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認真地做著，”那醉鬼又說，“你看到她了嗎？看到她的臉了嗎？”
我當然看到。我看到女兒的臉。滿街都仿佛是這張臉，我在節上走著，這個是，那個是，這個肯定是了！我撲了上去，揪住她。她驚叫，掙脫。你還想逃！這下休想了！終於讓我抓住了，我緊緊抓住她，我叫：“女媧！女媧！”我用中國話叫她。而且，我分明聽到她應了中國話。人們圍了上來。他們聽不懂我的話，也聽不懂她的話，聽不懂，就無從插嘴，也無從質疑我。他們隻是麵麵相覷：“中國人？”
“怎麼會這樣？”
“他病了？”
是的我病了！我要死了！我已經無路可走了！我也看清這女孩不是我女兒。
“可憐的……”有人說。
可憐？我忽然生出念頭：我可以利用他們幫我找女兒。他們這麼多人，總有人知道我女兒在哪裏的。他們可憐我，就會說的。我緊緊抓住那女孩子，用日語嚷：“你不是，那麼你告訴我女兒在哪裏！”
她不停地擺手，臉色煞白，話也不能說了。看來她是被嚇壞了。我有點可憐她，因為她像我女兒，我更能可憐她。對不起，姑娘，我知道對不住你，可是我隻能這樣了！這麼多人，總有人提供我線索，蛛絲螞跡。我揪著她，卻瞅著大家。人越聚越多，一張張臉，一張張嘴，一個個腦袋。可是這些腦袋中夾進了警察的大蓋帽。警察來了！我慌了，企圖逃，可是我逃不了，他們已經抓住了我。我隻得叫：
“我要找女兒！你們不能對我這樣！我不是無賴，我是教師，我是教師！”
我已經早跟教師不相幹了，但是這下我隻能搬出它來，我知道在日本，教師受信任，或許我可以逃此一劫。
一個人撥開人群，把那女孩摟住。他說，這女孩是他的女兒。他向警察出示證件，又從女孩衣袋裏找出女孩的證件。警察似乎仍不信，他後邊一個人出示了他的證件。那個人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儀表堂堂，頭發花白，像知識分子。
警察相信了，他們要單獨帶我走。女孩父親忽然把嘴湊在我耳邊，問：“你是中國來的吧？”
我一愣，點頭。
“我也是中國人。我是從美國來的。菅原先生是東大教授，我的朋友。我們願意幫您。”
他憑什麼要幫我？難道就因為同是中國人？我還對她女兒那樣。可是我確實需要他幫我逃離，讓那日本人幫我解脫。日本人信任日本人。
他對那個叫菅原的說了句什麼，菅原爽朗地笑了起來，對警察：“他們開玩笑來著，她是我朋友女兒，他是我的另一個朋友，”他戳戳我，“剛才還在那吃茶店裏……”
果然，警察放了我。
他們帶我回那吃茶店，為了讓警察相信，我隻好就範。他們剛才就在那裏喝茶的，那女孩跑外麵玩了。
13
女孩明顯對我心有餘悸，不自在地坐在我對麵。她父親索性讓她去雜誌架上翻雜誌。
我發現，吃茶店裏還有一個人，穿著考究。他隻是禮貌性地向我點了點頭，神情冷漠。那個從美國來的道：“就知道你不會出去。”
“不紮堆。”他說。
“中國人的壞習慣？”美國來的人打趣道，“中華商會的，”他介紹道，“理事，齊先生。按流行的說法，是‘老移民’。”我想起了李昌盛。他一定也覺得我丟了他們的臉了。
印象中這個“中華商會”是親台的，所以他更有理由鄙視我了。美國來的那個中國人態度截然不同，很熱情，他甚至不能在座位上安安靜靜坐住，不停地挪動屁股。他自我介紹，他叫陸四子，是從美國來東京大學當訪問學者的。一個學者，為什麼要救我？也許就因為他也有個女兒？他也有我這樣的不幸嗎？
我也曾是知識分子，這些年，這個身份早已被淡忘，就連在女兒麵前也保持不了。
陸四子問我：“聽您剛才說，您是教師？”
我說，是在中國的時候。他似乎對我更友好了些，說：“我在中國時，也是教書的，北大。”
哦，我隻是個中學教師，我想，低頭不語。
“出了什麼事了？”他又問，“女兒走失了？”
我點頭。那日本人說：“也許我們可以幫您找。”
那日本人居然操著純正的中文。陸四子說：“菅原先生是東洋問題專家。”
我知道，日本的“東洋”，指的是東亞。菅原說：“可以向警方求助。”
還找警方？當然，他不知道我的情況。
日本人真是什麼也不懂。我回絕了。菅原說，警方有義務的，堅持要找警察，我隻得說了，我沒有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