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墨子的第一表和第三表是同樣的意思，第三表說的是現在和將來的實際應用，第一表說的是過去的實際應用。過去的經驗閱曆，都可為我們做一麵鏡子。古人行了有效，今人也未嚐不可仿效；古人行了有害，我們又何必再去上當呢？所以說：
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
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貴義》）
這並不是複古守舊，這是“溫故而知新”，“彰往而察來”。《魯問》篇說：
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藉設而親在百裏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不知來？”（從盧校本）
這一條寫過去的經驗的效用。例如“良馬固車可以日行百裏”，“駑馬四隅之輪不能行路”，都是過去的經驗。有了這種經驗，便可知道我如今駕了“良馬固車”，今天定可趕一百裏路。這是“彰往以察來”的方法。一切科學的律令，都與此同理。
第四章?墨子的宗教
上兩章所講，乃是墨子學說的根本觀念。其餘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非樂、非命、節用、節葬，都是這根本觀念的應用。墨子的根本觀念，在於人生行為上的應用。既講應用，須知道人生的應用千頭萬緒，決不能預先定下一條“施諸四海而皆準，行諸百世而不悖”的公式。所以墨子說：
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魯問》）
墨子是一個創教的教主。上文所舉的幾項，都可稱為“墨教”的信條。如今且把這幾條分別陳說如下：
第一，天誌；墨子的宗教，以“天誌”為本。他說：
我有天誌，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勝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度以度之。（《天誌》上。參考《天誌》中、下及《法儀》篇）
這個“天下之明法度”便是天誌。但是天的誌是什麼呢？墨子答道：
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法儀》篇。《天誌》下說：“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與此同意）
何以知天誌便是兼愛呢？墨子答道：
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法儀》篇。《天誌》下意與此同而語繁，故不引）
第二，兼愛；天的誌要人兼愛，這是宗教家的墨子的話。其實兼愛是件實際上的要務。墨子說：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通嚐）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兼愛》上）
《兼愛》中、下兩篇都說因為要“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要兼愛。
第三，非攻；不兼愛是天下一切罪惡的根本，而天下罪惡最大的，莫如“攻國”。天下人無論怎樣高談仁義道德，若不肯“非攻”，便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讀《非攻》上）。墨子說：
今天下之所〔以〕譽義（舊作養，今據下文改）者，……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歟？雖使下愚之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不〕免攻伐並兼，則是〔有〕（此字衍文）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非攻》下）
墨子說“義便是利”（《墨經》上也說“義，利也”，此乃墨家遺說），義是名，利是實。義是利的美名，利是義的實用。兼愛是“義的”，攻國是“不義的”，因為兼愛是有利於天鬼國家百姓的，攻國是有害於天鬼國家百姓的，所以《非攻》上隻說得攻國的“不義”，《非攻》中、下隻說得攻國的“不利”。因為不利，所以不義。你看他說：
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
又說：
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之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非攻》中、下）
可見墨子說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是“兼愛”的真義，也便是“非攻”的本意。
第四，明鬼；儒家講喪禮祭禮，並非深信鬼神，不過是要用“慎終追遠”的手段來做到“民德歸厚”的目的。所以儒家說：“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公孟》篇）。這竟和“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的話相反對了（《易?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乃是指人事的常理，未必指著一個主宰禍福的鬼神天帝）。墨子是一個教主，深恐怕人類若沒有一種行為上的裁製力，便要為非作惡。所以他極力要說明鬼神不但是有的，並且還能作威作福，“能賞賢而罰暴”。他的目的要人知道：
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有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孫詒讓雲：退是迓之訛，迓通禦）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明鬼》）
墨子明鬼的宗旨，也是為實際上的應用，也是要“民德歸厚”。但是他卻不肯學儒家“無魚而下網”的手段，他是真信有鬼神的。
第五，非命；墨子既信天，又信鬼，何以不信命呢？原來墨子不信命定之說，正因為他深信天誌，正因為他深信鬼神能賞善而罰暴。老子和孔子都把“天”看作自然而然的“天行”，所以以為凡事都由天定，不可挽回。所以老子說“天地不仁”，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墨子以為天誌欲人兼愛，不欲人相害，又以為鬼神能賞善罰暴，所以他說能順天之誌，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禍。禍福全靠個人自己的行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誌招來的，並不由命定。若禍福都由命定，那便不做好事也可得福，不作惡事，也可得禍了。若人人都信命定之說，便沒有人努力去做好事了。（“非命”說之論證已見上章）
第六，節葬短喪；墨子深恨儒家一麵不信鬼神，一麵卻又在死人身上做出許多虛文儀節。所以他對於鬼神，隻注重精神上的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虛文。他說儒家厚葬久喪有三大害：（一）國家必貧，（二）人民必窮，（三）刑政必亂（看《節葬》篇）。所以他定為喪葬之法如下：
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節葬》）。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節葬》）。無槨（《莊子?天下》篇），死無服（《莊子?天下》篇），為三日之喪（《公孟》篇。《韓非子?顯學》篇作“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服喪三月。”疑墨家各派不同，或為三日，或為三月）。而疾而服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節葬》）
第七，非樂；墨子的非樂論，上文已約略說過。墨子所謂“樂”，是廣義的“樂”。如《非樂》上所說：“樂”字包括“鍾鼓琴瑟竽笙之聲”，“刻鏤文章之色”，“芻豢煎炙之味”，“高台厚榭邃野之居”。可見墨子對於一切“美術”，如音樂、雕刻、建築、烹調等等，都說是“奢侈品”，都是該廢除的。這種觀念固是一種狹義功用主義的流弊，但我們須要知道墨子的宗教“以自苦為極”，因要“自苦”，故不得不反對一切美術。
第八，尚賢；那時的貴族政治還不曾完全消滅，雖然有些奇才傑士，從下等社會中跳上政治舞台，但是大多數的權勢終在一般貴族世卿手裏，就是儒家論政，也脫不了“貴貴”、“親親”的話頭。墨子主張兼愛，所以反對種種家族製度和貴族政治。他說：
今王公大人有一裳不能製也，必借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借良宰。……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麵目姣好，則使之。（《尚賢》中）
所以他講政治，要“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尚賢》中）
第九，尚同；墨子的宗教，以“天誌”為起點，以“尚同”為終局。天誌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誌。
尚同的“尚”字，不是“尚賢”的尚字。尚同的尚字，和“上下”的上字相通，是一個狀詞，不是動詞。“尚同”並不是推尚大同，乃是“取法乎上”的意思。墨子生在春秋時代之後，眼看諸國相征伐，不能統一。那王朝的周天子，是沒有統一天下的希望的了。那時“齊晉楚越四分中國”，墨子是主張非攻的人，更不願四國之中那一國用兵力統一中國，所以他想要用“天”來統一天下。他說：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正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劃分萬國，立諸侯國君。……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立之以為正長。
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孫說傍與訪通，是也。古音訪與傍同聲）。上同而不下比者，以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尚同》上）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這叫做“尚同”。要使鄉長“壹同鄉之義”；國君“壹同國主義”；天子“壹同天下之義”。但是這還不夠。為什麼呢？因為天子若成了至高無上的標準，又沒有限製，豈不成了專製政體。所以墨子說：
夫既上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災將猶未止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尚同》中）
所以我說“天誌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誌”。天誌尚同的宗旨，要使各種政治的組織之上，還有一個統一天下的“天”。所以我常說，墨教如果曾經做到歐洲中古的教會的地位，一定也會變成一種教會政體；墨家的“巨子”也會變成歐洲中古的“教王”（Pope）。
以上所說九項，乃是“墨教”的教條，在哲學史上本來沒有什麼重要。依哲學史的眼光看來，這九項都是墨學的枝葉，墨學的哲學的根本觀念，隻是前兩章所講的方法。墨子在哲學史上的重要，隻在於他的“應用主義”。他處處把人生行為上的應用，作為一切是非善惡的標準。兼愛、非攻、節用、非樂、節葬、非命，都不過是幾種特別的應用。他又知道天下能真知道“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不過是少數人，其餘的人，都隻顧眼前的小利，都隻“明小物而不明大物”。所以他主張一種“賢人政治”，要使人“上同而不下比”。他又恐怕這還不夠，他又是一個很有宗教根性的人，所以主張把“天意的誌”作為“天下之明法”，要使天下的人都“上同於天”。因此，哲學家的墨子便變成墨教的教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