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民族戰爭的狀況。在冷戰結束初期，民族、種族間的戰爭確有膨脹趨勢，並被許多國際問題專家和一些國家領導人看成是後冷戰時期影響國際局勢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國學者特德·羅伯特·格爾認為：“90年代初民族戰爭的爆發是從50年代開始的長期大趨勢發展的高潮，這種趨勢在冷戰結束後不久達到頂點。”“從1985年以來的所有新的抗議和反叛活動有2/3是在1989年到1993年開始的”。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情況發生了變化。“在整個90年代，采用暴力手段的民族群體的數目稍稍下降。到了90年代末，民族群體采取的最常見的戰略不是武裝衝突，而是一般的政治鬥爭。從1993年到2000年初，自決戰爭的數目減少了一半。在90年代，16場分離主義戰爭通過談判和平協議得到解決，另有10場通過停火和持續的談判得到控製。”格爾最後認為，這些情況表明民族和解的趨勢加強，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關係的新體係正在形成。民族戰爭的減少與民族和解趨勢的加強，無疑是“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進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現。
三、努力尋求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的彙合點
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時要超越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就應當正確認識兩種製度國家間的關係定位，尋求共同利益的彙合點。中國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美國則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如何認識兩國的關係定位和共同利益，對認識兩種製度國家之間的關係具有指導意義。
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發展得不如此前平穩，齟齬與磨擦明顯增多。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對華戰略的變化。美國從意識形態和地緣戰略出發，將中國看成是最大的競爭對手和潛在的敵人。“中國威脅”、“遏製中國”的論調在美國經久不衰，並且體現在對華政策中；尤其是美日同盟的加強，明顯地有針對中國的戰略動機。基於此，有些憂國憂民者驚呼，中國與美日絕不是夥伴，而是敵手，雙方必有一戰，中國應當未雨綢繆，早做準備。其實，這種認識帶有一定的片麵性，沒有看到當今世界大趨勢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和製約。當今世界有幾大趨勢，將有力地製約、影響21世紀至少是前半葉的國際政治和大國關係，當然包括中美關係。
首先是“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和平已成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業和崇高願望，任何國家的政府在製定對外政策時，都必須考慮本國和世界人民的這一願望。在和平這個大潮流下，像20世紀以前的那種殖民戰爭和20世紀中葉德、日、意法西斯發動的強占他國領土的侵略戰爭已經沒有發生的基礎和條件。這正是當今世界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能和平共處於一個地球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在越南、蘇聯在阿富汗的失敗很說明問題。並不是美、蘇的實力不夠強大，而是它們的侵略行為違反了本國和世界人民的意誌。當今的美國再強大、霸道，也不敢強占別國領土，至多隻能是對那些所謂死硬的“無賴國家”進行某種形式的打擊，破壞其軍事、經濟設施，削弱其力量，僅此而已。而且這種打擊也僅僅是針對一些能被它抓住“把柄”的小國，對像中國這樣既在國際上有很高的威望又具有相當軍事實力特別是擁有核武器的大國，它絕不敢輕舉妄動。
在發展這個大潮流下，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將發展本國經濟作為頭等大事，美國也不例外。冷戰後，盡管美國處於“一超獨霸”的地位，而且經濟形勢又非常好，但是它也不敢在發展經濟上有所怠慢。美國曆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都將“擴展美國經濟”作為首要目標。為此，美國就必須重視中國這個新興的大市場，絕不會為了意識形態等方麵的利益而將之拱手讓給它的經濟競爭對手——歐盟和日本。這正是10年來在中美之間的政治關係齟齬不斷的情況下，經濟關係卻越來越密切的原因所在。存在強大反華勢力的美國國會最終能夠通過關於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的議案，非常能說明問題。這表明在美國決策層的心目中，經濟利益遠遠高於意識形態及其他方麵的利益。此外，世界各國尤其是美、歐、日之間日益激烈的發展競爭還削弱了美國反華勢力發動意識形態冷戰的基礎，遏製中國的政策就一直沒有得到歐盟國家的響應，而沒有歐盟的響應，對華冷戰是搞不起來的。