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點頭。他熱心地為我去求門衛。門衛看了他的證件，答應了，放我們進去。教室不太大，有十多排木製的長椅，階梯形狀，從講台往後升高。“當年，幻燈片就在這裏看的吧？”我問。
就是那個中國人眾所周知的“幻燈片事件”。魯迅就是因此“棄醫從文”，成為魯迅的。
他一笑：“說不定隻是個托詞呢。”
我詫異。
他說：“我看了一些文獻，魯迅當初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讀得並不好，也許已經遇到了困難，難以為繼了，所以借‘幻燈片事件’出走。”
我沒想到，看來他還真研究出了成果。
“困境中的人容易不擇手段，尋找托詞。所以那與其是民族的恥辱，勿寧是個人的恥辱，是作為人都會有的普遍的恥辱感。民族主義隻是個宏大的借口。”他停了一下，又說：“當然這樣容易引起共鳴。就好像現在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的中國人，明明違背的是人類基本規則，但是總是拿‘民族歧視’說事；即使你在英國、美國或者韓國、新加坡這麼做，也會遭到譴責，但我們卻偏盯著說，這是日本人在欺負中國人！”
我愣。
“即使是被欺淩，也隻是一個弱者被強者欺淩，與民族實際上沒有關係。再說，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民族、國家真的那麼重要嗎？真的那麼愛國嗎？隻要看看那麼多人幹著丟中國人尊嚴的事，那麼多叫著愛國卻不回國的人，更不要說那麼多年中國人打中國人、中國人鬥中國人、中國人拆中國人的台的事了，為了自己的統治利益，競相放棄日本對中國的賠償。這是民族主義嗎？在一盤散沙的中國，民族主義隻是一個幌子罷了！所謂民族主義，實質隻是自我主義。”
他停了一下，又說：“不過這個幌子是誰都需要，受用無窮。呆會兒你會看到中國國家領導人種的樹，是紅梅。”
他煞有介事做出傲然挺力的姿勢。
“也是啊，畢竟一個民族需要一個神話，一個受欺淩的民族，需要為他的仇恨心理找到堂而皇之的托詞。你還會在市博物館看到‘魯迅之碑’，居然是郭沫若題的字，我不知道這個曾經被魯迅仇恨，也仇恨魯迅的郭沫若，在題寫這幾個字時，是什麼心態？出於原諒？寬恕？這不是我們民族的關鍵詞。或者出於民族自豪感？我也是中國人？不如說是我們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不如說是出於政治的考慮，明白地說，出於對他自己政治上的考慮，本質上仍然是算計，逃不了的是仇恨。幾千年來，中國人在揣度別人中過日子，沒有大智慧，隻有揣摩他人的智慧，整個中華民族仇恨哲學蔓延，陷入暴力情境，中華民族因此繁衍下來。就像我剛才說的發生在我身上的情形，他們跟我根本不熟，但是他們就是恨，恨有錢人，恨官僚，恨《杜鵑山》裏那個給財主抬轎的，盡管也是受苦人。恨別人，恨外族人。一個不愛人類的人，能夠愛自己的民族嗎？不可能。他隻能愛自己。所謂民族主義，實質隻是自我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民族，隻是由這些隻愛自己的人組成的團夥，談不上真正的民族。隻愛自己的人是可怕的，由隻愛自己的人組成的團夥也是可怕的，一旦這個團夥得勢，強大起來，就更可怕。”
談何強大？我還弱得可憐！如果真能強大，被看作強盜也在所不辭，為什麼不行？隻要能做大做強。我應：“難道為了人類愛，人類大同，全球化（哈，我的女兒就是被這麼“全球化”給“化”掉了）就隻能當犧牲品？我們一反抗，就是暴力，就成了可怕的‘團夥’。可我們不反抗，怎麼能強大？這簡直是悖論：因為我們弱，我們落後，別人不愛我們，欺淩我們，我們卻還得愛他們，也就是任他們欺淩，我們還有沒有強大的權利，還能不能愛自己？”
“確實，越是苦難的人，就越是強烈感到要愛自己。越是被欺淩的人族，就越強烈地渴望自己要強大起來。民族也是一樣，一樣的狹隘。個人和民族是同構的。一個狹隘的民族不管拿什麼做借口，都掩蓋不了它狹隘的本質，因為它隻愛惜自己，隻渴望自己要強大。二十世紀的中國，就是處在這種渴望的焦慮中。比如魯迅，因為在這裏看了一場砍頭示眾，就深感民族的弱小，國民的不覺悟，落後。砍頭事件，就是外來的暴力侵犯的視覺化象征。在魯迅文學神話的建構過程中，幻燈片事件和砍頭的場麵已經充分事件化了。用王德威的說法，王德威，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