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曆數國民黨綁架、暗殺胡也頻和丁玲以及用石灰袋子套頭處決二百多名異己的殘暴罪行，大聲斥責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采用非常手段去撲滅他，殘酷到何種程度”，這隻會“自促滅亡，毫無其它結果”。憤激之情，溢於言表，表達了一個有正義感作家對國民黨的暴行的抗議。
胡適編發這篇文章時，應沈從文為丁玲被捕一事多方去說說的請求，特致電時任上海市長的吳鐵城。
“報載丁玲女士被捕，並無其事。此間凡一切反動案件，不解中央，即關地方法院，萬目睽睽，決不敢使人權受非法摧殘。”
胡適將吳鐵城的這些強辯的原文與沈從文《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同時刊出，沈從文見了之後，當天又趕寫出《丁玲女士失蹤》一文：
“然事實上則人已被捕，且由非法律手續捕去。十幾天前，她曾從另一人傳出口信：‘我已被人誘捕，不自由。’”
除去向公眾澄清事實，以正視聽，沈從文還在文章中警告當局：“政府應當明白，盡把一些稍有生氣的青年作家捉去秘密解決，是不成的。”
在暴政時期，一個文人的憤怒，也隻能就是憤怒，悲憤的沈從文救不了丁玲，隻能靠一支筆來寫些與她有關的文章。
6月，沈從文以丁玲死難的傳聞為背景，創作了小說《三個女性》。小說中的人物孟柯，與丁玲的處女作《夢珂》諧音，即指丁玲。為了對丁玲不能忘卻的紀念，沈從文又開始撰寫長篇傳記作品《記丁玲女士》。
在《記丁玲女士·跋》裏，沈從文把胡也頻的失蹤與丁玲的失蹤聯係起來：
“我們皆不應當忘記，這兩個作家，是在中華民國黨治獨裁的政體下，因個人政治思想與政府相左，兩年內先後突然宣告失蹤的。”
他熱情地呼籲讀者：“你們若知道沉默是你們的恥辱，你們就應當用各種抗議方法，來否定這個現象。”
這篇文章，發表在9月23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措詞尖銳、抨擊猛烈，為當時報刊罕見。
在沈從文為丁玲著急、憤怒的同時，被秘密綁架的丁玲也正想方設法與他聯係。從上海轉移到南京之後，丁玲給沈從文寫過一封信：
“一旦我遭遇不測，希望你能代為照看我和也頻的孩子以及她的母親。”
信中這樣的話語，充滿了丁玲對沈從文的信任，隻可惜，這封信當時被特務扣留，沈從文並不知道，多方呼籲，八方打聽之後，沈從文還誤以為丁玲被害。
“一麵是凡用筆對政府表示不平的年青人皆有憑空失蹤的可能，一麵是另一方麵同樣手段的報複，中國還成個中國不？”對國民黨抓捕，甚至殺戮作家的惡行，沈從文憤慨地質問：
“政府既盡作胡塗事於前，就不能禁止年青人作胡塗事於後，恐怕作家盡全力提倡被治者與被虐待者用暗殺來對於政府行為作報複時，政治上將更多一重糾紛，中國也更多一種壞習氣。有了這種糾紛，已發生這種壞習氣，以後要和平處置，也就不大容易處置了。”
從人性的角度看問題的沈從文，一方麵認為有才華的作家不應該去搞革命，對左翼革命文藝不滿意，另方麵更反感國民黨的殘酷鎮壓，認為“兩方麵實在皆作得極其愚蠢”。他實際上隻是作為朋友來替丁玲和胡也頻討公道，情真意切、就事論事地發表自已的看法，因此也就沒有過高地去稱讚胡也頻和丁玲的革命行動。
令沈從文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他自認為問心無愧、夠哥兒們義氣的一番努力，會在五十年後讓丁玲覺得不快，成為他們友誼破滅而不可修複的原因。
1933年暑假到來時，沈從文果斷地辭去青島大學講師的教職，應楊振聲之邀，再回北平，與楊振聲、朱自清、吳晗等一道，參加編輯了《實驗小學國文教科書》，為使這套教材更好地落實他們對兒童教育及其改革的思想和觀點，大家還親自到師大附小去作實驗。
一群在各自的領域裏都已經非常有建樹的文化人，在那樣動亂的年代裏，毅然地放棄許多可以名利雙收的好事情，聚集在一起，來編寫小學生的教材，所追所求的，不過是為了把中國的文化薪火延續下去！
沈從文一邊忙碌著這麼一件神聖的工作，一邊忙裏抽閑地替自己準備婚事，8月12日，程朱溪代他付了北平西城府右街達子營28號新居的7元定金，作為籌備與張兆和大婚的新居。
中國的財富，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無論是哪個朝代，很少有公平分配過的時候，更多的錢財，大都是聚集在那些善於經營、巧取豪奪者的手上。
沈從文雖說稱得上一個文壇天才，又一直是那麼地勤苦工作，從1925年以來每年都有五十篇左右的長短文章麵世，隻可惜他選錯了行當，一個名作家的手上，是很難有多少積蓄的。
世上有許多非常棒的女人，她們結婚根本就不在乎什麼金錢，張兆和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看到沈從文因結婚的花費皺緊了眉頭，就一聲不吭地去把自己一隻戒指當掉。
張兆和的家是不缺錢的，父親又是那樣的開明大方，曾不止一次地想要支援他們一些，可是沈從文卻說：“我們那兒有個習慣，兒女大了時，就不興再花父母的錢，隻能送了錢去孝敬父母。”
於是，沈從文寫信給張兆和父親，表示結婚不要家裏給錢。張武齡見信後，十分高興地向家裏所有人誇獎這個未婚女婿：“做人就該這樣！”
隻是他沒有想到，就在他誇獎女婿的時侯，他心愛的三女兒竟會去當一枚戒子。
看見張兆和帶來一疊錢，沈從文吃驚了，待明白這錢的來源時，動情地說：“真難為你了，我沒送戒指給你，還讓你去當。好在《女人》差不多連載完了，到時有一筆稿費，我們就去把戒指贖回來。”
張兆和聽了一笑，安慰說：“別在意，一枚戒指，身外之物。”
8月25日，小說《女人》開始在《申報·自由談》連載，分17次到9月10日刊完。事後不久一次洗衣服時，張兆和發現了一張揉碎了的當票。原來沈從文拿了稿費卻是忘了去取回那枚戒子。對於這種事，張兆和最多隻是笑笑，而九妹一旦知道，必然會嘮叨沈從文幾句：“二哥，你怎麼能這樣啊！”
最後，沈從文哄不了九妹，總是張兆和出麵，九妹才扔下一句話：“二哥，這回就原諒你啦，可不許有下次。”
沈從文態度非常認真地答應下來，但如果遇上什麼“狀況”，這樣的事還是照常發生。
當時，婚前的沈從文還寄居在楊振聲家，讓他知道這件事之後，不僅馬上給沈從文預付了五十元薪水，還以兄長的口吻責備道：“人家訂婚都送給小姐戒指，哪有還沒結婚，就當小姐戒指之理。”
1933年9月9日，是沈從文由成年男子晉升到丈夫的日子，這一年，他已經31歲，與張兆和的婚禮，在北平的中央公園水榭舉行。
這天，沈從文穿一件張兆和給他剛賣不久的藍毛葛夾袍，張兆和穿一件大姐在上海給她趕製的淺豆色綢旗袍。客人不是很多，大約有六十人，張家的大姐張元和、大弟張宗和、四妹張充和以及三叔張禹齡一家都來了，沈家到的有表弟黃村生、姐夫田學曾、九妹沈嶽萌及玉姐夫婦，餘下的，都是北方幾個大學和文藝界的朋友。
婚禮似乎太過簡單，沒有儀式，甚至也沒有主婚人，但卻有諸多真心縱情的歡笑和情真意切的祝福。新房就一個小小的院落，正房三間外帶一個小廂房。院裏因有一棵棗樹，還有一棵槐樹，後來被沈從文稱它為“一棗一槐廬”。
就在婚前剛把幾件必需物件搬入“一棗一槐廬”的當天晚上，張充和發現一個小偷正在院子裏解網籃，大聲驚呼：“沈二哥，起來，有賊！”
聽到驚呼的沈從文，順手抄起一件“武器”高高舉著大叫：“強盜，哪裏走！”
在倆人的呼叫聲裏，一陣腳步響，小偷終於被震懾住了，嚇得丟下網籃，爬樹上房一溜煙逃去。
虛驚一場之後，倆人相互撣冠相慶，張兆和突然發現，沈從文剛才順手抄起的“武器”，竟然是一把牙刷，忍不住一直笑得痛了肚皮。
用作新房的正屋，原本四壁空空，很快因沈從夫妻的入住填滿了各種的書籍和沈從文近幾年收羅的陶瓷漆器。隻有那婚床上，因罩了幅梁思成、林徽音夫婦送的錦緞百子圖罩單，才顯出些喜慶氣氛。
因沈從文的那封信，加上張兆和的父親本身就十分欣賞兒女們有獨立精神，因此也就不客氣了，娘家唯一留給張兆和的一份嫁妝，是一本王羲之的《宋拓集王聖教序》，這是當初張兆和讀書成績好，父親歡喜時送給她作為獎勵的。
然而，兩情相悅的婚姻，實在能比過那千千萬萬的財富嫁妝，婚後幸福的生活，使得沈從文精神大振，才氣更加逼人，一氣嗬成了諸多傳世的經典之作。
巴金因事人沒有來，卻是給他們發了祝福“幸福無量”賀電。沈從文看了很高興，給他回信時，照例邀請他來新家做客。
巴金對於意氣相投的沈從文，為了彼此能相聚一聊，還真是有請必到，辦完手中的事，也不管沈從文的蜜月期還剛剛開始，就在9月還沒過完時，拎著個藤包，悠悠然地敲開了府右街達子營沈從文新家的大門。
新家不大，但非常安靜，經張兆和的手一收拾，又變得非常整潔。這時候的巴金和沈從文，心裏都湧動著一些想要表達的人生事相，這些個東西攪得他們靈動魂急，甚至不願浪費一點時間去閑聊，就自顧自地攢足了力氣，想把它們趕緊用文字展現出來。
沈從文的達子營28號新居，除了住進巴金這位不速之客，還留住了張兆和的四妹張充和。
她與家人一道從蘇州來北京參加三姐與沈從文的婚禮，因為要考北大就留在姐夫家作考試的準備。這位幼時便得到吳昌碩的高足、考古學家朱謨欽為塾師悉心栽培的才女，不僅天資聰穎、悟性甚高，而且頗有獨立精神。
她後來考北大時，因不想讓別人從真名聯想到姐姐兆和，從而與當時已經是著名作家的姐夫沈從文扯上任何關係；又擔心萬一考試失敗，讓家人和自己蒙羞，便特地請她弟弟宗和出麵，利用與在寧夏當校長的朋友關係，為她開了一張以“張旋”為名的假高中文憑。這次四妹張充和在沈從文家住了將近一年，直到第二年考入北大後才住進學校公寓。
新居房少人多，除了沈從文夫妻，九妹，再加上張充和、巴金，自然是住得非常滿了，沈從文便又象以往那樣，把自己的書房讓給巴金，自己每天在院子裏的樹蔭下，先寫《記丁玲女士》、完了又創作《邊城》；巴金則在沈從文的書房裏，埋頭創作他《愛情三部曲》中的插曲《雷》。
有客人來的時候，他倆就都會同時放下於中的筆，一起去會見客人。每到這個時候，張兆和總會熱情地與客人搭訕，九妹就會端上香茗，然後在旁邊靜靜地聽，間或插一兩句話。
從單個的人生來說，三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基本上是個恒定的規律。一個人如果專心致誌於某項工作，到了十年左右的期限，要想不有所突破似乎都很難。這時的沈從文，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已經走了近十年，在寫作上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時期，能夠創造性地運用不同文體，來表達自己心中的那份感情。在《憶丁玲》中，他非常樸實地將自己的情感融進與朋友的交往過程中，那難以掩飾的真誠而熱烈的情感，使人動心，也使人驚奇。
這部全文約十一萬字的《記丁玲女士》文章，從與丁玲初次相識開始，一直寫到丁玲失蹤。在開始寫作全書之前，沈從文寫了一篇《記丁玲女士·跋》。跋的字裏行間，跳躍著一個湘西軍人的強悍，透出一種撲麵而來的湘西人的俠義之氣：
“一個前進作家他活下來時，假若他對於人生還有一點遙遠的理想，為了接近那個理想，向理想努力，於生活中擔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於退縮的……在一般人記憶中，初初留下一個鮮明活躍的影子，一堆日子也慢慢地把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盡了。可是，他們卻相信，他們強悍的生，悲慘的死，是永遠不會為你們年輕人忘掉的！”
“我覺得古怪的不是這種青年人的失蹤，應是大多數人的麻木……多數知識階級還捫龠談天，專在一些無當於實際的問題上有所爭論，也不知道殺戮年輕人的辦法是一種如何愚蠢的辦法，故這種殺戮還在用種種方式繼續下去。”
這樣的話出自一個後來被不少人多年來斥之為生性懦弱、帶市儈氣、膽小書生的沈從文，實在是一個天大的嘲諷。一個真正勇敢的人，未必就要拍案而起、怒發衝冠。關鍵在於他應堅持時能堅持，該說話時就說話，當時，他是用這樣讚美的筆調，來寫誤以為被國民黨政府殘害了的丁玲的：
“然從另外一方麵說來，則凡屬於一個女子某種美德，她卻毫無缺處。她親切卻不狎褻。她爽直並不粗暴。她無時髦女人的風韻，也可以說她已無時間去裝模作樣的學習那種女性風韻。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個女人，不過因為她沒有一般二九年華女人那分浮於眼眉形諸動止輕佻風情罷了。認識她靈魂美麗天分卓絕的，隻是很少幾個朋友，一般人對於她的美麗於長處的認識，則必需數年後從她作品上方能發現的。”
除了讚美，沈從文還坦坦蕩蕩，完全如同一個戰士那樣慷慨激昂地呐喊：
“……這樣年紀輕勇於寫作者，並不是沒有人。然而這種人，幸而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餓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殺死，教授與戰士，則惟各自以偏持的誠實，致慨於中國文學之無望……書店中人使她活下來，社會的統治者當想方設法毀去了這種難得的作家時，包括教授與戰士在內，一切人皆仍然沉默著，如對於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種蠢事一樣，不發一言。中國將來若果真有所謂紀念碑似的作品，照我想來，則這作品是應當不要忘卻寫到這一件事情的。”
這麼大膽地為一位被國民黨當局迫害的共產黨作家歌頌呐喊的，出自一個被左翼文藝嚴厲批評的文人。他能夠不帶任何偏見，來塑造自己認為美好形象，這就是沈從文！更難能可貴的，就是此刻，在他的心裏，仍然以為丁玲與胡也頻這樣的革命青年，勇氣和理想可嘉，對現實的冷靜考察缺乏；激烈有餘，對事業未必有益。
何等的寬闊包容與坦誠和堅持！如果，搞政治的能如此，他一定是個偉大的政治家；如果，搞文學的能如此，他也才會結緣崇高與偉大。
作為一個天才、有正義感、有思想的作家，沈從文不站任何政治立場，而隻是站在人性的高度，以自己對傳統道德的理解，來展示自己所鍾愛的、印象中的人物。
很明顯，在當年國共兩黨你死我活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在國民黨正在調集百萬大軍對革命根據地開始進行第五次大“圍剿”，欲將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一舉全殲的生死搏鬥時刻，從共產黨革命政治的需要角度來說，沈從文的一些說法顯然是不合適宜的，但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上來看，沈從文又是站得住腳的。
一個文人，他不可能像一個革命者那樣麵對強權政治。他隻要能站在正義、善良的人性立場發聲，就是祟高，就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
“從文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喜歡表現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觸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發光的東西。不僅有很高的才華，他還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巴金後來回憶說。
《良友圖畫雜誌》，對《記丁玲女士》作出這樣的評價：“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說隻有作者沈從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書從丁玲的故鄉和她的父母寫起，作者特有的那枝生花妙筆把一個衝破了舊家庭束縛到大都市裏來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現在讀者的眼前，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完美的傳記文學。”
不久，沈從文的大姐前來北京看望他的二弟和弟媳這一對新婚夫婦，巴金才挾著已經完稿的《雷》，非常堅持地拒絕了沈從文的挽留，搬出他的書房。
五十年後，巴金對這段往事回憶說：
“在青島他把他那間屋子讓給我，我可以安靜地寫文章、寫信，也可以毫無拘束地在櫻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來找我，我們有話就交談，無話便沉默。他比我講得多些，他聽說我不喜歡在公開場合講話，便告訴我他第一次在大學講課，課堂裏坐滿了學生，他走上講台，那麼多年輕的眼睛望著他，他紅著臉，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隻好在黑板上寫了五個字：‘請等五分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