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沈從文終於到達武昌，不久搬進為編寫教科書租用的珞珈山附近原耿丹的別墅，開始繼續編寫教材的工作。
中秋節時，沈從文拿出張兆和9月9日的來信，反複地讀著。9月9日這天是他與張兆和的結婚紀念日，他卻不能與妻兒在一起。真想大聲地喊兒句，或者像屈原那樣問一問天！他終都沒有去做，提筆給大哥沈雲麓寫信：
“中秋節將近，一家人分五六處同看中天圓月，尚為初次。”
耿丹的別墅座落在珞咖山前東湖畔，是一座鬆木小屋，因為涼台的鬆木欄杆上搭拚了不少“福”字，因此被戲稱為“五福堂”。幾個北京跑來的教授、作家，似乎根本不為日本的槍炮所動，在這裏沉下心來，利用武漢大學圖書館資料繼續為中國的小孩編寫教材，仿佛是在編寫著中國的未來。
開始的五人依彼此年齡的長幼，稱負責人楊振聲為大哥，沈從文為二哥，蕭乾為三哥，楊振聲長子、年輕的植物學家楊文衡為四哥，張兆和的五弟、時逃難到此的大學生張寰和為小五哥。
不久，朱自清也加入他們的行列。
在“八一三”事變爆發後，國民黨教育部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長沙，合並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又任命楊振聲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委會秘書主任，從這以後，楊振聲多在長沙工作，教科書編纂工作，實際由沈從文負責主持。
“目前還可支持下去，生活苦，精神好……我們這裏還是照常工作，學校開門一天，必一切照常作去，每日按時到圖書館書庫中抄書。不過如果南京為敵所占領後，這方麵學校恐即無形停頓，我們工作亦必無從進行，屆時或得過長沙，或得上四川，一切看緩急而定。明年不能繼續時，當另外想法作事。或教書，或做別的事”。
11月26日，沈從文在給大哥沈雲麓的信中這樣說。
此時武昌還算平靜，張兆和的娘家卻遭到了炮擊，沈從文正在給中國的青少年編寫明日的教材時，他的許多珍貴文字卻在這炮擊聲中毀去。
“蘇州家屋毀於炮火……有兩件東西毀了是叫我非常難過的。一是大大的相片，一是婚前你給我的信劄，包括第一封你親手交給我的到住在北京公寓為止的全部，即所謂的情書也者，那些信是我倆生活最有意義的記載，也是將來數百年後人家研究你最好的史料，多美麗，多精彩，多淒涼，多豐富的情感生活記錄，一下子全完了，全淪為灰燼！多麼無可挽救的損失啊……為這些東西的毀去我非常難過，因為這是不可再得的，我們的青春，哀樂，統統在裏麵，不能第二次再來的！”
正編著教材的沈從文，收到張兆和這封12月14日給他的信，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他與張兆和情書都沒了，那是一段多美的記憶啊！戰爭，總是在無休止地在毀滅文明。
由於戰事吃緊，12月下旬，武漢大學停辦，沈從文與編寫教科書的成員離開武漢，跟隨當時仍在武漢的文教界人士再向後方撤退。情況既然這樣，我還是先回到家鄉看看。沈從文這麼想著，南下湘西。到長沙時，與曹禺、蕭乾等人一道去八路軍長沙辦事處拜訪徐特立，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況。
因為在此前不久，曾有熟人來傳言：延安方麵歡迎沈從文、巴金、矛盾、曹禺、老舍、蕭乾等10位作家去延安。
徐特立是毛澤東老師，曾以57歲的高齡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深受毛澤東等共產黨高層領導的尊敬。1937年11月，徐特立以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議名義回長沙，任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代表。
沈從文一行拜訪徐特立時，請他講講延安的情況，徐特立坦誠相告後說：
“能去的當然歡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別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點後方團結工作，也很重要。因為戰事不像是三幾年能結束，後方團結合作，還值得大大努力，才能得到安定，才能持久作戰。”
徐特立的談話給了沈從文很大的啟發，這種啟發很快就反應在他第二次還鄉的《湘西》中，同樣地“談地方問題”，卻不再將湘西問題當做中國社會的一般問題來表現，而是帶著鮮明的民族傾向：洗雪曆代統治者強加於苗族人民頭上的恥辱，唱出長期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的心聲，與當時舉國抗戰的民族熱情，渾然一體，旗幟鮮明地表現了沈從文從來沒有過的政治熱情。
“國家存在，個人方能夠存在；國家破亡，男的成為敵人的牛馬、女的不拘老幼都得受汙辱”。
作為一介書生，沈從文不忘報效國家，他在1937年底寫成的這篇《莫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給湘西幾個在鄉軍人》的文章裏，對鄉親們曉以抗日大義，勉勵大家潔身自愛，或去前方作戰，或在後方把安定團結搞好，他熱情洋溢地號召：
“家鄉後起之秀，自愛自重，奮發有為，不落人後，為中國人爭一口氣，為湘西人爭一口氣”。
國難當頭，沈從文希望和家鄉人民一起，為國事盡一份自己的力量。
三六、被聘為國文學係副教授
昆明的秋，非常的美。西北角城外的一片荒地，多年來，每到了秋天，滿地覆蓋了厚厚的落葉，涼風拂麵，踩著積葉，聽著軟軟的聲音，不由人想起泰戈爾筆下的秋：
“遠遠去了的夏之音樂，翱翔於秋間，尋求它的舊壘，秋天的黃葉，它們沒有什麼可唱，隻歎息一聲，飛落在那裏。”
從1938年7月到1939年4月，短短的還不到一年時間，這片荒地上就建成了當時一所中國規模最大最著名的高等學府——西南聯合大學的新校舍。在124畝土地上，建成了36棟學生宿舍，20棟教室、辦公室、實驗室，還有2棟食堂，1棟圖書館，除去後麵3棟是磚木結構，其餘全是土牆茅草頂結構。
可就在這一片“黃土築牆茅蓋屋”的辦公室和教室中，卻聚集了中國當時頂級的學者教授。為了中國的明天，在外敵入侵時，他們用自已的所長，克守職責、教書育人來為自已的祖國盡力。
西南聯大新校舍北區一間不大的土牆茅草教室，是文學係的講堂。沈從文常穿著一件舊長衫，一雙舊布鞋，走上講台，對學生笑笑，便開始講課，1939年的這天，日機空襲之後，沈從文照樣如此。
他到長沙拜訪了徐特立以後，回到湘西在沅陵的大哥家住了幾個月，1938年4月，離開沅陵向西經貴州玉屏、貴陽，用了20多天的長途跋涉，終於到達昆明，馬上與朱自清、汪和宗等一道，投入緊張的教科書編寫中。到11月，張兆和與四妹張充和九妹及兩個兒子，取道香港，經越南河內，沿滇越鐵路也到達了昆明。
沈從文一家總算是團聚了，初時住青雲街6號，不久搬到北門街蔡鍔舊居，與楊振聲教授等組成一個臨時大家庭。張充和來了之後，沈從文讓她也參與教科書編寫工作。
楊振聲雖然仍是編寫教科書的領導，此時因被任為西南聯大敘永分校主任，不能常來從事編寫工作。
留學英國，原本就是清華大學中國文學係主任的朱自清，這時又擔任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係主任，還當選為中華全國抗敵會理事。要事太多，朱自清一周也隻能來一二次。
如此一來，教材的編寫，主要就落在了時任教材總編輯的沈從文身上，直到1939年3月時，從1933年就開始的教科書編寫工作，終於結束。沈從文將編寫好的書稿上交教育部，大大地鬆了口氣。
揚振聲、朱自清，還有沈從文，在當時的中國，既是著名學者，又是一流的作家，他們在教書之餘，為什麼不從事寫作，反而去編中小學教科書呢？對於這事，美國學者微拉·施瓦支回答說：
三十年代初，在當局的縱容下，有人指責白話文的普及“勢將驅除文言文於中學課程之外”，提出要“恢複用文言作為小學的教學語言”。這，就是葉聖陶等人為什麼要在上海發起“大眾語運動”、楊振聲、朱自清、沈從文他們堅持六年編寫中小學教材的主要原因。
“當政者以白話文為洪水猛獸，實愚不可及”的同時，還明確表示，假如國內有幾個人，能在“‘為大眾’的原則下，肯冒點險，能甘於寂寞，認真來試寫些作品，我願意跟著這些人幹。”沈從文很坦率地說出自己編教材的原因。
如今教材編寫完了，自已該去做些什麼呢？
“此間離昆明四十裏滇池邊上有一呈貢縣，地方風景不俗，兆和因喜鄉下清靜，已於日前帶孩子小虎下鄉。小龍九妹三嫂則仍住北門街，與楊家同在一處。將來或有機會一同下鄉……工作年底即告結束，將來必不繼續。預計可作數種生活法，或編報，或教書，或上前方到任何一軍去看看，或回鄉住下來，寫點文章。”早些時沈從文寫信給大哥沈雲麓如此說。
三個月後，6月16日，朱自清來訪，與沈從文商談聘請他到西南聯大師範學院任教一事，沈從文答應擔任師範學院講師一職。6月27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會第111次會議通過議決：
“聘沈從文先生為本校師範學院國文學係副教授，月薪貳佰捌拾元，自下學年起聘。”
由於淪陷區的機關、工廠、學校、民眾，大量撤到昆明，昆明成了抗戰初期的大後方，後來又成為中國和盟軍的戰略基地，自然也成了日軍大本營的戰略目標。日軍大本營特成立了“封鎖委員會”，主要手段便是實施大轟炸。
日寇對昆明最早的轟炸，始於1938年。1939年的這一次，碰巧這天沈從文要講中國小說史。空襲之後，學校沒有挨炮彈，他照舊泰然去講課，介紹了巴金和張恨水的幾部小說後，沈從文說：“讀他們的小說，就像看《清明上河圖》，可以增加許多社會生活方麵的知識。”
此時的西南聯大有2000多學生，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英才。沈從文離家雖有十多年，卻仍然講一口湘西話，有個聽不太懂的學生，便看當時報刊上的沈從文照先片。一個身穿西服，英俊瀟灑的沈從文，與講台上的土樣子相比，完全判若倆人。
沈從文一邊講解一邊走近那學生，俯身去在他耳邊輕快地說：“現在的我，才是真的。”完了又繼續講課。不知怎麼，他從巴金、張恨水又講到了當時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周炳琳。
“周先生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學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沈從文臉上露出極為敬佩的神情，而且還學著周炳琳兩手插腰仗義執言、舌戰群儒的樣子。
在“五四”運動中，周炳琳任全國學生聯合會秘書，編輯《全國學生聯合會日刊》，當年夏天，曾與許德珩作為北大學生代表，到上海謁見孫中山。1949年春，周炳琳拒絕蔣介石飛往南京的指令，於秋天又辭北大法學院院長一職，專任經濟係教授。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思想抵觸，說“沒有看到他們有什麼陰謀”，並感歎“紂之惡，不如斯之甚也！”
沈從文繼續講周炳琳，除了敬佩，也有興奮，他的眼睛充滿熱情，閃閃發亮地投向的學生。突然，沈從文發現後麵有三位同學沒有座位，他們正站著聽課記筆記。沈從文心頭一熱，四處看了看。講台上除了一張講桌本來還有幾把扶手椅，可現在這些扶手椅都被先到的同學占了。沈從文很快地想了想，一用力把自已麵前的講桌扛上肩，一直走到最後，放倒在這三位女同學麵前。
“坐下聽課，這樣會好些。”沈從文輕輕說完這句話，一邊繼續講周炳琳，一邊走上講台。
課講完了，沈從文在學生們的注目禮中走下講台，他剛走出教室，就聽到後麵有急驟的腳步聲，回過頭來，見一個穿著補釘長衫的學生正向他走來。
“我寫了篇文章，想請先生看看。”
沈從文接過這學生手上的稿子，退到牆邊，認真地看起來。當他看完這十餘頁手稿時，教室裏的學生己經都走了，沈從文有些驚喜地說：
“我們進去聊聊。”
師生重新回到教室，沈從文從這篇名為《燈下》的短篇小說中、從那稚嫩的文筆中，欣喜地發現了作者的寫作天賦，卻並不忙著表揚，隻是溫和地問：“你叫什麼名字？”
“汪曾祺。”
“平時都喜歡看些什麼書？”
“曆史、哲學方麵的，文學的，最喜歡是契可夫的小說集，還有先生您的。”
沈從文不忙說什麼，隻靜靜地望著這位當時顯得很潦倒，後來被稱譽為現當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京派小說的傳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的汪曾祺。
“我不是拍先生馬屁，我最不喜歡那樣。”
“你喜歡聽我的課嗎？”
“喜歡。因為聽你的課，常會聽到一兩句終生受益的話。”
“譬如？”
“要貼到人物來寫。”
“這是我的一個寫作經驗，常說。你是怎麼理解的？”
“這看是一句普通平白的話，卻包含很多意思：比如人物永遠是主要的，環境、抒情、議論都不能與之遊離；作者的‘心’要緊貼人物；敘述語言要和人物協調，等等這些，我認為都是‘小說學’的精髓。”
沈從文聽著，滿心的歡喜，就像一個老農，看見了自己碩果累累的田園。他忍住歡喜，溫和地再問：“你讀我的作品，有些什麼感受？”
“我讀先生的《蕭蕭》，就發現先生在寫那個鄉下童養媳時，從來不用城裏人的語言，沒有用‘天真’、‘渾渾噩噩’這樣的詞語來描述蕭蕭，而隻是說，‘蕭蕭十五歲時已高如成人，心卻還是一顆糊糊塗塗的心’。我認為，能這樣地處理語言，是做一個‘好’作家的關鍵。我記得你的文章裏還有這麼一句：‘薄暮的空氣極其溫柔，微風搖蕩大氣中，有稻草香味，有爛熟了的山果氣味，有甲蟲類氣味，有泥土氣味。’看到這樣的話，我很感動，我在家鄉曾經看到感受到的，被先生你寫出來了。”
“你是哪裏人？”
“江蘇高郵。”
“都是南方，有相同的味。”
汪曾祺連聲說對，充滿欽佩地望著沈從文。他從沈從文的講課中懂得了小說要以“人物”為中心，這種理解成了他小說學的核心內涵，並難能可貴地一生堅持著與後來興起漸漸占據小說創作主導地位的一套“假大空”小說學抗衡，以至他的小說從來沒有刻意地拔高的人物，對自已同情的人物，隻會在文章中流露感情，卻怎麼也不會人為地去改變他們應得的命運。這樣之後，汪曾祺筆下的人物真實地活著，一直活了下來。而采用“假大空”小說學寫作的千萬作家，寫了一輩子，筆下沒有一個真實而“活”著的人。
“記得我寫過一篇《燈下》的作品，描述小鋪子點燈之後各種人的活動，沒有主要情節，也沒有重要人物，屬於寫情境的。他（沈從文）就找來類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塗》給我看。這給我的印象很深，我後來的小說《異秉》便是以此為雛形的。”汪曾祺後來在回憶自已與沈從文交往時還說：
“當時他住在昆明郊區鄉下，每個星期在上課的日子就進城住兩天，學校安排有房子，我經常去那裏。每次去都是還上一次借的書，再借幾本，隨便聊聊。他的書學生都來借，其他係的同學也來借。他的許多書都是為了借給學生看才買的，上麵都是簽他的筆名‘上官碧’。人家借書他也從不立賬，好多人借走也不還，但這毫不影響他對學生的慷慨和熱情。”
因為汪曾祺送來一篇習作，沈從文下課後在教室裏與他一談就是兩個多小時，倆人分手時，都有說不盡地快樂，這種初交的快樂，奠定了這一對師生感人至深的友誼。成大名後的汪曾祺，不但以是沈從文的學生自豪，更以沈從文得意高足為榮，而那時的沈從文，正被正統的文化人斥之為“反動文人”。
“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汪曾祺在回顧自身的成長經曆時，曾不無自豪地說。
而沈從文，在向文藝界推薦這位學生的作品時，卻總是說：“他的小說寫得比我好。”
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六年，汪曾祺在昆明共住了七年，大半時間都是在西南聯大的校園中度過，結果，卻因為找不出一條沒有破洞的褲子，不好意思去飛虎隊報到當翻譯，違反了當時大學畢業生必須為軍隊服務的規定，連畢業證書都沒拿到。嚴格來說，他隻是西南聯大的肄業生。正是這位肄業生，他的短篇散文《端午的鴨蛋》入選人教版八年級語文課本。
汪曾祺在去世前，夢見了他的老師沈從文。
“沈先生還是那樣，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長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挾著一摞書，神情溫和而執著。”
汪曾祺堅持著記下了這個夢，然後才安心離去。這個夢雖然不到兩百字，當在作者的名字上加了個黑框，以《夢見沈從文先生》的篇名刊登出來後，任何讀者看了心裏都會為之震動。
汪曾祺專門記敘沈從文的文章，似乎就隻有去世前的這一篇，而那濃濃的思念，卻化成零星的文字，散落在他給友人的書信中：
“沈先生是不讚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麼’，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裏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麼題目，我倒不記得了。沈先生為什麼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後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做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煉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
“沈先生不長於講課，而善於談天。談天的範圍很廣，時局、物價……談得較多的是風景和人物。他幾次談及玉龍雪山的杜鵑花有多大，某處高山絕頂上有一戶人家，——就是這樣一戶！他談某一位老先生養了二十隻貓。談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先生跑警報時帶了一隻小皮箱，皮箱裏沒有金銀財寶，裝的是一個聰明女人寫給他的信。談徐誌摩上課時帶了一個很大的煙台蘋果，一邊吃，一邊講，還說：‘中國東西並不都比外國的差，煙台蘋果就很好！’談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測繪內部結構，差一點從塔上掉下去。談林徽因發著高燒，還躺在客廳裏和客人談文藝。他談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嶽霖。金先生終生未娶，長期獨身。他養了一隻大鬥雞。這雞能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起吃飯。他到處搜羅大石榴、大梨。買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輸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給小朋友，他再去買……沈先生談及的這些人有共同特點。一是都對工作、對學問熱愛到了癡迷的程度；二是為人天真倒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麼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機心，少俗慮。這些人的氣質也正是沈先生的氣質。‘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沈先生談及熟朋友時總是很有感情的。”
1941年2月3日，沈從文給施蟄存寫信，談及昆明的一些人事：“新作家聯大方麵出了不少，很有幾個好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
而這時的汪曾祺，還隻是試筆階段，最多不過在西南聯大的一群學生作家中嶄露頭角而已。
1946年，汪曾祺跑到上海，卻長時間找不到工作，弄得情緒很壞，甚至想到要自殺。沈從文從朋友口中知道這事後，立刻從北平寫信給他，大罵一頓後說：你這樣哭哭啼啼的，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筆，怕什麼！”
給汪曾祺寫了這封信後，沈從文還不放心，又讓張兆和從蘇州寫了一封長信，安慰汪曾祺；不久再親自寫信給李霖燦、李晨嵐，請求這倆朋友幫忙給汪曾祺找份工作。
作為一個老師，為一個學生能如此，僅憑這一點，就可以稱得上偉大了。或許，人的偉大可以有許多方麵，諸如權力爭奪地成功、財富積攢地巨大、科學成就地驕人，諸如此類等等等等，而最讓人砰然動心、不能忘懷的，還是能把一個愛字做成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