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有些詫異。這是我的痛。為了讓自己更痛，我索性又說道：“就是‘黑’了！哪像你們，有頭有臉！”
陸四子歎道：“什麼有頭有臉啊！”
“你不是訪問學者嗎？”
陸四子道：“說是訪問學者，其實是菅原先生努力下，到這邊討口飯吃的。”
我愣。他又說：“其實人沒有絕對不能做某種事的。我們這些人，也什麼事都幹了。”
“你們這些人？”
“對，我們這些人。”他道，“我們這些‘民運分子’。”
我又一愣，望著他，他的麵容飽經滄桑。“我是那時候跑到美國去的。”他說。
我是那以後跑出來的。我猛然感覺被接通了血脈，渾身熱血沸騰起來。
陸四子也一愣，笑了。“看來救你是正確的了。原來我隻是想不要讓他們看到咱們中國人被那樣。”
他說得很巧妙，不是說我那樣了，而是說我被那樣了。我倒有點不好意思了。
“我們也算是同病相憐了！”陸四子又說，“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擺擺手：“哪裏！我哪裏能跟你一樣，都落到了這種地步了！”
菅原問：“你確實沒身份了？”
陸四子道：“你還不信？中國人，哪裏是想出來就出來的？”
菅原道：“沒有身份也不等於就要被逮捕。這是日本島國心理在作怪。”
陸四子道：“也不隻是日本，難道美國縱容非法滯留？”
我說：“至少你沒犯法，他們不抓吧。這就是去美國和去日本的區別，你們不是已有永久定居權了嗎？”我想起美國在“六·四”後的特赦。
“定居權有什麼用？”陸四子卻說，“確實，最初是歡迎的，但後來，說白了，沒有利用價值了。那麼我們怎麼辦？不要說繼續我們的事業，連生計都成了問題。老實說，我們大多沒有謀生手段，我們是……說‘職業革命家’吧，但實際又不是，革命家是需要革命土壤的。當然我們可以教書，我本來就是教書的，我們可以做學問，但是美國並不需要你這些的學問。我們成了‘喪家犬’，中共說得沒錯！”他戳戳西麵，有點激憤起來。菅原勸住他，給他的咖啡裏加糖。
“倒是當初留在國內的，那些怯弱的家夥，他們倒好了，現在一個個活得滋潤得很，享受著政府津貼，”他對菅原，“這就是我剛才沒有講完的，九十年代以後，中共采取了經濟誘惑政策，對知識分子，就收買，把他們養得白白胖胖，骨頭酥軟，他們成了既得利益者，又有社會地位，又有物質利益，還有學術地位，一個個都是學院教授、著名學者……”
菅原補充道：“他們代表主流，甚至，他們代表中國學界，我們接觸的隻能是他們，他們手上掌握著資源。”
“也確實，”陸四子自嘲地點頭道，“他們確實是學者。雖然他們的資質絕對不如我們，他們本來都是些我們看不起的庸才，但這麼多年來，他們在安逸的環境裏，有科研經費，他們也確實做起了些學問，倒是我們在外麵顛簸，一事無成。反過來他們倒可以笑我們了，說我們沒學問，隻是一些政治動物。輸得一點不剩。一個人的可悲，不是因為他被否定，而是被否定了還無話可說！”
我猛被觸動。這也是我常感覺的。不僅是在日本，在中國，我也混不好。國內知識分子是墮落，我則是失落。我無法苟且，也許這正是我落到如今這地步的症結。我說：
“唉，還能說什麼？我們沒有申訴的理由。我們要跟人家比尊嚴，我們有什麼尊嚴？我們何嚐有過尊嚴？我們自己國家都不給我們尊嚴，我們怎麼向人家國家要尊嚴？”
“不是說現在中國國際地位越來越高了嗎？”陸四子反諷道，“你看大陸報紙、電視，天天在說經濟騰飛啦，崛起啦，大國啦，儼然挺有尊嚴，哈哈！於是大家都能心安理地過好生活了，精致的生活，精致的學術，你看那些知識分子，在談論學術規範時，儼然不覺得自己是金絲雀寵物。大家都滿足於既得的利益，好像曆史可以不必清算，一個不清算曆史的民族，有真正的崛起嗎？”
“這確實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菅原道，“屈辱如何轉化為尊嚴？妥協之下的獲得。而且不可否認，這妥協確實獲得了。不可否認，中國經濟強大起來了，這對你們，確實是一種尷尬。當你還在水裏糾纏的時候，對方卻已經遊上岸了。這就是他們最大的成功。於是他們可以振振有詞：假如沒有安定環境，經濟發展是不可能的；假如當初亂下去……確實，對不起，”他對陸四子，“也許我的話您不愛聽，但目前中國確實有不小的發展，當然是在經濟上，但假如沒有經濟基礎，一切還可能真的無從談起，就像當初的韓國，現在走出來了。承認專製，再從專製下走出來，也許還真是‘東洋宿命模式’。日本戰後，還是被占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