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論正心，與《中庸》大略相同。《大學》說：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中庸》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大學》說的“正”，就是《中庸》說的“中”。但《中庸》的“和”卻是進了一層說了。若如《大學》所說，心要無忿懥、無恐懼、無好樂、無憂患，豈不成了木石了。所以《中庸》隻要喜怒哀樂發的“中節”，便算是和。喜怒哀樂本是人情，不能沒有。隻是平常的人往往太過了，或是太缺乏了，便不是了。所以《中庸》說：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明行兩字，今本皆倒置。今據北宋人引經文改正）
《中庸》的人生哲學隻是要人喜怒哀樂皆無過無不及。譬如飲食，隻是要學那“知味”的人適可而止，不當吃壞肚子，也不當打餓肚子。
第二章?孟子
一、孟子考；孟軻，鄒人，曾受業於子思的門人。孟子的生死年歲，頗不易考定。據明人所纂《孟子譜》，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死於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年八十四。呂元善《聖門誌》所紀年與《孟子譜》同。此等書是否有根據，今不可知。但所說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頗近理（臧庸作《孟子年表》以己意移前四年，似可不必）。近人考證孟子見梁惠王時當為惠王後元十五年左右。《史記》說在惠王三十五年，是不可信的。若孟子生在烈王四年（西曆前372），則見惠王時年已五十餘，故惠王稱他為“叟”。至於他死的年，便不易定了。《孟子譜》所說，也還有理。若《孟子》書是他自己作的，則書中既稱魯平公的諡法，孟子定死在魯平公之後。平公死在赧王十九年（《通鑒》作十八年），《孟子譜》說孟子死在赧王二十六年（西曆前289），似乎相差不遠。但恐《孟子》這書未必是他自己作的。
二、論性；孟子同時有幾種論性的學說。《告子篇》說：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孟子總答這三條說道：
乃若其情（翟灝《孟子考異》引《四書辨疑》雲：“下文二才字與此情字上下相應，情乃才字之誤。”適按：孟子用情字與才字同意。《告子篇》“牛山之木”一章中雲：“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嚐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又雲：“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嚐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可以為證），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這一段可算得孟子說性善的總論。《滕文公》篇說：“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可見性善論在孟子哲學中可算得中心問題。如今且仔細把他說性善的理論分條陳說如下：
（1）人的本質同是善的；上文引《孟子》一段中的“才”便是材料的材。孟子叫做“性”的，隻是人本來的質料，所以孟子書中“性”字、“才”字、“情”字可以互相通用（參看上節情字下的按語。漢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又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情亦性也。”可供參證）。孟子的大旨隻是說這天生的本質，含有善的“可能性”（可能性說見八篇末章）。如今先看這本質所含是那幾項善的可能性。
（甲）人同具官能；第一項便是天生的官能。孟子以為無論何人的官能，都有根本相同的可能性。他說：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告子》）
（乙）人同具“善端”；董仲舒說（引書同上）：“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這話說孟子的大旨很切當。孟子說人性本有種種“善端”，有觸即發，不待教育。他說：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醜》。參看上文所引《告子》篇語。那段中，辭讓之心作恭敬之心，餘皆同）
（丙）人同具良知良能；孟子的知識論全是“生知”（Knowledge a priori）一派。所以他說四端都是“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四端之中，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和恭敬之心，都近於感情的方麵。至於是非之心，便近於知識的方麵了。孟子自己卻不曾有這種分別。他似乎把四端包在“良知良能”之中；而“良知良能”卻不止這四端。他說：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盡心》）
良字有善義。孟子既然把一切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都認為“良”，所以他說：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離婁》）
以上所說三種（官能、善端及一切良知良能），都包含在孟子叫做“性”的裏麵。孟子以為這三種都有善的可能性，所以說性是善的。
（2）人的不善，都由於“不能盡其才”；人性既然是善的，一切不善的，自然都不是性的本質。孟子以為人性雖有種種善的可能性，但是人多不能使這些可能性充分發達。正如《中庸》所說：“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天下人有幾個這樣“至誠”的聖人？因此便有許多人漸漸的把本來的善性湮沒了，漸漸的變成惡人。並非性有善惡，隻是因為人不能充分發達本來的善性，以致如此。所以他說：
若夫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推原人所以“不能盡其才”的緣故，約有三種：
（甲）由於外力的影響；孟子說：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告子》）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同上）
這種議論，認定外界境遇對於個人的影響，和當時的生物進化論（見第九篇）頗相符合。
（乙）由於自暴自棄；外界的勢力，還有時可以無害於本性。即舉舜的一生為例：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盡心》）
但是人若自己暴棄自己的可能性，不肯向善，那就不可救了。所以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