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當時巴金在沈從文家也有每天都感到拘束的事情：就是大家圍在客廳裏就餐，沈從文總是要按照湘西人的禮節，非讓巴金坐上座不可。
據張兆和的回憶，他們的這次婚事，前後用去一千二百元。
三二章、“京”“海”派之爭
人生總會有一些讓人歡天喜地的事情，其中最甜蜜的，莫過於娶了一個自己心愛的女人。沈從文真是太運氣了，不僅得到一個生活上的忠實伴侶，同時還擁有了一個事業上最得力的助手。
張兆和這位中國公學外語係的高材生，不僅賢慧溫柔，文才也是很出眾的，她幫著沈從文看稿、改稿，以一個行家的眼光，提出一些看法，實在是讓沈從文受益非淺。
“關於這件事，我卻認為是意誌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筆寫成的故事，內容雖近於傳奇，由我個人看來，卻產生於一種計劃中。”沈從文十分得意地評價自已美滿的婚煙。
上帝總是喜歡用曲線來展示世上萬物，當一個人走到曲線的頂端時，更多的光亮便都會來照耀著他。剛得到一份讓人羨慕婚姻的沈從文，很快又得到可以使他大展拳腳的最佳職位。
主編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的吳宓，要去忙他清華研究院的工作，有人推薦了楊振聲和沈從文來接替。倆人接手後，改《文學副刊》為《文藝副刊》，由原來的側重學問，轉向側重文學創作。
做過大學校長、有過多年大學執教經驗的楊振聲，此時顯然更熱衷於《實驗小學國文教科書》的編輯工作，這樣，沈從文自然就更則重於“文學副刊”的工作，成了這份北方著名的報紙副刊的主持人。
正當盛年的沈從文，此時已經占盡了作為一個“文藝副刊”編輯所有的有利條件，無論是能力、熱情、職業道德，還是責任心、人脈，他都占領了最高地，《大公報·文藝副刊》到他手上不久，就成為能與《申報·自由談》比肩的一個重要園地。
《申報》可是中國報業史上創刊時間最早、出版時間最長、發行期數最多的報紙，早在1872年4月30日，它就創刊了，其綜合性副刊《自由談》，設立於1911年，是中國現代史上名聲最響、影響最大的文化園地之一。
終於有了這麼一個話語平台，沈從文可以直抒胸意了。作為一個邊遠湘西闖蕩大都市的遊子，故鄉的那片土地，始終是沈從文人生最初也是最美好的記憶。距離產生美，是因為熱愛而增進了理想中的色彩，那片讓他魂牽夢繞的土地，為他那支神奇的畫筆描繪得更加迷人而風光絢麗，猶如一個純真的牧童，在他所建造的希臘神殿裏，用繆斯女神所賜的牧笛，吹奏出一首首美妙的歌曲，頌揚著人性、健康、自然原生態的美。
沈從文曾就是這麼地來開始文學創作，形成他的文學觀念：文學，是獨立自足的，不能和政治、商業“聯姻”。
作為一個全身心擁抱文學、把文學事業看得異常神聖、莊嚴的作家。沈從文把在“五四”精神鼓舞下產生又轉而表現“五四”精神的新文學，看成是“重造的經典”，而現存的“一切由庸俗腐敗小氣自私市儈人生觀建築的有形社會和無形觀念，都可以用文學作為工具，去摧毀重建”。
為了擔負起這樣一個重任，以嚴肅認真的態度，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去創作“受得住歲月陶冶”、“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表現出“時代精神和曆史得失”的優秀作品，便成了作家必須的追求，沈從文堅信：
隻有這樣的作家，才可能把人類引向“光明”，引向“高處”；隻有這樣的作品，才是“一根杠杆，一個炸雷，一種符咒”，可望由它來“影響到社會組織的變動，惡習氣的掃除，以及人生觀的再造”，使讀者的“理性更深湛一些，情感更豐富一些，做人更合理一些”。
然而，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發展到1926年以後，便在上海與商業結了緣，1929年以後，又變得越來越跟“政治”不可分。作家中愈來愈滋長出一種“附庸依賴”思想，作品則儼然成了“大老板商品之一種”或“在朝在野政策之一部”，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
沈從文有了這麼些看法，他要對文學的“商品化”、“政治化”，對“趣味個人主義”的“小品文”運動進行認真地檢視和猛烈地抨擊了。剛接收《大公報·文藝副刊》，沈從文就刊出了自已的《文學者的態度》一文。
“文學者的態度”，是個“很文雅莊嚴的題目”。沈從文開宗明義地表明自已的看法，接下指出，現在的那些文學家受過去觀念和時代的習氣的影響，對文學的態度像是票友和玩白相的人。這些人在付出得少的情況下用炒作的手段使自己成功。而現在文壇的場麵，也正是這樣一群玩票白相的文學作家和教授所支持著，他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會產生出偉大的作品的。
再接下來，沈從文為這些人開出了“治病的藥方”：偉大作品產生的唯一辦法就是作家以誠實的態度去做文學，認真地對待文學，要有職業的尊嚴。那些“在上海寄生於書店、報館、官辦的雜誌”和“在北京寄生於大學、中學以及種種教育機關中”人，實際上是平庸的，他們對待文學沒有嚴肅的態度，因此在這類人上麵是沒有什麼期待的。
沈從文作為一個隻關心那片文學的淨土、堅守純文學的作家，就這樣地表現出他的人文關懷。雖然他並沒有偏激地隻指責上海的一些作家，也同時批評了在北京的一些作家，且采取一種寧靜、恬適、隨和的紳士風度，在批評中更多的是規勸和寬容。
文章出來後，自稱是居於反動文藝和“左翼”文藝間的“第三種人”蘇汶，最先按捺不住了，針鋒相對地寫出《文人在上海》一文，發表在《現代》雜誌上。
“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便時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的文人帶著某種惡意稱為‘海派’……這個名詞，其惡意的程度不下於在平劇界中所流行的”，其涵義多是“愛錢、商業化、作品的低劣、人格低下”等方麵。這是“那些不居住在上海的文人”飽者不知饑者餓。在上海這樣一個商業化的城市裏，“海派”的商業化也是有其原因的。“上海社會支持生活的困難，自然不得不影響到文人”；同時“副業也不容易找”，為了生存，結果自然就是多產，“沒有閑暇在抽鬥裏橫一遍豎一遍的修改”。
蘇汶的這一番表白似的回擊，不但得不到上海文人的同情，反而被“北方的同行所嘲笑”，最後針對“因為居住的地點的不對勁而被說成是‘不脫上海氣’”，於是也隻能“無話可說”了。
盡管如此，由於蘇汶提出了沈從文並沒有明確提出的“海派”一詞，他的一再表示自己一群的委屈和不幸，算是將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作家置於以暴淩弱的尷尬地位。到第二年，1934年1月，沈從文寫了《論“海派”》一文，對自己之前的文章和蘇汶的辯駁作了進一步的闡釋。
麵對蘇汶的大聲叫屈，好脾氣的沈從文也難免火氣上升，其用詞較《文學者的態度》尖銳，卻畢竟是典雅的京派領軍人物，又或隱或現地表現出京派作家節製、圓融、和諧的審美文化心理，沈從文對於文壇狀況的焦慮之情，也躍然紙上。
20世紀30年代整個中國文壇，是由以魯迅、茅盾為領導的左翼文學所把持，在沈從文與蘇汶引起的京海之爭後，魯迅也加入到這個論爭的行列當中。
“這是看了‘京派’與‘海派’的議論之後，牽連想到的。”魯迅在其《北人與南人》中這麼開了頭，接著發表了自已的高見：“北人的卑視南人，已經是一種傳統”，其根本原因是，“曆來的侵入者多從北方來，先征服中國之北部，又攜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權貴南遷，就帶了腐敗頹廢的風氣來，北方倒反而幹淨……據我所見，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指顧炎武）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閑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的確的……不過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卻受了影響。北京的報紙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顧影自憐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嗎？這倘和北方固有的‘貧嘴’一結婚，產生出來的一定是一種不祥的新劣種！”顯然，魯迅在文章中把一個原本隻關心那片文學的淨土、堅守純文學的作家定位在代表整個“京派”和“北人”對“海派”和“南人”的“卑視”與“征服”這樣一個位置上，應該還是由於政見的曲解。
對沈從文這一段生活，巴金後來在他的《憶沈從文》中寫道：“在從文的最親密的朋友中我也算得一個，對他的人格我倒有些片麵的認識。在解放前十幾年中我和從文過從頗密，有一段時期我們同住一個宿舍，朝夕生活在一起。他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我編商務印書館的《文學雜誌》，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糾集在一起，占據了這兩個文藝陣地，因此博得了所謂‘京派文人’的稱呼。京派文人的功過世已有公評，用不著我來說，但有一點卻是當時的事實，在軍閥橫行的那些黑暗日子裏，在北方一批愛好文藝的青少年中把文藝的一條不絕如縷的生命線維持下去，也還不是一件易事。於今一些已到壯年或老年的小說家和詩人之中還有不少人是在當時京派文人中培育起來的。“在當時孳孳不輟地培育青年作家的老一代作家之中，就我所知道的來說，從文是很突出的一位。他日日夜夜地替青年作家改稿子，家裏經常聚集著遠近來訪的青年，座談學習和創作問題。不管他有多麼忙，他總是有求必應，循循善誘，他自己對創作的態度是極端嚴肅的。我看過他的許多文稿，都是蠅頭小草，改而又改，東刪一處，西補一處，改到天地頭和邊旁都密密麻麻地一片，也隻有當時熟悉他的文稿的排字工才能辨認清楚。我覺得這點勇於改和勤於改的基本功對青年作家是一種極寶貴的‘身教’，我自己在這方麵就得到過從文的這種身教的益處。”
京海派之間的論爭也隻不過是主流文學之外的另一種聲音，二者之所以有爭論，主要是由於文化價值和審美觀念的不同引發的。作為“左翼”聯盟的領袖，魯迅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場來看待京海派之爭的，對京派作家和海派作家，他似乎都不屑一顧。
盡管與人在爭著，沈從文在爭論上還是很少花力氣的，他每天除了在北京編好稿件、而後寄天津報社發排，還要繼續做編撰《實驗小學國文教科書》的一些工作，更要進行他的作品創作。完成了《記丁玲女士》後，接著寫他的另一傳世之作——《邊城》。
在人類的愛情、婚姻生活中，當一個生命真正讓另一個生命浸入時，常常會出現不可思議的奇跡。這時的沈從文，已經掌握了描繪家鄉一片寧靜風光的本領，他給煩躁焦急的都市人，己描繪出了一幅幅如同家鄉溪水一樣澄澈而素樸的人文風俗畫卷，明淨而隱隱地顯出一絲淡淡的悲情。
“我的作品不能到此止步，得捕捉那些騷動心靈的東西、那些更為甜蜜、苦澀、沉重和廣大的東西，那些超出城市人道德判斷的鄉村故事，我要把它們納入自己的筆端。”沈從文這麼說。寫下了《柏子》、《雨後》這樣的小說。
素樸的情欲就是升騰起來的生命力，未開化的水手柏子和不懂詩文的四狗，被原始的熱情所驅使而不計得失、不問後果；吊角樓的妓女和識文斷字的女子，都會心甘情願被這樣的熱情所卷裹。沈從文不滿城市人的猥瑣和羈絆，在極力渲染湘西那地方壯年男子的情熱時，根本顧不上看城裏批評家的眼色。
“我要寫出一種力量，一種都市人缺失而湘西邊地男女仍保存的人的力量。”他的湘西小說的長河流淌至此，開始掀起浪花。？？？他繼續尋找一種能夠容納更多內容的小說寫作路子，能夠把更複雜的思考與情緒揉入小說中去。他依然用一種平靜的口吻講故事，隻是複雜了些、內容承載更多的故事，讓人從中看到了湘西邊地人們原始的熱力，看到他們樂天知命的從容，看到聽從命運擺布鄉親在默默地忍受各種痛苦呻吟。《阿金》就是這樣的故事，微笑中含著一絲淚光，有些類似沈從文那時喜歡的契訶夫小說氣質。
有了這麼一些寫作的經曆之後，沈從文終於決定來寫一個比較詳盡係統地描述湘西風貌、把家鄉風情融入那帶著淡淡憂傷的故事。這時，他想起了春天時陪張兆和去嶗山作一日遊看見的那個奉靈幡引路的小女孩，想起了給張兆和說要寫出一篇小說、一篇最好小說的承諾……
他的思路從這小女孩的命運展開，很快讓她就回到湘西的生活中，與一個熟悉的當地團總扯上關係，當他順著這個思路橫的豎的去聯想時，突然就感覺差不多能比較詳盡係統地描述心中的那種湘西風貌，那種家鄉的風土人情。
這種感覺象春陽一樣溫熱著他的心，他感到是那樣的快樂，那樣的溫馨，於是坐在窗前，開始寫作《邊城》。
一個撐渡老人的外孫女，被船總的兩個兒子愛上了，一種寧靜的、脫離滾滾塵寰的“世外桃源”生活，展示在動蕩社會的城市人麵前，渴望和平、向往和追求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這樣一種情懷，在感動沈從文的同時，也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在這塊世外桃源中，人們充滿了原始的、內在的、本質的“愛”，正因為這樣的“愛”，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邊茶峒裏的“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得的一份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
對沈從文的這部書稿，巴金有這樣的兒句話：
“《記丁玲》之後又是《邊城》，他心愛的家鄉的風景和他關心的小人物的命運，這部中篇經過幾十年並未失去它的魅力，還鼓舞美國的學者長途跋涉。到美麗的湘西尋找作家當年的足跡。”
然而，那是一個殘酷的年代，就在沈從文動筆寫這一曲美麗的田園牧歌時，100萬國民黨軍隊正對第五次反“反圍剿”失利的幾萬紅軍窮追猛打，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沈從文似乎不該還在說“愛”，這實在是一種很有道理的說法。但作為一個作家，他除了倡導愛，又能做什麼呢？
當然，沈從文還可以來為革命呐喊。遺憾的是，作家沈從文不理解革命，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革命，他都不能理解，他隻堅持他的一個原則，曾在給丁玲的信裏已經說過：
“我不輕視左傾，卻也不鄙視右傾，我隻信仰‘真實’……爭論誰是正統原近於精力的白費，毫無裨於事實。若把文學附屬於經濟條件和政治環境之下，而為其控製，則轉動時代的為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文學無分，不必再言文學。”
沈從文這樣的堅持不能說有什麼不對，但對於左右雙方來說自然都是不合適宜、不受歡迎的。就好比在河兩岸拔河的雙方，他們不需要，也很討厭甚至敵視中間人，隻歡迎那些過來幫他們把對方拉入水中淹死的人。政治的去道德化，在越是激烈的對壘中，表現得越是明顯。
然而，從人類曆史發展的需要來看，沈從文又是做得很有作家職業道德的。在幾十年後，他談到寫作時，回顧自己的寫作經驗，依然把“表現生命”看作是最重要的事。
“隻要你生活經驗一多了，你就曉得生命這個東西的表現方式，你要寫它，很多很多方法來寫……生命一個共通性，一個差別，你懂了，共通性你懂了，你寫小說就順利了，你想寫什麼就是什麼。”？
對生命存在的思考是最基本又是最複雜的問題。“存在的不可定義性並不取消存在的意義問題，它倒是要我們正視這個問題。”沈從文窺到了潛藏在生命底層的一些奧秘，他文學的觸角不期然地觸到了哲學的領地，渾然天成地將一個湘西少女，從原來如同小草春榮秋枯一般混沌的生活中剝離出來，成為一種“存在”而展示給讀者。
沒有哲學頭腦的作家絕對難成其偉大，而沈從文卻不希望用哲學的理論來談論事情，老年的他曾對前來拜訪的美國學者金介甫說：
“我總是希望哪，你不要費力氣追求我的哲學。我大概當時總羨慕契訶夫，就提到應當多一些人低下頭來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