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二七、青島再逢摯友陳翔鶴
“若事情還趕得及，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誌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給徽因較好。因為好像有幾種案件，不大適宜於送徽因看。”
1931年12月12日，沈從文關於徐誌摩的一些事情，寫信給胡適，談自己對徐誌摩日記的處理意見：
“八月間我離開北平以前，在你樓上我同他談到他的故事很久，他當時說到最適宜於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說話的叔華。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為當時還同我說到，等他老後，等我們都老一點後，預備用我老後的精力，寫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參考他百寶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島後，他來信還說已經把百寶箱帶來了，等將來到北京看。其中我似乎聽到說過有小曼日記，更不宜於給徽因看，使一個活人，從某一些死者文件上，發現一些不應當發現的東西，對於活人隻多惆悵，所以我盼望我說這話時間還不過遲。若一切已全給了她，那羊已走去，補牢也不必了。”
徐誌摩的生命當中，有過三個女人：一個是因父母之命而娶的妻子張幼儀，另一個是曾經讓他心動卻終是不能如願的林徽因，再一個是許多波折後終可以偕手同行的陸小曼。
徐誌摩沒有風流，他隻是用詩人的浪漫和渴望完美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這是徐誌摩回複恩師梁啟超的信中的一句話。當時，他已經迷戀於陸小曼，隻是世人似乎都不理解：14歲就嫁給他、比他小4歲、已為他有了孩子、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在東吳大學教德語）、品貌端莊、上海寶山縣巨富張潤之的女兒張幼儀，怎麼就比不上已有丈夫、比他小7歲、精通英文和法文、長得還算有靈氣的畫家陸小曼！
可惜，愛情隻是自己心中的感受，與旁人的看法往往會大相徑庭。在旁人的誹議、反對聲中，徐誌摩經過不懈努力，最終得到了心愛的人。
徐誌摩的感受是對的，因為他確實幸福過；徐誌摩的感受是錯的，因為他終是又沒了幸福。
沈從文因為那天胡適家樓上與徐誌摩的談話後了解到：“近兩年來，他（徐誌摩）特別愛說死，比上幾年完全不同，家庭方麵成為無樂趣的累贅，也是活得無趣味的理由之一種……”
理想與現實距離總是很大，愛情也離不開哲學中凡事都會變的這個規則，追求完美，又常為幻想激情燃燒著的天才詩人，碰壁便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當時為新月派女詩人的林徽因，16歲遊曆歐洲時在英倫結識留學生徐誌摩。情竇初開的女孩，很快便為徐誌摩的博識、風雅、英俊所吸引，盡管知道他已經是一個兩歲孩子的父親，她還是與他熱烈地相戀了。
然而，這位後來中國的第一位女性建築學家，似乎很有理性、良心和道德，林徽因心中總是拂不去張幼儀的影子，經過痛苦的思索，她終於果斷地放棄了自已深愛的誌摩，含著淚，沒敢去告別，悄然離去。
心愛的人走了，留給徐誌摩的是無盡的遺憾和愁悵，他將這遺憾和愁悵化成詩句，留給了後人：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芒。
沈從文是通過徐誌摩結識林徽因的，那時侯，林徽因住在北京東城總布胡同，由於好客、才華、熱情與善解人意，她家的客廳，始終雲集著一批名流巨子，譬如朱光潛、梁宗岱、金嶽霖、徐誌摩等這樣的社會學家、翻譯家、哲學家及文壇巨星。大家聚集在這裏，一杯清茶、少許點心，談哲學、說文藝術、聊社會，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無拘無束、非常開心。
久而久之，不知是誰給這客廳取了個名，叫“太太客廳”。這裏，一直最活躍的人物，當然還是林徽因。她為客人讀詩，與友人辯論，雙眸因為這樣的精神會餐閃閃發光。朋友成了林徽因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她的優秀也是因為他們的欣賞和激勵而光彩奪目。
沈從文結識了林徽因後，就常常到“太太客廳”去，找個不顯眼的地方坐下來，靜靜地聽大家聊天、聽林徽因讀一首新詩，每一次離開，都會感到無比的溫馨與滿足。與徐誌摩一樣，林徽因對沈從文也很欣賞，除了喜歡他的作品，對他的經曆和士兵生活，充滿了濃厚的興趣。
想到往事，想到那些徐誌摩在時的美好日子，那些由於徐誌摩的原因而結識遇到的人事，引出沈從文對徐誌摩更強烈的懷念之情。
這麼好的一個人，上天怎麼能這麼就讓他離去呢？他舉頭問蒼天，又想到徐誌摩的那位佳人。早在12月5日，他就給好友王際真寫信說：
“朋友們在預備印行他的信劄，選出一些使活人看來不至於紅臉的信劄，印出一部分，一麵是紀念他的死，一麵或者對於此後生活毫無依歸的小曼，稍有補助。”
在沈從文看來，不管別人認為陸小曼怎樣，也不管陸小曼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她終是成了徐誌摩的夫人，而且曾是徐誌摩那樣迷戀的人，僅這一點，就足夠他盡全力地去關心、去替她做些事情了。
當出版徐誌摩部分信劄一事終於有了著落時，可以算是沈從文自去年11月21日知道徐誌摩去世後最快樂的一天，也就在這一天，他同時再遇到了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1932年1月16日，陳翔鶴像是從天而降一般，突然就出現在沈從文麵前。
6年前，倆人在香山幾天熱聊之後，這位後來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專家，從北大畢業後就輾轉北方各地，教書育人，沈從文與這位老朋友天各一方，現在，總算是又見麵了！
陳翔鶴之所以來青島，原因是有人替他在青島市立中學謀到了一份語文教師的工作。
從分手到現在，沈從文走完了他創作道路第一階段的路程，從1924年12月22日在《晨報副刊》第306號上首次刊出散文《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後，一發而不可收，他以休芸芸、懋琳、小兵、漩若、甲辰、黑君、紅黑舊人等二十來個筆名，先後在《晨報副刊》、《現代評論》、《新月》、《紅黑》、《小說月報〉等報刊上發表200多篇各種文體的作品。這些作品，後來分別結集為《鴨子》、《蜜柑》、《阿麗思中國遊記》、《入伍後》、《雨後及其他》、《山鬼》、《龍朱》、《旅店及其他》、《十四夜間》、《神巫之愛》、《男子須知》、《石子船》、《沈從文甲集》等十多部著作出版。沈從文這一階段的作品，主要取材於兩個方麵：關於自己的鄉土——湘西生活的回憶與描摹，與關於都市生活的見聞與感慨。
之所以產生鄉土回憶為題材的小說，是因為他剛從湘西邊地來到古都北京，城市裏與鄉村中迥然相異的人事，使他不能不去聯想往昔經曆中的見聞。兩相對比，生命中的那些歡樂、痛苦，眼淚、鮮血，既平凡又離奇的往事，如高山流水般自然而然也湧到他的筆下。
一個靜態的湘西邊地，在他波瀾不驚地描繪中，人物與風情猶如一幅幅緩緩展開的風俗畫，讓城裏人看著唏噓感慨。
在關於都市生活的見聞與感慨中，他流露出缺少人間溫暖的漂泊者的人生歎息，似乎很似鬱達夫那種內心苦悶的抒寫。這一點，與陳翔鶴的相近些。
陳翔鶴這個比沈從文大一歲、1901年出生在四川重慶的摯友，早在1923年，就發表了第一篇小說《茫然》。
陳翔鶴的這篇小說描述了一個痛苦、懦弱的青年被無形地黑暗壓製著，由於經濟拮據、生活無著落，精神很是愁苦，對現實十分失望。他遭遇到的一切，都是他苦痛的觸發點；他要反抗，卻無路可走，隻能尋求感官刺激，來片刻麻醉自己愁苦的靈魂。
在這篇小說中，誇大了的個人情緒將單個人的苦悶推延至整個人類，充斥著抽象地對人生、國民性、甚至對全人類的批判，包含了“五四”時期中國新文學的一些理性的批判精神、感傷的敘述基調、直白的自我表現等符號。
做了皇帝兩千多年奴才的中國知識分子，要強調自我了，矯枉過正，從來都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陳翔鶴後來的係列小說，都延續著《茫然》的風格，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些憂鬱、傷感而懦弱的青年，遭遇著痛苦而無力反抗，隻不過具體的遭遇不盡相同。
《幸運》中的，因生活無目的，無希望而最終心力交瘁，病入膏肓，絕望地將用所有積蓄買來的書全都撕掉；《斷箏》中的，雖然想過找份工作養活自己，卻滿懷著對父親的愧疚，終日被無聊煩悶包圍而陷入痛苦的內心掙紮中；《see》中的，“願做人世間一切道德禮法的叛徒，願意毀滅，早死或夭亡，然而確不願使我生活動搖，惶惶焉如無所主”，所以隻能那樣的苦悶著；《西風吹到了枕邊》中的，不滿於包辦婚姻卻因自己的懦弱而隻能認同命運的安排；《瑩子》中的，甚至在未來一代乃至幾代人的身上都看不到美好生活的希望。
很明顯，傷感是陳翔鶴小說的基調，文字中的憂鬱氣質，是由於放達背後的種種無奈，與沈從文都市生活題材中漂泊者的人生歎息有異曲同工的地方。
一個人文學觀的形成，往往來至於他的閱讀。陳翔鶴在北大旁聽時，“他通過英文閱讀西方的文學作品”，俄國的、法國的小說，北歐的戲劇，英國的詩歌；屠格涅夫、契訶夫、喬治？桑、莫泊桑、海涅、霍普特曼、史特林貝爾格等等大師級的作品，正是這些，促使陳翔鶴形成自己對人生對社會的基本看法，成為他文學創作的底色。
相比之下，多了另方麵生活的沈從文，經典或許沒有陳翔鶴讀的多，卻多讀了另一本“大書”，為此他坦言自已，“對於農民、手工藝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出。”
陳翔鶴便也坦胸露懷：“到現在，還有一點熱力在我胸中糾纏著，就是人類的情感和熱情，除此一點，我覺得甚麼都是瓦礫糞灰”
“我隻是想，就我所接觸的世界一麵，來敘述他們的愛憎與哀樂。”
聽了沈從文這麼說，陳翔鶴感慨道：“隻是，人世什麼都是凡庸，可嗤可棄，其餘的，由一切中遺留下來的，可稍為視為神秘可貴的，——就隻是‘情感’。”
“情感是可貴的，但人世間也不都是‘可嗤可棄’的東西，那些農民、手工藝人與兵士，就因為他們的正直、誠實，生活有些方麵極其偉大，有些方麵又極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麵極其美麗，有些方麵又極其瑣碎。我動手寫他們時，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實實的寫下去。”
陳翔鶴沉默了一會，沒直接去說剛才的話題，再次感慨道：“我深深地感到，現在夢醒了的青年們，若要來探索真理、追求新的生活，結果都是無路可走也無力反抗，隻能悒鬱沉悶地陷入悲苦之中。”
在青島的那個美麗的公園裏，沈從文與陳翔鶴，一邊走一邊談。很明顯，他們之間也有分歧。
“五四”作家陳翔鶴，與所有“五四”作家一樣，在那個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剛剛離去、軍閥輪流坐樁的年代中，大家都聚攏在“否定一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旗幟下，來“表現自我”、“發揮個性”。
眾多的作家，眾多的文學社團，眾多的問題和主義，在那樣的亂世裏活躍著、爭論著，造就出一個熱鬧紛呈、色彩斑斕的文學時代。
到後來，當“個性解放”、“自由獨立”無法負擔起深重的民族苦難時，這些曾經的關鍵詞必然被新的時代話語所替代。“革命”、“階級”，這些個更合適時代的關鍵詞來到了中國文學中，並很快成為文學的主潮。
這些個沉重而又頗俱殺氣的字眼，似乎更能夠解決那些為探索真理、追求新的生活、無路可走也無力反抗的問題。正因為這一點，陳翔鶴後來在1939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陳翔鶴加入了黨組織，投身於革命，卻不去創作，像沈從文的另一位好朋友丁玲那樣，走文學為革命的道路；可是，他又與沈從文一樣，認為文學不該作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
“我是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隻信仰‘生命’。”沈從文頗有些自豪地說：“生命中的各種經驗和形式，總是能吸引我好奇的目光，給我帶來莫可名狀的快活和感動。至於‘問題意識’，雖然會在我文章的字裏行間泄露出來，但是這些形製也許較小的經營、卻寄托了題目很大的理想，這個題目就是‘人性’。”。？？？“我隻想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沈從文重複著，繼續發表自己的觀點：“我不輕視左傾，卻也不鄙視右翼，我隻信仰‘真實’。”
很明顯，如果一個政治家、一個革命者這麼說，是不符合職業道德的，但作為一個作家說出這樣的話，卻正是他職業道德最好的表現。因為任何政治，在好的方麵也隻可能停留在信仰的層麵上；而信仰，其局限性是十分明顯的，隻有科學，才因為沒什麼局限處於比信仰更高一級的層麵上。
“我是堅持藝術至上的，在生活方麵，我別無所圖，無論私人生活是多麼的辛苦顛連，困窘不幸，也隻想在藝術的本身上，求得一點成績。我覺得在社會中，隻有藝術可以使‘生活’更為向上，更為高潔，並且保持一種莊嚴性。”
陳翔鶴終於忍不住搭腔了，而且一發不可收：“我原來與朋友辦的雜誌，之所以命名《沉鍾》，體現的就是這種藝術態度。霍普德曼那個關於沉鍾的故事，表達了我們編輯願為藝術奉獻一切的決心。”
“說說這個故事。”沈從文小孩般地央求。
“‘沉鍾’原是德國作家霍普德曼一個表現藝術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矛盾的象征劇的名字，我們借用來，以示藝術上要堅持到底的意思。藝術理想與現實生活之間存在著不能調和的矛盾，藝術是至高無上的，社會現實則與文藝為敵，處處給文藝藝術布置障礙，因此，從事文學工作，必須在生活上有所放棄，有所犧牲。”
聽陳翔鶴講了這些，沈從文想到提倡無產階級文學的郭沫若，不由借題發揮議論起他的小說來：
“我認為，拋開文學的什麼階級不階級不去談，在人物事件展開與縮小的構成上，這位郭先生缺少必需的節製與注意。要想從他的作品中尋一個完美的篇章，不是雜記、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組織的故事，實成為一個奢侈的企圖。論創作小說，郭沫若不如鬱達夫、張資平兩人，是三人中‘最壞的一個’，我認為，郭沫若的小說是失敗了的。”
沈從文的這些言論，此前已發表在？1931年6月《論中國創作小說》一文中，他再次跟陳翔鶴來說，隻是出於對文學要為某一階級服務表示不滿。
“藝術是極高尚的事業，不應也不能作為謀生的手段。我從不敢將著作當作一種職業看，而且更決定，對於其他職業，無論有多麼的艱難和苦心，也必須隱忍而且擔當。”
從小生活一直比較優裕的陳翔鶴，坦坦然然地講著自己的心裏話。沈從文在一旁聽著，臉兒有些發紅。
他們似乎並不都是很吻合，但他倆都有很好的人品，善良而坦誠；都能與人為善，真實地表達自己的內心，完成了對自己文學觀的執著堅守。
因為這些，他倆保持了終身的友誼。20年後，沈從文回憶在青島與陳翔鶴相處的往事時說：
“當時我倆幾乎每天晚上都到公園去會麵，到池塘中間那個亭子裏交談起來，談人生、談文藝、談個人遭遇，已經時間很晚了，有時到半夜，周圍空寂有些令人恐怖，陳翔鶴不敢一人回校，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回市立中學。”
人生在世，真是會有許多極其美好事情、會擁有許多極其美好時光的，之所以能夠，是因為有好朋友在成全。
一個人能有幾個摯友，生活必然會鮮亮很多；如果又能有一個知心的愛人，生活，該是多麼溫馨啊！
沈從文已經30歲了，他已擁有了好些朋友，可他的愛人在哪裏呢？！
二八、拜訪張兆和探望丁玲
一個老師，最大的福氣莫過於遇到一位好校長，沈從文在青島大學遇上了楊振聲這樣的好校長，又有一大堆性格觀念相同相通的人，無論工作氛圍、還是朋友同事的關係，都非常地不錯，更何況，這裏還有極美的海水，這對於特別鍾愛自然、善於感悟自然的沈從文來說，實在是非常愜意的事情。
似乎一切都是這麼空前的美好，讓人感到格外的舒心，沈從文更加地思念自己心愛的人。
早在他得到張兆和去見了胡適的情況之後，沈從文就立即給張兆和去信。他承認自己“頑固”，因此也尊重她的“頑固”；同時又說兩個人都寸步不讓，也不是壞事。
時間悄悄地在忙碌中溜走，為了生活，沈從文的居住地在不斷地變化著，他從上海去到北京，爾後又來到青島；然而，不變的是他對張兆和斬不斷的思念，表現出來的便是一直地給張兆和寫信。
1931年6月，沈從文從北平給她寫信。
“三三：我求你，以後許可我做我要做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說什麼時，你都能當我是一個比較愚蠢還並不討厭的人，讓我有一種機會，說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話，這點點是你容易辦到的。你莫想，每一次我說到‘我愛你’時你就覺得受窘，你也不用說‘我偏不愛你’，作為抗拒別人對你的傾心。你那打算是小孩子的打算，到事實上卻毫無用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