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杜甫
曆曆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杜甫）
八世紀中葉（755年），安祿山造反。當時國中久享太平之福，對於這次大亂，絲毫沒有準備。故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不久便蔓延北中國，兩京破陷，唐朝的社稷幾乎推翻了。後來還是借了外族的兵力，才把這次叛亂平定。然而中央政府的威權終不能完全恢複了，貞觀開元的盛世終不回來了。
這次大亂來的突兀，驚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夢。有些人仍舊過他們狂醉高歌的生活；有些人還搶著貢諛獻媚，做他們的《靈武受命頌》、《鳳翔出師頌》；但有些人卻覺悟了，變嚴肅了，變認真了，變深沉了。這裏麵固然有個人性情上的根本不同，不能一概說是時勢的影響。但我們看天寶以後的文學新趨勢，不能不承認時勢的變遷同文學潮流有很密切的關係。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洲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複恐初從離亂說。（杜甫《憶昔》）
時代換了，文學也變了。八世紀下半的文學與八世紀下半截然不同了。最不同之點就是那嚴肅的態度與深沉的見解。文學不僅是應試與應製的玩意兒了，也不僅是仿作樂府歌詞供教坊樂工歌妓的歌唱或貴人公主的娛樂了，也不僅是勉強作壯語或勉強說大話，想像從軍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紀下半以後，偉大作家的文學要能表現人生——不是那想像的人生，是那實在的人生：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希望與恐懼。
向來論唐詩的人都不曾明白這個重要的區別，他們隻會籠統的誇說“盛唐”，卻不知道開元天寶的詩人與天寶以後的詩人有根本上的不同。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隻是歌舞升平的文學，內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真實的。
這個時代已不是樂府歌詞的時代了。樂府歌詞隻是一種訓練，一種引誘，一種解放。天寶以後的詩人從這種訓練裏出來，不再做這種僅僅仿作的文學了。他們要創作文學了，要創造“新樂府”了。要作新詩表現一個新時代的實在的生活了。
這個時代的創始人與最偉大的代表是杜甫。元結、顧況也都想作新樂府表現時代的苦痛，都可說是杜甫的同道者。這個風氣大開之後，元稹、白居易、張籍、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相繼起來。發揮光大這個趨勢，八世紀下半與九世紀上半（755—850年）的文學遂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光華燦爛的時期。
故七世紀的文學（初唐）還是兒童時期，王梵誌、王績等人隻是以詩為遊戲而已。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應酬應製的詩，更是下流的玩藝兒，更不足道了。開元天寶的文學隻是少年時期，體裁大解放了，而內容頗淺薄，不過是酒徒與自命為隱逸之士的詩而已。以政治上的長期太平而論，人稱為“盛唐”，以文學論，最盛之世其實不在這個時期。天寶末年大亂以後，方才是成人的時期。從杜甫中年以後，到白居易之死（846年），其間的詩與散文都走上了寫實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華麗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現。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他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後、中宗時的一個有名文學家，與李嶠、蘇味道、崔融為文章四友。杜甫早年家很貧，奔波吳越齊魯之間。他有《奉贈韋左丞丈詩》，敘他早年的生活雲：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麵，王翰願卜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要使風俗淳。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忽見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
（天寶六年，詔征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李林甫主張考試，遂無一人及第。）
天寶九年（750年），他獻《三大禮賦》。表文中說：
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
其賦中明說三大禮皆將在明年舉行，故蔡興宗作杜甫年譜係此事於天寶九年，因據唐史，三大禮（朝獻太清宮，享太廟，祀天地於南郊）皆在十年。蔡譜說他這年三十九歲。以此推知他生於先天元年壬子（712年）。
他獻賦之後，玄宗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試後授他河西尉，他不願就，改為右衛率府胄曹。他有詩雲：
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現我落筆中書堂。（《莫相疑行》）
又雲：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奔走，率府且逍遙。（《官定後戲贈》）
他這時候做的是閑曹小官，同往來的是一班窮詩人如鄭虔之類。但他很關心時政，感覺時局不能樂觀，屢有諷刺的詩，如《麗人行》、《兵車行》等篇。他是個貧苦的詩人，有功名之誌，而沒有進身的機會。他從那“騎驢三十載”的生活裏觀察了不少的民生痛苦，從他個人的貧苦的經驗裏體認出人生的實在狀況，故當大亂爆發之先已能見到社會國家的危機了。他在這個時代雖然也縱飲狂歌，但我們在他的醉歌裏往往聽得悲哀的歎聲：
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這已不是歌頌升平的調子了。到天寶末年（755年），他到奉先縣去看他的妻子，
……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
他在這種慘痛裏回想社會國家的危機，忍不住了，遂盡情傾吐出來，成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老老實實的揭穿所謂開元天寶盛世的黑幕。墨跡未幹，而大亂已不可收拾了。
大亂終於來了。那年十二月，洛陽失陷。明年（756年）六月，潼關不守，皇帝隻好西奔；長安也攻破了。七月，皇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杜甫從奉先帶了家眷避往鄜州；他自己奔赴新皇帝的行在，途中陷於賊中，到次年夏間始得脫身到鳳翔行在。肅宗授他為左拾遺。九月，西京克複；十月，他跟了肅宗回京。他在左拾遺任內，曾營救宰相房琯。幾乎得大罪。房琯貶為刺史，杜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時在乾元元年（758年）。他這一年到過洛陽，次年（759年）九節度的聯兵潰於相州，郭子儀退守東都，杜甫那時還在河南，作有許多紀兵禍的新詩。
這一年（759年）的夏天，他還在華州，有《早秋苦熱》詩雲：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鬆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
又有《立秋後題》雲：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入，何事拘形役？
《新唐書》雲：
關輔饑，〔甫〕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
依上引的《立秋後題》詩看來，似是他被上司罷官，並非他自己棄官去。《舊書》不說棄官事，但說：
時關畿亂離，穀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穀縣，自負薪采梠。兒女餓殍者數人。
乾元二年立秋後往秦州，冬十月離秦州，十一月到成州，十二月從同穀縣出發往劍南，有詩雲：
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跡。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發同穀縣》）
大概他的南行全是因為生計上的逼迫。
他從秦中遷到劍南，是時裴冕鎮成都，為他安頓在成都西郭浣花溪。他有詩雲：
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他在成都共六年（760—765年），中間經過兩次變亂，但卻也曾受當局的優待。嚴武節度劍南時，表杜甫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舊唐書》雲：
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嚐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新書》紀此事說武要殺他，其母奔救得止；又有“冠鉤於簾三”的神話，大概皆不可信）。
永泰元年（765年），他南下到忠州。大曆元元（766年），他移居夔州，在夔凡二年。大曆三年（768年），他因他的兄弟在荊州，故東下出三峽，到江陵，移居公安，又到嶽陽；明年（769年），他到潭州，又明年（770年）到衡州。他死在“衡嶽之間，秋冬之交”（據魯譜），年五十九。
杜甫詩有三個時期：第一期是大亂以前的詩，第二期是他身在離亂之中的詩，第三期是他老年寄居成都以後的詩。
杜甫在第一時期過的是那“騎驢三十載”的生活，後來獻賦得官，終不能救他的貧窮。但他在貧困之中，始終保持一點“詼諧”的風趣。這一點詼諧風趣是生成的，不能勉強的。他的祖父杜審言便是一個愛詼諧的人；《新唐書》說審言病危將死，宋之問、武平一等一班文人去問病，審言說：
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耳！
這樣臨死時還忍不住要說笑話，便是詼諧的風趣。有了這樣風趣的人，貧窮與病都不容易打倒他，壓死他。杜甫很像是遺傳得他祖父的滑稽風趣，故終身在窮困之中而意興不衰頹，風味不幹癟。他的詩往往有“打油詩”的趣味：這句話不是誹謗他，正是指出他的特別風格；正如說陶潛出於應璩，並不是毀謗陶潛，隻是說他有點詼諧的風趣而已。
杜甫有《今夕行》，原注雲“自齊趙西歸，至鹹陽作”：
今夕何夕歲雲徂，更長燭明不可孤。鹹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這樣的“窮開心”便是他祖老太爺臨死還要說笑話的遺風。
他在長安做窮官，同廣文館博士鄭虔往來最密，常有嘲戲的詩，如下舉的一篇：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係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他的《醉時歌》也是贈鄭虔的，開頭幾句：
諸公袞袞登台省，廣文先生官獨冷。
甲第紛紛饜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
也是嘲戲的口氣。他又有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蹲 ，且複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客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懶情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這樣絮絮說家常，也有點詼諧的意味。
他寫他自己的窮苦，也都帶一點諧趣。如《秋雨歎》三首之第一、三兩首雲：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齅馨香泣。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汙厚土何時幹？
不能出門，反鎖了門，悶坐在家裏，卻有心情嘲弄草決明，還自嘲長安布衣誰人能比，這便是老杜的特別風趣。這種風趣到他的晚年更特別發達，成為第三時期的詩的最大特色。
在這第一時期裏，他正當中年，還懷抱著報國濟世的野心。有時候，他也不免發點牢騷，想拋棄一切去做個隱遁之士。如《去矣行》便是發牢騷的：
去矣行
君不見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災熱？野人曠蕩無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傳說後魏李預把七十塊玉椎成屑，每日服食。藍田山出產美玉，故杜甫說要往藍田山去試試餐玉的法子。沒有飯吃了，卻想去餐玉，這也是他尋窮開心的風趣。根本上他是不讚成隱遁的，故說：
行歌非隱淪。
故說：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
他自比稷與契，寧可“取笑同學翁”，而不願學巢父與許由。這是杜甫與李白大不同之處：李白代表隱遁避世的放浪態度，杜甫代表中國民族積極入世的精神。（看第十二章末段論李杜。）
當時楊貴妃得寵，楊國忠作宰相，貴妃的姊妹虢國夫人、秦國夫人，都有大權勢。杜甫作《麗人行》雲：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畫羅見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為葉垂鬢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坐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簫管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詩諷刺貴戚的威勢，還很含蓄。那時雖名為太平之世，其實屢次有邊疆上的兵事。北有契丹，有奚，有突厥，西有吐蕃，都時時擾亂邊境，屢次勞動大兵出來討伐。天寶十年（751年）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討雲南蠻，大敗，死了六萬人。有詔書招募兩京及河南、河北兵去打雲南，人民不肯應募；楊國忠遣禦史分道捕人，枷送軍前。杜甫曾遊曆各地，知道民間受兵禍的痛苦，故作《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雲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裏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太行山以東，河北諸郡皆為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複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去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拿這詩來比李白的《戰城南》，我們便可以看出李白是仿作樂府歌詩，杜甫是彈劾時政。這樣明白的反對時政的詩歌，三百篇以後從不曾有過。確是杜甫創始的。古樂府裏有些民歌如《戰城南》與《十五從軍征》之類，也是寫兵禍的慘酷的；但負責的明白攻擊政府，甚至於直指皇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