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疑當作“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啟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策林》七十，《長慶集》卷四十八）
這是很明白的民意政治的主張。（《策林》七十五篇，是元白二人合作的，故代表他們二人的共同主張。）他們又主張設立采詩之官，作為采訪民意的一個重要方法。故《策林》六十九雲：
問：聖人之致理（理即治，下同）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為政，順為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遍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為如何？
這是假設的問，答案雲：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采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
他的理由是：
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華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稅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發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開辟以來，未之聞也。
這個主張又見於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作府試官時所擬《進士策問》的第三問，意思與文字都與《策林》相同（《長慶集》卷三十，頁二一——二三），可見他們深信這個采詩的製度。白居易在元和四年（809年）作《新樂府》五十篇，其第五十篇為《采詩官》，仍是發揮這個主張的，我且引此篇的全文如下：
采詩官?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讚君美，樂府豔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諍臣杜口為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裏遠，君之門兮九重 ，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這種政治理想並不是迂腐不能實行的。他們不期望君主個個都是聖人，那是柏拉圖的妄想。他們也不期望一班文人的一字褒貶都能使“亂臣賊子懼”，那是孔丘、孟軻的迷夢。他們隻希望兩種“民意機關”：一是許多肯說老實話的諷刺詩人，一是采訪詩歌的專官。那時候沒有報館，詩人便是報館記者與訪員，實寫人生苦痛與時政利弊的詩便是報紙，便是輿論。那時沒有議會，諫官禦史便是議會，采詩官也是議會的一部分。民間有了什麼可歌可泣的事，或朝廷官府有了苛稅虐政，一班平民詩人便都趕去采訪詩料：林步青便編他的灘簧，劉寶全便編他的大鼓書，徐誌摩便唱他的硤石調，小熱昏便唱他的小熱昏。幾天之內，街頭巷口都是這種時事新詩歌了。於是采詩禦史便東采一隻小調，西抄一隻小熱昏，編集起來，進給政府。不多時，苛稅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於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飲水思源，發起募捐大會，銅板夾銀毫並到，鷹洋與元寶齊來，一會兒，徐誌摩的生祠遍於村鎮，而小熱昏的銅像也矗立街頭。猗歟休哉！文學家的共和國萬歲！
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刪淫辭，削麗藻”，“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白居易說：
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詠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有愧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
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係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誄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策林》六十八）
“尚質抑淫，著誠去偽”，這是元白的寫實主義。
根據於他們的文學主張，元白二人各有一種詩的分類法。白居易分他的詩為四類：
（一）諷諭詩：“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
（二）閑適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三）感傷詩：“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
（四）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他自己隻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是值得保存流傳的，其餘的都不重要，都可刪棄。他說：
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義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與元九書》）
元稹分他的詩為八類：
（一）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
（二）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三）古體：“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
（四）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
（五）律詩
（六）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
（七）悼亡
（八）豔詩：（見《敘詩寄樂天書》）
元氏的分類，體例不一致，其實他也隻有兩大類：
??????（一）古諷
（一）諷詩?（二）樂諷
??????（三）律諷
（二）非諷詩——古體、律體等。
元稹在元和丁酉（817年）作《樂府古題序》，討論詩的分類，頗有精義，也可算是一篇有曆史價值的文字。他說：
樂府古題序?丁酉
詩訖於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讚，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言（《長慶集》作“旨”，《全唐詩》同。今依張元濟先生用舊抄本校改本）。
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采民氓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
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誌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
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複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鹹為贅剩。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複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倚傍。餘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複擬賦古題。
昨南（各本無“南”字，依張校）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鹹有新意。餘因選而知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音（似當作“旨”）焉。
他的見解以為漢以下的詩有兩種大區別：一是原有樂曲，而後來依曲調而度詞；一是原來是詩，後人采取其詞，製為歌曲。但他指出，詩的起源雖然關係樂曲，然而詩卻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發展。曆史上顯然有這樣的趨勢。最初或采集民間現行歌曲，或樂人製調而文人造詞，或文人作詩，而樂工製調。稍後乃有文人仿作樂府，仿作之法也有兩種：嚴格的依舊調，作新詞，如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數相同，顯然是同一樂調，這是一種仿作之法。又有些人同作一題，如羅敷故事，或秋胡故事，或秦女休故事，題同而句子的長短，篇章的長短皆不相同，可見這一類的樂府並不依據舊調，隻是借題練習作詩，或借題寄寓作者的感想見解而已。這樣擬作樂府，已是離開音樂很遠了。到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諸篇，諷詠當時之事，“即事名篇，無複倚傍”，便開“新樂府”的門徑，完全脫離向來受音樂拘束或沿襲古題的樂府了。
當時的新詩人之中，孟郊、張籍、劉猛、李餘與元稹都還作舊式的古樂府，但都“有新意”，有時竟“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劉猛、李餘的詩都不傳了）。這已近於作新樂府了。元稹與白居易、李紳（公垂）三個人作了不少的新樂府（李紳的新樂府今不傳了）。此外如元氏的《連昌宮詞》諸篇，如白氏的《秦中吟》諸篇，都可說是新樂府，都是“即事名篇，無複倚傍”的新樂府。故我們可以說，他們認定新樂府為實現他們的文學主張的最適宜的體裁。
元稹自序他的《新體樂府》道：
……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治）則詞直，世忌則詞隱。”餘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
白居易的《新樂府》的自序，已引在上文了，其中有雲：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
要做到這幾個目的，隻有用白話作詩了。元白的最著名的詩歌大都是白話的。這不是偶然的事，似是有意的主張。據舊時的傳說，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複易之。（《墨客揮犀》）
這個故事不見得可靠，大概是出於後人的附會。英國詩人華次華斯（Wordsworth）主張用平常說話作詩，後人也造成一種傳說，說他每作詩都念給一個老嫗聽，她若不懂，他便重行修改。這種故事雖未必實有其事，卻很可暗示大家公認這幾個詩人當時確是有意用平常白話作詩。
近年敦煌石室發現了無數唐人寫本的俗文學，其中有《明妃曲》、《孝子董永》、《季布歌》、《維摩變文》等等（另有專章討論）。我們看了這些俗文學的作品，才知道元白的著名詩歌，尤其是七言的歌行，都是有意仿效民間風行的俗文學的。白居易的《長恨歌》，元稹的《連昌宮詞》，與後來的韋莊的《秦婦吟》，都很接近民間的故事詩。白居易自序說他的新樂府不但要“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還要“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這種“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的詩體，向那裏去尋呢？最自然的來源便是當時民間風行的民歌與佛曲。試引《明妃傳》一段，略表示當時民間流行的“順而肆”的詩體：
昭軍（君）昨夜子時亡，突厥今朝發使忙。三邊走馬傳胡令，萬裏非（飛）書奏漢王。解劍脫除天子服，披頭還著庶人裳。衙官坐位刀離麵（離麵即杜詩所謂“花門離麵”），九姓行哀截耳璫。□□□□□□□，枷上羅衣不重香。可惜未央宮裏女，嫁來胡地碎紅妝。……寒風入帳聲猶苦，曉日臨行哭未殃（央）。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獨寢覺天長。何期遠遠離京兆，不憶（意）冥冥臥朔方。早知死若埋沙裏，悔不教君還帝鄉！（《明妃傳》殘卷，見羽田亨編的《敦煌遺書》，活字本第二集，上海東亞研究會發行）
我們拿這種俗文學來比較元白的歌行，便可以知道他們當日所采“順而肆”的歌行體是從那裏來的了。
因為元白用白話作詩歌，故他們的詩流傳最廣。白居易自己說：
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與元九書》）
元稹也說他們的詩：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勒”是雕刻。此處有原注雲：“揚越閑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此為刻書之最早記載）。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是（日本本《白氏長慶集》作“自”）售，雜亂問廁，無可奈何。
予於平水市中（原注：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
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白氏長慶集序》）
不但他們自己如此說，反對他們的人也如此說。杜牧作李戡的墓誌，述戡的話道：
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者，纖豔不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元白用平常的說話作詩，他們流傳如此之廣，“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這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們主張詩歌須要能救病濟世，卻不知道後人竟詆毀他們的“淫言媟語，纖豔不逞”！
這也是很自然的。白居易自己也曾說：
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與元九書》）
他又批評他和元稹的詩道：
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和答詩十首序》）
他自己的批評真說的精辟中肯。他們的諷諭詩太偏重急切收效，往往一氣說完，不留一點餘韻，往往有史料的價值，而沒有文學的意味。然其中確有絕好的詩，未可一筆抹煞。如元稹的《連昌宮詞》、《織婦詞》、《田家詞》、《聽彈烏夜啼引》等，都可以算是很好的詩的作品。白居易的詩，可傳的更多了。如《宿紫閣山北村》，如《上陽白發人》，如《新豐折臂翁》，如《道州民》，如《杜陵叟》，如《賣炭翁》，都是不朽的詩，白居易最佩服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兩句，故他早年作《秦中吟》時，還時時模仿老杜這種境界。如《秦中吟》第二首雲：
……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如第三首雲：
……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饑寒？
如第七首雲：
……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如第九首雲：
……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秋官為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為一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
如第十首雲：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這都是模仿老杜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兩句，引申他的意思而已。白氏在這時候的詩還不算能獨立。
他作《新樂府》時，雖然還時時顯出杜甫的影響，卻已是很有自信力，能獨立了，能創造了。如《新豐折臂翁》雲：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張尋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