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老子
一、老子傳略
老子的事跡，已不可考。據《史記》所說，老子是楚國人（《禮記?曾子問》正義引《史記》作陳國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記》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陽，溢曰聃”，乃是後人據《列仙傳》妄改的。《索隱》雲“許慎雲，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王念孫《讀書雜誌》三之四，引《索隱》此節，又《經典釋文?序錄》、《文選注》、《後漢書?桓帝紀》注，並引《史記》雲老子字聃，可證今本《史記》所說是後人偽造的。後人所以要說老子字伯陽父者，因為周幽王時有個太史伯陽，後人要合兩人為一人，說老子曾做幽王的官，當孔子生時，他已活了二百五十歲了）。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史記?孔子世家》和《老子列傳》，孔子曾見過老子。這事不知在於何年，但據《史記》，孔子與南宮敬叔同適周。又據《左傳》孟僖子將死，命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從孔子學禮（昭七年）。孟僖子死於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閻若璩因《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時，日食，恰入食限。閻氏因斷定孔子適周見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當孔子三十四歲（《四書釋地續》）。這話很象可信，但還有可疑之處：一則《曾子問》是否可信；二則南宮敬叔死了父親，不到三個月，是否可同孔子適周；三則《曾子問》所說日食，即使可信，難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無論如何，孔子適周，終在他三十四歲以後，當西曆紀元前518年以後。大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歲（西曆前518年，日食）與四十一歲（定五年，西曆前511年，日食）之間。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老子當生於周靈王初年，當西曆前570年左右。
老子死時，不知在於何時。《莊子?養生主》篇明記老聃之死。《莊子》這一段文字決非後人所能假造的，可見古人並無老子“入關仙去”，“莫知所終”的神話。《史記》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餘歲”、“二百餘歲”的話，大概也是後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壽，至多不過活了九十多歲罷了。
上文說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又稱老子呢？依我看來，那些“生而皓首，故稱老子”的話，固不足信（此出《神仙傳》，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用之）；“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高士傳》）也不足信。我以為“老子”之稱，大概不出兩種解說：（一）“老”或是字。《春秋》時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麵，例如叔梁（字）紇（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視（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傳》文十一年、襄十年，正義都說：“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訓壽考，古多用為名字者，如《檀弓》晉有張老，《楚語》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同舉，先說字而後說名，故戰國時的書皆稱老聃（王念孫《春秋名字解詁》及《讀書雜誌》俱依《索隱》說，據《說文》“聃，耳曼也”。《釋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聃字下引漢《老子銘》雲“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禮記?曾子問》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是聃亦有壽考之意，故名聃，字老。非必因其壽考而後稱之也）。此與人稱叔梁紇，正考父，都不舉其姓氏，正同一例。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稱“有子”（哀十一年《左傳》），故後人又稱“老子”。這是一種說法。（二）“老”或是姓。古代有氏姓的區別，尋常的小百姓，各依所從來為姓，故稱“百姓”、“萬姓”。貴族於姓之外，還有氏，如以國為氏、以官為氏之類。老子雖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於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後人不懂古代氏族製度，把氏姓兩事混作一事，故說“姓某氏”，其實這三字是錯的。老子姓老，故人稱老聃，也稱老子，這也可備一說。這兩種解說都可通，但我們現今沒有憑據，不能必定那一說是的。
二、《老子》考
今所傳老子的書，分上下兩篇，共八十一章。這書原來是一種雜記體的書，沒有結構組織。今本所分篇章，決非原本所有。其中有許多極無道理的分斷（如二十章首句“絕學無憂”當屬十九章之末，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兩句為同等的排句）。讀者當刪去某章某章等字，合成不分章的書，然後自己去尋一個段落分斷出來（元人吳澄作《道德真經注》，八十一章為六十八章。中如合十七、十八、十九為一章，三十、三十一為一章，六十三、六十四為一章，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為一章，皆極有理，遠勝河上公本）。又此書中有許多重複的話和許多無理插入的話，大概不免有後人妄加妄改的所在。今日最通行的刻本，有世德堂的河上公章句本，華亭張氏的王弼注本。讀者須參看王念孫、俞樾、孫詒讓諸家校語。（章太炎極推崇《韓非子?解老》、《喻老》兩篇。其實這兩篇所說，雖偶有好的，大半多淺陋之言。如解“攘臂而仍之”，“生之徒十有三”，“帶利劍”等句，皆極無道理。但這兩篇所據《老子》像是古本，可供我們校勘參考。）
三、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說老子以前的時勢，和那種時勢所發生的思潮。老子親見那種時勢，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響，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個時代的產兒，完全是那個時代的反動。看他對於當時政治的評判道：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議論。讀者試把《伐檀》、《碩鼠》兩篇詩記在心裏，便知道老子所說“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和“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的話，乃是當時社會的實在情形。更回想《苕之華》詩“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的話，便知老子所說“民不畏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的話，也是當時的實在情形。人誰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的時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亂也是死，自然輕死，自然不畏死了。
還有老子反對有為的政治，主張無為無事的政治，也是當時政治的反動。凡是主張無為的政治哲學，都是幹涉政策的反動。因為政府用幹涉政策，卻又沒幹涉的本領，越幹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種反動，主張放任無為。歐洲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多主張放任主義，正為當時的政府實在太腐敗無能，不配幹涉人民的活動。老子的無為主義，依我看來，也是因為當時的政府不配有為，偏要有為；不配幹涉，偏要幹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諱而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上篇所引《瞻卬》詩說的“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那種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的斷想（老子尤恨當時的兵禍連年，故書中屢攻擊武力政策。如“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皆是）。故老子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老子對於那種時勢，發生激烈的反響，創為一種革命的政治哲學。他說：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所以他主張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這是極端的破壞主義。他對於國家政治，便主張極端的放任。他說：
治大國若烹小鮮。（河上公注，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
又說：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說：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猶兮其貴言（貴言，不輕易其言也。所謂“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極端的放任無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還以為全是自然應該如此，不說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說政府完全放任無為，百姓的心裏隻覺得有個政府的存在罷了；實際上是“天高皇帝遠”，有政府和無政府一樣。“下知有之”，《永樂大典》本及吳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說此意更進一層，更明顯了。
我述老子的哲學，先說他的政治學說，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學思想不是懸空發生的。有些人說，哲學起於人類驚疑之念，以為人類目睹宇宙間萬物的變化生滅，驚歎疑怪，要想尋出一個滿意的解釋，故產生哲學。這話未必盡然。人類的驚疑心可以產生迷信與宗教，但未必能產生哲學。人類見日月運行，雷電風雨，自然生驚疑心。但他一轉念，便說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電有電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於是他的驚疑心，便有了滿意的解釋，用不著哲學思想了。即如希臘古代的宇宙論，又何嚐是驚疑的結果？那時代歐亞非三洲古國，如埃及、巴比倫、猶太等國的宗教觀念和科學思想，與希臘古代的神話宗教相接觸，自然起一番衝突，故發生“宇宙萬物的本源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並不是泰爾史（Thales）的驚奇心忽然劈空提出這個哲學問題的。在中國的一方麵，最初的哲學思想，全是當時社會政治的現狀所喚起的反動。社會的階級秩序已破壞混亂了，政治的組織不但不能救補維持，並且呈現同樣的腐敗紛亂。當時的有心人，目睹這種現狀，要想尋一個補救的方法，於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單有一種革命的政治學說，也還算不得根本上的解決，也還算不得哲學。老子觀察政治社會的狀態，從根本上著想，要求一個根本的解決，遂為中國哲學的始祖。他的政治上的主張，也隻是他的根本觀念的應用。如今說他的根本觀念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