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特別留心那些出身寒微、眼下正在困境中掙紮的青年作者的稿件”，對於“這些青年作者的來稿，有出手不凡的，有略帶疵瑕的，有質量稍差的，也有不適宜發表的。對那些略帶疵瑕的，他便親自動筆刪削、潤色；質量稍差尚不宜在《文藝》周刊上刊發，便想方設法介紹給其它刊物；實在不得已需要退稿的，也盡可能給作者回信，情辭懇切地指陳作品的缺陷和改進的方法。”
多年以後，王西顏教授無比動情地說。
當時，沈從文的精力非常旺盛，創作欲特強，他本擬續《邊城》之後，繼續寫湘西小城人生的係列小說《十城記》——分別以王村、沅陵、保靖、洪江、辰溪、芷江等地為背景，終因為年輕作者改稿件，費去了許多時間，這事隻能先放在心裏等待機會。
除去把自已寶貴的時間無私地捐給那些出身寒微的文學青年，沈從文還常常為他們慷慨解囊，在生活上給予幫助。卞之琳自費出版第一個詩集時，就是沈從文提供資助的。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沈從文每月可從報社獲取100元，這在現在來說也是月薪上萬了。隻是這些錢大部分被沈從文用於請作者吃飯，給青年作者預支稿酬上，至使沈從文常常是到處找人借錢，有一次竟然還找到張兆和的妹妹張充和。
“那天，宗和大弟進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戲，約在達子營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二哥便對
我們說：‘四妹，大弟，戲莫看了，把錢借給我。等我得了稿費還你們。’我們麵軟，便把口袋所有的錢都掏給他。以後靳以來了，他還對靳以說：‘他們是學生，應要多用功讀書，你年長一些，怎麼帶他們去看戲。’靳以被他說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說什麼。以後我們看戲，就不再經過他家了。”
張充和後來曾如此回憶說，那時她己經考入北大，住進了學校公寓。
蕭乾今天似乎是跟著劉祖春就進了達子營28號，因為他有個消息要報告給沈從文。
？自從？？1933年5月丁玲遭到國民黨特務綁架後，沈從文從青島轉到北平工作已兩年多，他一直在掛念著失蹤了的老友丁玲。這年3月間，北平曾有家報紙突然刊登外地通訊，說丁玲已辦了自首手續，住在西子湖邊，生活自由安適，起居異常瀟灑，常仆仆於滬寧之間，在作出洋的打算。
沈從文了解丁玲，堅信這消息“若非有意說謊”，也“是白日見鬼”。他拍案而起，撰寫一篇題為《消息》的文章，發表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為丁玲辯誣，指斥這種報道“汙及其人格”，是“造作一些無聊故事，糟蹋其人”，並憤怒質問：“這種發稿人的心，真不知是用什麼東西作成”的。
從這事上，蕭乾看到了沈從文對丁玲的關心，終於從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的高植和左恭那裏，打聽到了丁玲的確實下落：
她被軟禁在南京中山門外的苜蓿園附近。
聽了這個消息，沈從文沉默了。他原本以為丁玲己為國民黨殺害，沒想到她還活著。她這麼個開朗活潑的人，被軟禁這麼長時間，真不好受啊！沈從文的心很痛，一個上午說不出幾句話。待朋友都走後，他走進書房，拿出自己的《記丁玲女士》，目光停留在“跋”上。
“我們皆不應該忘記，這兩個作家，是中華民國黨製獨裁的政體下，因個人的政治思想與政府稍稍有相左處，兩年內相繼突然宣告失蹤的。他們雖生在有法律的國家中，卻死於莫名其妙的境遇裏……那麼，這件事應當歸誰負責？……讀者們：一個稍有生氣的作家。在商人與政府兩方麵的摧殘中，他們不是餓死便是被殺死，這些現象在中國的今日是很平常自然的，你們先前不明白，現在想來也明白了……他們的努力，隻是為了‘這個民族不甘滅亡’的努力，我們的希望，也隻是‘使你們不作奴隸’的希望。”
沈從文一字一字地讀著這些從自已生命中流出來的聲音，禁不住流下了眼淚。有什麼用呢？該說的我都說了，可憐的丁玲還是被他們軟禁著。天理，天理何在啊！
張兆和推門進來時，看到淚流滿麵的沈從文。她把手上的一盤餃子放在桌上，輕輕地來到他麵前。他突然抱緊了她，她順勢摟著他的頭。好一會，他才抬起頭來，一雙淚眼望著她說：“我們去看看丁玲。”
張兆和點點頭，極小心地替他擦去眼角上的淚珠。
沈從文有一些原約好的事情要做，當天晚上，趕緊把一篇“附記”趕寫出來，這是早些時他親自安排好要做的事情。後天，也就是1935年11月19日，《大公報·文藝副刊》要編發一期《徐誌摩紀念特刊》，由沈從文親自來寫一篇“附記”。
寫作時，想到徐誌摩的種種好處，沈從文的眼眶又一次潤濕濕的。在這篇“附記”中，他大聲地倡議：為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我們設立一個“徐誌摩文學獎”吧！
當沈從文把一些緊要的事情處理得妥當了些時，己經是1936年初了，此時由於日本侵略者大肆入侵，華北的形勢日益吃緊，沈從文決定去看丁玲時把龍朱送到蘇州張家去暫避。夫妻倆在從北平去蘇州，到達南京後便下車，由高植領路，到中山門外去看望丁玲。
他們是通過一番精心安排，趁國民黨看管有所放鬆的機會去，不但見到了正生著病、麵容憔悴的丁玲，還見到了當年沈從文陪著丁玲一道護送回湖南的胡也頻的遺孤。沈從文抱著小祖林，一時百感交集。大病中的丁玲，卻表現得非常淡定。
在長達三年的被幽禁時間裏，忌於進步人士輿論壓力，國民黨終是沒有殺害她，卻又不願釋放她，把她軟禁起來，采取多種手段逼她自首，為國民黨做事。？？？？三年中，特務、叛徒們，軟硬兼施，輪番登場，恐嚇利誘，使盡手段勸她投降。魔掌中的丁玲，渴望自由，卻更忠於自己的信仰，她寧死不屈。
“隻要我不死，我一定要爭取自由，爭取脫離南京。時間可能會長一點，路途也會迂回曲折，但我的決心不會改變，我的願望一定要實現。”
這就是丁玲！重病中，她仍然堅持著，千方百計尋找地下黨組織，堅信黨不會忘記她。沈從文提出幫她去找教育部長王世傑想想辦法，丁玲沒有接受他的建議，沈從文隻好抱著遺憾和傷感離開丁玲。
五十多年後，張兆和在1992年11月5日回憶此事說：“在沈從文返回北平後，我曾第二次到南京去看望過丁玲，並且給丁玲的孩子拍過一張照片，一直珍藏著。丁玲在去北平尋找黨的關係時，也曾幾次去看望過沈從文。”
當時的丁玲全部希望寄托在黨組織，沈從文在這方麵對她不可能有直接幫助，心裏一直非常不是滋味。沒多久，丁玲便在李達夫人王會悟的幫助下找到了曹靖華，托曹靖華寫信給魯迅，請魯迅幫她找到黨的關係。
沈從文能替丁玲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讓當時在南京鐵道部工作的九妹沈嶽萌給丁玲弄來一張往返北平的免費火車票。
1936年9月，丁玲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南京，11月秘密到達當時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陝北保安縣，1936年10月，丁玲經過一番輾轉，終於來到延安。蘇區來了名作家，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這些日理萬機的大人物，一個個都放下手中的工作，以罕見的規格接待了她。
在歡迎丁玲的大會上，看似平常的窯洞，裏裏外外都充滿了光華。會後毛澤東問丁玲：
“願做什麼？”
“當紅軍！”
毛澤東十分高興地說：“好呀，還趕得上，還有最後一仗叫你打。”
幾天後，丁玲隨紅一軍團出發。1936年12月30日，丁玲因為她的作品，在軍中接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立了領導地位的毛澤東贈與的電文《臨江仙》詞：
壁上紅旗飄落照，
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
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將軍。
當時的毛澤東，對這位頗有文學天才作家的厚望由此可見。以後的一段時間中，丁玲曆任“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等職。
在紅色的革命隊伍中，丁玲很快找到了自已的人生位置，經常深入前線，用手中的一支筆，來反映紅軍、八路軍和人民群眾的鬥爭生活，很快創作發表了《彭德懷速寫》、《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夜》等一批紅色宣傳作品。
才華橫溢的丁玲，終於走上了一條紅色的金光大道上，用她頂極的文學才華，來為推翻一個舊政權服務。當她隨紅一軍團出發、堅定地走上文學為政治服務的道路時，在北京的沈從文，剛剛發表了他的《作家間需要一種運動》。
這篇文章與之前的《上海作家》、《論“海派”》、《關於“海派”》、《禁書問題》等一脈相承而更加深入，表明了他深思後越來越堅持的一種文學觀點。
在對文學作品的商業化、公式化、概念化等不健康現象提出批評後，隨著思考的深入，沈從文提醒大家特別注意出兩件事：
“第一是民國十五年後這個運動最先和上海商業資本結了緣，新文學作品成為大老板商品之一種。第二是時間稍後這個運動又與政治派別發生了關係，文學作家又成為在朝在野工具之一部。”
對這兩件事，他認為：“因此一來，如從表麵觀察，必以為活潑熱鬧，值得令人樂觀。可是細加分析，也就可看出一點墮落傾向。”
為什麼說“與政治派別發生了關係”“可看出一點墮落傾向”呢？
作家以“一個清明合用的腦子”和“一支能夠自由運用的筆”來獨立思索和寫作，寫出一些麵目各異的作品，這“應當在作家間成為一個創作的基本信條”。沈從文是這樣認為的。
很明顯，沈從文的“基本信條”，與丁玲正在走的文藝服務於政治的路，是越來越遠了。一個直接地為當前的紅色政權服務，一個認為不能那樣去做。
雖然，在那樣一個魚龍混雜的新文學剛剛建立時期，“隻盼望能用作品和讀者對麵，或同曆史對麵”的沈從文，堅持著自己獨立的品質，似乎是他的作品能具有世界、人類意義的原因；然而，當時的革命事業，卻是更需要丁玲那樣熱血的作家努力，革命才可能成功的。
三五、希望為國事盡力
在北京，春天要比湘西來的晚，雖然是春末夏初的4月，清晨還是涼浸浸的。沈從文早早起來，坐在窗前將那篇3月時寫成的《貴生》再重新修改一遍。
“貴生在溪溝邊磨他那把鐮刀，鋒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試一試刀鋒後，又向水裏隨意砍了幾下。秋天來溪水清個透亮，活活地流，許多小蝦子腳攀著一根草，在淺水裏遊蕩，有時又躬著個身子一彈，遠遠地彈去，好像很快樂。貴生看到這個也很快樂。天氣極好，正在城市裏風雅人所說‘秋高氣爽’的季節；貴生的鐮刀如用得其法，也就可以過一個有魚有肉的好冬天……”
他非常認真地看著，不敢放過一個字或是一個標點符號，隻要是不滿意的，就一定好好地想一想改一改。
由朱光潛任主編的《文學雜誌》5月1號創刊，這篇《貴生》定在創刊號上刊出，沈從文作為《文學雜誌》負責審閱小說稿件的編委，對自己的文章當然要求更高。
“沈從文先生在《貴生》裏仍在開發那個層出不窮的寶藏——湖南邊境的人情風俗。他描寫一個人或一個情境，看來很細微而實在很簡要；他不用修詞而文筆卻很雋永；他所創造的世界是很真實的而同時也是很理想的。貴生是愛情方麵‘階級鬥爭’的犧牲者。金鳳的收場不難想象到。鄉下小夥子和毛丫頭被逼死一個兩個，隻是點滴落到厄運的大海，沈從文先生的作品常留下這麼一點悲劇意識。”
小說《貴生》刊出後，朱光潛在“編輯後記”中這樣地評論說。
北京的春意遲遲暮暮，雨水稀疏短缺，綠意闌闌珊珊。想著不久便來的盛夏，沈從文抓緊時間編寫教材、寫作文章，繼《貴生》之後，《大小阮》、《生存》、《神之再現》、《關於看不懂》等小說、評論，一篇篇刊出；然後，他開始《小砦》的寫作。
這是一篇以湘西王村為背景的小說，正是他續《邊城》之後，一直想寫的湘西小城人生的係列小說《十城記》之一。現在終於可以動筆了，沈從文全力以赴，稿子一篇篇寫出來，一篇篇在《國聞周報》上連載。
可是，日本人不讓他把《小砦》這部長篇小說寫完。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借口一個兵士失蹤，要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一無理的要求後，日軍便借機猛轟蘆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中國守軍第29軍吉星文團奮起還擊，拉開全民族抗日序幕。
北京城的居民，聞到了濃濃的硝煙味，開始有人離開北京。7月15日，沈從文在給大哥沈雲麓的信中說：“從八日起中日即已衝突，且近在城外二三十裏。目前似乎隨時可以擴大至成全麵戰爭……我個人意思絕不與此大城離開，因百二十萬市民與此城同存亡，個人生命殊太小也。”
7月18日，沈從文將家搬到後門外國祥胡同十二號王府後院，在這棟原乾隆為懷親蒙王仿蘇式的庭苑中，繼續他的小學教材編寫和《小砦》的寫作。
蕭乾來看望他，談了些“文藝副刊”的事情，不知怎麼就談起徐誌摩來。
“他看著快快樂樂，卻是個憂世的人。1931年，徐誌摩在公園散步時遇上一老婦在乞討，就走到她麵前，詳細問她什麼地方人，家中有無子女，因何流落到北平來等等。他和那老婦絮絮而談多，懇切有如親人。後來把袋裏的錢都給了她，還在沉思著遲遲不走，回到家裏連晚飯的時間都忘記了。他想什麼，想那老乞婦的問題，想由她引起的對社會宇宙的沉思。這些，都是我要學習並對他永不能忘記的。”
提到徐誌摩，沈從文似乎有許多話要說，可就在他娓娓而談的時候，劉祖春來了，他今天匆匆地趕到沈家，是想找張兆和借20元錢作為路費。
到北京這麼些年來，劉祖春從北京大學的旁聽生到正式學生，現在大學畢業，這一步步走來，在沈從文的幫助和指引下，踏上了文學之路，成為一位頗具特色的鄉土作家，創作了《葷煙劃子》、《佃戶》、《守哨》等敘寫湘西城鎮、山野、水上人事哀樂的小說；同時，他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最早引他走向新思想、向往革命的，還是沈從文。
“從文到北京以後，有個習慣，凡是手頭看過或不打算再翻閱的五四時期的和以後新出的書刊，照例寄給雲麓。”
1990年8月4日，時年77歲、已從中宣部副部長職位上退休在家的劉祖春，寫下了《憂傷的遐思——懷念沈從文》一文說。
這樣一來，“雲麓的家塞滿了新書新刊物，完全是個五四時期的思想小小寶庫……（我）這本看完了，他又帶來一本新的……從他手中送來的書刊中，讀到五四時期著名的思想家作家的名字如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魯迅、胡適、周作人和一些外國作家文學家的名字，知道中國受外國帝國主義侵略，要民主和科學才能救中國，還知道外國有個馬克思、列寧、布爾什維克、俄國十月革命，中國有個共產黨……我像一個十分饑餓的人吞食著雲麓送來的新書刊中包含著豐富的精神食糧，在思想和認識上一下子長大了十歲，開始明白不能再走鳳凰清寒人家子弟走的那條老路。”
到了北京，劉祖春在沈從文的勸說下從酉西會館搬到沙灘住公寓，他（沈從文）“替我交了一個月的房租。臨走時說，過幾天我來看你，以後星期六星期天到我家裏去吃晚飯。又特別叮囑，要到北大去聽課，不要忘了”。
劉祖春到北大後，“第一件事情就是用鋼筆將英譯本的《共產黨宣言》全文抄好寄給常德三中高師七班兩位最要好的同學（其中一位叫金漢虛，中共黨員，以後病死於湘西工作崗位上）。”
如今華北局勢日益嚴峻，劉祖春決定奔赴山西參加抗日遊擊隊。就在20天前，剛聽到滬勾橋事變的消息時，劉祖春就向九妹表達了自己這樣的打算。
那一天，劉祖春與九妹一起，沿著橫跨北海與中南海的那座漢白玉雕欄石橋，肩並肩地漫步暢聊。
“華北麵臨日本侵略者的蹂躪，如今抗日浪潮已是風起雲湧，我不能袖手旁觀，應該投入其中。山西有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我要去投奔他們。隻是……”
劉祖春停下來，十分擔心地望著九妹。
“我什麼都不怕，到哪裏去都不怕。”她聲音不大，卻異常嚴肅而堅定，秀麗潔白的麵孔，久久地望著晚霞襯托出來北海白塔的輪廓。
可是，到山西去參加共產黨的抗日隊伍，就意味著隨時可能死去，自己死不足惜，而連累她……劉祖春看著九妹，心痛地說：“我沒有這份權利，也沒有這份勇氣。”
劉祖春從張兆和手裏接過錢，向沈從文道別後，來到九妹麵前，半天才說：“你保重。”
九妹望著劉祖春，驚慌、痛苦，一時不知所措。劉祖春毅然轉身，匆匆離去。
全國解放後，劉祖春仍然保留著從九妹那裏借來的、每頁都留著九妹翻閱手跡的《堂·吉訶德》英譯本。他沒有後悔自己當初的選擇，卻為九妹後來的命運心痛不已：
“這個性情高潔而文雅的女人，遠離家鄉，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念外國學堂，讀外國小說，生活優越……她本應可以得到適合於她本性的那份生活，但是由於生不逢時，嚐盡人間辛酸，各種偶然因素不湊巧都結合在她一人身上，使她身心完全失去平衡，對她的打擊太重了。她承受不了這個巨變，結果是她用盡自己全身心的力量把自己徹底毀掉完事。這真是一個人生的悲劇。”
日本侵略者拆散了一對有情人，也終止了沈從文《小砦》的與作，沈從文夫婦資助劉祖春逃出北平投奔革命不久，8月11日晚10點，沈從文接到當時教育部的秘密通知，讓他隨北大、清華的教師撤離北平。
沈從文拿著通知，把目光投向張兆和。此時的張兆和，身體還很虛弱，就在5月31日，她剛生下幼子虎雛。小孩還隻兩個多月，正是最需母親照料的時刻，何況長子龍朱也隻有2歲多。
“你去吧，孩子太小，我們就隻能留在北京了。”
“你不去，我也不走。”
“你必須走，既然國民黨中央都感到你這樣的人在北京會處境危險……”
“是因為寫那些文章還是因為編寫教材？！”
沈從文憤憤不己，他不忍離開妻子兒女，遇上危險就一個人跑開，更不是他的所為，但他終還是隻得忍痛離開了。
8月12日，早上7點，沈從文同楊振聲、梅貽琦、葉公超、周培源、朱光潛、錢端升、張奚若、梁宗岱等一批北大、清華的教授，喬裝改扮後，結伴逃出北平，搭第一次平津通車過天津。半夜到天津後，教授們隻能在車站裏呆著，到第二天早上，才在法租界找到個住處。
剛喘過口氣來，第二天，“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原定8月14日先到上海再轉南京的計劃隻好取消，困在法租界的教授們隻能等待機會南下。後來，沈從文在《湘西散記序》中記敘當時的情況說：
約8月21日，“卻探聽出有條英國商船可直達煙台。準備先去煙台，到時再設法乘汽車到當時還通行的膠濟路中段，再搭膠濟車就可到南京。一切得看氣運。我們無從作較多考慮，都冒險上了船。還記得同艙熟人中有美術學院趙太侔夫婦、清華大學謝文炳夫婦、北大朱光潛教授、及楊今甫先生等等。”
8月27日，教授們到達南京，住進滄州飯店。“那天半夜裏，恰逢日本第一次用一百架飛機大轟炸北極閣。南京方麵各機關都在準備大疏散，於是我和不少北方熟人，於三天後，擠上了一條英國客船向武漢集中。我既買不到票，更擠不上船，虧得南開大學林同濟先生，不顧一切，勉強推我上了跳板，隨後向船長介紹，得到不必買票的優待，且在特等艙裏住了四天才離開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