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沈從文還因為丁玲最近在中國公學的一次演講而向她提到丁玲：
“聽說她到過你們學校演講，不知說了些什麼話，我是同她頂熟的一個人，我想她一定同我初次上台差不多，除了紅臉不會有更好的印象留給學生。”
丁玲的這次演講，是在1931年5月28日，她和當時左聯另一位作家韓侍桁，應中國公學青白文藝社邀請前去。6月8日出版的《文藝新聞》第13期，發表了記者羅菲關於丁玲演講的記錄稿，沈從文就是從這裏得知的。
對於丁玲四處去演講，沈從文很是擔憂。既為她本人的安全，也擔心這樣將來可能會累及邀請她的學生們。沈從文認為丁玲的長處並不適宜演講，說丁玲“喜歡的是二三知己毫無拘束的談天。一切應對皆浸透了親昵與坦白，且許可隨隨便便的，繼續不一的談下去。”
盡管如此，沈從文卻又將心比心地認為，人們可以越過丁玲所不擅長的演講形式的樊籬，從中看到丁玲富於感情的氣質，從那些表達得並不流暢並不動人的話語裏，體會到她所蘊藏的一顆“對於人類博寬容忍與愛好的心。”
或許，丁玲自已也有這樣的感覺，在5月底給沈從文的信中曾寫到：“我這些日子東奔西走，忙於演講，來聽講的照例總那麼多人，話說完時還得被年輕大學生圍著，詢問這樣那樣。他們皆那麼年青誠實和謙虛，可是我卻非常感到疲倦了，尤其是當我從台上走下來，離開那些大學生時，說不出的一種空虛壓在心上。這樣年青人能從我這方麵得到些什麼呢？我又能給他們些什麼呢？”
隻是，丁玲對自已的工作又說：“都說我可以同白薇一樣，不妨教一點書。我明白這種事情在某種人來說算不得壞打算，但我卻太不行了。我不教書！倘若我當真還應當放下這枝筆，轉到一分新的生活裏麵去，對於我相宜的，恐怕不是過大學去教人，還是到下層社會裏去得點教訓。”
丁玲這裏說的“到下層社會裏去”，實際上指的是去蘇區。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後，便向組織提出這樣的要求說：我是搞創作的，隻有到蘇區去才有生活，才能寫出革命作品。張聞天答應讓她等消息，後來中央終是讓她去主編左聯的機關刊物——《北鬥》雜誌，因為當時隻有她是最適合做這份工作的人選。對於沈從文說的這些，張兆和並不作回應，
心裏空落落的沈從文，又寫信讓朋友來與他分享戀愛還沒有結果的滋味：
“因為在上海我愛了一個女人，一個穿布衣、黑臉、平常的女人，但沒有辦好，我覺得生存沒有味道。一麵也還是自己根本就成為一種病態的心，所以即或不有這件事，我也仍然十分難過。”
兩年多的追求都沒有結果，沈從文不斷地尋找這其中的原因，最後把這失敗歸咎於自己的教育：“我近來常常想，我已經快三十了，人到三十雖是由身體成熟向人生事業開始邁步的日子，但我總覺得我所受的教育——一段長長的希奇古怪的生活——把我教訓得沒有天才的‘聰明’，卻有天才的‘古怪’，把我性格養成並不‘偉大’，卻是十分‘孤獨’，善變而多感，易興奮也易於忘遺……”
然而，就在沈從文萬分難受時，在1932年5月18日這天，他接到了張兆和寄來的一封信，一封確實有點厚度的信。
“起碼也有四五張紙，一定是傾吐了千言萬語。難道鐵樹真真開花，難道我終於等到了春風化雨時！”
頗有寄信經驗的沈從文，拿著信匆匆地趕回家，一邊欣喜若狂地遐想著。
沈從文估計的很對，信封裏確實有五張寫滿了的信紙，但不是寫給他的“信”，而是一篇小說。能稱之為“信”的，隻是這篇小說頂頭上的一句話：
“寄來篇習作，若能看得下去的話，麻煩給改一改。”
沈從文愣了一下，立刻就歡天喜地起來。
不管怎麼說，總算是能看到三三親筆給我寫的字了，而且，一下子就能看到五頁紙的。
快樂的沈從文，真想揮舞著這封“信”，滿學校地跑一遭，去告訴所有的人。但他終是一動不動，眼圈紅紅地，輕輕地吻著頂頭上的那一句話。
“解凍一旦開始，再大的冰山也會融化！”
沈從文安慰自已，擦去湧出來的淚花，開始認真地讀著張兆和的習作。他剛看了兩行字，便積習地拿起筆來，開始修改，完了工工整整地重抄一篇，將篇名改為《玲玲》，署名黑君，發表在《文藝月刊》第3卷第5、6號合刊上。在文章的最後，他清楚地注明：“改三三稿”。
7月，張兆和從中國公學畢業，又給他回了封信，感謝他修改自己的文章並予以發表，說經他改過的文章較前好了許多。於是，他來了自信和勇氣，去信說要去蘇州張兆和家拜訪。
“腳長在你身下，像你這樣‘頑固’的人，要往哪裏去，誰攔得住啊！”
讀到張兆和這樣的話，沈從文熱血沸騰起來：冰山終於開始融化，感謝蒼天、感謝大地，感謝她的善良、感謝我一直地追求！
沈從文在屋裏跪下，淚流滿麵地嘮叨著。
學校剛一放假，他便趕到上海。原本在青島時，他曾那樣地急不可待，恨不得馬上就見到“心愛的三三”。現在，離她已經很近了，卻突然又惴惴不安起來。他猶豫不決，終是沒有去馬上揭開這個謎底，而是先去看望丁玲。
剛接任《北鬥》的主編時，因當時國民黨查得太緊，上級指示把刊辦得要“灰色”一些，丁玲全身心地投入黨交辦的工作，她想到了沈從文。
沈從文在當時的文壇上已有些名氣，這並不是丁玲想到他的主要原因；沈從文跟很多政治色彩不太明顯的作家有著比較密切的關係，這才是辦《北鬥》的方針所需要利用的。
於是，根據組織的意見，6月23日，丁玲給沈從文寫出一封懇切的求援信：
“現在有個新的小書店，請我替他們編一個雜誌，我頗想試試。不過稿費太少（元半千字），但他們答應銷到五千時可以加到二元或二元半，因此起始非得幾個老手撐台不可。我意思這雜誌仍像《紅黑》一樣，專重創作，而且得幾位女作家合作則更好。冰心、淩叔華等女士，都請你轉請，望他們都成為特約長期撰稿員。這刊物全為我一個負責，我不許它受任何方麵牽製，但朋友的意見我當極力采納。希望你好好的幫我的忙，具體的替我計劃，替我寫稿，拉稿，統稿。我們自己來總比別人的好一點方好，你說是不是？！”
丁玲顯然並沒有跟老朋友完全說實話，但這是“政治”的需要，有信仰的人，為了政治集團的利益，幾句不誠實的話，當然是必須的。隻是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很英明的政治，對一般意義上的道德也還是頗有殺傷力的。
“坐莊的人全靠我自己（我願將全力放在這上麵）和你。想多找些老文人的文章，尤其想多推出幾個好點的女作家，如上述的幾個，還有沉櫻也很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載。你最好快點替我進行，過幾天便可登一預告，說是：丁玲主編的雜誌，已有了這些已成名的有地位的女作家來合作。這真是動人的新聞。我希望能得到他們的同意。事情還剛剛開始，一切計劃皆不落實，你可多多為我想一想。”
沈從文看了信後，開始緊張地忙碌起來，她為丁玲有了充實的生活而高興，他要竭盡全力來支持她，成全她。爽快地答應了她的請求後，沈從文忙著找冰心、林徽因、徐誌摩、陳衡哲，還給政治大學的淩叔華寫信，扔下自己要做的事，四處為丁玲約稿。
盡管丁玲告訴他是一個小書店辦的一個雜誌，他卻明白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丁玲正熱心於左翼文學，他很清楚，因此在老朋友麵前他坦率地表明態度：
“紳士玩弄文學，也似乎看得起文學，誌士重視文學，不消說更看得起文學了。兩者皆尊敬文學，同時把文學也儼然近於溺愛的來看待文學‘是什麼’。雖各有解釋，文學究竟‘能什麼’卻皆糊塗了。我既不是紳士又不作誌士，對於文學則惟隻知它的產生，與產生技術，以及產生以後對於它在社會方麵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實分量同價值，不許它把價值開的太大，也就是不許人對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礎皆固定在我知識上，而不在權威或時髦理論上，目前大家所爭持的似乎同我毫無關係。他們既稱為作家，我想想，是不是還宜於來接近文學事業，真成為問題了。”
“紳士罵不紳士，不紳士嘲笑紳士，這算是數年來文學論戰者一種永不厭倦的副題，我覺得真不必需！其實兩者正差不多，就因為兩者還是人，壞的一樣的壞，懶的一樣的懶，至於好的，也還是一樣的好。造謠謾罵對於根本問題有什麼益處？”
“一些無用的人，即或從小到大吃長齋，生來既無補於佛教的興衰，死後也不會成佛，有些人毫無一個君子的品德，他卻可以做出一些有益於社會人類的事業來。有氣魄的人沉默，比小小東西呐喊還動人的多了。你不覺得嗎？為了社會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歡迎小醜，我想離開這分生活，過幾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幫我們把習氣修正一些。”
丁玲看了他的信，說：“不要發牢騷，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來吧。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績來修正一切上海習氣的一個刊物！為什麼不趕快把文章寄來？”
“自從九九（九妹）走了後，我連一個說話的都沒有了！要人愛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幾個那麼熟悉，那麼不拘束，那麼可以發點小脾氣的朋友實在太難了。”
兩個老朋友，雖然已走上了各不相同的路上去，思想的分歧也越來越明顯，但那釀造了很久的友誼，卻仍然散發出醇醇的香味。
有沈從文出麵，一些文壇名家都先後送來了新作。冰心回憶，當年是沈從文前來找她，把丁玲的請求轉告她，還留下丁玲的地址，讓她直接把文稿寄往上海。七月底，冰心便寫出一首詩《我勸你》：
隻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
雖然我曉得
隻有女人的話
你不愛聽
……
你莫相信詩人的話語
他灑下漫天的花雨
……
沈從文後來說，這首詩是冰心送給另一位女詩人的，是“用一種說教方式告給她不宜同另一男詩人繼續一種友誼”。事實上，這是冰心在勸誡林徽音不要繼續與徐誌摩交往。為此，沈從文在徐誌摩去世前不久給他的信中才有這樣的話：
“我這裏留到有一份禮物：“教婆”（冰心）詩的原稿、丁玲對那詩的見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點點記錄。等你五十歲時，好好地印成一本書，作為你五十大壽的禮儀。”
《我勸你》寄給丁玲後，成為《北鬥》創刊號的重頭之作。
在沈從文的傾心幫助下，丁玲主編的《北鬥》第一期終於在1931年9月20日與讀者見麵。因沈從文的關係，這期創刊上有冰心、林徽因、徐誌摩、陳衡哲等人的文章。在丁玲看來，“我自己覺得這裏是很有幾篇可看的東西。”
她在編後記中如是說，在此之前還給沈從文寫了一封充滿感激和自信的信：
“看見她們一些奶奶們都將要為我們這個雜誌而重新提起創作的趣味，我覺得是非常高興的事。她們或許要更來認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們有了什麼一點可貴的成績，我覺得這也還是我們的成績呢，所以我很快活。”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你說‘我擔心你在紳士方麵的成功，將使你成為另外一個人’。我覺得沒有一句相當的話可以表示我感謝你的意思。你說的是。不過，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這方麵得到成功的，我正慚愧在這方麵的小小成功！”
丁玲主辦的《北鬥》，開始時得到了來自左聯常委的肯定，認為：《北鬥》的作者陣容和《萌芽》、《拓荒者》、《巴爾底山》等刊物比，雖然“灰色”了一些，無論沈從文、徐誌摩，還是冰心，都曾是左翼文藝曾經激烈批評過的人，如今他們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左聯機關刊物上，對擴大左翼文藝的影響，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然而，對於丁玲如此大肆集中發表為左翼文藝所批評的作家的作品，終於有人前來加以指責了。一個曾任左聯黨團成員、叫耶林的人，以“讀者之一”的筆名來信批評：
一、二期中的小說，“描寫技術上固然獲得了較滿意的成功，具體意識則不免頗多不正確的傾向……有幾篇的取材對象，更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性。”
“讀者之一”幾乎對每篇小說都作了分析，逐一加以批評。可怕的是，這些批評並非隻代表他個人的意見。
《北鬥》上對“灰色”作家的批評，很快就多起來。瞿秋白的雜文《老虎皮》，借冰心的小說而展開議論，貶斥說：“冰心那種自由主義的傷感口氣，證明她自己也隻是一個市儈。”
緊接著，時任左聯負責人的錢杏，對左聯以外的作家作出更嚴厲而普遍的批評，其中自然包括沈從文，以及他為丁玲所聯係的那些作家。錢杏似乎是以一種權威者的口吻，振振有詞地說：
“既成作家中，除已經論及的外，沒有什麼新的開展。在慘死的詩人徐誌摩所領導的‘新月詩人’的一群中，雖產生了一個陳夢家，但《雁子》（夢家的詩）和《雁兒們》（誌摩的詩）原是一樣的貨色，青出於藍，而青不勝於藍；徐誌摩的《猛虎集》除假借了哈代的一個雄壯的詩題外，是沒有新的特色。冰心隻印了一個回憶《南歸》，依舊在那裏發展她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他們在努力的創作傳記文學，但胡適的《四十自述》，並沒有展開什麼成就和特點。巴金，雖寫作甚多（如《死去了的太陽》、《激流》、《霧》，及其他短篇），老舍雖發表了《小坡的生日》，可並無新意……”
無論從已有的成績，還是從以後的創作看，丁玲無疑是一個頗懂文章，而且絕對是個文學天才級的人物，她在此時之前給沈從文的信中所呈現的感情，表示對冰心等人作品的喜愛，是她對文學特殊的敏感和愛的真實表達。
毫無疑問，丁玲比她當時的那個領導要更懂文學，更清楚這些作品的水平和價值。然而，從政治的需要出發，她的領導提出了那樣的看法。
感情豐富的丁玲為難了！她開始在革命與文學、事業與友誼、集體與個人之間，回旋著、徜徉著，一麵要服從組織的意誌、服從革命的需要，一麵又私下裏通信作一些無用的解釋。
她隻不過仍然想保留一點個人特點，這正是丁玲的性格魅力。作為丁玲的摯友，沈從文看出了這一點，或者說是感受了這一點。盡管以後幾期的《北鬥》麵貌與他的見解相去越來越遠，卻並不影響他對丁玲所作努力的肯定：
“然刊物雖極難得到使編者滿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給人的印象，卻為曆來左翼文學刊物中最好的一種。尤其是丁玲自己，對於這刊物的支持，謹慎的集稿編排，努力與耐煩處，皆留給一般人一個最好的印象。”
就在沈從文的這麼一種看法中，《北鬥》從第三期開始，逐漸地“紅”起來，當這年輕刊物的紅光終於讓國民黨當局感到稍微有些刺眼時，就毫不留情地查禁了她。
這事發生在1932年7月20日，《北鬥》剛出版到第二卷三、四合期。
曾給丁玲帶來莫大希望和工作熱情的《北鬥》，曆時還剛剛10個月就被國民黨射殺了，丁玲和沈從文都沒有想到，這會是他倆生命中的最後一次的合作。
1932年夏天，當渾身是汗的沈從文終於找到丁玲的住處時，來給他開門的，竟然是一個有些靦腆的青年男子。丁玲不在，沈從文留下自已在上海投宿的地址。幾年後，沈從文在《記丁玲女士》中記述了這一次見麵：
“穿一件白紗反領短袖襯衫，身個子不高不矮，肩膊寬寬的，手臂短而結實。這人既衣履整潔，臉兒又白白的，一眼望去，還以為是一個洋行中的寫字先生與售貨員。從身材上與眉眼間看去，則不必開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貫不出福建廣東。我把我的名字告了他以後，他便顯得十分高興，問了我一些青島方麵的話。當我同他說話時，一麵我便思索我在什麼地方或者會見過他……是的，我一定記錯了人……可是不知為什麼原因，一見了他我就有點疑心。仿佛這人臉就白得使人惑疑。”
原來，就在丁玲從湖南剛回到上海不久，5月的一天，有個叫艾格納絲·史沫特萊的外國女記者要報導左聯五烈士的情況，她來采訪丁玲時，帶來位叫馮達的翻譯，采訪了一次，又采訪了第二次，馮達都跟著前來。就這樣，馮達與丁玲相識了。
這個小丁玲兩歲，生性軟弱、膽小而又謹慎輕年人，有著很強的祟拜名人情結，他通過做翻譯見到丁玲這位文壇名人，立刻非常崇拜，並在交往中明顯地表露出來。
一種充滿敬意的愛，對心性很高的丁玲，此刻無疑是頗相適宜的。馮達對她充滿敬意的目光，常常會使她很感動。在以後的交往中，他總是極有耐心地給她講國際國內的紅色新聞、陪她看水災後逃離災區的難民，還給她做飯、然後在她要工作的時候悄悄離去。
丁玲終於被感動了，留下他，倆人同居了。
見過馮達的第二天，丁玲帶著馮達來到沈從文住處。他們分別近年，當穿一件淡藍色薄洋紗長袍、著一雙黃色方頭皮鞋、比一年前胖了許多丁玲出現在眼前時，沈從文幾乎不能相信這就是丁玲。
“若非事先預約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過，我是不會認識了的。”
倆人談了許多，馮達顯然是一個主要話題，聽到了丁玲的這段愛情故事，沈從文有些擔心地問丁玲：“倆人生活怎麼樣，是不是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