話，”然後，理所當然地接過十元錢，走啦。
盡管醫生來了不濟什麼事，出了錢之後母親還是咳嗽、吐血，可沈從文很清楚，母親堅持不請醫生多半還是因為錢。“手邊多有十塊錢作火食，母親病在這方麵就有獲得恢複的希望，不必醫生了。”
沈從文看著母親，這麼想著。
“我沒事，你去忙你的。”母親說完，閉了眼睛休息。
看來隻有這樣了，趁著還早，我先把那篇小說寫完，也可以換回十塊二十塊錢。沈從文這麼想著，戀戀不舍地望著母親。
這篇《有學問的人》後來發表在9月12日的《中央日報·紅與黑》第24期上，被著名學者淩宇稱作是“顯示出這一時期（1927——1930年）創作的新變化”的開篇之作，其思想和藝術功力“預示著沈從文創作漸趨成熟。”大學近年的現代文學史教材中肯定了這一觀點，認為這篇小說是對現代都市文明的諷刺與批判，在現代文學史上格外令人矚目，是沈從文小說創作從幼稚走向成熟的開篇之作。
這是後話。沈從文正準備離開母親，睡在地板上的妹妹被驚醒過來，她睜開美麗的雙眼，看到哥哥，再去看閉了眼休息的母親，輕輕地告訴沈從文：“二哥，我告訴你，媽昨晚血吐得特別多，她一晚都不能睡，你要想想法子才好。”
“想法子。”沈從文也輕輕地回答，“我們目下情形同去年在北平一樣，暑假中，書無銷路，版稅不能拿。新稿縱有人願出錢買，也寫不出，真是絕境了。”他想把這些告訴九妹，卻又於心不忍。
九妹長大了，懂事了，看到哥哥作難，再不說什麼，趕緊起來，端了滿是鮮血的痰盂到外麵去倒掉。沈從文望著九妹的背影，搖了搖頭走到自己的房間。
文章還得寫下去，得用它來換取生活和治病方麵的開支，還有就是滿足朋友們的希望。
早在今年的3月10日時，由徐誌摩等創辦的《新月》月刊出版。“我們這個刊物向你敞開胸懷，努力地創作吧，我的朋友！”徐誌摩用詩人那充滿激情語言大聲地對沈從文說。從那以後，沈從文的長篇童話小說《阿麗思中國遊記》就開始在《新月》第一期上以連載的形式刊出。現在，已經刊出三分之二了。
還有由鬱達夫在北京創刊的《現代評論》，現在也遷到上海，由楊振聲繼陳西瀅任文藝版閱稿人。這個刊物，一直以來都對沈從文敞開大門。再加上葉聖陶主編的《小說月報》，一個多月就要給沈從文發一篇文章。
創作盡管這麼豐收，生活卻過得這樣拮據，根本沒法讓九妹和母親過上好日子！沈從文在心裏這麼對自已說，長長地歎一口氣，回到桌邊坐下來，繼續想他的文章。
關於這段生活狀況，沈從文在後來刊出的《樓居》中有很真切地敘述：
“天氣熱，整天一家人流汗。每日早上六點鍾樣子我就起來了……望望前後房床上地下睡的人，象甘肅省的災民一樣，仿佛都瘦得怕人。因為天熱，他們都是半夜才睡，所以這時睡得非常好。早涼，有風，望到空中嗡嗡作聲飛過的大蠅，我茫然的站在再過半點鍾便將為太陽所曬的洋台前，向著一到下午便炙熱如烙鐵的對麵高牆，作一些莫名其妙的空想。”
“把筆捉到手上了，回頭望望側身睡到一小軍用床上，用一條大洗澡毛巾作被，害暑病有過四天不曾吃飯的哥哥那樣子，瘦瘦的臉頰滿是野草一樣的胡須，本來要寫什麼，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了……”
“想到一點故事，好象寫出來決不至於被同我作交易的編輯們退還，同時是想起妹把那半痰盂的血倒出的事情。母親一咳更不能寫下了，仍然同她說話……”
關於心底的那份苦楚，沈從文在年底由上海人間書店出版的《不死日記》裏也有記載：
“7月1日，‘一個人，窮是嚇不了我的。有錢就用，無錢餓也盡它。至於媽，以及老九，不是應當如此過生活的。老人家可憐之至。九是小孩子，也應當像別人家小女孩一樣，至少在這樣年紀內不適於知道挨餓一類事。但是讓媽同妹來到這地方的我，有什麼法子可以把生活弄好呢？出於自己意料以外的是各處寄來的錢數目的少且遲延。我不能怪人，我實在又並不寄過多少文字的稿件給我的主顧，他們是做生意人，豈能因對我慷慨來做賠本的事……在此情形中人偏不能不生病。呆嗬，這病，便是窮中的恩惠！’”
“7月16日，‘文章作完了，得當了衣去付郵。這一周是非到連當衣也無從的情形中受窮不可的……我決心，隻要有人要我，我願抵押一點錢，來將媽設法醫好。隻要有人要，我就去。不拘作何等事，我也能作的。’”
“7月18日，‘媽的病已經深到怕人，我又擔心九也將因此轉成病人……我是罪人，年紀已快到三十，還不能使母親有一天無衣食憂愁的平安日子。別人的兒子，二十歲左右，事業金錢全不會從手中逃遁了。最無用的東西還可以為人搖旗喝道用勞績升官發財。至於我，我所得是些什麼？’”
境況雖然這麼困窘，卻還是有許多快樂的事情。徐誌摩的一個朋友來了，便約沈從文去，給他們相互介紹。
“這是王際真，我的好朋友，美國威斯康辛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高才生。這是沈從文，一個文學天才。”
於是，沈從文認識了王際真，並知道他此時已將《紅樓夢》翻譯成英文正與美國紐約多伯裏台杜蘭公司準備出版。
“第一個將《紅樓夢》節譯為英文的華人。”徐誌摩大聲地向沈從文稱讚他的朋友，對沈從文自然也有很多的溢美之詞。
離開的時候，同以往每次跟徐誌摩分手一樣，沈從文感到心裏甜蜜蜜的。生活，真好！他在心裏唱著這句話，回到他的法租界的薩坡賽路（RueChapsal今淡水路）196號租房，輕輕地推開門，便聽到母親的咳嗽聲。這聲音象一個捶子，一聲一聲地捶在他心上。
“我還是送母親再到北京去，不管怎麼說，北京的那個老中醫對她治病要好很多。”
沈從文這麼下了決心，第二天便送母親到了北京，留下九妹陪著她，自己孤身一人，很是失落地要再回上海。
他接母親和九妹來京，是一個漂泊者一直的夢。世上所有的漂泊者，有幾個僅僅是為了自己？他們的夢中，多半是渴望自己的親人能過上好日子。原本以為自己的事業已經有了起色，再加把勁，多掙些錢應該沒問題，日子過好一些一定也就沒問題，於是他便希望母親和九妹來，與自己一起，同享好一些的日子。卻不料，這夢似乎還沒有真正開始，卻還要讓她們與自己分離！
天下最讓一個男人沮喪和窩心的事，莫過於無力給自已珍愛的人幸福。分別時，沈從文心堵得慌，簡直就想扔塊石頭把天砸破。為了掙錢，他又不得不與母親、九妹分別。沈從文久久地望著沉沉睡去的母親，使個眼神將九妹喚到門外，麵對一張秀麗而充滿稚氣的臉，好一會才說：“九，二哥真不想這樣，可是又沒法，母親就隻能暫時拜托你了。”
“我知道，我知道。”九妹重複著這三個字，晶瀅的淚水奪眶而出。
“九、九！你別哭。”他伸手去擦九妹眼角的淚，九妹叫了聲“五哥”，一把抱住他。
兄妹倆緊緊地相擁著，淚水都巴嗒巴嗒地往下滴。
沈從文從北京回到上海，進屋不久就聽到有人敲門，還來不急去理會，就聽見有耳熟的女人聲音在喚他的名字。
“是丁玲！”沈從文心中一喜，推門出去。
果然是丁玲和胡也頻兩個。
早在年初時，沈從文一個人到上海還隻兩月時，丁玲和胡也頻也來了。當然不是因為沈從文，而是因為馮雪峰。
在10年後，1937年丁玲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曾坦率地說到這時的感情：“我認為這個人（馮雪峰）在文學方麵特別有才能。我們在一起談了很多。在我的整個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愛過男人。他很高興，並感到驚奇地發現一個‘摩登女子’會愛上這樣一個鄉巴佬。我停止了寫作，滿腦子隻有一個思想——要聽到這個男子說一聲‘我愛你’”
為什麼會愛得這麼熱烈呢？對此丁玲在1985年3月1日致白浜浴美的信中也坦言不誨：“1927年，我寫完《莎菲日記》後，由王三辛介紹我們認識的。王三辛告訴我他是共產黨員。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我那時實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懷念在上海認識的一些黨員，懷念同他們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離開了他們。那裏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遠離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頻在內，都不能給我思想上的滿足。這時我遇見一個黨員了。我便把他當一個老朋友，可以談心的老朋友那樣對待。”
丁玲是以坦率出名的女強人，在愛情方麵同樣如此，因為一份真愛，她對胡也頻說：“我必須離開你，現在我已懂得愛意味著什麼了，我現在同他相愛了！”
胡也頻聽了，悲哀而痛苦地問丁玲：“難道，你從來就沒有愛過我？”
丁玲淚流滿麵，說不出話來。看到胡也頻痛苦，她也很難受，後來她在給馮雪峰的信中說了自己心中的感情：
“我不否認，我是愛他（胡也頻）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作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地就住在一起了，我們什麼也不怕，也不想，我們日裏牽著手一塊玩，夜裏抱著一塊睡，我們常常在笑裏，我們另外有一個天地。我們不想到一切俗事，我們真像是神話中的孩子們過了一陣。到後來，大半年過去了，我們才慢慢地落到實際上來，才看出我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子，是被一般人認為夫妻關係的，當然我們好笑這些，不過我們卻更純潔無疵的天真……總之，我和他相愛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然而對於你（馮雪峰），真真是追求，真有過寧肯失去一切而隻要聽到你一句話，就是說‘我愛你’！你不難想著我的過去，我曾有過的瘋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個時間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機會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
這封信，後來發表出來，取名叫《不算情書》。
丁玲的愛使她與胡也頻在不斷的爭吵中度過，從北京吵到上海，見了沈從文，倆人的爭吵稍少了一些，幾天後，他們就告別沈從文，雙雙去了杭州。在丁玲的堅持下，與他倆同去杭州的，還有馮雪峰。
“此次杭州之行，將決定他們未來的生活布局。”沈從文送走他們仨之後，在心裏對自己說：“我還是希望丁和胡好下去。”
沈從文為他倆的囑咐還在耳邊響著沒散去，時間剛過一禮拜，胡也頻便出現在沈從文麵前。望著他失望的神情，聽著他說不再去杭州，今後生活將改變的話，沈從文就同他在一個大木床上躺下來，詳詳細細究詢他這件事的前因後果。
“聽這個人作一切不離孩子氣的申述，且記著這件事每個要點，等他無話可說時，便為他把這件事從旁觀者看來各方麵必須保持的最合乎理想的態度說明。因為他尚告給我兩人雖同居了數年，還如何在某種‘客氣’情形中過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屬於某種科學範圍的知識，提出了些新鮮的意見，第二天，就又把他打發回到杭州去了。這次回去，我對於海軍學生所作的一番勸告，大致很有了些用處，風波平息了，一切問題也就在一份短短歲月裏結束了。兩人在西湖葛嶺一個單獨院子裏，大約將近三個月。三個月中的生活，或者因為新增加了從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內，故兩人簡直像一對同度蜜月的伴侶。”
沈從文後來在《記丁玲女士》中的這番話，丁玲也作了證實說：“在北京雖然同胡也頻同居數年，但一直沒有過夫妻生活，隻是到杭州後我們才正式結為夫妻。”
丁玲幾經掙紮，終是難以舍棄她與胡也頻幾年來相濡以沫所建立起的“堅固的感情聯係”，走出了自己的情感漩渦，作出了最後的選擇，同馮雪峰之間的感情糾葛作一了結，要與胡也頻相伴終身，共謀發展了。
這時，沈從文“正從南方陪了母親到北方養病，又從北方回到南方來就食”，把生病的母親和年幼的九妹留在北京，心裏正非常地不好受，看見丁玲與胡也頻合好，自己的痛苦似乎減輕許多，他憨憨地笑著，看看丁玲，又看看胡也頻，說：“我祝福你們，隻是，愛情固然重要，生存還應該是第一位的。彭主編說的那事，你們是不是答應了？”
“不答應還來上海。”丁玲嘴快，先說了。
“答應了就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生活就有保障了。”
原來，當時有個叫彭學沛的《現代評論》派在上海《中央日報》當主編，沈從文跟他熟，就向他推薦了胡也頻去編副刊，得到同意後，就把這信息轉告給胡也頻，沒想到他們這麼快就來了，而且是成雙地到來。
“我們，給這副刊取個什麼名呢？”胡也頻突然問。
沈從文不回答，隻把目光投向丁玲。
“紅與黑。”
丁玲的提議立刻得到胡也頻的讚同，因為他與丁玲一樣，非常喜歡法國著名作家司湯達的那部講述個人理想的代表作——《紅與黑》。至於沈從文，當然更加讚同，隻不過他的讚同卻是因為“紅黑”的另一番含義。
在他的湘西故鄉，“紅黑”在土語中是“橫直”、“反正”的意思。“紅黑都得吃飯”，是當地的口頭闡，在不同的場合中，表明各種人都得有飯吃，人人都得吃飯，反正要吃飯這些個意思。
副刊的名稱有了，餘下的就隻剩了努力地來做事情，雖說是胡也頻去做這副刊編輯，可他們仨是這麼友好，似乎就是他們仨在辦副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