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弄清了“湖南老鄉”的身份，便婉言地謝絕了。
“為什麼呢？我不跟你說大道理，就說我們的感情，這麼地好，根本就比得上生死與共的同誌，為什麼就不能一道走在革命的大道上呢？“
“這與你我的友誼無關，我隻是不喜歡介入政治，更不喜歡什麼黨。”
“為什麼？難道共產黨不好嗎？”
“結黨總是要營私，自古就有‘君子不黨’的說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我喜歡這話。”
“朋黨才會營私，因為它是專製政治的產物；政黨不會，它是民主政治的產物。”
“可是，政黨要不營私，又怎麼會各立派係，你爭我奪呢……”
沈從文說到這兒不說了，隻微微地笑著。
清末的中國人，從日文中引進了用“黨”字來譯稱的西語“party”概念，當時就有了一場關於“黨”的討論，因此沈從文也清楚一些。隻是他的清楚，也都是胡適、陳源一些人的觀點，與信仰共產主義的胡也頻，自然是格格不入。
胡也頻見沈從文這麼“頑固”，講了許多關於共產黨優越性的話語後，突然很自豪地問沈從文：“可是，你知道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的綱領嗎？”
沈從文抬眼去看胡也頻，一幅茫然的樣子。
剛加入共產黨沒幾月的胡也頻，終於占了上鋒，他等不及沈從文回答，便充滿激情、像朗誦詩歌一樣地大聲說道：“‘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樣的事情，難道你還不願意去為之付出一切嗎？”
“是啊，這是個好事情，不僅是我，也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渴望的事情，隻是，我隻想做一個自由人，過一種自由的生活。”
“你這是受徐誌摩、陳源他們影響太深了。”
“誰也不能影響我，我實在就是個鄉下人，不過我說我是鄉下人雖然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隻是說自已有根深蒂固永遠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
“我這個鄉下人，走到任何一處照例都帶了一把尺，一把秤，一切來到我命運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來證實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別人很難影響到我。而且，我認為，文學該有自己的方向，這方向就是自由，正如職業的選擇自由一樣，在任何拘束裏，在我都覺得無從忍受。”
聽到沈從文侃侃而談，而且中間還有那麼一點點情緒，胡也頻知道，一定是因為他剛提到徐誌摩的緣故，便靜靜地聽著，最後終於還是忍不住了，盯著沈從文說：
“文學創作絕不能脫離作者的社會經濟背景，而且必須發揮其政治功能。對身臨殊死鬥爭的中國無產階級來說，文學隻能是反抗壓迫者的武器！”
似乎很是“想得透徹”的沈從文，由於迷惘於太陽社、創造社與魯迅、茅盾的爭論，由於不願違背自已出走湘西時那尋求人生“自由”與“獨立”的夙願，他始終與左翼文學運動保持距離。
就這樣，他和胡也頻在信仰上，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裂痕。因為“道”的不同，他與胡也頻和丁玲的人生之路，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方向。
盡管如此，他們的友誼還在，感情還很真。
1931年1月17日上午，天陰沉沉的，寒風有一聲無一聲地刮著，胡也頻走出呂班路，來到北京路清華同學會宿舍，這兒是孫大雨的家，沈從文暫時借住著。
“房東的兒子死了，我要送一副挽聯，你給擬好挽聯的措辭，下午到我那裏去寫。”
胡也頻望著沈從文，完了又講了幾句關於房東兒子的情況，準備離開，沈從文卻一把拉住他說：“別走，中午有好吃的。”
“又發文章了？”
“一個同事請吃飯。”
胡也頻跟著沈從文去飽吃了一頓，走出飯館時，風似乎刮得更猛了些，倆人在惠羅公司前暫別，胡也頻被寒風吹得抖了一下。
“你也穿得太單薄了，做了父親，可不能讓自已病了。”沈從文說著，便把自己剛做的一件海虎絨棉袍脫下來，要給胡也頻穿上。
胡也頻伸手攔住：“你雖還沒做父親，也有母親、九妹需要照顧，同樣不能生病！”
“還有一件，你放心，我不會讓自己凍病了。”沈從文說著推開胡也頻的手，極有耐心地給他穿好。
下午，沈從文如約去到胡也頻家，卻隻見丁玲一人在逗小孩玩，問起胡也頻時，丁玲的神情露出一點不安，這使沈從文很不放心，第二天又去了，家裏還是隻有丁玲與小孩。丁玲的眼圈已經紅腫了，當沈從文再問胡也頻時，丁玲痛苦地直搖頭，連聲說：“你不要再問了，不要問了！”
沈從文心中駭然，連忙出門四處打聽胡也頻的消息，跑了整整一天，還是得不到確切的答案，晚上七點鍾時，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北京路宿舍，正準備吃點東西就去看望丁玲，卻來了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
“我是監獄裏的牢頭，受一個姓胡先生的委托，給您送個信！”說著，老人便把胡也頻親筆寫的一張發黃的紙交給了沈從文。
“我因事到東方旅社，被誤會，請趕快與胡先生商量，保我出去！
原來，胡也頻與沈從文分手後，就趕去漢口路666號東方旅社，出席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不幸被叛徒出賣，與會人員全部被國民黨軍警抓捕。
位於上海公共租界內的東方旅社，是中共地下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也是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機關。1931年的1月7日，中共在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十天後，上海的進步文化團體在東方旅社召開秘密會議，會上由潘漢年宣讀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
沈從文一看便條，就知道預料的事果然發生了，顧不上吃一口東西，慌忙起身，直奔呂班路丁玲家。丁玲也在外奔波了一天，打探胡也頻的消息，剛剛歸家，看了沈從文遞來的條子，悲傷地說：
“我去找了左聯的馮雪峰，馮乃超，他們發現今天有人帶著柔石到一個什麼書店去讓人指認，問書店的人他是不是柔石。當時，馮雪峰他們就估計，胡也頻很可能被捕了。”
“現在怎麼辦呢？也頻便條上說的‘胡先生’就是胡適”，我是不是馬上去找？”
看到丁玲點頭，沈從文不管已經是晚上，起身就趕去敲胡適的家門。門開了，徐誌摩也在。經過胡適的推薦，徐誌摩準備去北京大學就職，特來與胡適說些有關的事情，聽了胡也頻被捕的凶信，胡適搖著頭說：“這不行，他這麼年輕，我們得想辦法保釋他出來！”
胡也頻是徐誌摩熟悉的作者，以前在北京時就經常給《晨報副刊》寫稿，到上海以後，又給《新月》雜誌寫過稿。徐誌摩聽說胡也頻被捕，激動地說：“不就是參加個什麼黨派，這是個人的信仰，怎麼可以憑這一點來抓人呢？”
“我知道先生素來抱有正義感，我來找您，就是為了請您設法營救的。”
沈從文乘機向他提出請他出麵營救的請求。
徐誌摩毫不遲疑地拿出紙筆，給蔡元培寫了一封短簡，請他在南京設法斡旋，設法營救胡也頻。
沈從文救友心切，擔心有誤，與丁玲商量後，從徐誌摩處借得路費，同丁玲一道趕往南京，去找邵力子和陳立夫想法。
陳望道是丁玲的老師，之前丁玲找陳望道得了封他給邵力子寫的信，一到南京，丁玲就帶了信去找這位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邵力子，沈從文則通過朋友介紹，趕去見國民黨宣傳部部長陳立夫。
丁玲的兒子祖林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講道：“邵立子說，怎麼卷到這麼一個大案子裏麵去了，於是他就寫了一封給張群的信，對母親說，你拿這封信，趕快回上海，去找張群，看看有沒有辦法。”
丁玲接了信出來，沈從文也從陳立夫那裏回來了。
“陳立夫最後表示，如果他不是共產黨，願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辦法。”
聽了沈從文這樣的話，丁玲搖著頭說：“他這實際上就是要胡也頻投降，這根本不可能。寧可死，胡也頻也是不會投降的。”
“你也是這個意思？”
丁玲用力地點點頭：“若是我自己，同樣也寧肯坐牢，寧肯去死，絕不會在有條件底下得到自由。‘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是與胡也頻一同被捕的左聯作家殷夫翻譯的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自由與愛情》裏麵的話，也是我們的信仰。”
沈從文肅然地點著頭，心裏湧出許多佩服，也湧出不少傷感。
就在丁玲準備回上海找張群這一天，2月7日，胡也頻等24人也被帶到了凇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的後院。
張群是當時的上海市長，胡也頻是共產黨員，還是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上海代表，當時蔣介石正咬牙切齒地要把共產黨消滅幹淨，胡也頻是軍統抓的，張群自然不可能出手相救。
結果，丁玲和沈從文寒風中輾轉於達官、租界巡捕房、警察局和律師所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1931年2月7日，胡也頻與“左聯”會員柔石、殷夫、馮鏗等，被國民黨秘密槍殺於龍華。
丁玲當時剛剛產後不久，得不到調理，還四處奔波，傷心悲痛，人消瘦得變了形。她後來曾如此表達自己思念的心情：“即便是偉大的詩人啊，也體會不到一個在想念著愛人的心情。頻！你真不曉得一個人在自己燒好飯又去吃飯的心情，我是屢次都為了這而忍不住大哭起來的。”
在《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中，丁玲回憶到：“我很怕留在家裏，覺得人在跑著，希望也像多點似的。跑了幾天，毫沒有跑出一個頭緒來”。
胡也頻去了，永遠的去了，但那隻是他的驅殼，而他的靈魂，卻不朽地印在了丁玲和沈從文的心裏，錈刻在千千萬萬正直善良人的心中。
丁玲和沈從文，一個失去心愛的丈夫，一個失去雖然道不是很同卻仍是摯愛的朋友，他們今後的路，又會怎麼走下去呢？
二五、送丁玲回常德見母親
寒風吹得木門嘰哢嘰哢響，沈從文走去把木門關上，又回到丁玲麵前。九妹抱著還剛三個月的林祖，在屋的另一頭輕輕地走來走去。
在得知胡也頻被捕的第二天下午，為了防止意外，丁玲就帶著小孩轉移到李達家。胡也頻被殺害後，考慮到李達家也不安全，沈從文就把丁玲接到家裏來住。
丁玲的奶水本來是很好的，經過這麼些天地折騰，現在隻能給林祖添喂些牛奶了，剛剛給他喝足，擔心會嘔奶，就讓九妹給抱著走走。
“也頻走了，他的許多事情我必須要接著做下去，這孩子，怕是不能帶在身邊了。”丁玲瞅著兒子，仿佛是自言自語地說。
“你是準備送他給胡也頻家，還是你家？”
“也頻那邊是流浪演藝世家，最近幾月也沒有聯係上，林祖隻能送給我母親去帶了。”
胡也頻是福州人，他遇難後，家人根本不了解他慘死的情況，也不知道屍首拋落何方。可是，福州的國民黨特務卻一直沒放過對他家人的迫害，直到胡也頻被害8年後，竟還沒能放過胡也頻的家人，在1939年7月15日，特務再次闖進胡家搜查威脅。對愛子的傷心思念，早讓胡也頻的母親失去了生的興趣，就在這次搜查之後，胡母自縊身亡。
新中國成立後，丁玲很快有了一大堆官銜和兼職：從《文藝報》主編到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從全國政協委員到全國人大代表等諸如此類。盡管如此，她並沒有忘記胡也頻，托人找到胡家的地址，寄去20萬人民幣。
胡也頻的父親胡廷玉收到丁玲寄來的錢，回信告訴了自已的近況，又向丁玲詢問兒子被害的一些事情。
廷玉先生：
來信收到，知道政府已對你們有所照顧，甚慰。我曾托上海時代出版公司馮雪峰先生彙人民幣二十萬元，想必也已收到了，以後望大家安心工作，努力上進，為人民服務好了。小頻在東北，寒暑假常來看看我，身體不大好，功課還不錯。因為生活條件不好，營養很差，而又不得不在讀書之中做一些工作，望勿念。寄上他的相片一張。也頻是在一九三○年五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擔任常務委員，十一月參加共產黨，同月被選為參加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上海文化界代表。正在準備到蘇區去的時候被捕，是一月十號。二月七號被龍華司令部秘密處死（機槍掃射），埋於龍華司令部，當時不準取屍（因為秘密的），同時被難者，共二十餘人。因此至今沒有取到屍首，另行安葬，情形如此，望勿引起難受。中國革命所犧牲的烈士，千千萬萬，假如沒有先烈的血，如何能爭取今天的勝利。因此我們更應該愛護革命事業，愛護今天的人民政府和軍隊，我們更要努力，否則何以對死者呢？
此致敬禮
丁玲一月二十日
丁玲這封給公公胡廷玉的家書，寫在16開對折毛邊紙上，毛筆書寫，字體清秀飄逸。當年，剛得知自已親愛的丈夫、年僅28歲胡也頻已被軍統特務秘密殺害在龍華的荒野地上時，丁玲就發誓說：
“我要複仇！……為了可憐的也頻，為了和他一道死難的烈士。他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他用他的筆，他的血，替我們鋪下到光明去的路，我們將沿著他的血跡前進。”
事隔20年後她給公公寫的這封信，仍然透露出那麼一種堅定的信念。
沈從文聽說丁玲要送林祖回湖南，默默地想了一會說：“我送你去。”
“不用，我一個人就行了。”
“不行，林祖才三個月，你一個人，怎麼行！”
丁玲不再吭聲，感激地點點頭，但很快又說：“恐怕還是不行。”
“怎麼？”
“這一來一去要差不多一個月，可隻有二十來天就要開學了，難道你不用去武大上課？”
聽丁玲說這事，沈從文放心地笑了：“在武大憋著也窩心，我還真就不想去了。”
“不行，我不能讓你為了我丟工作。”
“不是為你，是為我自己，我真不想去了。靠寫作也能活下去，為什麼還要去受氣呢？”
丁玲聽了，知道沈從文確實不想回武大，也就不再吭聲。但是，錢呢？路費從哪裏來！她皺緊了眉頭。
之前與胡也頻窩居在上海永裕裏13號3樓的亭子間，倆人靠微薄的稿費維持生計，並沒有什麼結餘，三月前又在醫院生下了他們的兒子，花費了不少，現在真是囊中羞澀啊！
看著丁玲皺眉頭，沈從文立刻明白她是為錢所難，便微笑著說：“錢的問題，我來解決。你隻管好好準備準備，待我拿了錢來就動身。”
近年來，沈從文的書盡管一本又一本地出來，可那微薄的稿酬並不能讓他的生活寬餘多少，他除了要負擔九妹的讀書生活，還常要接濟一些窮苦的學生。
沈從文微笑從家裏出來，一到屋外笑臉就變成了愁臉，他的眉頭，比剛才丁玲的皺得更緊。
兩個人，還有一個小孩，從北京回湖南，可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且還要給丁玲的母買些禮物，還要多帶一些錢回湖南用，不能讓她母親知道也頻的事情。
隻是，該到哪兒去弄這麼一些錢來呢？
沈從文在巷子裏溜達著，走來又走去。在上海，放眼望去，到處都是有錢的人，可惜都不是自己。沈從文走了一陣，想了一陣，發了一陣牢騷，終於情不自禁地走進了徐誌摩的家，站在了他的麵前。
正好陸小曼也在，沈從文吱吱唔唔，結果還是讓徐誌摩夫婦弄清楚了他的來意。
徐誌摩和陸小曼，從在北京交際場上相識相愛到結婚，徐誌摩的父母、還有一些朋友，對他倆的婚事、特別是對陸小曼，似乎都不那麼滿意，然而，婚後的徐誌摩與陸小曼，卻是過得浪漫、開心而愜意。
沈從文看在眼裏，很快消除在他們婚禮上的那點不滿，在心裏默默地為他們祝福。
聽到沈從文又是來借錢，這一次徐誌摩競然顯得有些為難。
陸小曼雖然美麗動人，給了徐誌摩不少快樂，可她近來常常生病，除去藥費，每天作畫、寫信、會客，跳舞、打牌、聽戲的花費也實在太大，而徐誌摩的父親徐申如，因為對陸小曼不滿日甚，不久前斷了給他們夫婦經濟上的支援。
基於這情況，近年來，徐誌摩隻好輾轉於光華、東吳、南京中央等大學教書，課餘趕寫詩文，以賺取稿費。到1930年秋，為多賺些錢，徐誌摩辭去上海和南京的職務，應胡適之邀，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授，在上海、北京兩地來回奔波。這樣一來，徐誌摩一年雖然可以掙到幾百大洋，為當時人均年薪的五塊大洋百倍，家裏卻仍然沒有兒個存錢。
看見徐誌摩麵有難色，沈從文立刻感到心裏非常內疚，連忙故作輕鬆地說：“我不過是順道來問問，先生要是為難，我還可以到其他地方去想辦法。”
隻是，倆人相處了這麼久，徐誌摩很了解沈從文，想了想說：“我原來好象聽你說丁玲寫了一本書稿？”
“對。”
“你拿來，我把它推薦給中華書局。”
沈從文聽了，輕輕地說：“隻是這部稿子的篇幅比較單薄，怕是拿不到幾個稿酬。”
徐誌摩聽了，一時真有些為難了，拿眼睛去看陸小曼。
見徐誌摩為難，陸小曼歪著頭認真地想了想說：“誌摩，你不能去向邵洵美轉借一筆錢嗎？就說我有急用。”
任何時代，任何行業中，總是有一些特別會賺錢的人，邵洵美雖然跟徐誌摩一樣是個詩人、散文家，卻又同時很會賺錢，他除了寫作，還辦書店、編輯雜誌畫報，由於特善經營，是當時文人中最有錢的一個。
聽陸小曼提到邵洵美的名字，徐誌摩的眼前一亮，很快撥通邵洵美的電話，借了一筆錢轉給沈從文。
錢揣在懷裏後，沈從文長長地鬆了口氣，他開始與丁玲一道，來考慮這次回家一些細節上的事情。
“我最擔心的，是母親知道也頻的噩耗。”丁玲擔憂地說：“這樣她會受不了。”
“讓我來以也頻的名義寫幾封信，待我們離開上海後，由九妹陸續地寄給你的母親。”
聽了沈從文的建議，丁玲點了點頭，想了想說：“再擬三份電文，待我們離開上海後讓九妹以也頻的名義發出來。”
於是他們行動起來，沈從文一連寫了七封信，丁玲擬了三份電文。剛把這些做完，有朋友來看沈從文，正是那位喜歡攝影的朋友，手上還帶著相機。
“給我們照一張，可以嗎？”丁玲拉著九妹的手，問沈從文的朋友。
在這位朋友的安排下，膝上抱著嬰兒的丁玲坐著，她的身後右邊稍後一點，站著個穿一身樸素旗袍，相貌俊秀的姑娘，這就是九妹。
也就是這張照片，幾年後，吸引了從鳳凰考入北京大學、解放後曆任共產黨中央第三辦公室工業負責人、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劉祖春的注意，為他與九妹的戀情提供了契機。
1931年4月18日，丁玲與沈從文踏上回鄉之路。回到常德家中的丁玲，像一個中學生那樣把頭發分開，穿上母親喜歡的衣服，強忍痛苦，極力做出天真爛漫女孩的樣子。她讓沈從文吃飯時陪母親喝酒，有時還會故意發發小脾氣，引得母親又痛愛又歡心。加上家裏不斷收到由留守上海的九妹寄出的以胡也頻名義發來的信和電報，異常精明的母親，竟沒能看出丁玲心中天大的痛苦、天大的秘密。
剛來時就與母親說好住三天的期限，總算是來到了，丁玲、沈從文與母親作別，又踏上去上海的漂泊的征途。剛走出門來，丁玲就已經淚流滿麵了。巨大的悲痛在心底壓得太久，她實在有些受不了。母親可能還在身後，她不敢回頭，一仍淚水如瀑布般瀉下來。沈從文在一旁看著，眼淚也止不住地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