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算，他們掌握了一個刊物，盡管僅僅隻是《中央日報》的一個副刊，他們畢竟是享有了決定文章發表與否的權力。這樣一來，不僅有利於實現自己的夢想，也可以幫助同樣的青年人實現他們的夢想了。
這，是一件多麼美麗的事情啊！隻是，他們仨在這美麗的事情上能走去有多遠呢？
二一、登上大學講台
“事實使我們緘默，我們隻能暫時把這工作停頓。”
1928年10月26日，沈從文、丁玲與胡也頻在《中央日報·紅與黑》第47號刊出《〈紅黑〉創作預告》中這麼寫道，這《預告》在暗示《紅與黑》即將停刊原因的同時，也再一次重申了他們的編輯主張：
“不漠視別人，不誇捧自己，不以抄襲販賣新輿論思想驚嚇年青人，不假充誌士或假裝熱情騙一部分人喜歡。”
除此之外，《預告》還表示打算自辦《紅黑》、《人間》月刊，打算自辦一個出版社出版“紅黑叢書”。
10月31日，《紅與黑》終於正式停刊，原因自然是與《中央日報》的辦報方針有分歧。
每個漂泊者都有自己的夢想，這些夢想層麵因人各異，有物質層麵的、也有精神層麵的，此時的沈從文、丁玲、胡也頻，他們更專注於後者。於是，他們為了自己的主張，放棄了保險，選擇了風險，請胡也頻的父親為他們轉借1000元，1929年1月開始獨立籌辦《紅黑》、《人間》月刊和紅黑出版社。
經過商議，由胡也頻負責《紅黑》雜誌，沈從文和丁玲負責《人間》月刊，同時，他們還決定合力出版《二百零四號叢書》。
早在北京時就渴望自己辦刊物的宿願，終於在離開《中央日報》後就這麼實現了。
一切都來得這麼突然，仿佛昨天還在凜冽的寒風苦雨中吹打，突然就迎來了一個陽光普照的暖日。生命的春天，到了；美好的前程，正在一步步打開；寒冬已經結束，仨人都感到腳下是一片靚亮的風景。
上海這個大都市，與北京差不多，老城廂街道，比比皆是，似乎隨處都可以隨意地將一個異鄉人安置下來，讓他能夠靜靜地休憩於這個大都市之中，欣喜或憂傷地去釀造自已的生活。
1928年1月，沈從文剛到上海時，住的是法租界善鍾裏一個托上海的朋友預先租定的亭子間。隨後，再由亭子間遷入正樓大房，不久，沈從文住到了馬浪路新民邨，丁玲和胡也頻則蝸居在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永裕裏10號的老式石庫門房子內。
兩處雖然相隔不遠，但為商量與籌備《紅黑》、《人間》雜誌的出版，沈從文幾乎每天都到丁玲和胡也頻他們那裏去，甚至連夥食也包在了一處，這樣非常不方便。三人一商量，一個多月後就共同租賃了薩坡賽路204號。
薩坡賽路204號名為豐裕裏，當時雖然也屬於法租界地麵，人口卻很密集，多是老式的石庫門房子。這種房子脫胎於中國傳統的三合院或四合院民居住宅，弄門縱向深入，過道兩旁即為相互毗連的石庫門民居。這類舊上海的居民區，由於人多嘈雜，環境局促，沒有室內衛生，是舊上海市民生活的一個真實縮影。
正是在這裏，沈從文觀察到了上海人的真實生活。“後房的窗可以望別人屋頂，紅的瓦，鱗次的排列，常常在早晚冒煙的煙囪，近到也象可以用手抓。早上這房中也有好風，隻要把房門打開，讓風有出路，那風便從窗外來，從門外走去。晾衣洋台太陽光還不來時，後房所見別人屋頂，已經曬滿陽光了。”
“順便說說，老式石庫門房子沒有‘陽台’一說，而名之曰‘曬台’，這是給難得一見陽光的廂房間居民天晴時曬被子用的。”
“有一天我在上海的陽台上看上海的城市，我伏在濕欄杆上在想另一個窗子裏的另一個人家在做什麼事。”
“我不知道工廠的夜班是如何的忙碌，我想象的夜班是在一些小房子裏總有一些小學徒一邊打盹一邊做事情，我想象那些銅匠、那些印刷工人他們大概和我一樣沒有辦法睡好覺，他們是那樣的肮髒，走近他們的身邊有一種難聞的氣味，手上全是油膩和鐵鏽，頭腦又是那麼愚蠢。”
“這樣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嗎？但是我想想，他們那麼蠢，我有責任來釋放他們。”
1930年後，沈從文在回憶這段與丁玲胡也頻共同奮鬥的時光時，曾無比深情地寫道，他願意給那些沉默努力的青年朋友們、“每一個在井中向群星望著的人”，以一種“自信”的機會。
“井”！一個多麼準確而又美妙的單音詞，讓人想到“黑暗澗穀”，卻又與“澗穀”中不斷的墜落不同，它至少提供了一種向上的視角，在暗示著“群星”還定有一個出路，一種建立自信的方式。
正定這種向上的視角，使心地善良而又不屈於生活壓力的沈從文，想依靠文學的力量，幫助與他一樣眾多“掙紮於井底”的青年，找回自己的自信、掙到自己的獨立。
這是沈從文推己及人的一個念想，是自己的生活經驗，他認為自己就是這麼一個向“群星望著”想離開井底的人。來到大都市北京之後，他一直在尋找自己的位置。可是，對於一個新來的異鄉人，大都市從來都是壁壘重重的，以“大學”為代表的精英體製無情地拒絕了他。在“此路不通”的招牌懸掛四處時，“文學創作”這樣一種非常自主安排自我的方式，給他提供了社會參與和身份認同的可能，他就是這樣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在天才+勤奮公式的作用力下，鄉下人沈從文，由於每月都有好幾篇文章見著於報刊雜誌，由於他確實也已有了些名氣，更由於他對人生世相很好的悟性與洞察力，他確實在悲天憐人的感情上有了諸多的真知灼見，他終於獲得了大都市人的認同，終於敢在上海人麵前說些大話了。
此時，丁玲的母親也來到了上海，便與胡也頻、丁玲住二樓，沈從文和母親、九妹住三樓。幾十年後，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沈從文說：
“我們就合賃了薩坡賽路的二百零四號房子，搬了家，《人間月刊》由我們三人產生了，《紅黑月刊》也由我們產生了，在名為‘新房子’的住處，我們生活忽然完全就變了。”
然而，沈從文說的“變”，隻是他們仨人心情的變。盡管剛剛借到1000塊大洋，可都得用在辦刊物、辦雜誌上。他們的處境還是很困窘，生活也非常拮據，或許並不能比那些銅匠、那些印刷工人好了些什麼。特別是沈從文，他的母親仍然重病在身，“同是天涯淪落”的一大家子人擠在矮小窄舊的石頭屋子裏，為著能夠“活下去”而終日忙碌，他不得不顫抖地握緊手中的筆，在綿延不斷的堅持裏辛勞與掙紮。
如果，就為一個“活”字，沈從文是不會用那個“變”字的，除了要活下去，更有了為責任活下去的念頭。正是在責任與諸多無奈的現實相互交織，在混沌灰蒙的暗影中，透出人生的朝陽，這燦爛的光讓勞累的心得到休息、得到安慰、變得高貴，沈從文這才終於敢大聲呼出：“他們那麼蠢，我有責任來釋放他們！”
然而，就在他們都想拚命做好這兩本刊物時，謠言來了。其實早在他們三人合租北京漢園公寓時，就曾引起過他人的猜疑，隻不過，那時他們仨的名氣還都還沒有怎麼大，一般人的“三角戀愛”的傳聞，大都沒什麼市場。可是現在，三人都有了一定的名氣，特別是沈從文。
於是，一些無聊的記者經過一番添油加醋之後，上海小報出現了他們仨“三角戀愛”的傳聞，加上當時的政治擠壓，還要加上他們的不善經營，終於在《人間》隻出三期、《紅黑》隻出七期時，這兩個1929年1月剛問世、寄托著他們美好希望和燦爛未來的刊物，到6月時被迫停刊了，他們的紅黑出版處，也隨之倒閉。
美好的希望落得個痛苦而難堪的失望結果，心理上的打擊已經讓人夠難受的了，更有那經濟上的壓力，沈從文辛苦半年，不但沒賺到錢，反而背了1000多元的債務，困窘到竟至於使病床上的母親也陷入挨餓情形。
沈從文哭了，萬分傷心地淚流滿麵，隻是並不出一點聲音，而且是一個人倦縮在“曬台”上渾身顫抖著。
文人曆來是有多種的，最無聊的當屬那些靠造謠、特別是靠造名星的謠混飯吃的，隻可恨這種人象瘟疫一般，總是不可能滅絕。
在中國，一般名氣的文人，從來就沒有能夠遇到靠寫稿就能維持生活的年代，更何況是軍閥混戰、經濟凋敝的二十年代！
沈從文應該稱得上一位天才作家，他以初小的文化水平，在創作的道路上剛走了不到三個月，就在北京那樣的文化重鎮，在當時中國最好的雜誌上開始發表小說、詩歌、散文、文藝評論等方麵文章，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每年都有三四十篇文章發表。從北京到上海，他一路走來，竟始終能保持文化青年中嬌嬌者的地位。
1928年，又是沈從文創作豐收的一年，全年發表作品高達40餘篇，並且首次有長篇小說《舊夢》和長篇童話體小說《阿麗思中國遊記》1、2卷問世，全年還出版了《入伍後》、《雨後及其他》等單行本、小說集10餘種。
就在這時候，卻經受了這樣的一番事業上的打擊，被弄得焦頭爛額，甚至自身難保了，再無法履行“我來釋放他們”的責任。因為，無論是什麼人，要想做什麼事，他首先得有飯吃，能活下去。
沈從文信奉獨立，文學創作可以提供了一種自我安排的方式，這種方式正好能滿足獨立精神很強的人，然而，在中國過來的曆史長河中，甚至包括今天，持這種形式謀生的人，總是危機重重。
特別是對於一些處在“井底向群星仰望”身份的人，更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種與外在曆史脫節的空洞感、貧乏感。當這種感覺難以承載時，他們更有了轉換身份的渴望。
在中國的曆史上，文化青年的路向來就很窄，要麼去當官，要麼去著書立說；而處在亂世中時，則又多了條與這兩條路平行的另一條路，給文化青年多了個轉變身份的機會，這就是做“革命者”，或者說造反。
經營刊物失敗後的沈從文與丁玲、胡也頻夫婦，由於心底深處的那點分歧，終於選擇了不同的轉換身份之路。
胡也頻雖然去到濟南中學教書，卻同時也從事了革命活動，投身於革命的洪流中。1929年新年伊始，國民黨的第190次中央常務會議就通過了《宣傳品審查條例》，加緊了對革命文化的“圍剿”。到10月，國民政府再“令全國軍政機關，一體嚴密查禁”進步書刊。
胡也頻一麵教書一麵宣傳革命，很快遭到山東省政府通緝，被迫折回上海。不久胡也頻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被推選為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代表。
至於丁玲，這個外表豐姿綽約，文筆晶瑩剔透，兼有張愛玲的落寞與哀怨，林徽因的浪漫與純情，冰心的嬌巧與溫婉的奇女子，在發表了《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等引起文壇的熱烈反響文章、又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後，她己經占據了當時中國女性文學無法突破的製高點，結果卻經受了那樣的一番事業上的打擊，激情率真的丁玲，與胡也頻一道，揮揮手走上革命道路。
1930年，丁玲很快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為魯迅旗幟下一位具有重要影響的左翼作家。1931年，她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鬥》主編；到1932年3月，勇敢的丁玲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出任左聯黨團書記。
1933年5月，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拘禁在南京。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羅曼·羅蘭等國內外著名人士，曾為她發起抗議和營救活動。獄中的丁玲，對敵人的威脅、利誘嚴辭拒絕，後來終於在共產黨的幫助下，於1936年9月逃離南京，奔赴陝北，成為到達中央蘇區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的歡迎。
而無可奈何的沈從文，當時則忙著給朋友、特別是給徐誌摩寫信，希望能回到北京去謀一個職位，以便既可以掙些錢養家、還債，又可離上海這個事非之地更遠一些。
徐誌摩這個天才的詩人，憑著詩人的敏感，他看到了沈從文的創作天分，看到了這個鄉下人時常羞澀笑背後的自強、自尊和自信。
“這是一個注定在創作事業上要幹出一番大事業的人，他有足夠的智慧和堅持努力來支撐他的自信。”
徐誌摩在心裏評價著沈從文，對他十分地眷顧和關注。早在沈從文剛到上海時，徐誌摩就知道，像沈從文這樣沒有家庭支持還要承擔家庭負擔的人，想靠文藝生存，是不可能的，曾給沈從文寫信說，上海如果有什麼不便，就“仍是去北京吧，北京不會因為你而米貴的。”
然而沈從文卻隻埋頭於寫作辦刊物，如今《紅黑》停刊，徐誌摩便想給沈從文謀一份穩定的、同時又能讓他繼續留在上海從事文學的差事，因為沈從文在信中提到想進上海美專進修繪畫，徐誌摩便給他建議，說：“還念什麼書，去教書吧！”
1928年4月30日，38歲的胡適就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自兼文理學院院長。最親密的朋友有這麼個位置，徐誌摩這才對沈從文給出了這樣的建議。
這對沈從文來說，無疑是鯉魚躍龍門，既無心理準備，也缺乏知識準備，在接到胡適的聘書後，他連續致胡適兩封信，謙卑地訴說自己的想法：
“從文可試一學期……可教的大致為改卷子與新興文學各方麵之考察，及個人對各作家之感想，關於各教學方法，萬得先生為示一二，亦是實為幸事。”
事情落實後，沈從文把這喜訊告訴母親和九妹，又給父親沈宗嗣寫了封信說：“現有人正征男同意找男教書，一百七一月，大致為公立大學，一星期在一點鍾左右約四元一小時。若果內戰有擴大延長模樣，男屆八月，或即改圖到學校教書去。”
在信的最後，沈從文直抒胸意，給父親道明了自己並不就想教書。“教書似乎比目下生活為拘束，然無法中此事自亦為一辦法矣。”
中國公學為清末革命黨人創辦，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大學之一。辛亥革命後，學校得到孫中山、黃興的扶持，逐漸發展成包括文、法、商、理四院17係的綜合型大學，選修課目很多，可謂兼容並蓄，學術自由，無論是德日派、還是英美派，都有一席之地，在課堂上教授們可以講授資本主義、也可以講授社會主義、還可以講授國家主義和無政府主義。
如此一來，學校培養出許多不同政見卻同是傑出的人物，如現代著名學者胡適，被槍殺於雨花台的革命人郭綱琳，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等。師生中，當時就有不少人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女英雄秋瑾，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謬德潘等，都是這所學校出來的。
胡適此時與沈從文僅一麵之識，可他相信徐誌摩的眼力，更喜歡沈從文的文章，他跟徐誌摩一樣相信沈從文的文學天才，既想為國家栽培這樣的天才，也相信能寫出那樣文章的人，是可以教好學生的。
除此之外，胡適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即關於“大學中文係”如何辦的問題。胡適認為理想的大學教育方式是：“大學之中國文學係當兼顧到三方麵：曆史的；欣賞與批評的；創作的。”沈從文占有其中後麵的兩個方麵，這便是胡適聘他的理由。
對此，時任中國公學副校長楊亮功回憶說：“胡先生在學校積極提倡學生寫作，他認為這樣可以引起學生讀書興趣。”由於這種辦學方針，教授中除了沈從文，還有好些其他作家；並且，校園中創作的氣氛十分濃厚，不但辦《吳淞》月刊、還有《野馬》雜誌。
1934年2月14日，胡適也在自已的日記中頗有感觸地談到當時的想法：“北大國文係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見侃如夫婦皆不看重學生試作文藝，始覺此風氣之偏。”
很明顯，胡適破格聘請沈從文任教，並不就因為好友的介紹，根本上是他想打破當時中文係隻重古文教學的風氣，想讓大學中文係能夠重視創作，來促進新文學的發展。
後來的事實證明胡適的做法是對的，沈從文不僅在中國公學中深受學生愛戴久而不衰，還由於他的加入為學校培養出甘祠森、何家槐、何德明、李輝英、何嘉、鍾靈（香草）、孫潔訊、劉宇等諸多文藝人才。
接受了胡適的聘請，沈從文要到中國公學去擔任講師，主講大學一年級“新文學鑽研”和“小說習作”。他沒有任何老師指導，開始來準備公課，這時，北大旁聽的經驗、平時豐富的閱讀、近幾年大量的寫作和思考，都給他提供了足夠的知識與自信，沈從文精心地萬分努力地準備著，希望自己走上講台後能讓學生們能夠有所得。
隻是，一個常常見了陌生人就會臉紅的作家，會是怎麼來上他的第一堂課的呢？
二二、給學生張兆和的求愛信
1929年9月5日，令沈從文興奮而又緊張的日子終於來臨了。為這有生以來第一次登台授課，他做了非常認真而充分的準備，資料有1萬多字，足供預先約定一個鍾頭的課而綽綽有餘，更主要的是，資料上的東西早已是爛熟於心。
“既然是以教師身份跨進大學的門欄，總不能讓自已顯得太寒酸了；這樣會的話，使得誌摩先生和胡適校長太沒麵子。”
沈從文這麼想著，一大早特意去到法租界，狠狠心掏出八塊大洋，租一輛包車趕去學校。從經濟方麵計算，這第一堂課絕對是虧定了，因為今天的課講得再好，也就四塊錢的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