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方麵而言，主張"日中一體"、"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願。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回避稱"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拚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汙辱之意，日本投降後正式作為戰勝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後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繁榮。
兩廂情願的"中日親善"
與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者。既然東方與西方，即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麼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儀、溥傑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誌，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誌者"，開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隻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
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派遣和經費，滲透、影響、參與中國革命黨的活動，向日本政要彙報中國的情報，利用反清勢力牽製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負責此項牽製策略的，正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後出任日本首相）。孫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務追隨和施加影響，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129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參加。實際參與者遠不止這幾位。據萱野記載，跟著孫中山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三百人。僅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戰死。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裏說是幫助中國推翻專製王朝，往壞裏說都是些對中國深懷幻想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是土肥原賢二一類"對華活動家"的先驅。除了政界名人，還有財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謂"大陸浪人"，他們由山縣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軍部首腦提供經費，同時也接受政黨和軍方的操縱。
一方麵對中國進行侵略、滲透，一方麵又希望中國強大以抵禦西方勢力；一方麵歧視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麵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麵不無善意和誠意地拉攏扶植中國的革命黨、反對派，一方麵掩飾不住恩賜的傲慢及冷淡。這些看來矛盾的態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罷不能的中國情結：你不行，而我行，由我來經營中國，肯定不是你這個樣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是，日本人有什麼資格過問中國的事務？就算中國搞得一塌糊塗，腐朽透頂，就算中國專製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內戰不休，又幹卿底事？當然日本人不這麼看，他們有危機感，緊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國後來也以這種感覺出兵朝鮮，出兵越南，培訓緬甸、柬埔寨的共產黨叢林遊擊隊。更早些，有兩三百年前清兵入關建立外族政權的鏡鑒。隻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於是中國再經曆一次改朝換代，等於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終能獲得中國人的認同而載入正史。
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和贏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動地向日本提出以東北、蒙古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在有計劃地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同時，不斷地受到革命黨和軍閥的讓步、許諾、暗示的鼓舞，逐步發展和完善了吞並中國的政治野心。1915年1月11日，日本駐華公使麵交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一份二十一條決議書，史稱"二十一條"，要中方俱簽。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對當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報。2月5日，中國政府剛剛與日本方麵就簽約一事談判，討價還價之際，孫中山卻擅自在日本東京與日方秘密簽訂了一份"中日盟約"，共十一條。這份盟約，與著名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竟有頗多相近似處。革命黨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軍閥要來得"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