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墨子
第一章 墨子略傳
墨子名翟姓墨。有人說他是宋人，有人說他是魯人。今依孫詒讓說，定他為魯國人。
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定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這個問題，古今人多未能確定。有人說墨子“並孔子時”《史記?孟荀列傳》），有人說他是“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畢沅《墨子序》）。這兩說相差二百多年，若不詳細考定，易於使人誤會。畢沅的話已被孫詒讓駁倒了（《墨子閑詁?非攻中》），不用再辨。孫詒讓又說：
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答，而後及見齊太公和（見《魯問篇》，田和為諸侯，在周安王十六年），與齊康公興樂（見《非樂》上。康公卒於安王二十年），與楚吳起之死（見《親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幾及百年。則墨子之後孔子益信。審核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同時，而生年尚在其後（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蓋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墨子年表序》）。
我以為孫詒讓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確。汪中說：
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耕柱》篇、《魯問》篇、《貴義》篇），……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則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並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尚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勾踐稱霸之後（《魯問》篇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裏以封墨子，亦一證），秦獻公未得誌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為陳氏也。
《檀弓》下，“季康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遊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吳亡後楚與越為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歟？（《墨子序》）
注中所考都很可靠。如今且先說孫詒讓所考的錯處。
第一，孫氏所據的三篇書，《親士》、《魯問》、《非樂》上，都是靠不住的書。《魯問》篇乃是後人所輯，其中說的“齊大王”，未必便是田和。即使是田和，也未必可信。例如《莊子》中說莊周見魯哀公，難道我們便說莊周和孔丘同時麼？《非樂》篇乃是後人補作的，其中屢用“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一句，可見其中的曆史事實，未必都是墨子親見的。《親士》篇和《修身》篇同是假書，內中說的全是儒家的常談，哪有一句墨家的話。
第二，墨子決不曾見吳起之死。《呂氏春秋?上德》篇說吳起死時，陽城君得罪逃走了，楚國派兵來收他的國。那時“墨者巨子孟勝”替陽城君守城，遂和他的弟子一百八十三人都死在城內。孟勝將死之前，還先派兩個弟子把“巨子”的職位傳給宋國的田襄子，免得把墨家的學派斷絕了。
照這條看來，吳起死時，墨學久已成了一種宗教。那時“墨者巨子”傳授的法子，也已經成為定製了。那時的“墨者”，已有了新立的領袖。孟勝的弟子勸他不要死，說：“絕墨者於世，不可。”要是墨子還沒有死，誰能說這話呢？可見吳起死時，墨子已死了許多年了。
依以上所舉各種證據，我們可定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西曆紀元前500至490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西曆紀元前425至416年）。墨子生時約當孔子五十歲六十歲之間（孔子生西曆紀元前551年）。到吳起死時，墨子已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
以上所說墨子的生地和生時，很可注意。他生當魯國，又當孔門正盛之時，所以他的學說，處處和儒家有關係。《淮南?要略》說：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
墨子究竟曾否“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我們雖不能決定，但是墨子所受的儒家的影響一定不少（《呂氏春秋?當染》篇說史角之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可見墨子在魯國受過教育）。我想儒家自孔子死後，那一般孔門弟子不能傳孔子學說的大端，都去講究那喪葬小節。請看《禮記?檀弓》篇所記孔門大弟子子遊、曾子的種種故事，哪一樁不是爭一個極小極瑣碎的禮節？（如“曾子吊於負夏”及“曾子襲裘而吊”、“子遊裼裘而吊”諸條）再看一部《儀禮》那種繁瑣的禮儀，真可令人駭怪。墨子生在魯國，眼見這種種怪現狀，怪不得他要反對儒家，自創一種新學派。墨子攻擊儒家的壞處，約有四端：
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後起，杖然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墨子?公孟》篇）
這個儒墨的關係是極重要不可忽略的。因為儒家不信鬼（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神，焉能事鬼”。又說“敬鬼神而遠之”。《說苑》十八記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耶，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此猶是懷疑主義〔Agnostioism〕。後來的儒家直說無鬼神，故《墨子?公孟》篇的公孟子曰“無鬼神”，此直是無神主義〔Atheism〕），所以墨子倡“明鬼”論。因為儒家厚葬久喪，所以墨子倡“節葬”論。因為儒家重禮樂，所以墨子倡“非樂”論。因為儒家信天命（《論語》子夏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自己也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說：“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所以墨子倡“非命”論。
墨子是一個極熱心救世的人，他看見當時各國征戰的慘禍，心中不忍，所以倡為“非攻”論。他以為從前那種“弭兵”政策（如向戌的弭兵會），都不是根本之計。根本的“弭兵”要使人人“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就是墨子的“兼愛”論。
但是墨子並不是一個空談弭兵的人，他是一個實行非攻主義的救世家。那時公輸般替楚國造了一種雲梯，將要攻宋。墨子聽見這消息，從魯國起程，走了十日十夜，趕到郢都去見公輸般。公輸般被他一一說服了，便送他去見楚王，楚王也被他說服了，就不攻宋了（參看《墨子?公輸》篇）。公輸般對墨子說：“我不曾見你的時候，我想得宋國。自從我見了你之後，就是有人把宋國送給我，要是有一毫不義，我都不要了。”墨子說：“……那樣說來，仿佛是我已經把宋國給了你了。你若能努力行義，我還要把天下送給你咧。”（《魯問》篇）
看他這一件事，可以想見他一生的慷慨好義。有一個朋友勸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你何苦這樣盡力去做呢？我勸你不如罷了。”墨子說：“譬如一個人有十個兒子，九個兒子好吃懶做，隻有一個兒子盡力耕田。吃飯的人那麼多，耕田的人那麼少，那一個耕田的兒子便應該格外努力耕田才好。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你正該勸我多做些才好。為什麼反來勸我莫做呢？”（《貴義》篇）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對墨家最利害的孟軻道：“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這話本有責備墨子之意，其實是極恭維他的話。試問中國曆史上可曾有第二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人麼？
墨子是一個宗教家。他最恨那些儒家一麵不信鬼神，一麵卻講究祭禮喪禮。他說：“不信鬼神，卻要學祭禮，這不是沒有客卻行客禮麼？這不是沒有魚卻下網麼？”（《公孟》篇）所以墨子雖不重喪葬祭祀，卻極信鬼神，還更信天。他的“天”卻不是老子的“自然”，也不是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天。墨子的天，是有意誌的。天的“誌”就是要人兼愛。凡事都應該以“天誌”為標準。
墨子是一個實行的宗教家。他主張節用，又主張廢樂，所以他教人要吃苦修行。要使後世的墨者，都要“以裘褐為衣，以跂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這是“墨教”的特色。《莊子?天下》篇批評墨家的行為，說：
墨翟、禽滑厘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又卻不得不稱讚墨子道：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可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認得這個墨子，才可講墨子的哲學。
《墨子》書今本有五十三篇，依我看來，可分作五組，
第一組，自《親士》到《三辯》，凡七篇，皆後人假造的（黃震、宋濂所見別本，此七篇題曰經）。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據墨家的餘論所作的。
第二組，《尚賢》三篇，《尚同》三篇，《兼愛》三篇，《非攻》三篇，《節用》兩篇，《節葬》一篇，《天誌》三篇，《明鬼》一篇，《非樂》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學說所作的，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
第三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我以為這六篇就是《莊子?天下》篇所說的“別墨”作的。這六篇中的學問，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發生的。況且其中所說和惠施、公孫龍的話最為接近。惠施、公孫龍的學說，差不多全在這六篇裏麵。所以我以為這六篇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別墨”作的。我從來講墨學，把這六篇提出，等到後來講“別墨”的時候才講他們。
第四組，《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這五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作的，就同儒家的《論語》一般。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還更為重要。
第五組，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守》，凡十一篇，所記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於哲學沒什麼關係。
研究墨學的，可先讀第二組和第四組，後讀第三組，其餘二組，可以不必細讀。
第二章 墨子的哲學方法
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在於兩家哲學的方法不同，在於兩家的“邏輯”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條最形容得出這種不同之處：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悅，遠者來”。）
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
這就是儒墨的大區別。孔子所說是一種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個“所以為之若之何”的進行方法。孔子說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怎樣”，這是一個大分別。《公孟》篇又說：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
儒者說的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為什麼”。這又是一個大分別。
這兩種區別，皆極重要。儒家最愛提出一個極高的理想的標準，作為人生的目標。如論政治，定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說“近者悅，遠者來”，這都是理想的目的，卻不是進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學則高懸一個“止於至善”的目的，卻不講怎樣能使人止於至善。所說細目，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全不問為什麼為人子的要孝，為什麼為人臣的要敬；是說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該如此如此的。所以儒家的議論，終要偏向“動機”一方麵。“動機”如俗話的“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