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的“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存心是行為的動機。《大學》說的誠意，也是動機。儒家隻注意行為的動機，不注意行為的效果，推到了極端，便成董仲舒說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隻是這事應該如此做，不問為什麼應該如此做。
墨子的方法，恰與此相反。墨子處處要問一個“為什麼”。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問為什麼要造房子。知道了“為什麼”，方才可知道“怎樣做”。知道房子的用處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方才可以知道怎樣布置構造始能避風雨寒暑，始能分別男女內外。人生的一切行為，都是如此。如今人講教育，上官下屬都說應該興教育，於是大家都去開學堂，招學生。大家都以為興教育就是辦學堂，辦學堂就是興教育，從不去問為什麼該興教育。因為不研究教育是為什麼的，所以辦學和視學的人也無從考究教育的優劣，便無從考究改良教育的方法。我去年回到內地，有人來說，我們村裏，該開一個學堂。我問他為什麼我們村裏該辦學堂呢？他說：某村某村都有學堂了，所以我們這裏也該開一個。這就是墨子說的“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的理論。
墨子以為無論何種事物、製度、學說、觀念，都有一個“為什麼”。換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個用處。知道那事物的用處，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惡。為什麼呢？因為事事物物既是為應用的，若不解應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應該改良了。例如墨子講“兼愛”，便說：
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愛》下）
這是說能應“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應“用”的。譬如我說這筆“好”，為什麼“好”呢？因為能中寫，所以“好”。又如我說這會場“好”，為什麼“好”呢？因為他能最合開會講演的用，所以“好”。這便是墨子的“應用主義”。
應用主義又可叫做“實利主義”。儒家說：“義也者，宜也。”宜即是“應該”。凡是應該如此做的，便是“義”。墨家說：“義，利也。”（《經上》篇。參看《非攻》下首段）便進一層說，說凡事如此做去便可有利的即是“義”的。因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應該”如此做。義所以為“宜”，正因其為“利”。
墨子的應用主義所以容易被人誤會，都因為人把這“利”字、“用”字解錯了。這“利”字並不是“財利”的利，這“用”也不是“財用”的用。墨子的“用”和“利”都是指人生行為而言。如今且讓他自己下應用主義的界說：
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貴義》篇）
子墨子曰：“言足以複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耕柱》篇）
這兩條同一意思。《說文》說“遷，登也。”《詩經》有“遷於喬木”，《易》有“君子以見善則遷”，皆是“升高”、“進步”之意，兩“舉”字當是“遷”字之訛。“遷”字古寫作。易訛作舉（後人不解“舉”字之義，故把“舉行”兩字連讀，作一個動詞解。於是又誤改上一“舉”字為“複”字）。六個“行”字，都該讀去聲，是名詞，不是動詞。六個“常”字，都與“尚”字通用（俞樾解《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一章說如此），“常”是“尊尚”的意思。這兩章的意思，是說無論什麼理論，什麼學說，須要能改良人生的行為，始可推尚。若不能增進人生的行為，便不值得推尚了。
墨子又說：
今瞽者曰：“巨者，白也（俞雲，巨當作豈。豈者，皚之叚字）。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貴義》篇）
這話說的何等痛快？大凡天下人沒有不會說幾句仁義道德的話的，正如瞎子雖不曾見過白黑，也會說白黑的界說。須是到了實際上應用的時候，才知道口頭的界說是沒有用的。高談仁義道德的人，也是如此。甚至有許多道學先生一味高談王霸義利之辨，卻實在不能認得韭菜和麥的區別。有時分別義利，辨入毫芒，及事到臨頭，不是隨波逐流，便是手足無措。所以墨子說單知道幾個好聽的名詞，或幾句虛空的界說，算不得真“知識”。真“知識”在於能把這些觀念來應用。
這就是墨子哲學的根本方法。後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與此說多相似之點。陽明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很像上文所說“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之意。但陽明與墨子有絕不同之處。陽明偏向“良知”一方麵，故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墨子卻不然，他的是非的“準則”，不是心內的良知，乃是心外的實用。簡單說來，墨子是主張“義外”說的，陽明是主張“義內”說的（義外義內說見《孟子?告子》篇）。陽明的“知行合一”說，隻是要人實行良知所命令。墨子的“知行合一”說，隻是要把所知的能否實行，來定所知的真假，把所知的能否應用，來定所知的價值。這是兩人的根本區別。
墨子的根本方法，應用之處甚多，說的最暢快的，莫如《非攻》上篇。我且把這一篇妙文，抄來作我的“墨子哲學方法論”的結論罷：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牛馬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人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嚐苦曰苦，多嚐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辨義與不義之亂也。
第三章 三表法
上章講的，是墨子的哲學方法。本章講的，是墨子的論證法。上章是廣義的“邏輯”，本章是那“邏輯”的應用。
墨子說：
言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言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
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
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此所謂言有三表也。（《非命》上。參觀《非命》中、下。《非命》中述三表有誤，此蓋後人所妄加。）
這三表之中，第一和第二有時倒置，但是第三表（實地應用）才是最後一表，於此可見墨子的注重“實際應用”了。
這個論證法的用法，可舉《非命》篇作例：
第一表?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墨子說：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同盍）嚐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先王之憲，亦嚐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先王之刑，亦嚐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先王之誓，亦嚐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非命》上）
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墨子說：
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眾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自古以及今，……亦嚐有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嚐有也。（《非命》中）
第三表?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最重要的還是這第三表。
墨子說：
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非暴故罰也。”……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而饑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吾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下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非命》上）
學者可參看《明鬼》下篇這三表的用法。
如今且仔細討論這三表的價值。我們且先論第三表。第三表是“實際上的應用”，這一條的好處，上章已講過了，如今且說他的流弊。這一條的最大的流弊在於把“用”字、“利”字解的太狹了，往往有許多事的用處或在幾百年後始可看出；或者雖用在現在，他的真用處不在表麵上，卻在骨子裏。譬如墨子非樂，說音樂無用，為什麼呢？因為（一）費錢財，（二）不能救百姓的貧苦，（三）不能保護國家，（四）使人變成奢侈的習慣。後來有一個程繁駁墨子道：
昔者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鍾鼓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於瓴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馳，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三辯》）
這一問也從實用上作根據。墨子生來是一個苦行救世的宗教家，性有所偏，想不到音樂的功用上去，這便是他的非樂論的流弊了。
次論第二表。這一表（百姓耳目之實）也有流弊：（一）耳目所見所聞，是有限的，有許多東西，例如《非命》篇的“命”是看不見聽不到的。（二）平常人的耳目，最易錯誤迷亂。例如鬼神一事，古人小說上說的何等鑿鑿有據，我自己的朋友也往往說曾親眼看見鬼，難道我們就可斷定有鬼嗎？（看《明鬼》篇）但是這一表雖然有弊，卻極有大功用。因為中國古來哲學不講耳目的經驗，單講心中的理想。例如老子說的：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孔子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但是他們說的“學”，大都是讀書一類，並不是“百姓耳目之實”。直到墨子始大書特書的說道：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誠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為無。（《明鬼》）
這種注重耳目的經驗，便是科學的根本。
次說第一表。第一表是“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墨子最恨儒者“複古”的議論，所以《非儒》篇說：
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
應之曰：“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嚐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
墨子既然反對“複古”，為什麼還要用“古者聖王之事”來作論證的標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