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元稹 白居易
九世紀的初期——元和長慶的時代——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很光榮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變動向來都是自然演變出來的，向來沒有有意的、自覺的改革。隻有這一個時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覺的文學革新時代。這個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白居易與元稹，他們的同誌有張籍、劉禹錫、李紳、李餘、劉猛等。他們不但在韻文方麵做革新的運動。在散文的方麵，白居易與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與同時的韓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誌。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本是北魏拓跋氏帝室之後。他九歲便能作文，少年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他為第一，除右拾遺；因他鋒芒太露，為執政所忌，屢次受挫折，後來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量移通州司馬。他的好友白居易那時也被貶為江州司馬。他們往來贈答的詩歌最多，流傳於世；故他們雖遭貶逐，而文學的名譽更大。元和十四年（819年），他被召回京。穆宗為太子時，已很賞識元稹的文學；穆宗即位後，升他為祠部郎中，知製誥。知製誥是文人最大的榮譽，而元稹得此事全出於皇帝的簡任，不由於宰相的推薦，故他很受相府的排擠。但元稹用散體古文來做製誥，對於向來的駢體製誥詔策是一種有意的革新（看他的《元氏長慶集》，《四部叢刊》本）。《新唐書》說他“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舊唐書》說他的辭誥“敻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
穆宗特別賞識他，兩年之中，遂拜他為宰相（822年）。當時裴度與他同做宰相，不很瞧得起這位驟貴的詩人，中間又有人挑撥，故他們不能相容，終於兩人同時罷相。元稹出為同州刺史，轉為越州刺史；他喜歡越中山水，在越八年，作詩很多。文宗太和三年（829年） ，他回京為尚書左丞；次年（830年），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禦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831年）七月，死於武昌，年五十三（生於779年）。
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生於大曆七年（772年），在杜甫死後的第三年。他自己敘他早年的曆史如下：
仆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發早衰白，……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與元九書》）
貞元十四年（798年），他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秘書省校書郎。憲宗元和二年（807年），召入翰林為學士；明年，拜左拾遺。他既任諫官，很能直言。元稹被謫，他屢上疏切諫，沒有效果。五年（810年），因母老家貧，自請改官，除為京兆府戶曹參軍。明年，丁母憂；九年（814年），授太子左讚善大夫。當時很多人忌他，說他浮華無行，說他的母親因看花墮井而死，而他作《賞花》詩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他遂被貶為江州司馬。他自己說這回被貶逐其實是因為他的詩歌諷刺時事，得罪了不少人。他說：
凡聞仆《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麵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致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元和十三年冬（818—819年），他量移忠州刺史。他自潯陽浮江上峽，帶他的兄弟行簡同行；明年三月，與元稹會於峽口；在夷陵停船三日，他們三人在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別。
元和十四年冬（819—820年），他被召還京師；明年（820年），升主客郎中，知製誥。那時元稹也召回了，與他同知製誥。長慶元年（821年），轉中書舍人。《舊唐書》說：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製禦乖方，河朔複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二年（822年）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嚐會於境上，數日而別。
他在杭州秩滿後，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825—826年） ，複出為蘇州刺史。文宗即位（827年），征拜秘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和三年（829年），他稱病東歸，求為分司官，遂除太子賓客分司。《舊唐書》說：
居易初……蒙英主特別顧遇，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於訐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太和以後，李宗閔、李德裕用事，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嚐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太和五年（831年），他做河南尹；七年（833年），複授太子賓客分司（洛陽為東都，故各官署皆有東都“分司”，如明朝的南京，清朝的盛京；其官位與京師相同，但沒有事做）。他曾在洛陽買宅，有竹木池館，有家妓樊素蠻子能歌舞，有琴有書，有太湖之石，有華亭之鶴。他自己說：
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楊貞一所贈），舉陳酒（陳孝仙所授法子釀的），援崔琴（崔晦叔所贈），彈薑《秋思》（薑發傳授的。《舊唐書》脫“薑”字，今據《長慶集》補）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池上篇》自序）
開成元年（836年），除同州刺史，他稱病不就；不久，又授他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會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他自己說他能“棲心釋梵，浪跡老莊”；晚年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白衣鳩杖，往來香山，自稱香山居士。他死在會昌六年（846年），年七十五。（《舊唐書》作死於大中元年——847年，年七十六。此從《新唐書》，及李商隱撰的《墓誌》。）
白居易與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學改新運動的人：他們的根本主張，翻成現代的術語，可說是為人生而作文學！文學是救濟社會，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補察時政”，至少也須能“泄導人情”；凡不能這樣的，都“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時，作長書與元稹論詩（《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參看《舊唐書》本傳所引），元稹在通州也有“敘詩”長書寄白居易（《元氏長慶書》卷三十）。這兩篇文章在文學史上要算兩篇最重要的宣言。我們先引白居易書中論詩的重要道：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誌熙。
這是詩的重要使命。詩要以情為根，以言為苗，以聲為華，以義為實。托根於人情而結果在正義，語言聲韻不過是苗葉花朵而已。
洎周衰泰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時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係其誌，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
這就是說，《楚辭》與漢詩已偏向寫主觀的怨思，已不能做客觀的表現人生的工作了。
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謝靈運）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浸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矣。嚼！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仆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他在這裏固然露出他受了漢朝迂腐詩說的惡影響，把三百篇都看作“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的美刺詩，因此遂抹煞一切無所為而作的文學。但他評論六朝的文人作品確然有見地，六朝文學的絕大部分真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舊唐書》作“三四十”，誤。今據《長慶集》。）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以上是白居易對於中國詩的曆史的見解。在這一點上，他的見解完全與元稹相同。元稹作杜甫的墓誌銘，前麵附了一篇長序，泛論中國詩的演變，上起三百篇，下迄李杜，其中的見解多和上引各節相同。此序作於元和癸巳（813年），在白居易寄此長書之前不多年。（看《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
元白都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老杜的社會問題詩在當時確是別開生麵，為中國詩史開一個新時代。他那種寫實的藝術和大膽諷刺朝廷社會的精神，都能夠鼓舞後來的詩人，引他們向這種問題詩的路上走。元稹受老杜的影響似比白居易更早。元稹的《敘詩寄樂天書》（《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中自述他早年作詩的政治社會的背景，最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一班詩人作“諷諭”詩的動機。他說：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794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
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複之處，因喪負眾，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邑？）將某能遏亂；亂眾寧附，願為帥。名為眾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幾閣，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仆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裏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樸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 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闥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仆時孩，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玩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複僻，懶人事；常有閑暇，問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複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
八世紀末年，九世紀初年，唐朝的政治到了很可悲觀的田地，少年有誌的人都感覺這種狀態的危機。元稹自己說他那時候竟是“心體悸震，若不可活”。他們覺得這不是“嘲風雪，弄花草”的時候了，他們都感覺文學的態度應該變嚴肅了。所以元稹與白居易都能欣賞陳子昂《感遇詩》的嚴肅態度。但《感遇詩》終不過是發點牢騷而已，“彷徨抑鬱，不暇及他”，還不能滿足這時代的要求。後來元稹發現了杜甫，方才感覺大滿意。杜甫的新體詩便不單是發牢騷而已，還能描寫實際的人生苦痛，社會利弊，政府得失。這種體裁最合於當時的需要，故元白諸人對於杜甫真是十分崇拜，公然宣言李杜雖然齊名，但杜甫遠非李白所能比肩。元稹說：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杜甫墓誌銘》序）
這還是大體從詩的形式上立論，雖然崇拜到極點，卻不曾指出杜甫的真正偉大之處。白居易說的話便更明白了。他指出李白的詩，“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而杜甫的詩之中，有十之三四是實寫人生或諷刺時政的；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話，李白便不能說，這才是李杜優劣的真正區別。當時的文人韓愈曾作詩道：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有人說，這詩是譏刺元稹的李杜優劣論的。這話大概沒有根據。韓愈的詩隻是借李杜來替自己發牢騷，與元白的文學批評沒有關係。
元白發憤要作一種有意的文學革命新運動，其原因不出於上述的兩點：一麵是他們不滿意於當時的政治狀況，一麵是他們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老杜隻是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沒有什麼文學主張。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要提出他們所以要說老實話的理由，這便成了他們的文學主張了。白居易說：
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長慶集》作“憒”）發，或食輟哺，夜輟寢（此依《長慶集》）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這便是有意要作文學改革。他又說：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書諱“治”字，故改為“理”字，此處之“理道”即“治道”；上文元氏《敘詩》書的“理務因人”，“理亂萌漸”，皆與此同）。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
最末十四個字便是元白的文學主張。這就是說，文學是為人生作的，不是無所為的，是為救人救世作的。白居易自己又說：
是時皇帝（憲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
“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便是他們認為文學的宗旨。白居易在別處也屢屢說起這個宗旨。如《讀張籍古樂府》雲：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嚐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又如他《寄唐生》詩中自敘一段雲：
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唐生即是唐衢，是當時的一個狂士，他最富於感情，常常為了時事痛哭，故白居易詩中說：
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段秀實以笏擊朱泚），尚書叱盜時（顏真卿叱李希烈），大夫死凶寇（陸長源為亂兵所害），諫議謫蠻夷（陽城謫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
這個人的行為也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嚴肅認真的態度。他最賞識白居易的詩，白氏《與元九書》中有雲：
有唐衢者，見仆詩而泣，未幾而衢死。
唐衢死時，白居易有《傷唐衢》二首，其一有雲：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閑人亦非訾。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惟有唐衢見，知我平生誌。一讀興歎嗟，再吟垂涕泗。因和三十韻，手題遠緘寄，致吾陳（子昂）杜（甫）間，賞愛非常意。
總之，元白的文學主張是“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這就是“文章合為事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注腳。他們一班朋友，元白和李紳等，努力作諷刺時事的新樂府，即是實行這個文學主義。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篇，有自序雲：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總而言之，文學要為人生而作，不為文學而作。
這種文學主張的裏麵，其實含有一種政治理想。他們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種順從民意的政府。白居易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