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的重要，既如上文所說，可見“易也者，象也”一句，真是一部《易經》的關鍵。一部《易經》隻是一個“象”字。古今說易的人，不懂此理，卻去講那些“分野”、“爻辰”、“消息”、“太一”、“太極”……種種極不相幹的謬說，所以越講越不通了。（清代漢學家過崇漢學，欲重興漢諸家易學。惠棟、張惠言，尤多鉤沉繼絕之功。然漢人易學實無價值，焦贛、京房、翼奉之徒，皆“方士”也。鄭玄、虞翻皆不能脫去漢代“方士”的臭味。王弼注《易》，掃空漢人陋說，實為易學一大革命。其注雖不無可議，然高出漢學百倍矣。惠、張諸君之不滿意於宋之“道士易”是也，其欲興漢之“方士易”則非也。）
這是《易》的第二個基本觀念。
第三，辭；《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都有一個“象”，但是單靠“象”也還不夠，因為
易有四象，（適按：此處象與辭對稱，不當有“四”字。此涉上文而誤也。因此一字，遂使諸儒聚訟“四象”是何物，終不能定。若衍此字，則毫不費解矣。）所以示也。係辭焉，所以告也。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係辭焉以盡其言。
“象”但可以表示各種“意象”。若要表示“象”的吉凶動靜，須要用“辭”。例如 ?（謙）但可表示“地中有山”的意象，卻不能告人這“象”的吉凶善惡。於是作為卦辭道：
? 謙亨，君子有終。
這便可指出這一卦的吉凶悔吝了。又如謙卦的第一爻，是一個陰爻，在謙卦的最下層真可謂謙之又謙，損之又損了。但單靠這一畫，也不能知道他的吉凶，所以須有爻辭道：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這便指出這一爻的吉凶了。
“辭”的作用在於指出卦象或爻象的吉凶。所以說：
係辭焉以斷其吉凶。
又說：
辨吉凶者存乎辭。
辭字從辛，《說文》雲“辭，訟也（段依《廣韻》作‘說也’）。從辛，猶理辜也，”朱駿聲說，“分爭辯訟謂之辭。《後漢?周紓傳》‘善為辭案條教’注，辭案，猶今案牘也。”辭的本義是爭訟的“斷語”、“判辭”。《易經》的“辭”都含“斷”字“辨”字之意。在名學上，象隻是“詞”（Term） ，是“概念”（Concept），辭即是“辭”，亦稱“判斷”（Judgment）。例如“謙亨”一句，謙是“所謂”，亨是“所以謂”，合起來成為一辭。用“所以謂”來斷定“所謂”，故叫做詞。（西文Judgment本義是訟獄的判詞。）
《係辭傳》有辭的界說道：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之”是趨向。卦辭爻辭都是表示一卦或一爻的趨向如何，或吉或凶，或亨或否，叫人見了便知趨吉避凶。所以說“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又說，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爻字似當作辭。下文作辭，可證）。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象所表示的是“天下之賾”的形容物宜，辭所表示的，是“天下之動”的會通吉凶。象是靜的，辭是動的；象表所“像”，辭表何之。
“天下之動”的動，便是“活動”，便是“動作”。萬物變化，都由於“動”，故說：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又說：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慮之象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動而“得”，便是吉；動而“失”，便是凶；動而有“小疵”，便是悔吝。“動”有這樣重要，所以須有那些“辭”來表示各種“意象”動作時的種種趨向，使人可以趨吉避凶，趨善去惡。能這樣指導，便可鼓舞人生的行為。所以“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禁辭的作用，積極一方麵，可以“鼓天下之動”；消極一方麵，可以“禁民為非”。
這是《易經》的第三個基本觀念。這三個觀念，（一）易，（二）象，（三）辭，便是《易經》的精華。孔子研究那時的卜筮之易，竟能找出這三個重要的觀念，第一，萬物的變動不窮，都是由簡易的變化繁賾的。第二，人類社會的種種器物製度禮俗，都有一個極簡單的原起，這個原起，便是“象”。人類的文明史，隻是這些“法象”實現為製度文物的曆史。第三，這種種“意象”變動作用時，有種種吉凶悔吝的趨向，都可用“辭”表示出來，使人動作都有儀法標準，使人明知利害，不敢為非——這就是我的《易論》。我且引一段《係辭傳》作這篇的結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爻似當作辭。說見上）。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亞也（亞字從簡本），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報之而後言，儀之而後動（儀舊作議。《釋文》雲：“陸姚桓元荀柔之作儀。”適按：作儀是也，儀，法也。與上文擬字對文）。擬儀以成其變化。
“象”與“辭”都是給我們摹擬儀法的模範。
第四章?正名主義
孔子哲學的根本觀念，依我看來，隻是上篇所說的三個觀念：
第一，一切變遷都是由微變顯，由簡易變繁賾。所以說：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知道一切變遷都起於極微極細極簡易的，故我們研究變遷，應該從這裏下手。所以說：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韓注：“極未形之理曰深，適動微之會曰幾”）。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誌；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深”是隱藏未現的。“幾”字《易?係辭》說的最好：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舊無凶字，義不可通。今按孔穎達《正義》雲：“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也。”是唐時尚有凶字之本。今據增）。
孔子哲學的根本觀念，隻是要“知幾”，要“見機”，要“防微杜漸”。大凡人生哲學（即倫理學），論人生行為的善惡，約分兩大派：一派注重“居心”，注重“動機”；一派注重行為的效果影響。孔子的人生哲學，屬於“動機”一派。
第二，人類的一切器物製度禮法，都起於種種“象”。換言之，“象”便是一切製度文物的“幾”。這個觀念，極為重要。因為“象”的應用，在心理和人生哲學一方麵就是“意”，就是“居心”（孟子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之存心）。就是俗話說的“念頭”。在實際一方麵，就是“名”，就是一切“名字”（鄭玄說，古曰名，今曰字）。“象”的學說，於孔子的哲學上，有三層效果：（一）因為象是事物的“動機”，故孔子的人生哲學，極注重行為的“居心”和“動機”。（二）因為“象”在實際上即是名號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學主張一種“正名”主義。（三）因為象有仿效模範的意思，故孔子的教育哲學和政治哲學，又注重標準的榜樣行為，注重正己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
第三，積名成“辭”，可以表示意象動作的趨向，可以指出動作行為的吉凶利害，因此可以作為人生動作的向導。故說：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正辭”與“正名”隻是一事，孔子主張“正名”“正辭”，隻是一方麵要鼓天下之動，一方麵要禁民為非。
以上所說，是孔子哲學的重要大旨。如今且先說“正名主義”。
正名主義，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的重要，見於《論語?子路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注，正百事之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請看名不正的害處，竟可致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百姓無所措手足。這是何等重大的問題！如今且把這一段仔細研究一番：
怎麼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呢？“言”是“名”組合成的，名字的意義若沒有正當的標準，便連話都說不通了。孔子說：
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是有角之形（《漢書?律曆誌》，“成六觚”。蘇材曰：“六觚，六角也。”又《郊祀誌》：“八觚宣通，象八方”。師古曰：“觚，角也。”班固《西都賦》：“上觚棱而棲金爵”，注雲：“觚，八觚，有隅者也。”可證），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後來把觚字用泛了，凡酒器可盛三升的，都叫做“觚”，不問他有角無角。所以孔子說：“現在觚沒有角了。這也是觚嗎？這也是觚嗎？”不是觚的都叫做“觚”，這就是言不順。且再舉一例。孔子說：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政字從正，本有正意。現今那些昏君貪官的政府，也居然叫做“政”，這也是“言不順”了。
這種現象，是一種學識思想界昏亂“無政府”的怪現象。語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號，語言文字沒有正確的意義，還用什麼來做是非真假的標準呢？沒有角的東西可叫做“觚”，一班暴君汙吏可叫做“政”，怪不得少正卯、鄧析一般人，要“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用《呂氏春秋》語）了。
孔子當日眼見那些“邪說暴行”（說見本篇第二章），以為天下的病根在於思想界沒有公認的是非真偽的標準，所以他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他的中心問題隻是要建設一種公認的是非真偽的標準，建設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這是儒家公有的中心問題。試引荀卿的話為證：
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誌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荀子?正名》篇，詳解見第十一篇第三章）
不正名則“誌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這兩句可作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兩句的正確注腳。
怎麼說“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呢？這是說是非真偽善惡，若沒有公認的標準，則一切別的種種標準如禮樂刑罰之類，都不能成立。正如荀卿說的：“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正名”的宗旨，隻要建設是非善惡的標準，已如上文所說，這是孔門政治哲學的根本理想。《論語》說：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隻是正名主義。正名的宗旨，不但要使觚的是“觚”，方的是“方”，還須要使君真是君，臣真是臣，父真是父，子真是子。不君的君，不臣的臣，不子的子和不觚的觚，有角的圓，是同樣的錯謬。
如今且看孔子的正名主義如何實行。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說：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孟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實行正名的方法。《春秋》這部書，一定是有深意“大義”的，所以孟子如此說法。孟子又說：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莊子?天下》篇也說：“《春秋》以道名分。”這都是論《春秋》最早的話，該可相信。若《春秋》沒有什麼“微言大義”，單是一部史書，那真不如“斷爛朝報”了。孔子不是一個全無意識的人，似乎不至於作出這樣極不可讀的史書。
論《春秋》的真意，應該研究《公羊傳》和《穀梁傳》，晚出的《左傳》最沒有用。我不主張“今文”，也不主張“古文”，單就《春秋》而論，似乎應該如此主張。
《春秋》正名的方法，可分三層說：
第一，正名字。《春秋》的第一個方法，是要訂正一切名字的意義。這是言語學、文法學的事業。今舉一例，《春秋》說：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公羊傳》）曷為先言“”而後言“石”？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穀梁傳》）“隕石於宋，五。”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也，六 退飛，過宋都。”“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六 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 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鷁之辭足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這是正名的第一義。古書辨文法上詞性之區別，莫如《公羊》、《穀梁》兩傳。《公羊傳》講詞性更精，不但名詞（如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之類）、動詞（如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春曰祠，夏曰礿，秋日嚐，冬曰丞，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等）分別得詳細，並且把狀詞（如既者何，盡也）、介詞（如及者何，累也）、連詞（如遂者何，生事也，乃者何，難之也，之類）三類，都仔細研究文法上的作用。所以我說《春秋》的第一義，是文法學言語學的事業。
第二，定名分。上一條是“別同異”，這一條是“辨上下”。那時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麼東西。楚吳都已稱王，此外各國，也多拓地滅國，各自稱雄。孔子眼見那紛爭無主的現象，回想那封建製度最盛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真有去古日遠的感慨。所以《論語》說：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讀這兩句，可見他老人家氣得胡子發抖的神氣！《論語》又說：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孔子雖明知一時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製度，他卻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所以《春秋》於吳楚之君，隻稱“子”，齊晉隻稱“侯”，宋雖弱小，卻稱“公”。踐土之會，明是晉文公把周天子叫來，《春秋》卻說是“天王狩於河陽”。周天子的號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舊大書“春，王正月”。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論語》說：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這便是《春秋》大書“春王正月”一類的用意。
第三，寓褒貶。《春秋》的方法，最重要的，在於把褒貶的判斷寄托在記事之中。司馬遷《史記?自序》引董仲舒的話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便是褒貶之意。上章說“辭”字本有判斷之意，故“正辭”可以“禁民為非”。《春秋》的“書法”，隻是要人看見了生畏懼之心，因此趨善去惡。即如《春秋》書弑君三十六次，中間很有個分別，都寓有“記者”褒貶的判斷。如下舉的例：
（例一）（隱四年三月戊申）衛州籲弑其君定。
（例二）（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籲於濮。
（例三）（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例四）（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 （《公》）、《穀》皆作髡）。
（例五）（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
（例六）（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例七）（宣二年秋九月乙醜）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例八）（成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即舉此八例，可以代表《春秋》書弑君的義例。（例一）與（例三、四、七）同是書明弑者之名，卻有個分別。（例一）是指州籲有罪。（例三）帶著褒獎與君同死的大夫。（例四）寫“世子商臣”以見不但是弑君，又是弑父，又是世子弑父。（例七）是與（例一）同式，但弑君的人，並不是趙盾，乃是趙穿。因為趙盾不討賊，故把弑君之罪責他。這四條是稱臣弑君之例。（例二、五、六、八）都是稱君不稱弑者之例，卻也有個分別。（例二）稱“衛人”，又不稱州籲為君，是討賊的意思，故不稱弑，隻稱殺。又明說“於濮”。濮是陳地，不是衛地，這是說衛人力不能討賊，卻要借助於外國人。（例五）也稱“宋人”，是責備被弑的君有該死之罪，但他究竟是正式的君主，故稱“其君”。（例六）與（例八）都是稱“國”弑君之例，稱“人”還隻說“有些人”，稱“國”便含有“全國”的意思。故稱國弑君，那被弑之君，一定是罪大惡極的了。（例六）是太子仆弑君，又是弑父（據《左傳》）。因為死者罪該死，故不著太子仆弑君弑父之罪。（例八）是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去弑君的，因為君罪惡太甚，故不罪弑君的人，卻說這是國民的公意。
這種褒貶的評判，如果真能始終一致，本也很有價值。為什麼呢？因為這種書法，不單是要使“亂臣賊子”知所畏懼，並且教人知道君罪該死，弑君不為罪；父罪該死，弑父不為罪（如上所舉的例六是）。這是何等精神！隻可惜《春秋》一書，有許多自相矛盾的書法。如魯國幾次弑君，卻不敢直書。於是後人便生出許多“為尊者詩，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等文過的話，便把《春秋》的書法弄得沒有價值了。這種矛盾之處，或者不是孔子的原文，後來被“權門”幹涉，方才改了的。我想當日孔子那樣稱讚晉國的董狐（宣二年《左傳》），豈有破壞自己的書法？但我這話，也沒有旁的證據，隻可算一種假設的猜想罷了。
總論?《春秋》的三種方法——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貶——都是孔子實行“正名”、“正辭”的方法。這種學說，初看上去覺得是很幼稚的，但是我們要知道這種學說，在中國學術思想上有絕大的影響。我且把這些效果略說一二，作為孔子正名主義的評判。
（1）語言文字上的影響；孔子的“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一句話，實是一切訓詁書的根本觀念。故《公羊》、《穀梁》，都含有字典氣味。董仲舒的書更多聲音通假的訓詁（如名訓“鳴以出命”，號訓、訓效，民訓暝，性訓生之類）。也有從字形上著想的訓詁（如說王字為三畫而連其中。《說文解字》引之）。大概孔子的正名說，無形之中含有提倡訓詁書的影響。
（2）名學上的影響；自從孔子提出“正名”的問題之後，古代哲學家都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以後如荀子的“正名論”（看第十一篇第三章），法家的“正名論”（看第十二篇）不用說了。即如墨子的名學（看第六篇第三四章），便是正名論的反響。楊朱的“名無實，實無名”（看第七篇），也是這種學說的反動。我們簡直可以說孔子的正名主義，實是中國名學的始祖。正如希臘蘇格拉底的“概念說”，是希臘名學的始祖（參觀上篇老子論名一節）。
（3）曆史上的影響；中國的曆史學，幾千年來很受了《春秋》的影響。試讀司馬遷《史記?自序》，及司馬光《資治通鑒》“初命三晉為諸侯”一段，及朱熹《通鑒綱目》的正統書法各段，便可知《春秋》的勢力了。《春秋》那部書，隻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曆史家把《春秋》當作曆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麼呢？因為曆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隻在寫個人心中對於實事的評判。明是趙穿弑君，卻說是趙盾弑君，明是晉文公召周天子，卻說是“天子狩於河陽”。這都是個人的私見，不是曆史的實事。後來的史家，崇拜《春秋》太過了，所以他們作史，不去討論史料的真偽，隻顧講那“書法”和“正統”種種謬說。《春秋》的餘毒就使中國隻有主觀的曆史，沒有物觀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