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二三、做了講師又做助教
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胡適可圈可點可供後來學人學習的地方實在太多，接見張兆和之後，他坐下來準備給沈從文寫信。
“眾學生，勿彷徨，以爾身，為太陽，照爾祖國以爾光，爾一身，先自強。修道德，為堅壘；求知識，為快槍。”
窗外，傳來學生的歌聲，這是曾做過孫中山秘書長、國民黨元老級人物馬君武先生詞曲的中國公大校歌，胡適非常喜歡，他拿起筆，靜靜地聽完這第一段，忍不住跟隨學生一起唱第二段：
“眾學生，勿彷徨。爾能處之地位是大戰場。爾祖父，思羲黃，爾仇敵，環爾旁。欲救爾祖國亡，爾先自強！”
歌唱完了，胡適靜了靜心，開始給沈從文寫信。
從文兄：
張女士前天來過了。她說的話和你所知道的大致相同。我對她說的話，也沒有什麼勉強她的意思。我的觀察是，這個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愛，你錯用情了。我那天說過：“愛情不過是人生的一件事，說愛是人生惟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們要經得起成功，更要經得起失敗。”你千萬要掙紮，不要讓一個小女子誇口說她曾碎了沈從文的心。我看你給她的信中有“把我當成‘他們’一群”的話。此話使我感慨。那天我勸她不妨和你通信，她說，“若對個個人都這樣辦，我一天還有功夫讀書嗎”我聽了憮然。此人年太輕，生活經驗太少，故把一切對她表示愛情的人都看作“他們”一類，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過是個“個人”之一個而已。暑期校事，你已允許淩先生，不要使他太為難，最好能把這六星期教完了。有別的機會時，我當代為留意。給她的信，我不知她的住址，故仍還你。你若知道她的住址，請告我，我也許寫一封信給她。有什麼困苦，請告我。新月款我當代轉知。
適之十九，七，十夜。
寬厚而善良的胡適，對一個並不很相甘的屬下倘能如此，也難怪他能得到那麼多學人的盛讚了。
由於他從中協調，張兆和對“癩蛤蟆第十三號”的追求開始多了幾分耐心，默默地由著他把那如“鴦”般的“和鈴央央”傳來。
早在1929年7月，沈從文把要到中國公學教書的事告訴母親時，黃英就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看著沈從文生活窘迫，為養家糊口不得不流著鼻血拚命趕稿子的情形，心中很是難受。善良而慈愛的母親，她不願拖累兒子，卻又想能天天看見兒子，結果還是毅然地選擇了離開。
九妹要跟母親回去，她不忍離開生病的母親，黃英搖著頭說了許多勸慰的話，將這個自已最痛愛的小女兒留下來，希望她能在她二哥的幫助下得到更好的發展。
母親走後，沈從文將九妹暫時寄住在董秋斯夫婦家裏，獨自搬到吳淞去了。除了去中國公學講課，沈從文又通過上海暨南大學政治學教師時紹瀛介紹，在暨南大學兼任中國小說史的課程。家裏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改觀，沈從文首先考慮到九妹的教育。上課還剛兩月，11月4日，沈從文致信胡適，請胡適準許妹妹沈嶽萌到中國公學作旁聽生。
“不求學分，不圖畢業，專心念一點書”。他在信中寫道。胡適很快滿足了沈從文的願望，讓九妹在中國公學借讀，除繼續學習法語外，還學習英語和編織。
沈從文對這個九妹，誠如巴金所言：“他對妹妹很友愛，很體貼，我早就聽說，他是自學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卻並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識和事情。”
胡適答應後，沈從文將九妹接回，同自已住在一起，總擔心九妹一個人悶得慌，常到她的房間去，陪她聊聊走走。每一次，他總是輕輕地走過去，為的是怕打擾她的學習。
4月29號他又去了，這一次見九妹麵前放著一本法語課本，卻支頻凝目地象是在發愁，便先咳嗽一聲，走近她輕輕地問：
“是不是很難學？”
“肯定不是，是我太笨。”
“九妹聰明，九妹不笨。”
“可我怎麼就總也學不好呢？”
沈從文搖搖頭，問她：“法語與英語有區別嗎？”
“有的。”
“快說給我聽。”
“法語中的一些字母上會有調號，英語卻沒有。”
“‘調號’，調號是什麼？”
“調號的來源多樣，有的為了區分發音，有的有長期曆史發展的原因，有的和外來詞有關等等，它們分別是：Accentaigu，尖音符。用於é，表示讀‘e’，Pékin；還有Accentgrave，鈍音符。用於è，表示讀‘ε’。”
九妹一口氣說了許多，沈從文根本聽不懂，卻一幅非常專注的樣子，待九妹停下來，他才說：
“就就會騙你二哥，懂得這麼多了，還說自己學不好。再學下去，就成大翻譯家了。”
“我懂得隻是些入門的基礎。”九妹急得臉兒紅紅，一個勁搖頭：“羞死人了，二哥就會挖苦人。”
沈從文正想再說句什麼安慰九妹的話，有人敲門，便對九妹笑笑，自己跑去開門，一見是羅爾綱，忙請他進屋坐。
這位後來著名的曆史學家，雖然比沈從文大一歲，當時卻是沈從文的學生，因為聽了沈從文幾堂課，對沈先生便有了另一番親切和信任，這回遇到了難事，就這麼找上門來了。
“我家境還是過得去的，隻是因為戰亂，與家庭失去聯係，現在的生活……”
羅爾綱說到這裏便止住了，隻把信任的目光投向老師。
沈從文忙著翻自己的衣袋，但隻掏出幾個銀元就沒了，便將銀元捏在手上，站起身來要去翻抽屜。
“沈先生，謝謝你，我現在手上還有些錢，畢業前的生活還能維持。”
沈從文站住了，問詢地望著羅爾綱。
“隻是，就要畢業了，工作卻沒著落，我很想能繼續研究曆史。”
羅爾綱學的是中文，對曆史卻情有獨衷，這也是他後來能成為曆史學家的原因所在。
沈從文重新坐下來，考慮了一會說：“我給你想想辦法，你自己也想想辦法，如能得到去北京深造或半工半讀機會，我可以給你點起步時經濟上的資助。”
羅爾綱離去了，沈從文四處給他打探想辦法，結果終是沒什麼好路子，無奈之下，隻好又給胡適寫信，希望他能給予幫助。
“羅爾綱同學，同我說想做點事，把一點希望同我說過了，特意寫給先生……”
沈從文不知道，此時的胡適，正在燈下給校董事會寫辭職報告。10天以後，也就是5月15日，蔡元培代表中國公學校董事會同意胡適辭去校長一職，由馬君武繼任校長職。
5月17日，沈從文給好友王際真寫信說：“此間胡博士已辭職，我當於六月離校，或住上海。”
沈從文雖這麼說了，考慮到不能影響學生，結果堅持上完最後一學期，直到9月學生放假了，才辭去中國公學的教職。
羅爾綱在學校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本來就深得胡適的賞識。讀了沈從文的信，知道羅爾綱有那麼些困難和想法，胡適考慮之後，便請羅爾綱到他的極司斐爾路49號甲來。
“一個國家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隻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拾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
“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
胡適侃侃而談，表明自己對羅爾綱要研究曆史的讚同，談到具體問題時，胡適改用了商量的口氣：“如果可能的話，你可以到我家裏來，一邊輔導我的兩個兒子讀書；一邊做些整理家父遺稿、校正我的《聊齋全集》諸如此類的工作；一邊可以讀些曆史方麵的書籍。”
羅爾綱聽了非常高興，走進胡適家門一幹就是半年多，直到母親病重，這才回到故鄉貴縣。1934年春，他又重返師門，前前後後，羅爾綱在胡適家共呆了5年時間。
“我還不曾見過如此的一個厚德君子之風，抱熱誠以鼓舞人，懷謙虛以禮下人，存慈愛以體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覺到一種奮發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對胡適的關懷，羅爾綱終生銘刻不忘，功成名就之後，動情地向友敘說他在胡適家中五年的感受。
沈從文離開了中國公學，胡適對他獨自闖蕩不太放心，這回因為熟了，就不讓他開口，主動替他聯係陳源。
陳源就是當時大名鼎鼎的批評家陳西瀅。1921年留學英國讀中學，先後在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1922年獲博士學位。1922年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外文係教授。
1924年，在胡適的支持下，陳源與徐誌摩、王世傑等共創《現代評論》雜誌，主編該刊《閑話》專欄，發表許多雜文，反對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藝運動，被魯迅多次抨擊。
他也對魯迅做如此評價“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
陳源與魯迅針鋒相對，後來甚至公開指責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竊取”日本學者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犯了學界的大忌。
1927年，陳源與女作家淩叔華結婚，以後，擁蔣反共。1929年，任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院長。
為了讓沈從文能順利地到武漢大學去任教，胡適在客觀地介紹了沈從文的情況之後，又特意地談了自己對中文教學的看法。
“從文事我早已提過幾次，他們總以為他是一個創作家，看的書太少，恐怕教書教不好。……我極希望我們能聘從文，因為我們這裏的中國文學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是考據家，個個都連語體文都不看的”
陳源在給胡適的回信中這麼說，還提自己準備也像中國公立大學那樣聘沈從文為講師（相當於別的學校的副教授）。
胡適看陳源的回信，感覺這事頗為不易，因為陳源畢竟隻是大學中的一院之長，上有校長，下有那麼多知名教授，要讓這麼個沒文憑的來執教確實有些難，正待要給沈從文另想辦法，不知陳源怎麼努力，竟還是把這事給辦成了。
不過，陳源終是不能給沈從文爭到講師，而是爭取得一個助教。然而，當時武漢大學講師的月薪是二百元，助教有一百二十元，收入還是很可觀的。
1930年9月16日，沈從文將九妹留在中國公學繼續讀書，隻身帶了武漢大學文學院的聘書，來到武昌，走進坐擁珞珈山、東湖水環繞的武漢大學。沈從文在這裏教的課，與中國公學的差不多，還是新文學和習作，一周三小時。
關於在武大的教書生崖，沈從文後來在給朋友王際真的信中說：“因這卑微名分，到這官辦學校，一切不合適也是自然的事……學生即或歡迎我，學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麼都看不起的。我到什麼地方總有受恩的樣子，所以很容易生氣、多疑，見任何人我都想罵他咬他。我自己也隻想打自己、痛毆自己。還有更可怕的，住處不遠就是殺人場，每天殺人。殺年青人，19歲、17歲，都牽去殺，還有那麼年紀女子中學生。””
他給胡適寫信講武大情況：“初到此地印象特壞，想不到中國內地如此嚇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樣子，各處有贓物如死鼠大便之類，各處是兵（又黑又瘦又髒），學校則如一團防局，看來一切皆非常可憐。住處還是一同事讓出，壞到比中公外邊飯館還不如，每天到學校去應當冒險經過一段有各樣臭氣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頃便成了黑色。到了這裏，才知道中國是這樣子可怕。”
情況如此，沈從文唯一的消遣便是到淩叔華家看畫、或者到古舊書店買字帖玩、或者到圖書館看書。“看得是關於金文一類書籍，因為在這方麵我認得許多古文，想在將來做一本草字如何從篆籀變化的書。”
在武漢大學雖然過得不愉快，對於學生，沈從文卻堅持把自已從寫作與閱讀方麵所得的經驗、同極為認真負責的精神結合起來，教育他們、幫助他們，像何其芳、劉宇、李連萃，吳晗、羅爾綱等等，都是受惠很多的人。
沈從文在武漢大學上完一個學期課，放寒假時，1930年12月18日，他趕回上海。想要給九妹一個驚喜，他帶了許多九妹喜歡吃的糖果，悄悄地開門連屋。
九妹正坐在書桌前，卻並不看書，而是在瞅桌上的幾張照片。遠遠地隻瞄到一眼，沈從文便知道她看的是哪幾張照片了，便再不咳嗽，稍稍地走到九妹身後。
仿佛是身後有眼睛似的，九妹很快回過頭來。
“給我看看。”沈從文伸手拿起桌上的照片。
第一張是九妹剛到北京時他特意領她到那位喜歡照相的朋友那兒照的。照片上的九妹，身材嬌小，麵容清秀，一雙與她年齡不太相稱的憂鬱的眼睛低垂著，讓人看了真想對她說幾句安慰的話。另一張是九妹與丁玲的合影，照片上的丁玲坐著，九妹站在她身邊，一身旗袍，相貌格外的秀麗，大有喧賓奪主之意。
“你真漂亮，我的九妹，你比所有的明星都漂亮。”沈從文真心地誇讚。
九妹雖然高興，卻更害羞，伸手去一把奪了二哥手上的照片，垂了頭來自己再看。
沈從文望著九妹，不由想起了丁玲和胡也頻，十分掛念地說：“不知他們倆現在怎樣了。”
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夫妻，因為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在各自的道路上已然越走越遠；隻是那濃濃的情感依然存在，人分開了，彼此都在掛念著對方。
“我該去看看他們！”沈從文剛回上海，心裏就湧出這樣的渴望。
二四、摯友胡也頻永遠地去了
1931年1月7日，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他們仨，終於在呂班路萬宜坊六十號、胡也頻和丁玲的住處見麵了，他們彼此都很興奮、非常激動。
“你倆在做什麼，神神秘秘的，還真難找，昨天來了，不見你們的影，好在今天總算見到了。”
“你也一樣，昨天我和丁玲去看了個朋友，回來看到你的條就趕去你那兒，同樣看不見人。”
胡也頻分辨著，丁玲抱著兒子祖林，站在一邊望著兩個男子笑。
人生中，能有幾個真心的好朋友啊，一旦擁有，就要珍惜，可千萬別不在乎！
半年前，刊物和出版社垮了，為謀今後的出路和償還所欠債務，三人隻得分頭去找自已的事做，而今分別雖然隻是幾個月，卻都經曆了很多的事情，斬獲了各自的豐收。
1930年的沈從文，在創作上是大豐收的，不但出版了長篇小說《舊夢》，還出版《沈從文甲集》、《一個天才的通信》、《旅店及其他》、《舊夢》等幾個文集，又印發了《中國小說史》、《新文學研究》兩種講義；另外再發表各類作品30餘篇。
隻是，在收獲豐收的同時，沈從文也做了件對自己今後極不好的事情，他在《日出》月刊上，發了篇《論郭沫若》的文章：
“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詩人……但是，創作（指小說創作）是失敗了”，沈從文這麼給郭沫若的小說下了個定論後，接下來以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後》為例，指出郭沫若在小說創作方麵，都“不是他發表天才的處所”。以後，在1931年《文藝月刊》第4——6期上連載的《論中國創作小說》長文中，沈從文又表露了這樣相同的論點。
沈從文這麼來評論郭沫若，不管是否正確，總之隻是代表自已來評論他人的創作，應該說是很正當的，可他做夢也沒想到，就是這樣的一個評論，竟會給他的後半生多出不少的噩夢來。
在1930年中，胡也頻的收獲，也是空前的豐收。5月，當沈從文正“為女人作出許多無用處行為，目下煩亂得很”時，胡也頻正在濟南山東省立高中一麵教書，一麵並進行革命宣傳，他組織學生成立“文學會”，研究討論革命文學。
不久，因鼓動學生進行革命，胡也頻遭到山東省政府通緝，便同丁玲等人離開濟南回到上海，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創作出長篇小說《光明在我們前麵》，熱情歌頌共產黨人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
然後，193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胡也頻又代表左聯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出席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的代表。
丁玲在1930年的收獲，除了生下一個胖乎乎的兒子祖林，便是她5月也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這為她在1931年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鬥》的主編，成為魯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左翼作家，打下了堅實基礎。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它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團體。
國民黨政府其實很少把力量放在文學領域，左翼聯盟最難對付的敵人起初不是來自右翼——而是來自中間派。在左聯建立前，組成創造社和太陽社多數的留日文人一直在與新月社周圍的英、美派筆戰不已，而最早的攻擊對象，就是徐誌摩。
早在1928年3月《新月》雜誌創刊時，徐誌摩親自執筆撰寫了一篇八頁長的宣言，提出“健康”與“尊嚴”是該雜誌的兩條指導原則，表示要向文壇所有的“細菌”宣戰，而他所指的“細菌”，便是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革命作家。
創造社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學日本歸來的郭沫若、成仿吾、鬱達夫、張資平、田漢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太陽社1927年秋成立於上海，主要成員大都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從實際鬥爭中轉移到上海從事文化活動的中國共產黨員。
到1930年6月，一夥與國民黨有緊密聯係的文人，主要有王平陵、黃震遐等。他們提倡一種反映“民族精神和意識的文學，來反對左派的階級觀點。”
在皇帝推翻不久的民國初年，西方的民主思潮大量湧進來，文化、文學在文人的心中成了國家的事情，並不屬於哪一個政府，更不能屬於某個黨派，有了這樣的共識，要讓一個有良心的文人去做國民黨政府的傳聲筒，是件定會遭到眾文化人嘲笑的事情。
而王平陵等是明顯地站在親國民黨立場上來對左派進行批評，並且是不講道理隻作人身攻擊的批評，這與當時文學界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馳，結果很快失敗。王平陵等雖然是失敗了，卻因這場小爭論“誘發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引人入勝的一場大論戰——文學上關於‘自由人’或‘第三種人’的爭端。”
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在這種文化大論戰的背景下，一見麵就有說不完的話題。
“本來，我一回上海就要來看你們，後來聽說父親去世，就在這事上忙了幾天。”
沈從文有些傷感地告訴他的朋友。
他的父親沈宗嗣，是1930年11月在家鄉病故的，他回到上海知道後，忙乎了幾天才把事情打探的清清楚楚，父親已入土為安，他隻能在遙遠的上海默默地為他悼念。
胡也頻對沈從文父親的離世表示了十分地痛心，並說今後一定同去鳳凰古城拜祭一下。丁玲更多地則是打探九妹的情況，對沈從文摯愛的這個小妹，表示了真切的關心。
他們三人之間，雖然感情還是很深厚，但當胡也頻勸沈從文和自己一道，從事進步的文學實踐活動時，沈從文卻幾次故意地把話引向了一邊。胡也頻向丁玲使眼神，想要丁玲來勸勸沈從文。
丁玲知道沈從文，“表麵軟乎乎的，骨子裏鋼一樣硬”，這樣性格的人，是難為他人言語能勸得動的。丁玲知其不可為，便把頭扭向一邊，逗懷裏的祖林笑。
“我告訴你，有一個比你小一歲的湖南老鄉想見你。”胡也頻隻好自已說。
他提到的這個想見沈從文的湖南老鄉，就是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將陳賡。陳賡1927年初從蘇聯學習歸來，不久參加了南昌起義，1928年便到上海來，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