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八世紀的樂府新詞
唐帝國統一中國（623年）之後，直到安祿山之亂（755年），凡一百三十年間，沒有兵亂，沒有外患，稱為太平之世。其間雖有武後的革命（690—705年），那不過是朝代的變更，社會民生都沒有擾亂。這個長期的太平便是燦爛的文化的根基。在這個時期之中，文化的各方麵都得著自由的發展；宗教、經學、美術、文學都很發達。太宗是個很愛文學的皇帝，他的媳婦武後也是一個提倡文學的君主；他們給唐朝文學種下了很豐厚的種子；到了明皇開元（713—741年）天寶（742—755年）之世，唐初下的種子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了。
唐太宗為秦王時，即開文學館，招集十八學士；即帝位之後，開弘文館，收攬文學之士，編纂文籍，吟詠倡和。高宗之世，上官儀作宰相，為一時文學領袖。武後專政，大倡文治；革命之後，搜求遺逸，四方之士應製者向萬人。其時貴臣公主都依附風氣，招攬文士，提倡吟詠。中宗神龍、景龍（705—709年）之間，皇帝與群臣賦詩宴樂，屢見於記載。如《大唐新語》雲：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馬車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此條引見謝無量《大文學史》六，頁三四。《唐代叢書》本《大唐新語》無此條）。
又《全唐詩話》雲：
十月，中宗誕辰，內殿宴，聯句。……帝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朝野多歡。欲與卿等詞人時賦詩宴樂。可識朕意，不須惜醉。”……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製百餘篇。帳殿前結彩樓，命昭容（昭儀上官婉兒，上官儀之孫女。）選一篇為新翻禦製曲。群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惟沈佺期、宋之問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雲：‘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雲：‘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沈乃伏，不敢複爭。
這種空氣裏產生的文學自然不能不充滿了廟堂館閣的氣味。這種應製之詩很少文學價值。六朝以來的律詩到此時期更加華麗工整。沈佺期、宋之問最工律體，嚴定格律，學者尊奉，號為“沈宋”。這種體裁最適宜於應製與應酬之作，隻要聲律調和，對仗工整，便沒有內容也可成篇。律詩的造成都是齊梁以至唐代的愛文學的帝後造作的罪孽。
但當日君臣宴樂賦詩的環境裏，有時候也會發生一點詼諧遊戲的作物。《隋唐嘉話》雲：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並唱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
回波爾持酒卮。兵兒誌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回波”是一種舞曲。）
又中宗受製於韋後，禦史大夫裴談也有怕老婆之名，宴樂的時候，有優人唱《回波樂》雲：
回波爾待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本事詩》）
又《開天傳》、《信記》雲：
天寶初，玄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賀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其賦首雲：
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然，開神仙之逼塞；鑾輿劃出，驅甲仗而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蹋胸兮豹拿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鏤兮金鈒鞍。
其後述聖德雲：
直獲得盤古髓，掐得女媧氏娘。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明皇稱李三郎）
其自敘雲：
別有家愁蹭蹬，失路猖狂；骨撞雖短，伎倆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恓惶！隻是千年一遇，扣頭五角而六張！（“五角六張”是當時的俗語，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俗謂這兩日作事多不成。）
上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奏雲：“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輟，不願改之。”
當時風氣簡略，沒有宋儒理學的刻論，君主與臣民之間還不很隔絕，故還有這種親狎嘲謔的空氣。這種打油詩的出現便是打倒那堂皇典麗的死文學的一個起點。
唐明皇（玄宗）於712年即位，做了四十五年（712—756年）的皇帝。開元天寶的時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榮。開國以來，一百年不斷的太平已造成了一個富裕的，繁華的，奢侈的，閑暇的中國。到明皇的時代，這個閑暇繁華的社會裏遂自然產生出優美的藝術與文學。
唐明皇是一個愛美的皇帝，他少年時就顯出這種天性。如《舊唐書》、《賈曾傳》（卷一九○）說：
玄宗在東宮，……頻遣使訪召女樂；命宮臣就率更署閱樂，多奏女妓。
這就是後來寵愛楊貴妃的李三郎。《舊唐書》、《音樂誌）（卷二八）說：
玄宗在位多年，善樂音。若燕設酺會，即禦勤政樓。……天子開簾受朝，禮畢，又素扇垂簾。百寮常參，供奉官貴戚二王後諸蕃酋長謝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繪如錦，樂工齊擊，聲震城闕。太常卿引雅樂，每色數十人，自南魚貫而進，列於樓下。鼓笛雞婁（雞婁是鼓名，“正圓，兩手所擊之處平可數寸”），充庭考擊。太常樂立部伎，坐部伎，依點鼓舞，間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內閑廄引蹀馬三十匹，《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令宮女數百人自帷出，擊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雖太常積習皆不如其妙也。……
玄宗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號為“皇帝弟子”，又雲“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
太常又有別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陵晨，鼓笛亂發；於“太樂”別署教院。廩食常千人。宮中居宜春院。
玄宗又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譜。
《音樂誌》又雲：
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韋 令博士韋迥……等銓敘前後所行用樂章為五卷，以付太樂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時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徴羽燕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雲，貞觀中侍中楊仁恭妾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為七卷。又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裏巷之曲；其孫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傳謂為法曲。
但此段下文又雲：“其五調法曲，詞多不經，不複載之。”據此可見當時樂工所傳習的固多胡夷裏巷之音，那些所謂“五調法曲”也是“詞多不經”，大概也是采集民間俗歌而成的。
在這個音樂發達而俗歌盛行的時代，高才的文人運用他們的天才，作為樂府歌詞，采用現成的聲調或通行的歌題，而加入他們個人的思想與意境。如《本事詩》雲：
天寶末，玄宗嚐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唱李嶠詩（此係李嶠的《汾陰行》的末段，李嶠是中宗時宰相。）者雲：
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
不見祗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
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也！”（《次柳氏舊聞》也記此事稍與此不同。）
又如李白傳（《舊唐書》卷一九○）雲：
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麵，即命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
這是隨便舉一兩事，略見當日的詩人與樂府新詞的關係。李白論詩道：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唐人論詩多特別推重建安時期。（例如元稹論詩，引見《舊唐書》卷一九○《杜甫傳》中。）我們在上編曾說建安時期的主要事業在於製作樂府歌辭，在於文人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詞。開元天寶時期的主要事業也在於製作樂府歌辭，在於繼續建安曹氏父子的事業，用活的語言同新的意境創作樂府新詞。所謂“力追建安”一句標語的意義其實不過如此。
盛唐是詩的黃金時代。但後世講文學史的人都不能明白盛唐的詩所以特別發展的關鍵在什麼地方。盛唐的詩的關鍵在樂府歌辭。第一步是詩人仿作樂府。第二步是詩人沿用樂府古題而自作新辭，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聲調。第三步是詩人用古樂府民歌的精神來創作新樂府。在這三步之中，樂府民歌的風趣與文體不知不覺的浸潤了，影響了，改變了詩體的各方麵，遂使這個時代的詩在文學史上放一大異彩。
唐初的人也偶然試作樂府歌辭。但他們往往用律詩體作樂府，正像後世妄人用駢文來作小說，怎麼會作的出色呢！試舉樂府古題“有所思”作個例。沈佺期用的是律體。
君子事行役，再空芳歲期。美人曠延佇，萬裏浮雲思。
園槿綻紅豔，郊桑柔綠滋。坐看長夏晚，秋月生羅幃。
這是作試帖詩，隻要揣摩題麵，敷衍成五言四韻就完卷了。再看盛唐詩人李白作此題，是什麼境界：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
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蓬壺！
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
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
這便是借舊題作新詩了。這個解放的風氣一開，便不可關閉了。
這個時代是個解放的時代，古來的自然主義的哲學（所謂“道家”哲學）與佛教的思想的精采部分相結合，成為禪宗的運動；到這個時代，這個運動已成熟了，南方一個不識字的和尚名叫慧能的（死於713年），打起宗教革命的旗幟，成立“南宗”。這個新宗派的標語是“打倒一切文字障與儀式障！”他們隻要人人自己明白自性本來清淨，本來圓滿具足。他們反對一切漸修之法，如念佛坐禪之類。他們主張人人可以頓悟，立證佛性。這個南宗運動起於七世紀晚年，到八世紀中葉便與北宗舊勢力實地衝突，到八世紀晚年竟大占勝利，代替北宗成為正統。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這個大運動的潮流自然震蕩全國，美術文學都逃不了他們的影響。
這個時代的人生觀是一種放縱的，愛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觀。我們試引杜甫的《飲中八仙歌》來代表當時的風氣：
知章（賀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陽（汝陽王璡）三鬥始朝天，道逢曲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李適之，天寶元年作左丞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他罷相後，有詩雲：“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宗之（齊國公崔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
蘇晉（左庶子）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
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鬥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這裏麵有親王，有宰相，有佛教徒，有道士（賀知章後為道士），有詩人，有美術家，很可以代表一時的風氣了。這種風氣在表麵上看來很像是頹廢，其實隻是對於舊禮俗的反抗，其實是一種自然主義的人生觀的表現。
這八個人的第一人賀知章便是當時文學界的一個大師，他的傳記很可以使我們注意。他是會稽永興人，少年時便有文學的名譽。舉進士後，官做到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工部侍郎，秘書監。《舊唐書》（卷一九○中）說他：
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晚年尤加縱誕，無複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裏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鹹有可觀。……天寶三載（744年） ，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為道士，求還鄉裏，仍舍本鄉宅為觀。上許之。……禦製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鹹就執別。至鄉無幾壽終，年八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