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這一段說是非善惡隨時勢變化，說的最明白。如今的人，隻是不明此理，所以生在二十世紀，卻要去摹仿那四千年前的堯舜；更有些人，教育二十世紀的兒童，卻要他們去學做二三千年前的聖賢！
這個變化進化的道德觀念和是非觀念，有些和德國的海智爾相似。海智爾說人世的真偽是非，有一種一定的進化次序。先有人說“這是甲”，後有人說“這是非甲”，兩人於是爭論起來了。到了後來，有人說：“這個也不是甲，也不是非甲。這個是乙。”這乙便是甲與非甲的精華，便是集甲與非甲之大成。過了一個時代，又有人出來說：“這是非乙。”於是乙與非乙又爭論起來了。後來又有人采集乙與非乙的精華，說“這是丙”。海智爾以為思想的進化，都是如此。今用圖表示如下：
（1）這是“甲”。
（2）這是“非甲”。
（3）這是“乙”。
（4）這是“非乙”。
（5）這是“丙”。
（6）這是“非丙”。
（7）這是“丁”。
這就是莊子說的：“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以上所說，意在指點出莊子名學的一段真理。但是莊子自己把這學說推到極端，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為是非既由於偏見，我們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見不偏呢？他說：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齊物論》）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養生主》）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秋水》）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我們有限的知識，如何能斷定是非，倒不如安分守己聽其自然罷。所以說：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司馬彪雲：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故郭注雲：夫莛橫而楹縱），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複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齊物論》）
這種理想，都由把種種變化都看作天作的運行。所以說：“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既然都是天道，自然無論善惡好醜，都有一個天道的作用。不過我們知識不夠，不能處處都懂得是什麼作用罷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四句是說無論什麼都有存在的道理，既然如此，世上種種的區別，縱橫、善惡、美醜、分合、成毀……都是無用的區別了。既然一切區別都歸無用，又何必要改良呢？又何必要維新革命呢？莊子因為能“達觀”一切，所以不反對固有社會；所以要“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他說：“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即是庸言庸行之庸，是世俗所通行通用的。所以說：“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既為世俗所通用，自然與世俗相投相得。所以又說：“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因即是“仍舊貫”；即是依違混同，不肯出奇立異，正如上篇所引的話，“物之生也，若馳若驟，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萬物如此，是非善惡也是如此。何須人力去改革呢？所以說：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大宗師》）
這種極端“不譴是非”的達觀主義，即是極端的守舊主義。
二、莊子的人生哲學；上文我說莊子的名學的結果，便已侵入人生哲學的範圍了。莊子的人生哲學，隻是一個達觀主義。達觀本有多種區別，上文所說，乃是對於是非的達觀。莊子對於人生一切壽夭、生死、禍福，也一概達觀，一概歸到命定。這種達觀主義的根據，都在他的天道觀念。試看上章所引的話：
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因為他把一切變化都看作天道的運行；又把天道看的太神妙不可思議了，所以他覺得這區區的我那有作主的地位。他說：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那《大宗師》中說子輿有病，子祀問他：“女惡之乎？”子輿答道：
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物之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後來子來又有病了，子犁去看他，子來說：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是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又說子桑臨終時說道：
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這幾段把“命”寫得真是《大宗師》篇所說：“物之所不得遁。”既然不得遁逃，不如還是樂天安命。所以又說：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複之。是之謂不以心揖（一本作捐，一本作揖）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養生主篇》說庖丁解牛的秘訣隻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個字。莊子的人生哲學，也隻是這八個字。所以《養生主篇》說老聃死時，秦失道：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安時而處順”，即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都是樂天安命的意思。《人間世》篇又說蘧伯玉教人處世之道，說：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這種話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其實這種人生哲學的流弊，重的可以養成一種阿諛依違，苟且媚世的無恥小人；輕的也會造成一種不關社會痛癢，不問民生痛苦，樂天安命，聽其自然的廢物。
三、結論；莊子的哲學，總而言之，隻是一個出世主義。因為他雖然與世人往來，卻不問世上的是非、善惡、得失、禍福、生死、喜怒、貧富……一切隻是達觀，一切隻要“正而待之”，隻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雖在人世，卻和不在人世一樣，眼光見地處處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這便是出世主義。因為他要人超出“形骸之外”，故《人間世》和《德充符》兩篇所說的那些支離疏、兀者王駘、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無趾、哀駘它、 跂支離無脤、甕鴦大癭；或是天生，或由人刑，都是極其醜惡殘廢的人，卻都能自己不覺得殘醜，別人也都不覺得他們的殘醜，都和他們往來，愛敬他們。這便是能超出“形骸之外”。《德充符》篇說：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地。
這是莊子哲學的綱領。他隻要人能於是非、得失、善惡、好醜、貧富、貴賤……種種不同之中，尋出一個同的道理。惠施說過“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隻是要人懂得這個道理，故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莊子的名學和人生哲學，都隻是要人知道“萬物皆一”四個大字。他的“不譴是非”、“外死生”、“無始終”、“無成與毀”……都隻是說“萬物皆一”。《齊物論》說：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我曾用一個比喻來說莊子的哲學道：譬如我說我比你高半寸，你說你比我高半寸。你我爭論不休，莊子走過來排解道：“你們二位不用爭了罷，我剛才在那愛拂兒塔上（Eiffel Towe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為世界第一高塔）看下來，覺得你們二位的高低實在沒有什麼區別，何必多爭，不如算作一樣高低罷。”他說的“辯也者，有不見也”隻是這個道理。莊子這種學說，初聽了似乎極有道理，卻不知世界上學識的進步隻是爭這半寸的同異；世界上社會的維新、政治的革命，也隻是爭這半寸的同異。若依莊子的話，把一切是非同異的區別都看破了，說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堯未必是，舜未必非：這種思想、見地固是“高超”，其實可使社會國家世界的製度習慣思想永遠沒有進步，永遠沒有革新改良的希望。莊子是知道進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進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為人力全無助進的效能，因此他雖說天道進化，卻實在是守舊黨的祖師。他的學說實在是社會進步和學術進步的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